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人文主义者莫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二章人文主义者莫尔

1．莫尔的青年时代
2．人文主义作家莫尔
3．莫尔论妇女学习：他的教育学
4．莫尔对艺术及自然科学的态度

1．莫尔的青年时代

　　我们的任务不在于提供莫尔的一篇详细的传记．这样一部传记将会大大超过本书篇幅，并牵涉到与《乌托邦》毫不相关的一些领域。我们在这里只记述共产主义者的莫尔和他在社会生活所借以表现的那些领域中的精神发展，尤其是他的经济、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发展。至于他的经历本身，除非是影响到上述观点的发展方面的，我们并不感兴趣。因此，我们只陈述少数事件也就够了，尤其因为伊拉斯谟的信，已将莫尔生平的重要细节叙述到1519年。
　　如前所述，莫尔的最初几部传记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不曾记载莫尔的生年。在数十年前，一般人都假定莫尔生于1480年。但是伊拉斯谟写给胡顿的信，则说法与此相反，这封信写于1519年，并且讲到，莫尔当时已过四十。因此莫尔必然是在1479年以前出生的。阿尔狄斯·雷特（W. Aldis Wright）曾在1868年根据剑桥三一学院图书馆所发现的一个手抄本，证明莫尔是在1478年2月7日出世的。关于这个问题，塞邦在其《牛津改革家》一书里曾详尽地探讨，我们无须再去详细研究。（第1版中仍然认为他的生年是在1480年，参阅第429页以下，及第2版第521页以下）。
　　托马斯·莫尔的本乡就是伦敦，当时伦敦虽然不是世界名都，但仍然是欧洲重要商业城市之一，在那里，新生产方式的趋势已彰明皎著地涌现出来。他出身于一个“有荣誉而非尊荣显赫”的城市家庭。莫尔在自作的墓志铭中，就是这样写着：Thomas Marusurbe Londinensi， familia non celebri，sed honesta natus。他的父亲，约翰·莫尔是高等法院（King’s Bench）的法官，是一个明达清醒，刚正不阿，但近于吝啬的人。用各种方法促使他的儿子想到经济情况以及明了生活的物质条件。
　　照当时的习惯，托马斯首先学习拉丁文，因此他首先就学于伦敦圣安童（Sankt-Anthony）学校，后来他父亲就把他安置在大主教〔后来为红衣主教）莫登（Morton）的家里，莫登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对英国政局，尤其对于和红白玫瑰战争曾起过重要作用（他在1478年曾任英国大法官，后来附和亨利七世，而反对理查三世），年轻的莫尔深受到他的启迪诱导的影响。莫尔感恩不忘，曾在《乌托邦》第一卷里写了一段追念的文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话流利中肯，精于法学，机智过人，过目不忘。既已得天独厚，而又加之以钻研练习，以致达于善美的境地。国王深依他的谏议，当我寄居他家时，他也是政府最宝贵的支柱。因他自由离开学校后就直接去供奉内廷，所以一生之中历尽风险劳顿，在艰难困苦中，他获得了不少经验，这种经验既由患难而得，所以自然不容易忘掉。”
　　莫尔通过他父亲，熟悉了当时胁迫人们的物质方面的忧虑，在坎特伯雷大主教家里又认清了当时决定世界命运或至少想篡夺这种决定权的那些势力。这样一来，莫尔从幼年起，在内心中就滋生了理解当时现状的、尤其是物质问题的萌芽，而这种理解是北方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大多数古典学者一般十分缺乏的。
　　莫尔虽然年轻，而当他进入牛津大学时，却已不是孩子了（大构是在1492年或1493年入学）。在牛津大学，除古经院哲学之外，也有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这些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纳克尔（Linacre），格罗兴（Grocyn）和科莱，后来还有伊拉斯谟·冯·鹿特丹，他是在1498年到牛津大学任希腊文教师的。莫尔和这些人文主义者互相钦慕，不久就完全服膺人文主义了。
　　老莫尔当他的儿子托马斯从事于古典作家这样一种没有饭吃的研究时，便感到惶惑不安。于是据伊拉斯谟所说，他父亲便突如其来地强制他由牛津退学，而把他送到一所讲授英国法学的学校，即新法学院（New Inn），那大约是1494或1495年的事。托马斯在这里以后并在林肯法学院（Lincolns Inn），攻读了几年英国法，以便在那里以律师身份求得广泛的实践。

2．人文主义作家的莫尔

　　莫尔虽然埋首工作，而对其所爱学科仍手不释卷。他不仅使其对于拉丁和希腊语言文学的知识日臻成熟，而且不久即以作家身份崭露头角。关于这点，伊拉斯谟的信中已略为述及。
　　莫尔喜好希腊作家远甚于拉丁作家，这原是理所当然的。拉丁作家往往只是对希腊作家学步效颦，不能青出于蓝。在《乌托邦》中对于莫尔观点的代言人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ödaus）曾有这样的描写：“他虽然渡海飘洋，但他却不是帕林奴鲁斯（Palinurus）^[1]，而像是尤里赛斯（Ulysses）^[2]，或不如说像是柏拉图。这位名为希斯拉德的拉斐尔，颇谙熟拉丁文，尤其精研希腊文。他对希腊文比对拉丁文钻研得要深些，因为他一心一意在攻读哲学。而在哲学领域方面，拉丁文中实在没有重大成就，只有塞尼卡（Seneca）和西塞罗的少数著作是例外。”
　　在希腊人之中，他最钦佩的是柏拉图。斯塔普略顿曾写道（第167页）：“在哲学家里面，他最喜攻读研究柏拉图和柏拉图派的作品。因为我们从这些哲学家方面，不但对于治国安邦之道，而且对于公民交往之谊^[3]都能有所获益。”
　　我们如果把这一段话同伊拉斯谟信中最重要的一段报道合并考虑，如说莫尔在幼年时即已熟悉柏拉图的共产主义观念，并对之悠然神往，曾想著文加以捍卫等等，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莫尔的《乌托邦》曾受了柏拉图《共和国》的影响。
　　从莫尔在其《乌托邦》序言中所发表的一首短诗看来（假托是希斯拉德的侄子所写），也可以说明莫尔在写《乌托邦》时，其眼前就闪烁着柏拉图的国家理想。其诗如下：

　　“由于是少有的荒芜之邦，才获得乌托的称号^[4]，
　　现在成了柏拉图国的竞争主角，
　　或者还要有加无已的远较高超，
　　它只限于对人物、政权和优越立法用文字刻划，
　　我却不托空言促使都成实践，
　　无愧于心地我现应改叫幸福之邦。”^[5]

　　《乌托邦》一书中还有许多段落可以阐明柏拉图的影响。我们现在只引其中一段：在第一部里，希斯拉德这样说道：“当我将乌托邦人的制度同当今其他民族的制度互相加以比较时，就不能不同意柏拉图是正当的，而不奇怪他为什么不肯给那些反对共产的民族立法了。”^[6]
　　柏拉图的《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乌托邦》的模型，就这个范围内来说，《乌托邦》是一部真正人文主义的作品。但如果有人认为（如各方面都有这个论调）《乌托邦》（至少其第二部，积极部分）是纯粹学院式的作品，是一种文学游戏，是在新方式下描述柏拉图共和国的一种尝试——这种说法无论如何离题太远了。我们将看到，《乌托邦》是由莫尔当时所处的情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完全近代的性质，而且它与柏拉图《共和国》相似之点实质上只限于表面上的。
　　《乌托邦》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游戏；而是想对民族的命运发生一种实际影响的。此外，还有一点也可以表示它真正人文主义的性质，因为它并不是用人民大众的语言写出来的，而是用只有一小撮人所能理解的语言即拉丁文写出来的。
　　莫尔并不单用拉丁文从事写作。人文主义与野蛮的教会拉丁文相反，它一方面发展了异教的古典拉丁文，另一方面又作为民族思想的第一个文学代表者而发展了民族语言。人文主义者，从但丁、彼特拉卡（Petrarca）和薄伽丘起，都不但复兴了古典拉丁文，并且创造了一种民族的散文体裁，这种散文既适用于科学方面的材料也同样适用于艺术方面的材料。
　　由此可见，莫尔不但是当时最精练的拉丁文学者，而且还是如詹姆士·马金托什爵士（Sir James Mackintosh）所称的英国散文之父。他是最先用英文散文写作的人，并且促进了英文散文的形成。在写《乌托邦》之前，莫尔已写过英文的著作。他在1510年，曾把英国^[7]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传记^[8]由拉丁文译成英文，在1513年，写了他的有名的《理查三世史》^[9]，可惜此书只写了一个片段。这部书在莫尔1543年逝世后才被发现，但立刻就成了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的典范的陈述。这部书使人对于理查得到一幅并非对之阿谀的写照，不像莎士比亚的戏剧，竟使理查万古流传下去。
　　他的其余英文著作是在《乌托邦》以后写成的。这些著作发表于宗教改革时期，全部内容系论战性质的。在这些论文和对话中，莫尔放弃了人文主义的立场，正如胡顿在其德文著作中一样。他们两人利用民族语言，不是为科学和艺术服务，而是为政治服务。人文主义者对人民原是高高在上的，而现在他们却转而向人民呼吁了。

3．莫尔论妇女学习。他的教育学

　　人文主义者也和宗教改革家一样，其使用和培植民族语言，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人文主义者独有的特点则在于其重视妇女、自然科学和美术。
　　在所有这几点上，莫尔在人文主义者里面又站在前列。
　　莫尔写给教育他儿女的老师贡奈尔（Gunnell）的一封信，对于阐明他对于妇女学习的见解是特别重要的，斯塔普略顿转载了这些文件是值得称赞的。信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在我看来，博学和令德如能珠联璧合，国王的全部珍宝将减光失色，但是没有德行的学术荣誉却只不过是昭著的恶德罢了。这对于妇女的学问尤其可适用。因为，在妇女方面任何知识一般都被视作凤毛麟角，好像无形中是在指责男子不肯上进，因而许多人都爱对妇女加以抨击，而实质上是把天然的缺点归诸文学，并且认为学术不端才导致对道德的无知。如果一个妇女在人人称羡的美德之中一点学习，那末，我看这比克里苏斯（Krösus）之富和海伦（Helena）之美^[10]还更可珍贵。……男女性别的差异在学问方面毫无关系，正如在秋收时期，不论原来播种的手是男子的还是妇女的都是一样。使人类异乎兽类的在于理性，而这是男女两性同样具备的。因此，男女两性都能从事学习研究，使其理性日益完善和多产，正如一块田地，播上良种去一样。如果像那些拦阻妇女学习的人们所说，在妇女方面土壤贫瘠，只生杂草，那末，这在我看来，反而是更要通过勤勉努力和学习科学来弥补自然缺陷的一个进一步的理由。”
　　莫尔在教育三个女儿和其养女玛加丽特·吉格斯（Magaret Giggs）方面，实践了这些原理，使她们都彻底受到人文主义科学的教育。他的长女玛加丽特的性情智慧绝类其父。她的学习造诣很深，在当时学者之间很受重视。她的文学成就曾轰动一时。伊拉斯谟给她写信时，极表推祟，并且曾一度称她为“不列颠的珍宝”。她口操流利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将幼塞比主教（Eusebius）的著作由希腊文译为拉丁文，并且据约翰·科斯特雷（Johannes Costerius）说，她把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us）的残缺段落又恢复了原样；这种成就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不过是经院哲学的无聊工作，但在十六世纪之初，则被认为是非凡的举动，是耸人听闻的。莫尔异常宠爱他的长女玛加丽特。莫尔给她的一封信还保存着，信中对她——这位后来给他写传记的罗培尔的妻子——祝望她不久分娩的幸运：但愿她生一个与她酷肖的女儿；他爱这样一个女孩甚于三个男孩。
　　不幸，她在她父亲殉难九年以后即在1544年就逝世了，那时亨利八世仍然在世，世人对于莫尔仍不能公然加以颂扬纪念。如果她活到天主教复旧时期，她或许能够写一部比她的丈夫好的莫尔传。
　　莫尔对其儿女施以精良的教育，他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一个伟大的乌托邦思想家所具有的才能，即教育方面的才能。初期社会主义者，其所以是空想主义者，首先因为他们总觉得构成当时社会的人的质料还没有开发，水平过低，难以期望他们凭其本身力量解放自己。因此，不用阶级斗争，而用教育方法来教育人民，这对空想社会主义来说，就是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教育才能，在这个范围内任何人都不能有所成就。莫尔也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一样，是一个远远走在那个时代前面的教育家。正如欧文在其工厂中一样，莫尔在其家庭中也借对佣人的躬行实践来表明用他的方法可以达到怎样辉煌的效果。这两位所用以达到这种结果的手段都是：亲切和蔼、始终一贯和精神卓绝。伊拉斯谟已经在他的信中向我们表明，莫尔怎样懂得用这个方式教育他的儿女、仆人、尤其是他的继室——这位夫人，据我们从各方面所知，原来看来将成为这位新苏格拉底的真正赞西佩（Xanthippe）^[11]的。
　　莫尔所奉行的一些教育学原理，我们今天仍然加以遵守。例如，在上述致贡奈尔的信中，曾有这样一段话：“你曾谈到，革除虽博学之人也难克服的虚荣，对于儿童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任务。但此种杂草越难铲除，就越应当及时地消患于未然。此种恶习所以根深蒂固，原因在于保姆、父母和老师在儿童还很年幼时就任其滋长，因为儿童除了盼望受到夸奖之外，几乎没有东西会给儿童什么好处，而为了要获得多数人的夸奖，儿童就一意致力取悦于人，甚至取悦于最坏的人。”
　　莫尔本人在他《致最可爱的孩子们》那首感人的诗里最亲切地描写了他对子女的态度，我们摘录一段如下：

　　“一直在吻着你们，没有半点打骂，
　　即便是体罚，扫在你们身上的也只是孔雀尾巴……
　　我永远温柔地疼爱着亲生的儿女，
　　教养你们一向本着宽厚仁慈的父亲风度，
　　对你们的疼爱漫无止境地在内心滋长，
　　就好像从前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
　　认真的研求，青年有为的焕发气概；
　　在精神上，备受优越艺术、丰富学问的培栽；
　　在谈吐上，流畅大方、风雅文雅极其可爱；
　　不但擅长言词，还有宝贵的思想存在；
　　这些，都使我衷心欢乐喜爱，
　　也正是我和你们心心相印连成一块，
　　好像不单纯把你们当成我亲身肢体来看待。”

　　即在今天，莫尔的亲切抚爱，仍然显得非常动人。我们如果想到，十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嗜杀的一个世纪，那末对莫尔的这种仁爱就应当估价更高。人文主义时代远不是人道的一个时代。
　　就教育方面来说，这个世纪也开始了棍棒教育和不求甚解的刻板背诵时期。据伊拉斯谟叙述，一个塾师在大家进膳以后，总要揪出一个学生来，把他交给一个粗暴的杖击人加以惩罚，这个杖击人糊里糊涂执行其任务，有一次竟不放一个体弱的男孩走，一直等他汗流满面，半死不活躺在他脚下，才算了事。塾师泰然自若地转身对学生们讲：“他诚然没有作什么坏事，但必须经一番折磨。”
　　我们不妨把莫尔的教育学原理和这种事实对照。

4．莫尔对艺术及自然科学的态度

　　在人文方面，莫尔不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不过他对于艺术的兴趣却和所有一切人文主义者都共同。我们读了伊拉斯谟的信，就能知道他对音乐特别爱好。但是他对于造型艺术也是奖掖不遗余力的。在这一方面，他对德国名画家小汉斯·霍尔培因的关系使我们特别感兴趣。霍尔培因在1526年持着伊拉斯谟致莫尔的介绍信，来到英国，“为了集点小钱，因为在德国艺术是挨缺受冻的。”莫尔事先已鉴赏过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对他表示竭诚欢迎。1518年时《乌托邦》福禄宾版（Frobensche Ausgabe）就曾由霍尔培因绘图加以装饰，正如伊拉斯谟先前的《愚痴颂》一样。莫尔在家中曾经款待他多时。霍尔培因为了报答盛情，曾用他的油画装饰了莫尔的家庭，并给莫尔和他的家庭画了像。在莫尔的怂恿下，他本来在斯铁尔·耶特（Steel yard），即德国汉萨同盟伦敦商馆，完成了两幅著名的画（一名富豪的胜利，一名贫民的胜利），可惜在1666年发生大火灾时都付之一炬了（鲁德哈前引书第230、231页〕。莫尔后来把霍尔培因引荐到宫廷（大约在1528年），使亨利八世赏识这位画家，并加以擢用。
　　除了莫尔对艺术的兴趣以外，他对于自然科学的爱好也值得注意。
　　在十六世纪之初，曾有少数人对研究自然规律发生兴趣，并且给新露萌芽的自然科学规定了一个远大的目标，而不是仅仅满足鼠目寸光的目前需要：莫尔就是这些少数人里面的一个。从莫尔在他的乌托邦社会中给自然科学所规定的作用，就可以看清这一点。在陈述这一点时，我们将引证有关的段落。
　　这里为了简述莫尔的性格，所以叙述了可以说明他对自然科学态度的几件事实。从伊拉斯谟的信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喜欢观察禽兽的生活和动作：这个特征在当时就是少见的。
　　通过给莫尔写传记的作家，我们得知，莫尔除了几何学以外，还研究天文学，而且他在研究天文学方面，必然拥有了某种造诣，因为，他初入亨利八世的宫廷时，他的职司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天文学家。他的目的只在于科学研究，而不在于占星学的预言，从他对于占星学家的抨击非议，可以看出这一层来。不过他在抨击占星家时，并非以义形于色的方式，却是嬉笑的方式，而这乃是他爱用的武器。他的若干首拉丁文讽刺诗就是嘲笑占星学家的，其中有一首最为有趣，诗中对一个样样事情都要根据星宫推算而却算不出自己的妻子给自己戴上绿头巾的观星家，曾加以嘲笑奚落。
　　但是莫尔不但对占星家表示怀疑。他对虔诚教徒的愚昧轻信和其爱好神怪故事，也大加非笑。他喜爱读的作品除了柏拉图以外，还有萨莫萨塔的卢奇恩（Lucianus von Samosata），这是罗马没落时期的一位海涅（Heine）；在卢奇恩看来，“没有东西是神圣的”，他对于新兴的基督教、时髦哲学家以及旧的信仰，都一律加以嘲弄。
　　他读这些著作，曾受虔诚友人的善意劝阻，恐其受害，但是莫尔却向他们为自己辩解。莫尔在其致鲁塔尔（Ruthall）的信中关于卢奇恩曾有这样一段话：“阁下也不必惊异，无知愚民对于他的诗文所以那样怒气填胸，因为这般人只要编造了有关某一个圣人的神话或地狱中的可怖故事，使一个老妪近乎疯魔地痛哭流涕，或因惊愕万分而战栗失色，那么他们就认为自己做了大事，而将基督教永远据为己有了。这般人对于任何一位圣者或圣女，几乎都要安插上这样一类的荒诞故事，他们的目的自然是恪敬神明的，因为他们深恐若是不用谎言将真理加以衬托，真理就会得不到人的信仰。”
　　莫尔不曾料想到，几十年后，他自已也成了天主教神甫们假借其名将“基督教据为己有”的那些圣人当中的一个了。

^[1] 维吉尔（Virgil）的叙事诗《伊尼德》（Æneid）中的人物，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舵手。——译者注

^[2] 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曾航行地中海各国。——译者注

^[3] 斯塔普略顿先生原文是“Civilem conversationem”，其意似非指“殷勤攀谈”而言。

^[4] 由于这一行诗，我们看到，Utopia（原系由两个希腊词拼成，一个是（待），意为无，一个为（待），意为地方、地点），往往翻译成“乌有国”（Nirgendheim），似与莫尔的本意不符。“未开垦之地”（Unland）一词也许较接近他的原意。

^[5] Eutopia意为幸福乡。英国人读“Eutopia”和读“Utopia”一样，即德文Jutopia。

^[6] 考茨基所引这段话与苏联科学院出的俄文译本及“人人丛书”所收英文译本有不少出入：“当我自己对这一点加以忖度时，我就比较同意柏拉图是正当的，而不奇怪他不愿给排斥人人平分一切财富的法律的那些民族立法。”——译者注

^[7] 按Pico della Mirandola，Giovanni（1463-1494），系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疑为考茨基笔误。——译者注

^[8] 意大利显贵米兰多拉伯爵约翰·皮科传，皮科学问淹贯，博通诸科，令德卓著；传中并附有约翰·皮科信札与其他作品，皆富有学问、贤德和智慧；其传记与作品，皆有益于世道人心，宜熟读牢记。经托马斯·莫尔先生由拉丁文译成英文。

^[9] 原书名The history of King Richard the Third（未完成的作品），当时的伦敦行政司法次官托马斯·莫尔，约在主降生后1513年所作（《莫尔英文著作全集》第35页）。

^[10] 克里苏斯是里底亚王，以富著称。海伦，即斯巴达王米尼劳斯之妻，与巴里斯一起私奔致引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所描写的希腊与特洛伊战争的希腊美人。——译者注

^[11] 赞西佩是苏格拉底的悍妻。——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