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二编 托马斯·莫尔



第一章 为莫尔写传记的人们


1.罗培尔
2.斯塔普略顿
3.克雷沙克雷·莫尔和其他的人
4.伊拉斯谟


1.威廉·罗培尔


  凡想给近代这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作传记的人,委实不能诉说文献不足。许多前辈的著述,足可以提供参考。但是他立刻会发现,凡是给莫尔写的传记都带着一种供香气味,有时甚至十分浓郁:不过这种香味却不是感恩戴德的后人对于那些通过其真知灼见促进人类发展的先哲们所焚燃的那种供香气味,而是天主教会在其圣哲面前使用的旨在迷醉信徒的那种供香气味。
  莫尔对于在他眼前进展着的教皇神圣论和新教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斗争,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他是拥护教皇神圣论的,并因此殉道了。天主教自从宗教改革以来极其缺乏伟大思想家,它当然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人文主义者。莫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殉教者,是一位圣哲,虽然在不久以前还只得到半官方的承认。自从1886年以后,才经正式宣布,列入圣籍。但是自从他殉教以后,虔诚信徒都已把他奉为圣哲,加以崇祀,这对于他,至少对于他的传记,是大为不利的。
  莫尔是在1535年逝世的。他的第一部传记大约是在二十年以后(在1577年左右),由他的女婿威廉·罗培尔(William Roper)编著的。罗培尔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这部传记是为莫尔剖白辩冤的一部著作,写作时期正当亨利八世的女儿“血腥玛丽”(“blutigen Mary”)统治期间,那时天主教对由这个君主所助长的教会分裂运动正发生着激烈的反应。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就难以期望传记家公平无私。但是根据我们的判断,罗培尔至少在下列范围内保持了公正无私:就是当时情势很容易迫使他奉莫尔为圣哲,而他居然不为这种趋势所动。他的为人质朴无华,冷静严肃,所述确实完全是事实,毫无道听途说,而且他也具有能够提供真实不妄的记述的条件。他本人在他所写传记的叙言中,就曾提到这一层:“我威廉·罗培尔,为莫尔女婿,是其长女[1]的丈夫,世人对莫尔的为人及其事迹,都不如我知道得清楚,因为我在他家一直住了十六年,从未离开过。”
  关于莫尔的生平,要以罗培尔的书最为重要,是最可靠的史料来源。但是正是使罗培尔成为可靠来源的那些特性,使我们只能汲取到有关莫尔的有限的认识。他的干燥乏味固然防止他流于极度兴奋迷惘出神的地步,而不至把其主人翁描写成一个超人的人物;但是这些特性也同样使他只囿于一曲之地,而不能理解莫尔的重要性,并且也没有指出可以说明这种重要性的一些事实。罗培尔的记载的绝大部分应当认为是正确无误的,至少我们没有发现重大的错误。但是在年代方面,他和所有给莫尔作传记的人们一样,难免十差九错。有关莫尔的种种事迹,写得杂乱无章,没有注明时期;他竟然也没有向我们道出莫尔的生年。他所叙述的事迹虽然大部分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他却并没有一五一十都讲出来。我们如果只有罗培尔所作的传记能可资依据,那末,我们举例说吧,就连莫尔曾写过《乌托邦》一事,也不可能知道。关于莫尔的讼案,罗培尔却娓娓不倦地津津乐道。

2.斯塔普略顿


  以后着手给莫尔写传的人,是坎特伯雷副主教尼古拉·哈尔普斯菲尔德(Nicholas Harpsfield),他也是在“血腥玛丽”统治时期继罗培尔之后从事写作的。他的著作不曾出版。曾向一个耶稣会士借到这部传记副本的卜雷德该特(Bridgett)曾经透露说:哈尔普斯菲尔德所不同于罗培尔的,只是他除去罗培尔的著作以外还利用过莫尔本人的著作,我们从他这一方面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新材料。
  继这个副主教之后,还有西班牙的一个圣多米尼克斯教团的(Dominikaner)修道士,鲁多维加·朴骚 (Ludovicus Pacäus),他是在1560至1570年间从事写作的,但是他的作品尚未完成,他就逝世了。我们倒并不因此有多大损失。因为那时的一个西班牙圣多米尼克斯教团的修士对这位英国人文主义者能知道什么呢!除了畅论虔诚外,难说还会有什么内容。
  这两个教士的写作,都成了一系列天主教教士群起颂扬圣托马斯·莫尔的殉教事迹的先导者了。其中最为杰出,而写作最早的(除了上述两人),是托马斯·斯塔普略顿(Thomas Stapleton)。他在1535年,生于苏塞克斯郡(Sussex),正是莫尔死的那一年和那一月。他是一个天主教士,在“血腥玛丽”时代授予齐彻斯特(Chichester)的牧师之职,到了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由于英国开始对天主教进行迫害,逃出英国,在杜埃(Douai)担任神学教授,1588年死在那里。同年在杜埃出版了他给三位托马斯所写的传记,那三位托马斯就是圣徒托马斯,圣托马斯·伯凯特(Thomas Becket)和托马斯·莫尔[2]。托马斯·莫尔的传记(名为vita et illustre martyrium Thomae Mori〔托马斯·莫尔的生平及其不朽的殉道记〕),占了这部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这部传记的写作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更高的尊荣,并诱启读者”。事实上,这部书是一部布道作品,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就其性质而论,倒很像一部福音书。因此,斯塔普略顿也如福音书作者和其前辈罗培尔一样,对样样事情,干脆不注明年月日期。他用不知究竟的一些字样,如“那时”,“于是”,“后来”等,来代替年月日期。但是,就是注明日期,如果不是说明一种历史的发展,而是一大堆轶闻、传言和神迹的杂凑,又有什么用处呢(何况其中一部分简直与莫尔无关,而是涉及其他“虔诚之人”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清楚地追溯传说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罗培尔也已经写了他的奇迹史。但是详加审视,这些奇迹史便失掉其神异性质,而显得非常平凡乏味了。我们可以安然相信所报道的这些事迹是些个确有的实事。
  例如,他给我们讲了下面这个故事(第XVIII,XIX页):天主因为莫尔居仁由义,恪敬神明,所以显示昭彰神迹加惠莫尔。罗培尔的妻子,玛加丽特,得了英国的发汗症,病情甚重。医生们认为她的病症已属绝望,无药可救。于是莫尔便到他的家庭礼拜堂,向全能天主至诚祈祷。请看,天主接受了这个祈祷,使他顿然想到,灌肠可能治疗她的病症。莫尔立刻把这种灵感告知医生,医生们都承认,如果能起死回生的话,恐怕只有用这个方法,并且惊讶,他们为什么先没有想到这一点。这个疗法一经施行,于是玛加丽特病体复原了。
  这一类简单神迹还不能满足这位神学教授先生。他根据仆役的闲聊和类似的来源,搜集了为数可观的神奇事迹、先机预兆、灵验梦境等,这些都是从罗培尔写了他的传记之后,人们为了追思莫尔所附会上去的。斯塔普略顿采用的既然是这些史料,所以这些传记就成为非常浅薄无聊、荒谬绝伦的了。对作者来说,其有利之点就是人们还不认为他是捏造这些史料的人。为了对十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表示敬意起见,我们至少应该认为,他原该把这些故事编造得更巧妙一点。
  举例说罢,试看下面这个所谓“神迹”荒谬到什么地步:在莫尔逝世以后,玛加丽特把她的私蓄全部都倾囊施给了贫民,以便他们为其先父的亡灵作祈祷。当她想埋葬亡父尸体时,她自然再无余钱购买棺罩。该怎么办呢?真是良谋值千金。她家的一个女佣——哈雷斯(Harris)的老婆——终于拿定主意要到附近一个布商处,试探一下口气,肯不肯赊给几丈布。真是喜出望外!当她达到布商处时,她的荷包里竟突然有了刚够买布的钱,而且一文不多,一文不少!斯塔普略顿叙述的这个现款神迹,是从玛加丽特的女婢道罗提阿·科莱(Dorothea Coolly)得来的。至于说,罗培尔对这件事根本没有提过只言片语,斯塔普略顿并不因此而感到羞涩。
  虽然如此,除了罗培尔以外,斯塔普略顿仍然是莫尔传记取材的重要来源。斯塔普略顿把莫尔的文学活动详加描写,因而补充了罗培尔的不足,他所作的传记特别有用之处是在于他勤勤恳恳地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从莫尔的和其当代人的通信中搜集的),这些材料本身是有价值的,纵然我们根本不赞同作者的观点。

3.克雷沙克雷·莫尔和其他的人


  除了罗培尔和斯塔普略顿以外,人们往往还提到莫尔传记的第三个重要的史料作者,那就是与莫尔同名的、他的曾孙托马斯·莫尔,他是一个天主教教士,1625年死在罗马,在他的遗物中曾发现有一个手抄本,即他曾祖的传记,这部传记在1627年出版于伦敦。这部书畅销一时,不久即成为难得之物,所以在1726年,一个无名氏再度把它出版,书名为《国王亨利八世时代英国大法官及特命驻法国和德国大使托马斯·莫尔勋爵传。著者为其曾孙,托马斯·莫尔先生》。伦敦,1726年。XXXI,正文336页。这个版本因为有出版者的注释,所以很有用处。这位出版人看来比著者的见解深刻、态度严谨、头脑清楚。一部德文译本在1741年出版于莱比锡,标题为:《托马斯·莫尔爵士传等等。是由曾出版科略特(Coleti)和伊拉斯谟(Erasmi)传记的出版者译成德文的,并附有莱比锡大学教授基利斯提安·戈特利卜·约谢尔博士(Dr. Christian Gottlieb Jöcher)写的一篇序文。》最新的版本由约瑟·亨特(Jos. Hunter)出版:《托马斯·莫尔爵士传。著者为其曾孙,克雷沙克雷·莫尔,附有传记性的序言,注解和其他解说。》伦敦,1828年。LXIV,正文367页。在序言中,亨特附带作了一个正确至当的短评,说每当英国天主教徒相信自己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总有莫尔的传记出版:在“血腥玛丽”时代有罗培尔所作的传记,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威胁英国时(1588年)有斯塔普略顿所写的传记,在查理一世(Karl Ⅰ)之下出现了克雷沙克雷所作的传记,此后不久,查理一世就娶了天主教的一个公主,法国的亨利耶特·玛利亚 (Henriette Marie)(第LXII页)。在这一篇序言中,亨特又详细说明,他从著者在这部传记中自述的事实看来,确信托马斯不可能是这部传记的作者,而这部传记是出自他的幼弟克雷沙克雷·莫尔的手笔。有关的几段叙述完全与克雷沙克雷的情况相符合。我们因此应当把克雷沙克雷认为是这本传记的作者。不过这个问题关系不大。克雷沙克雷和托马斯一样,也是一个狂信的天主教徒。
  最后提到的传记也是最广为引用的一部传记,事实上,人们似乎应当认为这是最完善的,因为作者除听到与他曾经有过私人交往的人们的口述之外,还引证了家庭档案,并且此外他还可以取材于将近整整一世纪的历史研究的成果。他本来能够把家庭成员的详尽的事实知识和站在较高观点纵观事迹的历史学家的远大眼光结合在一起。结果,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克雷沙克雷·莫尔在导论中说,他所以写作此书,正与斯塔普略顿一样,是为了启迪自己和他人,他所注重的不是研求其理,而是为了要动人心;单是为了这个目的,似乎他就无需劳精疲神地去刻苦钻求了。全部书都是厚颜无耻地在抄袭斯塔普略顿和罗培尔的著作。一次他抄这段,下次又抄那段,即便抄写,他也不曾谨严从事,而是东拼西凑,并且有几次竟然大错特错;关于这一层,1726年的出版者已加以证实,他并且煞费苦心,将克雷沙克雷·莫尔的个别段落与斯塔普略顿和罗培尔书中的相应的段落作了一番对照互勘工作。
  克雷沙克雷·莫尔的独创的造诣只限于几个故事,那些故事是在斯塔普略顿的著作出版以后流行于天主教信口雌黄神话的圈子中的,因而没有列入那位神学教授的作品中。这些故事比斯塔普略顿所讲的故事恐怕还要愚蠢一些。
  单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兄弟两个坐在桌子两旁,桌上放着莫尔的一个牙齿,两人都一心想得到这个无价的圣徒遗骸。这位升了天的殉道者用简单不过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这两个兄弟大为惊惧之下,看到那个牙齿竟会立刻分开,桌上摆着的已是两个牙齿了(该书第304页)。可惜,一分为二的这块骨头,在人身上原并不只有一块,如果是下颚的话,一个长着两个下颚的圣徒的奇迹比长着三十三个牙齿的总要伟大得多吧!
  克雷沙克雷·莫尔的著作,毫无价值;可是它们然是关于托马斯·莫尔生平的一部最常被人引用的史料;它把罗培尔和斯塔普略顿所写的传记能作了一个简便的提要,而且比后者的著作更显得是真正依据祈祷书的体裁写成的。
  此后大多数天主教人士所写的莫尔传记,据我们所知,只是把克雷沙克雷·莫尔的书加以多少拙劣的引证诠释而已。料想读者不至于要求我们把十七世纪以来所出版的关于莫尔的全部天主教文献都加以悉心研究。这样研究一番,对于认识我们这位社会主义者不会有任何好处,上面我们随便举出的那些例证已经绰然有余了。
  新教徒方面的文献也拿不出任何重要的莫尔传记来。开莱(Arthur Cayley)的著作,单从传记方面看来,也并不是一部出类拔萃的名著。其价值乃在于把莫尔的最优秀的文学创作,宣扬于广大群众[3]
  除了上述关于莫尔的三个史料来源以外,还有四部传记值得一提:即天主教徒鲁德哈卜雷德该特、新教徒塞邦(Seebohm)和胡顿(Hutton)。鲁德哈[4]和塞邦[5]都还虔诚,使人可以窥见他们的特殊的教会宗派观点,但是两人都远远超出了教会宗派的限制,而不使自己的眼光受其蒙蔽。
  鲁德哈是德国南部的一位学者,似乎从来没有到过英国,但是他在戈根廷发现了关于莫尔的丰富资料,并善于取舍。他企图把莫尔各方面的活动都加以陈述,并依据同时代的其他材料,对莫尔的传记或加以证实,或加以补充,或加以改正。但是莫尔的重要作用,他似乎还不能理解。他的观点偏狭。但是这部书是一部体裁谨严,用力甚勤,实事求是的著作,不愧是十九世前半叶德国学者的著作,那时候,德国的科学还不曾因为风靡一时的争名夺利而陷于零落地步。有许多有价值的暗示是我们由鲁德哈的著作中得到的。
  塞邦是从人们一向还很少研究的一个方面来观察莫尔的:即研究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莫尔和当时在英国活动的其他两位人文主义者科略特伊拉斯谟·冯·鹿特丹(Erasmus Rotterdam)共同工作的情形。他的陈述只写到科莱死的时候,即1519年。事实上,英国的人文主义从此也就结束了。以后,接着就是宗教改革。这部书中也没有再也没有提到莫尔为什么竭尽全力来为天主教事业进行辩护的这个问题。《乌托邦》一书虽然也曾被塞邦思考所及,可是他像鲁德哈或一向为莫尔作传的任何人一样,对这部书不知如何着手。在鲁德哈看来,《乌托邦》系二部游戏之作。至于塞邦,他虽重视此书,但是他却把重点置于书中所陈示的基督教哲学,而用极其平凡乏味的新教口吻加以复述。至于书中的共产主义性质,他竟然熟视无睹,或许是故意忽视,因为他对这个性质还是莫名其妙的。
  最后,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本书初版以后出版的那些有关莫尔的最新的传记[6]。传记的作者是两位教士,其中一位是T.E.卜雷德该特,是神圣教主协会(Kongregation des heiligsten Erlösers)的会员,他著这部书是为了赞美1886年被尊为圣的天主教殉教者的。他在写作时利用了近代科学的全部材料,尤其是有关年代学方面的全部材料(并且摒弃了鄙俚粗俗、荒谬无稽之谈。但是他还谈不到从历史方面来理解莫尔。由于勉强突出莫尔的思想、尤其是其晚年思想所采取的天主教的形式,所以本书的读者也和罗培尔著作的读者一样,将永远不能体会到莫尔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精神巨人。他的全部作用都已被削足适履地塞在范围狭窄的天主教正教信仰之内。
  我们倒不必因此认为作者欺诈不实。如果是一个骗子,所铺陈的要比他多得多。
  最后,胡顿和卜雷该特一样,也是本着神学的倾向给莫尔写传记的。胡顿是牛津大学神学家,又是埃里(Ely)大主教的家庭牧师,他的著作第一版出版于1895年,第二版出版于以后几年[7]。他想证明,莫尔的神学与英国国教十分吻合。例如该书第282页这样说道:
  “罗马神学家自然也有权利把他(指莫尔)尊奉为自己的殉教者,这是无需乎与他们争辩的;但是不论在神学上如何正当地推祟他,都不能否认,他属于历史上一脉相传的英国教会,对于他的宗教著作和其生平事迹加以深刻钻研,就会明了,莫尔是直到今天英国所仍应当引以自豪的一个圣徒。”(又参见第201页)
  天主教和新教牧师们对于他们的帕特罗克鲁斯[8]莫尔的尸体所进行的这场争夺战,没有多大新的结果。不过在胡顿的书中,神学的倾向并不过分强调,这部书对于莫尔的发展过程作了一个非常浅易可读而细心谨慎的陈述,甚至对于《乌托邦》著者的社会主义也有某种兴趣。

4.伊拉斯谟·冯·鹿特丹


  由于这些传记家所以对于想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者莫尔的那些人们说来,就有一件是特别显得重要而可以欢迎的事情,那就是可以使我们认识莫尔的其面目的那些史料是妥善保存下来了:他本人的著作和他的大部分书简
  他的零星著作的原始版本已经十分罕见了;但是他的著作全集,尤其他的拉丁文著作全集版本,在德国各图书馆还可以见到。莫尔的英文著作是在1557年奉女王玛丽(Mary)之命在伦敦出版的[9]
  他的拉丁文著作全集有三个版本:第一部1563年出版于巴塞(Basel),第二部1566出版于勒文(Löwen),第三部1689年出版于法兰克福和莱比锡。这个版本据开莱说(见其传记第274页)是最好的。因此,我们就以这个版本为依据[10]
  莫尔所写的若干篇论文、诗篇已在本世纪之初由A.开莱在其上述《托马斯爵士回忆录》中出版了。关于莫尔著作(译成新英文的),尚有一部类似的集子(一部分只采录信件和提要),是由天主教教徒的瑟·瓦尔特(N.Jos.Walter)在美国出版的[11]
  在近来,除了《乌托邦》以外(关于此书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只出版了莫尔论理查三世的信件和他论皮科·冯·米兰多拉(Pico von Mirandula)的著作[12]
  除了莫尔自己的著作以外,他的朋友给他的信和有关他的信,也是评论莫尔的最重要的史料。在这些信件中,有一封至关重要,它不但因为所谈的人的人品,并且也因为写信人和收信人的人品,都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这封信是在1519年由伊拉斯谟·冯·鹿特丹致乌尔里希·冯·胡顿的。信中载有与莫尔共同居住多年的一位至友关于莫尔的一篇直至写信时为止的郑重其事的生平事略。谁还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莫尔呢?对于想深入理解莫尔,除了这一封信以外,我们知道没有更好的导论了。据我们所知,这封信的德文译本还没有发表,所以我们乐意把原信全文译述出来(当时人文主义者的书信的体裁一般浮夸铺装,长篇客套,空洞无物,凡此等处,一概删节)。原信系用拉丁文写的,照当时通例,信中也不时散见希腊文的片言只语[13]
  原信如下:
  “托马斯·莫尔[14]的著作诚如如来书所言,是那样学识渊博,妙趣横生,使阁下敬爱不置,甚至五体投地。与阁下抱有同感者大有人在。阁下与莫尔可谓互钦互敬,因莫尔对阁下著作,也深表赞同,足使鄙人艳羡不已。……阁下敦促我将莫尔的为人细加叙述,但愿我能胜此重任,以副阁下鞭策高谊。因为时时沉思自己的至友对我来说也是一快事。但是,认识莫尔造诣,并非人人可以办得到的,同时,我并不深知,他是否愿意有艺术家给他画像。事实上我认为给莫尔写照,并不比给亚历山大王(Alexander der Große)或阿基里斯画像较为容易,因为那二位英雄人物若与莫尔相比,亦并不能专美于前独垂不朽。这样一幅画像需要阿裴(Apelles)一流的名手,而我自惴,恐怕只能类似福勒维亚(Fulvius)或鲁土巴(Rutuba),而无法追模阿裴里。但因我与他多年朝夕相处深悉其为人,就观察及记忆所及,草陈梗概,当竭尽所能,试对其整个为人作素描写照。……先从阁下所知最少的一点谈起:莫尔的身材并不魁梧,但也不特别瘦小,其四肢匀称,无瑕可指。其容颜细皙而不苍白,晕红而不泛紫。其发色近乎黑中带褐或者不如说褐中带黑(sufflavo nigrore)。髭须稀疏,眼作碧灰色,并带有几个班点;人生此眼,一般认为是天赋特厚的表现,在英国甚至视为是美的,而在我国,则祟尚黑色。此种眼睛视力最强,瑕疵最少。
  他的外貌很符合他的性格,极其亲切和蔼,爽朗愉快,并时露笑容,坦白地说;他的仪表经常都是笑容可掬的,而不是威严凛凛的,虽然绝不流于滑稽。其右肩似较左肩略高,在步行时尤其显著。这并不是天然生成的姿态,而是积习使然,这也是一般人常有的习惯,不足为奇。就其躯体的其他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令人感觉不快的特点,唯其双手较之全身似乎显得粗糙些。
  他从儿童时起就不修边幅,即便是奥维德(Ovid)所谓唯有男人加意修饰的方面,他一向也不加注意。现在虽青春已过,但就其容颜来说,犹可追想他在青年时代的韶秀之姿。当我和他初相识时,他才二十三岁;不过观在他才四十出头。他的身体虽然健全,而仍不够强壮。但是凡一个可敬的公民所应尽的责任,在他这种健康情况之下他都能胜任自如,他从不生病或很少生病。我们可以期待他安享晚年,因为他的父现仍健在,虽年届古稀,而仍矍铄如恒。
  他对于食品甚少挑剔,这种习性也是我毕生所仅见的。直至青年时期,他都饮白水,这也是得自他父亲的习惯。但是和朋友宴游时,为求不使人扫兴,他每用锡杯(Stanneo poculo)饮像水一样淡的啤酒,甚或开水,借以瞒过座上客。当时英国人饮酒风俗,是以一杯酒传递巡饮,他在这种场合下也微啜一滴,以免露出不屑与共之意,以习惯于风习。论其饮食,则他喜食牛肉、腌鱼、粗糙而彻底发酵的面包,而不甚喜食一般人所谓珍馐美味。但对于身体有益无害之物,仍尽情享用。常喜食乳制布丁和水果;对他来说鸡蛋简直是珍馐。
  他的声音既不宏亮,亦不柔弱,语音清晰,并不清脆悦耳。他没有唱歌天才,虽然他对各种音乐都很爱好。听其谈吐,字清句晰,条理分明,既不躁切急迫,也不嗫嚅难吐。他的衣着朴素,若非职位制定,从不穿着丝绸、紫衣或佩戴金链。对于世人所视为知礼识节的表现的那一套繁文褥节,他异常忽视;不论在隆重集会,或社交场合,他既不以此要求于人,本人亦不严格奉行。他并非不娴熟礼仪,但以为若将时间虚掷于细枝末节,未免过于女子气,不合大丈夫身份。他早年就远避宫廷,不和王公大人们交往,因为他特别憎恨专制,而一心酷爱平等。他认为任何宫廷,纵极肃穆雍容,亦不免喧嚣排挤、浮夸铺张,并且总要带着一些专制气氛。他被罗致到亨利八世的宫廷中,却亦大费周折;虽然没有比这位君主更为礼遇更为谦逊的。
  莫尔天生喜爱自由清闲;他虽乐于清闲自在,而当一旦事务需要时,却没有人比他更热心。他似乎是生来热心于交友的,并且是对友谊最忠实最持久的祟拜者。他并不害怕黑息阿德(Hesiod)所厌恶的那种宾朋杂沓(πολυφ℩λιαυ)的情况。他对凡愿与之缔交者,无不殷勤相迎,对于选择交游方面,也不过于求全责备,并能曲意周全,维系旧交.倘与一人结识,而其缺点已无法改移,莫尔亦仅托故疏远,使交谊淡漠,而不使之决裂。一遇意气相投之知心友人,则他认为与之促膝谈心,乃天壤间至乐之事。对于当时庸俗的上层人士(velgus Procerum)所用以消遣岁月的击球、掷骰、玩牌等游戏,他深为厌恶。他对于本身利益是漫不经心的,而对朋友的利益,却尽心维护。我还能说什么呢?世人如欲寻觅一情深意厚之友谊良模,那唯有莫尔足以当之无愧。他在社交方面活泼可爱,和易近人,虽暴躁之徒亦可使之转瞋为喜,虽极令人焦虑之事,亦可使之焕然冰释。从几时起,他就喜爱戏谑,一似天生专好打趣,但其诙谐绝不流于庸俗或刻毒伤人的地步。在青年时期,他曾写有短篇趣剧,并亲身加以扮演。他酷爱充满机智的谐语,虽颠倒事实,对彼嘲弄,他亦绝不介意。这就使他在青年时,就以写作短讽诗自娱,并喜读基鲁安(Lucian)的著作。正是他诱发我写《愚痴颂》(《Lob der Narrheit》)(讽刺诗)的,实际上无异于是在使骆驼跳舞.举凡世间发生之事,纵系极其严肃者,他都能找到乐趣。当他与聪颖博学之人相周旋时,便欣赏其才情横逸,在与愚蠢无知之人相盘桓时,则对其愚憨也感到有趣。甚至对于小丑,他亦决不激怒,而能随机应变,善解人意。对于一般妇女,甚至对于自己妻子,他的言谈就只是幽默和戏谑。阁下很可能认为他是当今的德谟克里特(Demokrit) 或毕达戈拉斯派的(pythagoräischen)哲学家,整天逍遥自在,在市场散步,观看买卖的热闹情况,以资消遣。不受舆论影响者,莫过于他,同时,在执着于理智方面,亦莫过于他了。
  他有一项娱乐,就是观察各种动物形态肢体,精神活动和情绪触发。几乎任何鸟类,他都在宅邸饲养,每见稀有兽类,凡可以购得者,必设法罗致。如猴、狐、雪貂、鼬鼠之类。每遇外国运来之珍禽异兽,他必立即前往,出价购买。整个寓所充斥着禽兽,来客随到一处,必有一物令人注视;他每见别人对此感到有趣好玩,本人亦必一再引以为乐[15]
  当他少年英俊时,也决不是一个不解风情的人,但遵守礼仪不致遭物议;如有盛意相接,势必欲得之少女,他也乐于过从;并且是以情意相投而相慕,而非肉体上的享乐[16]
  他自幼即研读古典文学,在青年时,又研究希腊文学和哲学,因此而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旨。他父亲为富有令德、通达事理的人,但他是个英国法学家,见莫尔不欲承袭他的旧业,就断绝了他的全部接济,几至与莫尔脱离父子关系。此种职业虽然与真正学问毫不相涉,但在英国精通法学的人,都能致身显达、名噪一时,欲求富贵尊荣,舍此以外,别无捷径。英国不少人士正都是借助这一行业得以升为贵族的。据说,人们对此若不下十年寒窗的苦功夫,将难有成就。他心怀异禀,将有大任,厌恶此种学业,也是人情之常,但他对于法学一经涉猎,即成通学,凡涉讼之人都来向他登门求教,而不屑向他人质疑,因而以法学为专业的人们所得酬金,反而要逊他一筹了。由此足见其辨难析疑应答如流,可谓大才槃槃了。
  他对于教会神父的著述也曾辛勤致力研究。当他还在青年时期,就曾在为数众多的听众面前公开宣讲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天城论》(de civitate dei);老人与教士也来听取这位未授圣职的青年对宗教秘奥的讲解;并且都认为不虚此行。同时他一心一意致力圣功,并以守夜、禁食、祈祷等为任圣职作准备。但这里他又表现出比一般事先不作自我试验的轻率冒然选择这种苦难职业的人们高明。阻止他献身于这种职业的唯有一种障碍,那就是:他始终不曾抛开结婚的念头。结果莫尔宁愿作一个纯洁的丈夫,而不肯作一个破坏清规的教士
  他娶了一个年轻貌美出身世家的小姐,她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一向在乡间同她父母和姐妹一起长大,还没有成型,因而他便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她加以培养。在莫尔的指导下,他的妻子受到各种科学教育,各种音乐无不娴熟。要不是她的早死把她从莫尔那里夺去,她可以成为一位完美无缺的夫人,与莫尔琴瑟和谐,白头到老的。她给莫尔生下了几个孩子,三个女的一个男的还活着:玛加丽特、阿奥里霞(Aolisia)[17],塞细丽亚(Cäcilia)和约翰。莫尔鳏居时间并不长,他不顾友人劝阻,当其夫人身故数月之后就和一个寡妇结了婚,其所以如此,与其说是为她的姿色秀丽,不如说为了管理他的家务,正如莫尔常说的:她既非绝色,亦非少艾(necbella admondum nec puella),而是一个明察事理,勤俭持家的主妇。莫尔和他妻子燕婉和睦,琴瑟甚调,他俨然把她看作一个美貌的少女。莫尔以其温存笑语使其妻子如此顺从,这恐怕是别的丈夫以命令和严厉难以获得的。这位妻子本已年近色衰,性情也不温和,且又绝少雅趣,但莫尔循循善诱,竟能使他的妻子弄丝品竹[18],并且每天练习演奏,她既如此,那他尚有何所求者?他对于整个家庭也是同样和蔼亲切,家中从无不幸事故,或发生口角。倘遇可造成争端的形势,他亦必防患于未然,或立加排解。家人中无论谁与他分别时,他从不疾言厉色,或视如仇敌。他家之降福致祥,似有前缘注定,凡在他家居住过的人都增福添祉,绝对没有声名狼藉的。
  很少能找到别的人和亲母相处,像他和继母那样和睦的。因为他的父亲曾续娶两次,他对之都亲如己母。不久他父亲第三次续弦时,他发誓说,他从未见过更温良贤淑的妇女了。他对待他父母、子女、姐妹,既不过分殷勤溺爱徒增其烦,也不漫不经心疏忽责任。
  他绝不贪财。他从他的财产中拨出他认为足以供其子女温饱的一部分,将剩余之款尽行慷慨花用。当他业律师糊口时,对凡来委托诉讼者必忠告善导,宁为顾客利益着想,不为个人得失计算。对大多数委托人皆婉言相劝,希与对方和解,因为这样作所费仍属最少。他的劝阻如果不能生效,亦必对其委托人指示如何进行诉讼最为省费,因为有些人是热衷于诉讼的。
  他在母城伦敦,任民事法官数年[19]。这个官职清闲异常,只在星期四午前开庭,但却享有很高的荣誉。没有其他法官所了结的讼案像他那样多,像他那样公正无私。在大多数场合他都降低诉讼费,一次诉讼,原告与被告在开庭之前都只预存三格罗特(groat)[20],不许多索取。由于这种善行,他深得伦敦人爱戴。莫尔下定决心安于这种职位,因既可维持尊容,又无多大风险。他曾两度受命出使,他非常灵巧地完成了使命,致使国王亨利八世陛下,非将其罗致宫廷决不甘休。而我所以说‘罗致’宫中,因他人钻营入宫供奉,而莫尔总是远避宫闱。且其逃避之力,远出他人奔走之勤。明君既决意罗致一时博学忠良贤达之人来充实宫掖,故对莫尔特加垂青,致意诱致;并且君臣相处甚得,决不能任其高蹈远举了。遇有国家大事,没有人比莫尔更能作深谋远虑;国王如欲闲谈借以怡养精神,也没有人比他更能开颜解颐。有疑难问题需一个众所推祟的、足智多谋的人,莫尔又能斟理衡情,使两者皆可折服。他也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国王们所任命的人,倘若都能像莫尔那样,他们的国家岂不国运隆盛!
  他虽身处宫廷,从无骄矜之色。当公务猬集时,他不忘故旧朋友,也不抛弃所爱好的研读。他把尊荣地位的一切权力,从国王宠信所获得的威信,都为国家和朋友服务。无时不在致力于群众的利益,也无时不以仁慈为怀。现在他越是能行善,他的这个意向也就越明显。遇人有急难,或以金钱资助,或尽力保护;遇贤能则加以保举,对爱莫能助之人,亦忠告善导,指其迷津。凡有求于他的,总不愿意使其怅然而返。莫尔确实可称为国内所有贫民的保护者。倘他对受压迫之人能加以拯救,对走投无路之人能启示坦途,对失宠冷遇之人能复其官职,他一向引为生平快事。乐于施恩,而绝不希图报谢。世人无过于他者。虽然他才大名高,世人易地以处,往往会助长趾高气扬的恶习,但他绝没有这种缺点,这也是世人所万不能及的。
  现在我再进而谈谈他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也是导致莫尔和我之间的深厚友谊的主要因素。在幼年时期,他主要是研习诗。后来,曾长时期刻苦钻研,以期使其散文作品典雅,并以试写各种体裁练笔。关于此点,对于手头常有莫尔著作的我,还能说什么呢?他特别爱写演说报告,尤其新奇的题目,想借此更好地去发挥其才思。当他年轻时期,就写过一篇对话,借以为柏拉图的共产主义,甚至连同他的共妻制度,进行辩护。他给卢奇恩的《弑君论》(Tyrannicida)写了一篇答辩,同时还希望我作他答辩的对手,以便能够检验他写作这种文章方面熟练程度。
  他写《乌托邦》的目的在于指出究竟什么原因使各国情况日非,而尤其耿耿在心者乃是他曾深研和了如指掌的英国。第二部是在他闲暇时期执笔写成的,第一部是后来仓卒补写的。因此,其文体繁简张弛,并不均衡。
  很难找到别的人能即席发言此他更为动听的了,生动的语言与生动的思想如此美妙地配合。他才思敏捷,记忆惊人,随时随地凡需要之时皆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辩难之时,思想如此锐敏,以致在神学领域中与人争辩时,能使屈指可数的神学家们理屈辞穷。约翰·科略特是一位头脑聪慧,识见高超的人,他常在私下与人谈:英国只有一位盖世天才,虽然本岛不乏才智卓荦之士。
  他虽虔诚,然厌恶任何迷信。每日有定时向天主祈祷,并非由于奉行故事,却是由于至诚心愿。当他和朋友谈到未来生活时,确使人感到其为肺腑之言,并且满怀希望。这就是莫尔,即身居宫廷生活的概况亦不失本色,但至今仍有人以为基督教徒,只能于修道院中求之。”[21]
  伊拉斯谟就这样描写了近代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1] 玛加丽特(Margarete) ;他在1521年同她结婚,死于1577年,距他的死亡有三十三年。他的传记标题为:《托马斯·莫尔的生平》他的女婿威廉·罗培尔所撰写(“The Life of Sir Thomas More,written by his son in law William Roper”),书的前面画着一个十字题签,其题词为In hoc signo vinces(“你将在这个标记下获得胜利”)。皮特出版社丛书中的《乌托邦》英文版(剑桥,1885年),是1716年这部传记的海尔恩(Hearn)版的复印版。下边所引罗培尔书的页数,即系根据这个版本。

[2] 我们曾经利用了这部书的1612年伦敦版:三个托马斯传,圣徒托马斯、坎特伯雷主教圣托马斯及英国前大法官——殉教者——托马斯·莫尔的生平事迹。著者托马斯·斯塔普略顿。科隆阿格雷平纳(Agrippinae)出版社1612年版,382页。(献给修道院长,赫尔曼·迈尔(Hermanno Mayero))。这部传记有一个法文译本,译文拙劣,系由马丁(A.Martin)出版,附有奥丁(Audin)的注解和释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由鲁德哈(Rudhart)的《莫尔传》抄写来的)。题名为《托马斯·莫尔传,斯塔普略顿著》Histoire de Thomas More,Par Stapleton,巴黎,1849年版。

[3]亚撒·开莱著《托马斯·莫尔爵士回忆录》。两卷,伦敦,1804年。

[4] 乔治·托马斯·鲁德哈博士所著:《托马斯·莫尔》。依据史料修订。纽伦堡,1829年,X,正文458页。

[5] 菲雷德·塞邦所著:《1498年牛津的宗教改革家。系约翰·科略特,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共同工作的一段历史》。伦敦,1867年,XII,正文434页。1869年第二版,XIV,正文511页。这部书的第一版刚一出版,就发现了一部手抄本,其中载有莫尔的生年。于是全部年表和书中的一大部分都假定失去了根据。于是塞邦立刻出了第二版,而把第一版尚未销售的副本全行收回。我们的摘录一部分摘自第一版,一部分摘自第二版,因为第二版是后来见到的。

[6] T. E.卜雷该特牧师著:《亨利八世时代英国大法官,殉道人,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生平和著作》,伦敦,1891年,XXIV,正文458页。

[7] 威廉·胡尔登·胡顿:《托马斯·莫尔爵士》,伦敦,1900年,X,正文209页。

[8] Patroklus,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为阿基里斯(Achilles)之好友,阿基里斯未出阵时代他出马,致被杀,后来交战双方又为夺其尸体而战。——译者注

[9] 《托马斯·莫尔爵士,前英国大法官英文著作集》。1557年伦敦出版,1458页(对开本)。

[10] Thomae Mori Angliae quondam Cancellarii opera omnia quotquot reperiri potuerunt ex Basileensi anni MDLXIII et Lovaniensi anni MDLXVI editionibus deprompta,diversa ab istis serie deposita,emendatioraque edita,praefixae de vita et morte Thomae Mori,Erasmi et Nucerini epistolae ut et doctorum virorum de eo eulogia.Francofurti ad Moenum et Lipsiae,sumptibus Christiani Genschii,anno MDCLXXXIX.(英国托马斯·莫尔前大法官全集,根据1563年巴塞尔版和1566年勒文版刊行,存其译文.并附校勘,前附托马斯·莫尔生卒事迹及伊拉斯谟和努塞雷纳的书信和博学之士颂扬之辞。美因河上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同时出版。捐资人基里斯提安·甄舍,1689年。》)

[11] 托马斯·莫尔爵士。诗文选集,系《托马斯·莫尔爵土的生平与时代》一书的续篇,出版人瓦尔特。巴尔的摩,1841年,364页。

[12] 莫尔的英王理查三世史。由劳逊·伦贝(J. Rawson Lumby)主编,附有注解、辞汇、人名索引。皮特(Pitt)出版社丛书。剑桥大学出版社莱比锡,1885年,F. A.布罗克豪斯(Brockhuus)出版。伦敦一家书店曾将莫尔的爱德华五世和理查三世史重印了一个普及本,其中包括有密尔顿所著《特洛伊、罗马、和萨克森统治下的英国》和E.培根所著《亨利七世》。伦敦。1890年新出版了莫尔所著的《米兰多拉伯爵约翰·皮科传》。

[13] 此信载于莫尔的拉丁文全集,1689年版。其中大部分片段是照卜雷该特本复印。

[14] 莫尔照人文主义者的方式把他的名字用拉丁文写为Morus。

[15] 在莫尔所豢养的各种动物里,有一只猴子最出名,并在一幅图画中永垂不朽。这只猴很伶巧地懂得如何防止莫尔的一只鼬鼠穿过隔壁木板裂缝达到小兔那里,所以伊拉斯谟,在他的《密谈》(《Colloquiis》)一书中,曾对此事惊奇不置,并加以描述。汉斯·霍尔培因(Hans Holbein)在几年之后,又将大法官莫尔的家庭绘了一幅图画,这只猴也画在这幅画上(塞邦:前引书,第1版,第420,421 页)。

[16] 因为以后没有机会回过来再谈,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莫尔决不是拘谨之辈。他对诙谐猥亵的语言,也能赏心悦目,不像一般假装正经的道学先生,只是鬼鬼祟祟地不敢见人。他只要写一篇,必付印出版。在他的拉丁文滑稽诗中,有若干这一类的诗。为了能说明莫尔的为人,这里且引述一段:一个青年在无人时袭击一个少女,拥抱她并向她求爱。少女却对他拳脚相加以自卫,致使他莫可奈何。青年忍无可忍,就拔出剑来,大声地说道:
  “我凭这口宝剑向你发誓,
  要是你不闭口静静躺下——我即去矣,
  她因威胁而惊惧,
  说道:‘由你吧,不过你须知,
  我只能屈从于暴力。’
  这里的诙谐之处不在于内容,而在于讲的方式。因此,一经译出,总不免失掉原文的神韵。原文的要点是这样写的:
  “Per tibi ego hunc ensem juro, simul etulit ensem,
  “Commodo ni jaceas,ac taceas abeo.
  “Illico succumbuit tam triti territa verbo:
  “Atque age,sed quod agis,vi tamen,inquit,agis.”

[17] 莫尔本人提及他女儿的名字是玛加丽特,伊丽莎白(Elisabetha)和塞细丽亚(例如在其讽刺诗集附录致其子女的押韵信中所写者)。伊拉斯谟所以有此错误,恐系名字经缩写后照英文读音所致。

[18] 伊拉斯谟举了三种乐器:cythara,testudo和monochordo。究竟伊拉斯谟所指的是什么乐器,我们可以请音乐史专家加以研究。

[19] 莫尔在1509年任伦敦行政司法次官。

[20] 我们这位受过古典教育的伊拉斯谟原文写作drachmas。Drachme是古希腊的小银币。这里指的多半是Groschen,即值四便士的一个小银币。

[21] 此信原文是用拉丁文写的(其中间杂有希腊文,这是当时人的习惯〕,翻译时参考了本书英译本(系H.J.Stenning所译,但此信译者注明系Nichols所译)及莫尔所著的《乌托邦》一书俄译本(1953年苏联科学院版)附录中的译文。考茨基的德译与上述两种译文出入较多时,以从多数为准。分段、节删及脚注等则悉照考茨基原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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