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政治家莫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四章政治家莫尔

1．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情况
2．君主制论者和反暴君者的莫尔
3．作为伦敦资产阶级代表的莫尔
4．《对《乌托邦》一书的政治批判
5．憎恶暴君的莫尔为国王服官
6．莫尔反对路德新教的斗争
7．莫尔与国王发生冲突
8．莫尔的灭亡

1．十六世纪初期的英国政治情况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描写了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一般政治情况。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所表现的特殊景象。
　　十五世纪之末，中世纪的两个最有势力的等级，即贵族和教会，已经被王权完全制服了。当时一般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见，是趋向于削弱这两个等级，而这种过程在英国又被一些特殊环境促进了。封建贵族的权力由于红白玫瑰的内战受到一次一蹶不振的打击。英国的贵族仍和他们的祖先一样劫掠成性，他们首先在“圣地”，随后又在法国企图求得战利品、土地和人民。当基督教界失掉“圣地”，然后英国又失掉法国，以致这些掠夺对象消逝了时，英国贵族们除了为给他们留下的唯一掠夺对象即英国的土地和人民而互相撕斗以外就没有其他了。
　　1463年，全部法兰西只有卡莱（Calais）还留在英国人手里。在几年前还在从被征服各国吸取大量收益的整个一群英国贵族剥削者，忽然间又看到自己拥挤在“亲爱祖国”的狭窄领土之内了。剥削者的“人口过剩”，开始了。他们由于剥削法国，过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而现在的收益甚微，不能再想过这种生活了。这种“人口过剩”的自然结果就是一场“生存竞争”，英国贵族分为两个敌对的党派，这两个党派在卫护约克（York）家或兰开斯特（Lancaster）家争取英国王位的借口之下，互相屠杀，互相劫掠。红白玫瑰之战，即约克家和兰开斯特家党羽的战争，表面看来是“争取权利的一种斗争”，即争取王位权利的斗争，大约和关税保护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之间为“贫民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一样。事实上，这场斗争是两个剥削党派为了争取剥削对象所进行的一场斗争，因而是极其凶暴残酷的。两党都采取了不宽宥贵族的原则，不在战场上阵亡的老爷们，如果落到暂时胜利的敌党手里，就在侩子手的刃剑下丧命。在这一场超过整整一个世代（从1452年法国占领地完全失掉时起至1485年）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全体贵族几乎都灭亡了，他们所留下的田产都归了国王，国王就用这些田产创设一个新的贵族，这个贵族既没有封建贵族的势力，也没有他们的权限。自然，英国的大地主曾经一度称强图霸，敢于和国王分庭抗礼，而使国王唯其马首是瞻。不过托马斯·莫尔时代还不是这种情形，他是在内战结束七年以前出生的。莫尔时代的高级贵族，几乎都是国王所分封的，他们的地产或得之于当时在位的国王，或得之于其先王，因而他们对国王都是俯首听命的。
　　教士和贵族一样，也沦落到给君主当臣仆的地步。在诺曼人征服英国之后（1066年），欧洲其他君王国大概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一意听命于教廷的。诺曼人是借着教会的帮助才获得英国的，因此，节节得胜的诺曼人公爵征服者威廉，既作了英国国王，就甘居于教皇的臣属地位了。后来，1213年“无地约翰”（John Lackland）又被迫每年以一千马克（1马克等于2/3银磅）交付教皇，作为国王的采邑贡赋。只要英国贵族能够指望十字军为他们开辟东方取之不尽的掠夺对象的宝藏，在英国的诺曼封建君王国，就有一切理由去协助教廷使其规模日大，权威日隆。但是到了十三世纪末期，这种希望日趋暗淡，于是对法兰西进行剥削，就成为英国教士和贵族所望眼欲穿的对象了；——同时，英国商人也都高兴获得法国地产，以便进行利润丰厚的贸易，而不受关税和他种刁难的妨害^[1]，——但是在对法国作战时，教皇不是英国人的盟友，而是它的敌人；法国在十四世纪时已经完全把教皇作为他的工具！这种敌对情势使英国的反教皇情绪比在其他非拉丁系各国更加迅速地达到了危险地步，并在受教廷剥削的所有各地对于从十四世纪以来日益澎湃的脱离罗马实行独立的努力，给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在英国和在后来的德国一样，这种与教皇敌对的情势随着体现它的阶级的不同，而采取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形态；一方面是民主形态，是由农民、手工业者、有时也有由下层贵族出发的；另一方面是君主形态，是由国王和其同僚及商人出发的。第一种流派依据威克利夫（Wiclif，1324至1384年）学说，并且发展了洛勒哈尔德（Lollharden）派，君主派不触动教会的教义，只求通过议会的决议，对教廷的剥削和权力大加限制以至完全把它排除。早在1360年，国会就通过了企图实现这种目的的法律。1890年时，任何英国人都被禁止接受外国人所委派的圣职，或代管其事，也不得向外国汇款，否则将褫夺其财产和丧失生命。由于教皇们对此不予注意，所以又成立“警戒法规”来强制施行，这个法规随即成了英国宪法中的一条基本法律。这条法规是否施行，以及施行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国王。国王借口这个法规，几乎完全独立于教廷以外，他们每爱扬言要严格施行“警戒法规”而对教廷施加压力。但是民族教士们既不受教皇支配、又可以随意吩咐国王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他们逃出教皇的牢笼，立即陷入国王的掌握。教皇在英国的权力越衰落，教士便越成为国王的仆役。
　　土耳其的威胁也并不曾促使教廷恢复其在英国的势力，英国在欧洲各国中是最不怕土耳其的国家。
　　结果，在莫尔的时代，英国的贵族和教士就成了国王的仆役，并赋予国王以欧洲其他各国国王当时所没有的一种绝对权力。
　　但是随着王权的高涨，市民和农民也崛兴起来了。在第一编中，我们已经指示出，在十三世纪之末和十四世纪之初，欧洲一般农民的状况都有了重大的改善。农奴制在消逝中，人身劳役在许多地方都废除了，往往代之以货币赋税，——这种变化对地主们也是有利的。徭役农场上农奴的劳动被薪给收入的长工或短工的劳动所代替了。但是当时迫不得已而劳动以挣工资的人为数不多^[2]，工资却很高。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足以使工资飞涨。有一系列情况，如1348年在英国大肆蹂躏的“黑死病”的初次爆发，如欣欣向荣的新工业把大批劳动力吸引到城市中（就如十四世纪的诺威奇（Norwich）的毛织业）（有时这些工业在农村造成一种家庭工业，因而减少了求人雇佣的工资劳动者的人数）；还有吸收了大量士兵的远方战争一一所有这些因素都发生了一种作用，就是十四世纪下半叶，英国劳动者的工资一般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有时还增长得更多些。
　　地主们陷于走投无路境地。他们设法想借国会的法案强迫劳动者从事工作，并把工资压低。第一道劳工条例是在1349年通过的。但是这些法律还不能使地主老爷们满意。他们还想法要使工人和农民直接地屈服于农奴制枷锁之下。最后，当压迫令人无法忍耐的时候，工人和农民于1381年在瓦特·泰勒尔，（Wat Tyler）领导下起义了。这种起义没有产生直接的效果。他们的领袖因内奸被人杀死，起义者又溃散了，其首要人物被处死刑，洛勒哈尔德党人受到残酷的迫害。但是这次起义却使地主们受了一场有教育意义的惊恐；他们已撒手不再企图强迫农民和工人了。十五世纪的内战把封建主义完全摧毁了。
　　这样一来，英国就发展出来一个不畏强暴、不肯低头、顽强有力的自由农民阶级。有了这些农民才使英国军队由十四世纪起至十七世纪无敌于天下，才使法国骑士的猛攻一败涂地，正如后来斯图亚特家（Stuarts）的骑兵的猛攻纷纷溃退一样。
　　这些农民群众已成了一种力量，如果有一个阶级懂得利用他们达其目的，他们可能致王权于死地的。但是，由于农民不曾与其他阶级携手合作，所以农民并不危险；他们没有政治的、民族的企图，他们的利害打算很少超出他们的社会范围以外，很少超出一个郡（County）的界限以外。人们如果能在这个范围内和他们相安无事，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所以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时代，也就是莫尔时代，英国农民不论多么感到自由自在，他们并不有碍于国王的专制制度。他们对于国王专制漠不关心，甚至还表示友好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专制，可以抵挡大地主的侵犯，这些大地主的鱼肉行为在莫尔时代已经开始，我们在后面将加以讨论。
　　国王方面不但不曾因为农民等级的强大而受到损失，也不曾因为市民势力的迅速增长而有所损失。组成市民的两个等级之一，即手工业者在当时是一个不安静的因素，他们倔强、自觉，不怕斗争。除了农民以外，他们给洛勒哈尔德党提供了最多的新兵。但是正和农民一样，手工业者至少是内地城市的手工业者，他们的生活和活动多半只限于在其自己乡邑范围之内，而不涉及到国家范围，他们在地方事件方面虽然顽强不屈，可是对于国家事务却不能发生经久的影响。在莫尔的时代，许多内地城市的行会手工业，已经开始衰落，而且凋零得十分迅速，以至在亨利八世的继位者，爱德华六世（Eduard VI）时代。他的摄政者们竟然敢于按照亨利八世把教会财产没收的榜样劫掠了行会，并为国王没收了行会资产。这些事还正是当近代财产形式的神圣不可侵犯基础刚刚奠定的时候发生的。
　　不过这种没收还只是在内地城镇进行的，而不是在伦敦。没有人敢于触动伦敦市的行会。在莫尔时代，伦敦市民已经成为一种势力，英国国王对它比对教会、贵族、农民和内地城镇都要表示更大的敬意。我们在第一编中所陈述的贸易集中趋向，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法国和英国进行得那样早和那样广泛，而这两个国家也就是最早形成为民族国家的。巴黎和伦敦是使本国全部经济生话为自已服务的最早的城市，这两座城市的主人，也就是国家的事实上的主人。
　　罗哲士说得好：“从很早以前，不论就规模之大、财富之多而论，或是就其地位重要以及就其从伦敦城豪门显贵的绝大权力之下解放出自己来的军事实力和潜能而论……伦敦都是和其他英国城市完全不同的，……在中世纪的多次政治战斗中，伦敦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往往是马到成功的。”（索·罗哲士前引书，第106，108，109页）
　　但是在伦敦，商人拥有最大势力。伦敦首先是一个商业城市。英国的贸易就集中在伦敦，而且在莫尔时代已大有可观。在十三世纪时，英国大部分商业仍由汉萨同盟操纵，这个同盟在伦敦设有它的最兴隆的商馆之一，即斯铁尔耶特。但是伦敦的商业舰队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十五世纪时，英国船已通航至法国、尼德兰、葡萄牙和摩洛哥。它们驶入波罗的海，而在那里和汉萨同盟展开激烈的商战。在这方面有一个贸易公司，即“商人远航公司”（Metchant Adventurers），特别活跃。渔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舰队的形成。英国海员们日益勇敢进取，乘风破浪，远涉重洋。贸易和捕鲸业把他们吸引到了冰岛；而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他们还要到北海进行发现性质的航行，那些发现虽然不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发现那样有利可图，可是也一样要求冒险精神和航海技术。在莫尔死后不久，他们竟然发现了通往俄国北岸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航路，这是那时“莫斯科人”的唯一港埠，1497年时，布雷斯托尔（Bristol）的约翰·卡保（John Cabot）就乘英国船出发，达到拉卜拉多（Labrador），约比哥伦布早十四个月发现了美洲（班克罗夫特（G.Bancroft）所著：《北美合众国史》，莱比锡，1845年，第1卷，第9页）。
　　这些发现和开创这些发现的冒险勇敢精神，对于后来的英国商业隆盛局面，虽然极关重要，可是在莫尔时代，它们只不过有一种象征的意义。英国的主要贸易是和邻近各国进行的；对尼德兰所进行的羊毛贸易极为重要。毛织业早（从十世纪起）就在尼德兰发展起来，并且给尼德兰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直到十七世纪，欧洲只有两个国家输出羊毛：英国和西班牙。英国羊毛远优于西班牙羊毛，并且尼德兰人取得英国羊毛也容易得多。因此，事实上，英国就垄断了对尼德兰的羊毛贸易，正和在前一个世纪的六十年代以前，北美合众国南方各州垄断了对英国棉纺工业供给必需的生棉一样。因此，英国的财富就随着尼德兰的财富一同增长，或者不如说：英国生产羊毛的大地主、商人和君主的财富都随着增长了。不过英国财富的增长在莫尔时代却受了两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就是内战和随之而来的荒芜破坏、没收充公，另一方面就是没有无产阶级，没有失业者的后备军，不能把工资拉低。一直到了莫尔时代，人们才开始补救这种深可惋惜的不虞匮乏情形，以谋国民经济的繁荣。从此以后，大地主才也从羊毛垄断的利润中得到他们应有的一份。在这以前，绝大部分利润都归了商人和君主。羊毛的出口税当时构成英国国王的最丰厚的收入来源，并且是专制政体的最稳固的基石之一。贸易越为发达，则国王在国内的权力越为强大，但国王也越因此而被迫为贸易的利润服务。从亨利七世开始至伊丽莎白为止的都铎王朝（Tudors）清楚地看到贸易的利益也就是他们的利益，因此，竭尽全力地奖励一般贸易。他们的统治虽然暴虐，可是在国内成为仅次于国王的决定势力的伦敦市民，仍然能够安于他们的统治：伦敦的市民几乎都完全靠贸易过活，有的人直接靠贸易过活，有的人间接靠贸易过活。只要贸易繁荣兴隆，他们并没有揭竿而起的理由。
　　因此，都铎王朝的统治就得以一帆风顺地延续下去；英国历代各朝以这一朝最为专制。
　　但是我们不要误以为英国资产阶级因此就陷于奴颜婢膝的地步了。这个阶级感到自己势强力大，而在王室政策与其利益抵触时，是敢于起来反抗的。都铎朝的国王们如果不是大多数都明确认识到自己行事应当达到什么限度，而当其偶然逾越界限的时候，又能见风使舵，向人民让步，那末他们的统治也不会维持到一百多年之久的。
　　人民的抗拒和爱好自由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在伦敦人方面，成了都铎王朝权力所受到的唯一限制。议会在都铎王权之下变得力量全无。自从十三世纪以来，国会中除了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以外，又邀来各城市的代表，其目的自然只在于强迫城市代表批淮请款。随着城市势力的增长，其代表的权限和其对于立法的影响，也就越益扩大。英国国会原有一个特点，就是低级贵族代表在十四世纪时同高级贵族分了手，此后高级贵族就和教会的高级官员联合，组成上院，而低级贵族代表则与城市代表联合，组成下院。国会的权力之或大或小，自然依其背后的各个阶级和其团结为转移。当两个互相仇视的党派势均力敌的时候，于是国王们就可以应付自如了。但是直至十七世纪，国会的权力在与统治力量争衡时，总是远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力量，因为国会中的议员是容易受私人播弄的。资产阶级并不会贪贿受赂，或被人吓倒，但是他们的代表就不然了。国王对于不中他意的国会议员，都可以诬为重大国事犯而处决！如果国王向国会屈服，那也不是因为考虑到国会的权利，而是由于对通过国会来代表其利益的那些人们有所顾忌。
　　都铎王朝如果和人民相处得宜，那末，他们对于国会满可置之不理。
　　都铎王朝时代的历届国会毫无权力，任人摆布，而且大部分又是由国王委派的贵族和教士所组成，所以它们在英国历史上是最为奴颜婢膝的。它们把立法事宜完全委弃于国王，而甘心乐意执行国王所要求于他们的侩子手的责任。只有在一点上，即在批准请款这一点上，它们毫不逊情，并强迫国王退让，因为他们背后有群众拥护。
　　上面所述各种情况表现出一个显得奇怪的矛盾，在莫尔的时代，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有像英国那样大的绝对的王权，可是别的国家的市民和农民也许也都没有像在英国那样更强烈地发展了自由感和自我意识。

2.君主制度论者和反暴君者的莫尔

　　莫尔是上述各种状况的一个产儿。因此，前边所提到的那种矛盾就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由于莫尔的热烈的气质，所以他对这种矛盾也许比别人都显得强烈。人文主义者主张君主诚然是必要的，但是他必须成为哲学家的仆役，莫尔如饥似渴地接受了这个学说。他又进一步推广，以至于说，国王应当成为人民的仆役。在别人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辞藻，在他则成为确定不疑的信念。他和任何一个英国人一样，也在反对暴君政治，可是他仍然确信君主制度的必要。他认为一个国王如果行事与人民利益相抵触，那末把他放逐了，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放逐的目的只是在于使一个较圣明的君王继承其位。
　　简单说来，这就是他的政治观点。我们如果把他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扼要地叙述，那此纷纷议论，还更可以阐明其相。
　　他的最初的政治思想发表在他的讽刺待中。其中只有那些议论君王的讽刺诗是使我们感觉兴趣的。有几首我们认为是最可以表示特征的引证于下。其中有一首题名为《明王与昏君》：

　　　　“何谓明王？就是牧犬，保护羊群
　　　　驱散豺狼。
　　　　何谓昏君？就是豺狼自身。”

　　另一首讽刺待，题名为《暴君与君主的差别》：

　　　　“明王何以别于暴君？
　　　　暴君视民如奴隶，
　　　　明王视民如子弟。”

　　这种差别不禁使我们想起主张国王应君临而不施政的那些立宪论者的海市蜃楼。可是立宪论者比如七月王国的立宪理论家和莫尔的主张不同。那些七月王国立宪理论家以这种海市蜃楼为其避难之所，以便掩饰他们的矛盾，即他们的理论观点的结论应当就是共和国，可是他们的目前利益又吸引他们拥护一个一定的国王。莫尔所以需要他的这种海市蜃楼是为了能够把他对君主制的必要性的理论确信，同他对写讽刺诗时在位的国王亨利七世的暴政的憎恶感调和起来。立宪论者的海市蜃楼是小心胆怯的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至于莫尔的海市蜃楼则是顽强抗拒的一种结果。莫尔生逢暴君的恐怖统治，当时人人自危，恐遭不测，都得束身自爱，严行检点，但是莫尔对于这种恐怖政治，仍然无所畏忌；这一点可以举《王权由民意授与并罢黜论》那一首讽刺诗来加以说明：

　　　　万人头上立，
　　　　终须万人扶，
　　　　群情不拥戴，
　　　　让位莫踌躇。
　　　　人君失辅翼，
　　　　自负何所图？
　　　　民心若不归，
　　　　君位难保住。

　　下边这首嘲弄《权力狂》的讽刺诗也是同样大胆的：

　　　　天下多少君王，
　　　　谁曾满足疆土？
　　　　天下多少君王，
　　　　谁能治国安邦。

　　莫尔曾将卢奇恩的一篇对话《暴君的刺客》，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写了自己的答复^[3]。从这里可以推断出他的心理充满了什么思想。《暴君的刺客》，这一寓言的内容如下：有一个人想刺杀暴君，潜入暴君的城堡中，他不曾遇到国王，却遇到了王子，就把王子刺杀了，并把剑插在尸体上。暴君走来看到他的王子尸首横陈地上，绝望之余，就用刺客的剑自刎了。于是这个刺客就要求一般刺杀暴君的人所照例应领的奖金。莫尔在其答辩中详述那个刺客没有要求报偿的权利，因为他并不曾把那个暴君刺杀。他说道：“我所以主张不应当把奖金给你这个似是实非的暴君刺客，倒并不是因我对暴君之死要洒一掬同情之泪。如果你确实了结了他的生命，那么我就不该提出控诉，反而应当对你赞美和抑慕，颁给你奖金。正因为你不曾了结暴君的生命，所以我才反对你，拒绝给你谢仪，而向你提出控诉。”
　　给莫尔作传记的教士们，自然都企图把莫尔的这一类写作描写为单纯的文字游戏。但是奉天主教的奥丁（Audin）在给1849年巴黎出版的斯塔普略顿的莫尔传法文译本所作的评注中，却不得不承认，“《暴君的刺客》是一种政治上的信条。莫尔憎恶暴君政制，他不相信神权之说。他对于凡起来反对昏君的人都准备开释。”我们也认为莫尔就《暴君的刺客》一文有所发挥，也并不单纯是为了练习文体，而只是借此为托辞，以便表白在当时形式下所不能公然表白的肺腑之言罢了。

3.作为伦敦资产阶级代表者的莫尔

　　莫尔很快就有机会去证明：他在赫赫王座前所表示的“大丈夫气概”，并不是演说家的空洞的辞藻。当他二十六岁时，就被一个选区（选区名称没有记载可考，多半是伦敦），选入国会，国会是由亨利七世召集的，以便得到合法的口实，来向人民进行掠夺。1496—97年的前一届国会，曾经因为国王将与苏格兰开战，而毫不犹豫地通过两个十五分之一税。十五分之一税是一定数量的一种财产税，是由各郡、各市、各镇以及教士来缴纳的。1500年时，威尼斯驻英国公使曾估计一个十五分之一税的总额值37，930金镑。塞邦也有同样的结论（《牛津的改革家》，第2版，第145页）。
　　国会越谦逊退让，国王越贪得无厌。据罗培尔说，国王向1504-06年莫尔出席的国会要求筹措三个十五分之一税。罗培尔可能有错误。别的传记家所引数目比较小。这笔款项的筹措据说一部分是为给他的公主玛加丽特（Margarete）出嫁苏格兰国王时购置嫁妆，一部分是应当交给他作为他的王子亚撒（Arthur）举行骑士挥剑仪式时的一种捐款。为了能够估量这种要求的厚颜无耻的程度，我们必须知道，在王子受骑士位时向国王馈赠的这种义务，原是由封建宪法而来，并且这种习惯早已废弃了。最后一次馈赠还是在十四世纪中叶，当爱德华三世的王子，黑王子，举行骑士挥剑礼时举办的，此外还有亚撒在1502年时早已天折了。
　　可是国会倒似乎并非不愿意承认这种要求。法案已经二读^[4]，可是“到了最终辩论时，莫尔却提出了充分反对的论据和理由，以至国王的要求竟被驳回了。于是出席国会的一个国王秘书，名叫泰勒（Tyler）的，就从国会中出去，向国王驰报说，“一个嘴下无毛的幼童使他的几番擘划终成泡影”。罗培尔是这样记载的。可惜，全部事情的原委并不曾原原本本加以说明。我们确知，亨利七世的要求，并没有完全被驳回，而只是经了一度削减，而且亨利七世“由于对其贵族与臣民怀有深仁厚泽”，只取三万金耪，没有再多索取。
　　可以想见，亨利七世对这个青年反对派一定怒不可遏。他发作的第一对象就是莫尔的父亲，因为当儿子的没有财产可以供他没收．他把老约翰·莫尔囚在伦敦塔中，向他勒索一百金镑罚金。但是这还不能使他息怒。这个青年政治家必须退出公共生活，隐姓埋名，免触这个暴君的怒气。我们估计莫尔大概居留在修道院中，他想落发为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莫尔在那个时期，还想出国游历。
　　国王不久就忘了这个“嘴下无毛的幼童”。但是莫尔必须谨小慎微，以免再度引起国王注意，并且远离国会。但是他在这个期间，并非闲居无事，这可以由下面一事加以证明：就是，当亨利七世于1509年逝世以后，莫尔就立刻被任命为伦敦的代理执行官；这种升迁就证明莫尔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学家了。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定不久就得到市民的拥戴，并对本国的经济情形有了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们随后就发现他成为伦敦商人的信托人，在重要使命方面从事活动了。罗培尔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博学深思，聪明过人，朋友又多，所以当他在未作亨利八世的阁僚以前，就由于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并经国王允许，曾两度出任公使，调停英国商人和斯铁尔耶特商人的重大纠纷。”（这里所说的斯铁尔耶特商人据我们所知就是汉萨同盟的盟员）。这一段的结论是根据罗培尔误会的年代得出来的。因为莫尔到后来，才仲裁对汉萨同盟盟员的纠纷。但是莫尔之被任命为使臣，确是出于英国商人的要求，这却是事实。
　　莫尔的第一次任命是在1515年。莫尔本人在其《乌托邦》第一卷劈头就谈到此事，“英国胜利无畏，遐迩钦仰的国王，亨利八世，具备明王所有种种令德，不久以前与卡斯蒂利亚（Castile）国王查理陛下，发生争议。国王陛下为了调停此事，曾派遣我为使臣，出使法兰德斯，同行者有苦特伯特·顿斯塔勒（Cuthbert Tunstall），这是一位大才硕德之人”
　　亲王查理，即以后的皇帝查理五世，是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的继承人，在1503年时，才是一个三岁的男孩，就与两岁大的法国公主，克劳迪亚（Klaudia）舒了婚。由于外交关系变化无常，不久就使这场婚事归于破裂，而使查理与后来即位的亨利八世的姐妹，玛丽（Mary），在1506年结了婚。但是到了1514年时，马克西米连为了加强德法同盟，就认为，若使查理再度与法国公主即其第一个未婚妻的妹妹订婚更为有利。第一个和第三个未婚妻的父王，路易十二，娶了第二个“被弃的”未婚妻即当初被十四岁的查理所搁置的英国公主玛丽。
　　这一系列的订婚就足以表示出莫尔时代专制政治的特征。这是分崩离析的小国通过婚姻而团结成大国的时代，而且难要不是精灵的媒妁，谁就不能算是一个手腕灵活的“政治家”。
　　亨利八世对于马克西米连和查理的背信弃义自然深为激怒。1515年时，查理兼领尼德兰政府，亨利八世就急急忙忙怂恿国会禁止对尼德兰输出羊毛，以便通过尼德兰人损害查理的利益。但是不久，亨利就又与查理重新和好，而且禁止羊毛出口不但对荷兰人，就是对英国商人也深感不便。因此，莫尔就奉派出使，恢复通商。他这次出使，结果圆满，因此，他不久又在1517年奉使前去加莱（Calais），以达成同样目的——调停英法商人之间的争执。
　　莫尔多才多艺，在伦敦这样一个势力强大的名都，他居然享有无比的声望，因此，亨利八世对他歆羡备至，必欲把他罗致到自己的朝廷中去。但是莫尔却婉辞榭绝了。甚至国王赐以年金，莫尔也拒不接受。据他给伊拉斯谟写信说，他是怕因此失掉本城市民对他的信任：“市民和国王陛下往往发生权利争执，倘再遇此类事件发生，市民对我将不予信任，因为我由于领取年金不得不对国王感恩戴德。”他已下定决心，倘使伦敦市民与国王发生斗争，他要挺身而出，卫护公民自由。
　　事实上，亨利八世的种种措施也无法使莫尔满意。亨利七世原是一个鄙俗粗野的守财奴，他贪心不足，时刻都在想堆金积玉，只要有隙可乘，有机可钻，总要吸取民脂民膏。他的嗣子和蔼近人，慷慨好施，由于性好奢靡而奖掖商业，提倡艺术，是新科学和人文主义的赞助者，总之，照当时的理想而论，他是一个豪爽的皇储。当他践位时，全国欢呼，深致祝贺。莫尔也希望当时有一个能接受哲学家领导的君王登极，成为人民之父，而不是一个奴隶主。他为了庆祝亨利八世的即位，写了一首颂诗，但是在那首颂诗中，对于新君的颂扬少，对于前王的讽刺多；那首诗是这样结尾的：

　　　　祝望至尊蒙至爱，
　　　　普天之下皆拥戴。

　　亨利八世政府的最初措施也是旨在能够深得民心。首先将其父王的两个大臣枭首示众，那两个大臣一名恩普森（Empson），一名都德莱（Dudley），他们都是其父王最出力的工具和吸取民脂民膏的能手。这两个幸臣自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贯彻他们主子的命令。
　　不久，亨利的政策就表现出不甚孚民望的一个方面。他参加了反对法国的所谓“神圣同盟”（1512年），并且参与了反对法国的战事。这次战争一直持续到1514年，英国损失了大量金钱，没有得到什么光荣，没有得到任何利益。亨利受到别人的愚弄，替别人（首先是替阿拉贡的崇奉天主教者斐迪南（Ferdinand den Katholischen von Argonien），斐迪南从保卫圣父的“圣战”中曾大拣了便宜）从火中取栗。
　　除了战事的开支以外，又加上了维持豪华宫廷的靡费和大兴土木的建筑狂。亨利建筑了五十座宫殿，而且急迫不耐地促其完工，以致工作曾无片时休止。在英国史上，亨利可以说得上是破天荒第一个大规模地开始夜间工作和星期日工作的创始人。
　　原来父王所以压榨人民，是为了堆积财宝，嗣君榨取人民；则是为了弥补无底的财政困境，而浪子的贪财好得比之于守财奴的一心聚敛，还更令人可怕。赋税有加无已，甚至最贫苦的日工也担负赋税。有一道新税则规定：每年工资为两磅的工人当纳税一先令，工资为一至两磅的工人必须纳税六便士，工资更低的工人纳税四便士。此外，还有每人一先令的人头税！
　　还有改铸轻币和滥铸赝币的得意手法，这种方法自然带来暂时的利益，而在必须偿还债务的时候，尤其称便。亨利即位后第一年，一个先令的银含量就由142格兰降低到118格兰了。

4.对《乌托邦》一书的政治批判

　　像亨利八世这样一个君王并不是“保护羊群防御豺狼的牧犬”，而就是豺狼自身。莫尔大失所望。他怀着这种心情写了他的《乌托邦》^[5]。在第二部里，他曾阐明，一个国家如果治理得法，组织得当，便能成为乐土。在第一部中，他指出，各国政治实际上都很恶劣，而亨利朝尤其秕政重重。这一部书，对于阐明十六世纪初期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对于说明政治家莫尔的特征，也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仔细加以研究。
　　当我们评价这部书的时候，不要被书中对于国王有时上了无上尊号而迷失方向，就好像当我们评价十八世纪唯物论者的时候，不能因为他们偶尔对基督教表示敬意而误入歧途。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派批评家的艺术就在于提醒读者从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去体会出其相反的用意来。
　　因此莫尔在《乌托邦》中就让另一个人，即拉斐尔·希斯拉德来代表他的观点，而他自己却装作是反对希斯拉德某些见解的批评者。但重要的不是莫尔的言论，而是拉斐尔的说法。莫尔记述，他在法兰德斯时怎样在布鲁日（Bruges）遇到拉斐尔。他和他的朋友，彼得·查尔斯（Peter Giles），都要求拉斐尔为国王服务。拉斐尔婉辞谢绝了他们的美意，并详细申述理由。我们值得将有关段落逐字详述于下：
　　“拉斐尔先生，”彼得说道，“阁下不去任职朝廷，确实使我诧异。因据鄙见看来，任何一位国王都会对阁下恩宠敬重，因为阁下通晓世界各国地理风俗，不独可以谈笑风生，使国王听来娓娓不倦，并且能够贡献嘉谟正言直谏。如此，不单阁下可以致身显赫，亲朋也可以借此而叨光。”
　　拉斐尔答复说：“说到我的亲戚故旧，我倒不必顾虑。回顾生平，对亲故所应尽的义务，已无任何欠缺。一般人守财如命，直至老病来侵，不得不撒手而后止，至于我，在我年华方壮，精力充沛的时候，就已向亲友馈赠周至。据我自忖，亲友对于我的慷慨乐施，应当知足，决不至于期望我再为他们的利益，去奴颜婢膝地奉侍任何一位国王了。”
　　彼得说：“朋友，请平心静气。我不是说，阁下应给国王当奴隶，而是说阁下应当为国王效力，勤勉从公。”
　　对方答道：“我并看不出这两种说法有多大差异”^[6]
　　彼得甜，“但是不论什么说法，就鄙见所及，舍此而外，别无其他可以既利于人而又益于己的正确途径。”
　　“我应该通过这样卑躬屈节让我畏惧的方式去求益于己吗？” 拉斐尔大声地说。“我现在的生活自由自在，朱衣金冠之辈和我相较恐怕是望尘莫及的。何况，世上已有足够的人在希冀获得当权者的施惠垂青，以我同几个同流者来说，不侧身其中，也不至有多大报失。”
　　“于是我（莫尔自己）就答复说：拉斐尔先生，我明白阁下既不希求万贯财富，也不贪婪赫赫权威。据实以谈，我对阁下的为人实比对国家至尊的国王还要敬佩。但依愚见，像阁下这样槃槃大才和炯炯眼光，倘使对公众事宜运思筹议，即便不免扰及精神，确可造福黎庶。但利益润及人民群众的最妥善的方法，莫过于协助国王运筹帷幄，使其措施能惠及广大黎民；阁下如有职守，必能匡济社会，对此我绝对深信不疑。因为人民祸福之源，在于君王贤否。
　　……阁下学问、阅历似海如山，单就学问或阅历两者之中的一端而论，已足够为任何君王贡献嘉谋的了，何况阁下学问阅历兼而有之呢。”
　　“莫尔阁下，就阁下对我个人和对世事的看法而论，阁下已陷于双重错误。因为鄙人不但没有如阁下所过奖的才具，而且纵使我有此种才具，牺牲我的安闲岁月于社会事业，也将于世毫无补益。一则因为大多数君王都喜好兴师动众，与敌作战，而不崇尚和平事业，而我对军旅之事一无所知，也不愿与闻。二则因为各国国王尽心竭力所从事的，乃是不计曲直是非地开疆辟土，决不想将其旧有的国土治理清平。三则因为国王诸大臣，皆贤知过人，无需别人来贡筹献策，或则自诩聪明，对他人所进忠言不肯倾听。唯对国王恩眷特隆的人们，臣僚才肯唯唯听命，借以谄媚奉承，纵使幸臣的语言无味，或议论荒谬，臣僚们也会群起附和。而且每人都认为自己的构思设想已够尽美尽善，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老鸦爱其幼鸟，猿猴恋其仔畜，就好像天地之美尽归于己了。有些廷臣对别人的主张，嫉贤妒能，或者将自己的谋略，认为是锦囊妙计，因而倘有人根据读史心得，或亲身见闻，去进言献策，则听者便深自危惧，认为若不直斥其狂，则其一生英名将因此付诸东流而将被人看成下愚之辈。如果所有反驳理由俱归无效的时候，他们还会运用最后一着，所谓：祖宗的成法应该世守不变，我辈聪明，倘能勉学先辈，于愿已足。他们以为一举出这个理由，就可以排斥众议，心安理得。我们可以设想，不论遇何事，没有比自己见识迈越古人更危险的事了。古人的真正优点人们却置诸脑后，而若一谈到好的改良措施，这些人们就又援引往古成法加以抵拒。”
　　下面接着叙述了莫登大主教的一段故事，我们前面已经引证过其中的一个段落。随后，又继续描写关于这个题目的谈话，莫尔又说道：“虽然如此，我仍然要坚持我的意见：阁下倘肯捐弃成见，服务于国王宫廷呈献嘉策，必能促进公众幸福。为公众利益服务，是阁下，也是每一个能者义不容辞的天职。如果阁下素来崇拜的柏拉图所持主张正确的话，那么唯有当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各民族才能过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哲学家认为辅佐国王就是屈尊受辱，那么我们的幸福不是愈益遥远了吗！”
　　拉斐尔答复说：“哲学家并不是那样自私自利，不肯建议；不少哲人早已著书立说，公之于世，历代帝王倘或虚心采纳，尽可师其良法。柏拉图深明真相：国王本人如不改变思想，对哲学家的嘉谟妙策他们也会熟视无睹的。国王仍自幼年起就已经受到谬见的流毒了。柏拉图本人同国王狄昂尼修斯（Dionysius）的周旋，已让他对此深有所感了
　　倘若我对一个国王提出安邦良法并尽我一切力量，设法消除他内心深处的一切恶劣根源，阁下，你能不能相信，我会立刻遭到驱逐，或遣笑于人呢？
　　说我供职于法国国王的宫廷，出席内阁会议。会议是由国王亲自主持的秘密会议。会议筹议些什么事呢？出席人各抒己见，例如，用何种阴谋诡计可以使国王保持米兰，如何可以将已经叛离的那不勒斯再度列入版图；如何打击威尼斯人，以及如何使全部意大利臣服于国王陛下，另外，弗兰德斯、布拉邦特（Brabant）、整个勃艮第（Burgundy）和国王陛下所早已望眼欲穿的其他领土都将如何才能并入法国领土。有的建议，应与威尼斯人结成同盟，同盟期限的长短，当以同威尼斯共事是否与自己有利为标准，在同盟期间应当将战利品分与威尼斯人，而当借威尼斯人之助，达成自己目的以后，这些战利品又可以垂手夺还。有的以为应出钱招募德国雇佣兵，有的以为用金钱收买瑞士人是最上之策。有人又提议用金钱收买权威赫赫的皇帝的欢心，皇帝是见钱眼开的。又有人策划与阿拉贡国王和平相处，而为了保证和平，又可将纳瓦拉（Navarra）王国割让于阿拉贡。最后，又有人认为笼络卡斯蒂利亚国王最为有利，以便与之联姻或联盟；其宫廷中某些首要人物也当用年金加以收买。当时对英国的关系，最为头痛。人们都一致主张，必须与英国人订立和约，将薄弱的友谊用坚强的盟约加以维系；在表面上把英国人称作朋友，而实际上必须怀疑其为敌人。因此应联络好苏格兰人，当英国人一且露出蠢动端倪，便可随时全力进攻。至于有夺取英国王位的企图而被流放国外的英国贵族，也应秘密加以援助（因碍于友好条约，不能公开援助），以便让他们成为对英国国王的经常威胁，使其知所戒惧。
　　好，在这样一个由许多知名博学之士只向国王纷纷陈述作战方略的会议中，如果位卑职浅的我，竟然主张国家政策应改弦易辙；竟然主张应放弃对意大利的进攻而静心留守在本国，或者主张法国本土已够辽阔，不但足供治理，或嫌过大，国王可不必再劳精弊神地去扩大领土；其次，或者再提出居住在乌托邦岛东南部的无有乡（Achorier）^[7]的居民的前例作为建议，那将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一乡的居民曾一度为国王投入战争，以便征服另一王国；此乡国王对那个王国，由于古代联盟原有继承的权利。此乡居民终于征服了那个王国，但是事后他们却感觉到，保持该王国与获得该王国是同样棘手的。新附臣民，时而揭竿起义，时而遭受外敌侵袭，因此，无有乡人们必须经常整装待发，不是为了保卫此土，就是为了镇压那里的人民。长此以往，本国人民的资金枯竭，财源不断外流，国王成名，但万骨已枯。战事虽告终，国内虽清平，但人民并不因此获得丝毫利益。长年战事使人民习于残暴，以致盗贼遍地．到处屠杀助长了人民的残暴，国法空存，无人理会，因为国王不能胜任治理两个王国，结果没有一个王国理得完善。当无有乡人民洞悉祸患因此纷至沓来而将无休止的时候，于是他们便集议一堂，恭敬地请求国王于两个王国之中选择其一保留治理。因国王已经无法同时兼顾两个国家的事务，就好像两个人不能共用一个马夫一样。于是这位贤明的国王只好安于其原有的王国，而将另一个王国委托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不久以后也被驱逐了。
　　如我援引这一类的例证，并向国王继续进言：陛下如此争城略地、扩军备战，必将导致府库空虚，人民沦丧，最后还可能因出师不利，前功尽弃；所以妥善的道路，莫过于安守本国，勤求治理，使其富庶繁荣，并力求爱护臣民，臣民亦必因而拥戴；并当与民为伍，宽大治理，至于外国，可以不必劳神远征，因本国疆土之大，足可有为，何况已嫌过大。如果我这样贡献方策的话，莫尔先生，国王当如何垂听呢？”
　　莫尔答复说：“确实，不太合适。”
　　拉斐尔说道：“我们可以继按讨论。设使国王和其臣僚集议一堂，搜索枯肠，筹思使国王致富之策。于是有人建议说，国王在偿付债务时，应将货币币面价格提得高于其实际价值，而当其收入货币时，应将货币再加以贬值，这样国王就能用少量货币偿付大宗款项，而在收回小额欠款时，又能够取得大量金钱^[8]。另一人又提议，应当大声喧嚷，战事即将爆发。当国王在这种口实之下，聚敛大量金钱以后，即当郑重其事的宣告国人和平已有保障，并装作好像他谋求和平，只是由于关怀民命，恐其喋血疆场^[9]。第三人又提醒国王注意年代已久、陈旧不堪的法律，那些都是久已被人忘却而为众人所唾弃的法律，因大家对于法律条文多不知究竟。向国王献策者认为，对触犯此等法律条文的人们应处以罚款，因为这样不但可以获利丰厚充裕国库，同时还由于执行王法使人敬畏。第四人又主张，充实府库之道，在于利用大宗罚金，应广布禁令，对于害及民众之事，尤当加以处罚；有甘愿触犯刑网，逞其私图之人，倘缴大量罚金，也可不究既往。如此，不但国王既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又能得到大宗金钱；其实践之道，可以双管齐下：第一，对于盲目贪求，触犯刑网者，当加以罚金，第二，凡愿享有触犯刑宪特权之人，可出重金购买，而国王对特权的售价越高，则国王的威望也越隆。他不但因此增加了收人，还造成一种外表，一似国王关怀人民福利而不轻易容忍任何人随意加以践踏^[10]。
　　又有人向国王条陈：应使法官完全听命于己，其判决永远不得不利于国王。不但如此，国王还应传法官到宫廷，命令法官当面讨论与国王有关案件。因国王纵极无理，但总能找出人来，或因抗辩成性，或因希冀国王恩遇，想出一套陷对方于不利地步的阴谋诡计。其他法官如果仍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对于彰明较著之事争论不休，对于分明无疑之理，怀疑不决，国王就该利用这一良好机会，依照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加以分析。这样，各法官或由于感到羞耻，或心怀畏惧，必皆表示一致同意。于是各法官勇气倍增，作出对国王有利的判决。至于其判决理由可以信手拈来：他们或则声明国王正直有理，或则根据条文强作解释，或则牵强附会，加以曲解。种种理由如果仍都扦格不通，又可援引认为至高无上的国王特权，对于忠实的法官来说，这是比所有一切法律都有效的。
　　所有策士都同意克拉苏（Crassus）的见解，以为国王既需赡养军队，即便再多的金钱也将永不敷用；其次，国王纵愿行不义，也不可能；因其臣民所有财产，甚至臣民自身，都是国王的财产，而且臣民所有一切，都由国王恩赐而来。并且臣民的财富越少，或一无所有，越有利于王室，因为生活富裕、行动自由，会使人民顽强，难以服从残暴不仁的命令。反之，困苦艰难才能使人民小心翼翼地委曲求全，既可挫其勇气，又能消除其自觉感”。
　　拉斐尔说：“国王既有如此谋臣策士，我的原则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整个段落，是对当时王国的一个毁灭性的讽刺。它成了莫尔的政治信条，是他远避宫廷的理由。

5.憎恶暴君的莫尔为国王服务

　　莫尔写完《乌托邦》两年以后，我们已经发现他进到宫廷，开始了那段为期不久而煊赫一时的生涯；那段生涯在刚过十年后，就已登峰造极达到仅次于国王的尊贵地位，即担任了大法官的职务。那么在这两年当中，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致使莫尔翻然变计呢？关于这一层，我们只能加以推测。我们认为，他这种转变的关键，要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的成功中去找寻。
　　这种成功不但在学术界，就是在政治家中间，也是很巨大的。在下～编中，我们还要回过来讨论这个问题。既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我们也可以设想《乌托邦》一书使莫尔在伦敦市中名重一时。他的共产主义不会使任何人惊恐，因为当时还没有共产党，他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他对国王提出应当关心臣民福利而不应当穷兵黩武的要求，是公然不讳和大胆勇敢地吐露了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文主义所憧憬的事情。在封建时代，国王主要是战争的领袖，他并不干涉马克公社的经济机能。近代的国王，即资产阶级的国王，首先必须关怀，如何使市民阶级发家致富。他并不嫌恶战事本身，却避免进行妨碍商业利益的战争。亨利由于好大喜功，并受封建传统的影响，陷入了这类战争之中。因此，莫尔的论述必然是中产阶级乐意倾听的。
　　在人文主义者和市民阶级看来，莫尔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高尚的热情；而他对于当时政治情况所作的批评却说出了他们内心的话。
　　这就可以说明《乌托邦》一书在当时对人们所发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就是亨利八世也不能消除。莫尔通过《乌托邦》一书草陈出一个政治纲领，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称赞，从此他就侧身于英国第一流政治家的行列。正因为他对当时的专制政治作了大胆批评，所以，他虽然一心想远离朝廷，却也无法置身朝廷之外了。莫尔从此不再是一位单纯的处士了。他成了英国名都伦敦的宠儿，成了当时主持舆论的人文主义者的宠儿，因而他成了人们所必须罗致或加以消灭的一个政治因素。亨利先已设法罗致莫尔此时他就竭尽全力，令其服官为国效劳。国王既如此一再敦促，若再坚辞不就，在当时就会使专制国王无比震怒，可能利用图谋不轨的罪名，使遭杀身之祸。专制政府不但不容忍公开地反对它，也同样不能容忍私下埋怨，它所奉行的原则是：谁不为我服务，谁就是反对我。
　　因此，由于《乌托邦》，莫尔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使其消除对朝廷的反感的压力，而另一方面，这种反感也日渐削弱。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推断，《乌托邦》一书，既然给人以如此大的影响，因此亨利也不得不让步，并减轻人民负担。
　　不容否认，在《乌托邦》出版几个月以后，亨利八世就放弃了他的作战政策，而将侵略法国的领土的一部分归还了法国。于1518年2月，把图尔奈（Tournai）归还法国，又使道芬（Dauphin）（法国皇太子）和亨利女儿玛丽联姻。英国历朝奉行的对法国的征服战争这个封建时代的残余，从此就终止了。
　　1516年时，红衣主教黎塞留作了大法官。他是对人文主义者怀有好感的人。塞邦曾根据种种理由作出推断，并且渥尔塞也曾承认，至少在节省每年经费这一方面要作到符合《乌托邦》的基本原则。
　　和平政策、撙节用度、倾向人文主义等等都是亨利八世当政时期透露出来的远景。这些远景虽然若有若无，但确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莫尔是否应当坚持己见抗拒，以至失掉头颅呢？他是否应当不顾一切宁愿展开实践活动的尝试呢？从他本人的观点看来，除了国王的宫廷以外，是否还另有实现抱负的其他机会呢？亨利八也许能采纳忠言直谏呢？他如果出任，试行其志，那比隐居不仕，愤世嫉俗地单写一部《乌托邦》，不是更胜一筹吗？
　　在我们看来，只有这种思想过程和《乌托邦》一书所起的影响作用可以说明莫尔的转变，因为要不如此解释，那么像莫尔这样一个坚守其信念，而不以富贵为荣的人，如此改弦更张的转变，将永远是个疑团。事实上，我们还不曾发现有人企图去作他种解释。对于那些认为《乌托邦》是一种文字游戏的人们（如给莫尔作传记的一些人们），这种解释也就不必要了。
　　解释莫尔的政治主张和莫尔从1516年1518年的实际行动两者之间的表面矛盾，只有塞邦曾作过这种尝试（第1版，第353页以下）。他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乌托邦》一书在文坛上的成功。在这一成功的激动之下，亨利认为最好莫过于争取莫尔到宫廷，好让莫尔徒然抱着一种能够获得知音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我们同意塞邦，不过我们不得不声明：莫尔以著作家的身分所起的影响，还不足以说明亨利八世为什么对于争取莫尔和后来莫尔的继续服务看得那样重要。在我们看来，人们一向很少考虑到，莫尔已经成了英国几个势力最强大的新兴阶级之一的信赖者和代表者了。只有莫尔对于伦敦的重要性以及伦敦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才能使我们得到一个钥匙，去理解《乌托邦》一书所起的作用，及其作者对于英国朝廷的影响。

6.莫尔反对路德新教的斗争

　　莫尔进入亨利八世宫廷供职的前一年（1517年），在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就已蔓延到英国。莫尔对于这个运动自然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当一判明宗教改革运动无益于使基督教各地辖区脱离教廷而可能使整个基督教界分崩离析以后，他就和绝大多数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断然表示了反对态度。
　　在第一编中，我们已经阐明人文主义者一般反对宗教改革的动机。这些动机对莫尔也发生了特别的作用。这些动机并不是教会性质的。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指明，莫尔对于教会的种种弊端，了如指掌，并且公然指斥，无所顾忌。天主教会如果因为莫尔曾斥责路德，而仍将莫尔列于天主教圣籍中，那末它倒可以给莫尔找到一个同伴。例如天主教会很可以把拉伯雷列在莫尔的边侧，因为拉伯雷也是厌恶宗教改革，并且对加尔文冷嘲热。在他所著的小说《巨人传》第2卷的序言中，对宣传人类前定说的加尔文加上了“Prédestinateur，imposteur et séducteur”（“前定论者、骗子兼诱惑人者”）这样一个好头街。在第4卷，由第5章至第8章，那个在日内瓦要人们称自己为牧师的狂信的加尔文，被嘲弄为羊贩子丁登纳尔（Dindenault，出自Dindon，即雄吐绶鸡之意）。加尔文购买阉羊时的斤斤计较，是对新教徒关于圣餐争议的一种讽刺。在该书第32章加尔文主义受到直接攻击。书中这样说道：自然界的乖戾之气（Antiphysie）除产生了其他反乎常情、遭人厌恶的恶棍、匪类之外，还产生了阴险小人、口是心非者和“假装疯魔的日内瓦的疯子加尔文主义者”（les demoniacles Calvins，imposteurs de Genève）。
　　使莫尔反对宗教改革的动机，应当在政治的和经济的范围中去寻求。在本章中我们只讨论第一种动机。
　　当本文作者开始研究莫尔的著作时，他曾认为，莫尔的反对宗教改革，从政治的根源这方面说来，应当导源于他的反对专制主义。这个看法已经证明不能自圆其说。前面我们已经见到，莫尔并不是反对君主制的，正相反，他和绝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认为君主制是天经地义的。在十六世纪，几乎没有任何阶级像商人那样拥护君主制。实际上莫尔就是这一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虽然在理论上他已经出这种利益。资本永远要求“秩序”，偶尔才要求“自由”。秩序是它的生命攸关的因素；在伦敦资产阶级思想界已出名的莫尔，因而也是一个“爱好秩序的人”，他所最怕的，莫过于人民独立自主的行动。“为人民服务，而不让人民行动”，这就是它的口号。
　　但是德国的宗教改革，一开始就是一种人民运动。当时对德意志所有各个阶级进行剥削的，是罗马教廷。只要有一个阶级起来反抗教廷，它必然会拉其他各阶级一起起来反抗。城市、骑士、农民都一致起来，反对罗马教徒，其排山倒海之势，几使各国国王战栗失色。随着这一运动的演进，下等阶级反对罗马剥削的斗争才转变为反对一般剥削的斗争，而德意志反对罗马的民族起义才转变为内战，转变为农民战争。只有当下等阶级的势力在这次内战中被摧毁以后，德国的宗教改革才越来越演化为一种纯粹争夺朝代的事。
　　起初，路德教徒是向民族内部的所有阶级发出呼吁的。只有当他们看到，民族内部的对立已无法调和，而其本身又必须站到一个固定阶级的时候，他们才倾向王党。
　　自从1525年伟大农民战争以来，路德教派这种转变才昭然若揭。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莫尔为什么因为路德教派危及王政而加以攻击了。1523年他在一篇拉丁文论文中对路德派加以攻击。那篇论文题名为《托马斯·莫尔答马丁·路德对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诽谤》^[11]。
　　论文的标题已向我们指明这次争辩的因由。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提到亨利八世关于“七圣事”所写的反对路德的那部书。这部书写于1521年，路德于1522年对这部论文的答辩恰正不是有礼貌的^[12]。他称亨利为“粗鄙愚人、凡夫俗子、不懂正教”：就中有这样一段话[13]：“英国国王既然厚颜无耻，大撒其谎，所以我就尽情痛快地加以还敬。他的谎言亵渎了我的全部基督教教义，并把他的尘土扬在我的显荣国王的王冠上，也就是我主基督的王冠上，因此，如果我把我主王冠上的尘土再涂到他自己的王冠上，并向全世界宣告英国国王是信口撒谎糊涂透顶的人，他就不应当惊奇”。
　　虔诚的新教徒们对于工人阶级报刊的“粗野不文”常表示衷心惋惜，我们奉劝他们精细地研读他们马丁·路德的作品来锻炼一下。
　　莫尔在上述那部论文中用拉丁文同样粗暴地答复了路德。阿泰伯雷（Atterbury）认为在当时人中能用拉丁文嬉笑怒骂挥洒成文的莫尔为首屈一指。在《答书》中大部分都是对路德所作的私人攻击，莫尔指斥路德为酒徒，为痴人。此外，《答书》中对教廷也曾加以捍卫，并陈述新教对于国家的危险。就中有这样一段话：“基督教的敌人不论在什么时候总也都表现为圣座的敌人。但是如果把人所犯的过失归罪于官职，就像路德派对教廷诬蔑备至的那样，那么，可攻击的对象就不只是教廷，还有君主制，以及国家所有的首长，这样一来，人民就将感到法纪荡然、纲纪废弛了。因此，邦君虽不善，犹强似无君。因而，改良教廷，而不废除教廷，才是上策。”
　　五年以后，莫尔发表了他的《论异端和宗教事务的对话录》^[13]。他在这部书中，已经较深入地从事神学的讨论。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仍然是世俗性的争论。下面这一段在我们看来最可以说明莫尔对于宗教改革的政治立场：“路德用一种特殊的香料配入他的全部毒品里，这种香料就是自由，他向人民极度提倡自由。他说，人们除了信仰以外，就没有别的需要。他们把斋戒、祈祷等认为是繁文褥节，都是毫无必要的，并且教导人们说，他们只要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基督的弟兄，就有充分的自由，除受福音书的约束以外，不受一切长官、礼俗和（世俗的和宗教的）铁律的控制。他虽然说，能忍受教皇、国王和其他长官的统治（他称此种长官的统治为暴君）是一种德性，但是他又声言：人民一有信仰，就可完全自由，而没有受他们统治的义务，正如没有义务去忍受那些不合理的措施一样。丁达尔（Tyndall）就曾宣扬过同样的教义。这种教义使一般农民群众听来很入耳，所以他们对于路德所讲的其余各项，就不加考虑了，并且也不关心这样最后会达到什么结论。世俗王侯喜欢听到这种责难教士的词句，而人民也喜欢听到责难教士和世俗王侯以及责难各城各邦长官的词句。结果，人民运动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暴力叛变，自然暴力叛变首先是在最弱的地方开始的。起初是一些不幸的、信仰某一教派的乱民们，他们集会起来宣传记邪说左道，先则反对某一修道院长，随后又反对一个主教。这种发展却使世俗王侯大为幸灾乐祸。他们对此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因为他们自己也在垂涎教会的财产。结果事与愿违，好像伊索寓言上的那条狗一样，为了拼取水中奶酪的影子而把自己嘴里叼着的干酪也丢掉了。因为路德派的农民不久便变得如此肆无忌惮和声势浩大，他们对于世俗的君主也开始攻击起来了。如果这些王侯不及时注意的话，那么当他们窥伺别人财产的时候，速他们自己的财产也会遭到危除。但是他们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夏天就屠杀了闹事地区的七万路德派，并把其余的人们压迫到最为困苦的奴隶地步，虽如此，但他们自己已遭殃了。可是在德国和瑞士的许多地区，这个不虔诚的教派，由于大城市长官的麻痹，其声势越发强大起来，以致演变到平民都强迫统治者反而去尾随他们的步伐。这些统治者倘若预见及时的话，原是可以保全他们的领导地位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宗教改革运动背后的阶级斗争，由当时的一个同时代人在一定程度上清楚地描画了出来。但是，莫尔却不甘看到，反对教廷的斗争原是一场反对剥削的斗争。这是由于英国的特殊经济关系所形成的，关于这一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加以申论。这里我们只需要说明：莫尔所以反对宗教改革的政治理由之一就在于宗教改革的平民化的特质，就在于它具有民族的这样一种人民运动的性质。但是宗教改革的民族性质还在另一种意义下使莫尔感到厌恶。莫尔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既具有强烈的国际倾向，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在人文主义的发祥地意大利，这种貌似矛盾的立场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挺指出：将全部基督教界统一在教皇之下，是符合于意大利的民族利益的，更确切地说，这是符合意大利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意大利以外，尤其是在非拉丁族各国，这种国际意识便失去了任何物质支持，而成了单纯的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妄想，对人民是不会发生丝毫影响的。担是莫尔的国际意识显然可以用当时的现实情况加以解释。据我们所知，莫尔是反对争夺王位的王朝战争的，因而在这方面就代表了现实的物质利益。这些利益需要基督教界的统一和因此而导致的和平。但是，如果相信，天主教还能够象征这种统一的力量，那却是一种幻想。教皇本身也沦落成一个世俗的君主，也置身于外交阴谋和王朝战争中而和其他国王互争短长了。

7.莫尔与国王发生冲突

　　亨利八世和莫尔因为一致反对路德新教，所以君臣相处甚得。同时，莫尔也是经验越富，威望越重了。所以他的“飞黄腾达”是不足为奇的。他进入枢密院只一个月以后，就被任命为理述官（Master of Requests），接着又被任命为枢密顾问官（Privy Councillor）。过了几年（1521年），亨利又任命他为度支官（Treasurer of the Exchequer），这是近乎财政大臣的职位，不久以后又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臣，直至1529年他一直担任着这个职务。他受勋爵士大概是在这个时期，不过这次受爵对他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从此以后，他的名字上就掇上“爵士”这个头街了！他的称号是托马斯·莫尔爵士，或托马斯爵士，而非莫尔爵士。爵士头衔总是与名字连用，姓氏反而可以删除。
　　但是莫尔并没有因尊贵的地位而贿赂，正如他不曾因反对人民运动而无条件地屈服于王权一样。莫尔对于君王所采取的是一种不阿谀而独立自主的态度，在朝廷供职和宗教改革都不曾改变他的原则立场；他的立场是：国王原是人民的牧人，他的统治是不可缺的，至于向虐使人民的暴君屈膝投降，那就是一种可耻的举动了。当渥尔塞于1523年授意选他为上下两议院院长时，他就有机会把这种心迹表白出来了。
　　这个国会的主要使命自然是在于拨款，这是国会向来的职司所在。莫尔在这方面的任务并不是偷快的；议长不但是如像现在这样的下议院议事时的主席兼领导，他还得编制预算，提交议院，因此，他兼理现代财政大臣的某些职务（罗哲士前引书，第303页）。亨利自然认为莫尔的使命在于向“下议院”强词夺理地为他的要求进行辩护；这种辩解工作无论如何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下院坚决表示反对批淮新的赋税。因此而激怒了的红衣主教兼大法官渥尔塞，于是他亲自到国会中加以威胁。他希望莫尔会对他加以协助。据罗培尔说：当渥尔塞看到自己所选作工具的人竟然不顾掌握大权的大臣，而保卫下议院的权利时，不免惊怒交加，于是他怒不可遏地匆匆跑出国会。亨利自然最后还是达到了他的目的，但是只有在以死刑胁迫国会之后，他才如顺以偿。
　　罗培尔的这一陈述引起了人们的严重怀疑，问题至今还没有水落石出。对于罗培尔这一记述以及下面的陈述，我们都不必深究；罗培尔下边是这样说的：想消除这位从中作梗的人，但又不敢公然加以攻击，因为莫尔以大无畏精神捍卫下落院的权利，在市民方面不但不曾使其威望减退，反而使其威望日隆。于是当局就用明升暗降的手段，想把他排挤出国，因而派他作西班牙公使。莫尔识破这个圈套，而以“健康不良为理由”辞了亨利所拟加于他的这种荣誉。
　　无论如何莫尔与国王之间，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就是以明升暗降告终。
　　亨利八世娶了西班牙的凯特琳（Catherine），凯特琳原是他早夭兄长亚瑟（Arthur）的孀妇。亨利对这位王后的厌恶心也随着她的年华在增长。那时，亨利钟情于一个叫安娜·宝琳（Anne Boleyn）宫嫔，她是一个美丽而伶俐们的女子，曾在法国宫廷中研习过卖弄风情之术，亨利对她热恋到竟想与安娜结婚而与凯特琳离婚的地步。由于教皇不允，亨利就脱离了天主教会，而在英国发动了宗教改革。
　　这就是一般人寻常所讲述的事实，而这种说法几乎让人们信以为真，而世界史好像是由宫女和命妇的心情造成的，如朝克（Zschokke）在他那部文字精练的小说中就是这样说的。若照这种说法，那末亨利如果不是那样多情，而安娜也不是那样狐媚惑人的括，英国直到今天还该是个天主教国家。
　　事实上，教会分裂的原因，甚至于教会分裂的动机，并不完全在于单纯的恋爱，另外还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在亨利八世之前，或之后，许多天主教国王都有其貌不扬的王后，同时并拥有美貌的情妇，但并没有因此引起教会分裂的结果。而且在亨利八世之前或之后，也有许多教皇，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情况下，判决了离婚。因此，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为什么单单亨利的离婚案件竟然引起轩然大波？
　　专制君主的婚姻，尤其是在十六世纪，有一种特征。专制君主的国土就是他们的私产，可以随意处理，并力求扩大。当时国家的领土还没有达到像近代民族国家那祥的稳定地步，其疆域时有变化；这里割掉一块，那里添上一段，有的通过婚姻把两个国家联为一体，有的又因为继承条件，用一个狭小邻邦来“镶补”（“arrondiert“）领土。各国国王和大地主一样，对土地的贪求如饥似渴，因而就发生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外交阴谋旋结旋破的联盟。最强固的外交同盟莫过于联姻的联盟形式，这样就把奸细和代表作为“盟友”的妻子置于其身旁了。自然，人们对于联姻也并不过分信任，但是联姻比单纯的一张羊皮纸总算是极为可靠的担保。至于由联姻所得到的承继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于也还可以用作争城略地的根据。
　　在这种情形下，就可以想见，“婚姻神圣”是怎样一回事了。有的是少男少女互相联姻，有的是老妇与童男或老翁与童女结为夫妇。
　　如前所说，在亨利七世时代，英国和西班牙的联系曾借阿拉贡（Aragon）的凯特琳和亨利长子亚瑟的联姻而得到一层保障。亚瑟在订婚时，年才六岁。十一岁时，他结了婚，第二年他就夭亡了。七年以后，亚瑟的弟弟，即亨利八世，才和亚瑟的孀妇拮了婚。这次婚礼所拖延得这样久，就因为亨利可敬爱的岳父不肯交付预许的嫁妆，因而他对这位岳父失去了信心
　　在亨利统治过程中，英国和西班牙的关系发生了一种变化。查理五世把西班牙、尼德兰和德意志王位，都统一在自己手里，因而成了一个势不可侮的力量，这是法国所望尘莫及的。因此，西班牙和英国的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为这个同盟原是反对法国的优势而建立的。英国和西班牙的友谊关系既然若断若续，屡次以对法联盟来代替。因此，与凯特琳联姻就无好处了。不但亨利本人，就是他的大臣，红衣主教渥尔塞，也主张与她离婚。而渥尔塞所以这样主张，倒并不是为了安娜·宝琳，而是想以一个法国公主来代替她的地位。
　　推动亨利和渥尔塞主张离婚的那些理由，也正是推动教皇反对此事的理由。当离婚案闹得最热闹的时候，即在1527至1533年间，教皇完全仰承查理五世的鼻息，而凯特琳正是查理的姑母。教皇克莱门七世曾尽其能力，来满足亨利的要求；甚至离婚，他本来也可以答应，如果他不能给离婚找出一个宗教法上的根据来，那他就成了一个无能的教皇了。但是查理决不爱听这样一种让步，这种争执尖锐化到竟迫使教皇不得不选择一下：当英国的工具，还是当西班牙的工具。
　　路德派也声明他们不能同意亨利的离婚，但是他们劝亨利八世仿照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先例，娶两个妻子。上帝为国王和大主教制定了特殊的婚姻法。路德也曾允许（Hessen）伯爵娶两个妻子，“因为伯爵夫人既丑且嗜酒”。但是亨利却傲慢不逊地谢绝了这种许诺。
　　亨利痴心妄想，要与那些当时竞求控制并利用教廷的那些势力，即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和西班牙—德意志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较量一番。他甚至企图攫取德意志的王位。当利奥十世（Leo ⅹ）为逝世以后，渥尔塞曾经谋取教皇的三重冠，1523年，当利奥的后继者逝世以后，他又再度进行斡旋。但亨利两度都受了挫折，眼看自己提名的傀儡落了选，而查理的傀儡却上了台，那就是哈德雷安六世（Hadrian VI）（1522至1523年）和克莱门七世。通过这次离婚事件亨利才彻底相信，他自己不用想利用渥尔塞来支配教廷，他如果不肯俯首听命于教廷、还想当本国的主人以及教会的主子的话，那就除了脱离教廷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除了这种政治的动机以外，还存在着一种经济的动机。贪婪吝啬的亨利七世所遗留下来的大量财富久已消耗于战争和宫廷的豪华用度。1523年的国会已显然表明，它在别的方面虽然驯顺，但要想通过国会求得大量拨款，就很难指望了。那么，要仿效其从兄弟们在德国行之有效的先例，不是最为近便不过的吗？所需先例，不外是没收教会财产，以解救财政困难。解散修道院是在莫尔逝世以后，才着手进行的。但是在他逝世以前就有了胁迫实行的趋势，因而就使教士们惴惴不安，并迫使他们以大量献金，来买得暴君的欢心。直到没有剩下多少油水可以榨取的时候，国王才着手没收财产。
　　英国的教会分裂仅仅是专制政府骄奢淫逸，妄自尊大，贪得无厌的结果，任何地方的教会分裂都没有像英国那样罪恶昭彰，恬不知耻。教义和礼拜仪式都没有任何变更，只是国王代替了教皇的地位，路德新教也和天主教一样受到严格禁止。
　　莫尔显然不能同情这种宗教改革，正和他不能同悄路德新教的初期阶段一样。根据他的国际观点看来，他不得不反对任何民族教会的成立。他也一样不能同意扩大国王的权力。他反而想把主权加以限制，但是他所谓限制不是由下而上，而是由上而下。他感觉有必要对专制政体加以约束和限制，但是他认为，在民间不会获得必要的因素，因而只在空华水月的幻想中寻找出路，这是他和许多人文主义者所共通的，并且我们在第一编中就已经论及这种幻想了；就是，国王应当受教皇领导，教皇又当受一个会议领导，而会议又当满注以人文主义精神。旧囊还应当保留，不过要换上新酒。而现在，君主却把教会由一个障碍变成一种工具了！莫尔对此不能援手。
　　他对于亨利的“宗教改革”的反抗，长时期以来保持缄默。一直到他在审判过程中，被宣判为有罪时，他才吐了实话说：英国只是整个基督教界的一小部分，并不能发布与教会的通行法律相抵触的法律，正如伦敦城不能制定反对国会法案的法律一样。他还继继续说道：“虽然在这个王国中也许不是这样，但全体基督教界的主教，大学和学者都赞同我的意见。……因此。我没有义务，在违反全体基督教界大会的情况下，使我的信心屈从于一个王国的会议。”
　　这是用当时语言表白得十分清楚的活。
　　莫尔的观点虽极不稳固，却是胆大绝伦的。在第一编中，我们已经提到德国和英国人文主义的不稳固性，并且也用以说明它迅速消灭的缘故。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不过是理论家、教授和文学家，当宗教改革的大风雨一爆发起来，他们就销声匿迹了。像莫尔这样一个性情暴躁的人没有这样做，即使想这样做他也不可能。他的政治影响已经赫赫一世，人们不会任其偷偷地销声匿迹的：他如果不为国王服务，就得自趋灭亡。就他的性格而论，这种无法两全的情形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但是莫尔的灭亡是一步一步经过日久迁延才实现的。当莫尔节节高升，踏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隆高地位时，已经是为他的死亡在作准备。他在一起初，就反对国王的离婚，而不肯为亨利担保证。但是亨利在最后一刻仍在希望能够赢得莫尔，当莫尔由于当时深得人望，受到万人钦仰的时候，亨利为自己打算，就更不能不为争取莫尔而致力了。1529年，莫尔同苦特伯特·顿斯塔勒和约翰·哈克莱特（John Haclet）一起奉命出使康布雷（Cambray）代表英国缔结英法两国对西班牙的和约。这个和约对于英国商人至关重要，因为对尼德兰的贸易已经蒙受战争的重大不利影响。莫尔和其同僚折冲撙俎，极为干练^[15]，所结条约万分美满，令人喜出望外，英国人，尤其是商人们，都极为欣慰。像这样一个既有才能而又为群众爱戴的人是应当尽全力以赢得的。
　　渥尔塞既然因为安娜·宝琳的诡计而遭到挫败，于是莫尔就于1529年被提升为英国大法官；不出身于高级贵族，而以布衣资格升把到这个高位的，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他满心不乐意接受这个职位，但并无选择余地。从他的就职演说中，我们也可以推测出他的心情。诺尔伏尔克（Norfolk）和色伏尔克（Suffolk）两个公爵陪同他在仪仗辉煌的盛况下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这里，当着人民大众举行了莫尔的就职仪式。诺尔伏尔克公爵的致词是一篇富有歌功颂德词藻的演说，甚为赞美新大法官的功绩。莫尔在致答词时说道：当他想到那位如此聪明而威望赫赫的前任以及他的离职，他对于他的升擢是不像别人所理想的那样愉快的。“我所承担的职务是充满困难和危险并且谈不到真实荣誉的职务。而且地位升得越高，跌得就越重，我的前任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不是深得国王恩宠，那么这个职位对我说来并不亚于达摩克利斯（Damocles）头上所挂的利剑。”
　　他这种忧郁的预卜居然不久就应验了。他曾经企图采取中立的立场，其结果却是枉然。不久就对他提出执行他所深恶痛绝的措施的要求，要利用他的名字以便让他连带负责。亨利强令他到下议院宣读专家意见报告书；这些报告书来自经亨利收买的巴黎大学、奥尔良（Orleans）大学、昂热（Angers）大学，布尔日（Bourges）大学、图卢兹（Toulouse）大学、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帕多瓦（Pa-dua）大学和受他要挟的牛津大学以及剑桥大学：这些报告书都声明亨利的离婚是合乎法规的。这时莫尔认识到：再继续留在他的职位上，就与他的信念抵触，因而在1532年辞去了他的职位。

8.莫尔的灭亡

　　莫尔的隐退注定了他的噩运。当这个暴君正需要全体臣仆为他出力，正要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刹那，他却表示反对。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辞官退职，在国王眼中看来，就无异于是在偏袒犯上作乱。号称为古代历史的检察官的那些历史学家们，每一谈到莫尔犯罪的那次审判喜剧，总是不遗余力地搜罗证据，以证明莫尔确确实是一个叛逆兼国事犯。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的那位弗罗德（Froude）曾这样说过：斗争的主要点在于：国王是否应当成为教会的首领。如果主张，他不应当作教会首领，那就无异于说，亨利之被逐出教会是合法的，亨利不再是国王。因此，否认亨利是教会首领，就是大逆不道。（弗罗德：《英国史》，第2卷，第220、221页）。这种逻辑的牵强附会，蓄意中伤，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亨利之被逐出教会实际上并不是他处决莫尔和其他“殉道者”的原因，而乃是其结果。放逐令是在这次处决以后才拟就的，而在1538年才行公布的，那时莫尔逝世已经三年了。^[16]
　　如果莫尔真是叛逆者，那也不会使我们义愤填胸。所以我们驳斥这种说法，并不是想把莫尔“洗刷干净”，只是为了说明历史真相。弗罗德先生和其同调者改窜史实，不但隐蔽了亨利八世的专制政治的实质，而且他所描写的莫尔的性质也是和真实的莫尔完全不同的。
　　莫尔摆脱了政治生活之后，就整个隐退了，他毫没有迷惑什么等待着他。但是加于他的打击比他所预期的只是来得慢了一些。莫尔望重一时，名满天下，亨利只有在想尽方法而终不能赢为己用之后，才肯加以诛灭。爵禄已经不能动摇其心，那么威武、贫困或许可屈其节。
　　一套折磨人的狡计开始了。莫尔的家产本来不裕，被国王没收了。莫尔没有多少现金，当他结束宫廷生活的时候，他的经济情况比他开始宫廷生活的时候反而还要差些。他现在就在伦敦附近的切尔西（Chelsea）度着贫困的生活。
　　1533年，人们对坎特伯雷的一个尼姑，伊丽莎白·巴尔顿（Elisabeth Barton），又名肯特郡的圣女，提起控诉，说她犯了叛逆罪。这个尼姑是一个骗子，冒充能够通神，并以左道惑人。她曾预言，国王和安娜·宝琳结婚以后，活不了一个月就会死亡。莫尔也牵连到讼案内，因为他曾有一次偶然碰上了这个尼姑，莫尔对她采取沉默态度，因为他原来就识破她是个骗子。这个控诉案毫无根据，而且莫尔的名望又大，所以上议院对于宣判肯特郡尼姑和其同谋人犯有叛逆罪的法案，不予通过，除非先将莫尔的名字删掉。亨利不得不同意。尼姑同其他六个人一同正了法，莫尔这一次得以安然脱险。他的女儿，玛加丽特对此喜形于色，他却认为：“密云不雨，并不就是烟消云散。”
　　诺尔伏尔克公爵曾劝他向国王屈服：“与国王作对，是危险的，因此深望阁下顺从国王意旨。因为国王的愤怒就意味着杀身之祸。”莫尔答复说：“爵爷，只不过如此吗？我和阁下不同之处只在于我今天死和你明天死罢了。”
　　1533年11月，国会通过最高权法案（Act of Supremacy），确定国王为英国教会最高元首。此外，国会还规定：亨利的第一次婚姻失效，第二次婚姻合法。国会又决定凯特琳的女儿玛丽不得继承王位，并宣布安娜的女儿伊丽莎白为亨利的合法继承人。当时并起草了一个承认这个原则的誓辞，并分发给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全体教士们，包括莫尔在内。莫尔不肯承认全部誓辞，可是表示愿意对有关王位继承的那一部分宣誓。他由于拒不宣誓，便遭逮捕，被幽禁在伦敦塔上。在那里他被囚了一年多，生活甚苦，他的书籍不久也被没收；但是，毫无结果，他的体力虽受到摧残，而德性却坚贞不变，他始终拒绝宣誓。
　　最后他就受到审讯。
　　国会对于拒绝宣誓一事，原来不曾规定任何处罚。为了弥补这层缺陷，国会后来又行规定：凡“不论以言语或文字恶意表示祝望或希冀国王、女王或其嗣王的尊荣和名位者”，一律以国事犯论处。
　　莫尔对于他所拒绝宣誓的理由，始终保持缄默。缄默并不是国事犯。当局在无可奈何之际，就利用一个假证人以逞其阴谋手段。这个假证人就是总检查官雷池（Rich），雷池是这样说的：莫尔曾对他讲过，国会并没有权利将国王定为教会元首。
　　莫尔答辩说，他素知此人无赖，而且他一向不曾对任何人表白过心迹，所以如设想他会对这样一个人剖述衷肠，实属荒谬。但是莫尔的答辩无效。曾在伦敦塔中听到雷池和莫尔谈话的其他证人，也声明自己不曾听到过这类的话，但都无济于事。陪审官却不辜负这个证人。他们直截了当地宣判莫尔有罪，甚至连状词也没有读一遍。判词是这这样写的：“莫尔应由执行官威廉·宾士顿（William Bingston）解回伦敦塔，并从伦敦塔拖出，通过伦敦城解往泰本（Tybnrn）法场实行绞刑，较至半死之时，不等其气绝加以凌迟，将其阴茎割下，将其腹部豁开，将其肺腑撕出烧毁，随后，再将其四肢剁下，在城的四门，各挂一肢，头颅应高挂在伦敦桥上”。
　　国王恩施莫尔，把凌迟改为斩立决。当莫尔一听到改判时，就大声说：“求天主保佑我的亲朋，免邀此种恩宠。”
　　莫尔始终没有失去他的幽默风度。他最后所说的话仍然是诙谐之语。
　　于1535年7月6日，他在伦敦塔中被处死刑。断头机扎得不结实，当他上机时，机子来回摇晃。于是他便泰然自若地对牵着他的司狱长说：“请帮我上去，至于下来，让我独自负责好了。”他于是就想对人民讲话，但是受到阻拦。罗培尔记载说：“他在祈祷之后，神色自若地对侩子手说，“伙计，鼓起勇气来，这是你的职务，不要害怕。我的脖项很短，照得准些，不要出丑。”，
　　第一位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就这样与世诀别的。

^[1] 尤其是基恩省（Guienne）（其旧省会为波尔多Bordeux）对英国人更为重要，因为他们要从那里贩盐买酒。但法国国王在1450年克复了这个省份时，立刻就对这两种商品加上出口税，因为他深知这是英国人的必需品。见索罗勒德·罗哲士所著《工作和工资六世纪》第96页。

^[2] “农业上的工资劳动者，包括有两种人，一种是利用闲暇时间，在大领地内劳动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的说和决对地说都只占少数的真正的工资劳动者阶级。后者事实上也同时是自耕农民，因为除了工资，他还有小屋附近四英亩或略为多一点的耕地。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同样可以利用公共士地，在公共土地上放牧他们的家畜，从那里取得燃料、木材、泥炭等。”（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06页）

^[3] “Thomae Mori Dialogi Lacianei a Graeco in Latinum sermonem conversi，adjecta declamatione qua Luciani Tyrannicidae respondetur。”

^[4] 英国国会规定一个法案需三读通过才能算批准。——译者注

^[5] 莫尔著《乌托邦》时住的那所房子现在还屹立无恙，成了一所旅馆，成为伦敦的一个名胜，也就是于1466年建立在主教门街（Bishopsgate Street）的克罗斯比堂（Crosby Hall）。他于1505年结第一次婚不几年以后就买下那所房子，到了1523年又把这所房子卖给与他相好的一个卢卡（Lucca）的商人安童·邦维西（Antonio Bonvisi）。他购买那所房子的年份不很确定；大概是在1515年以前。可参考查理·奈特（Charles Knight），伦敦版，第一卷，第322页。

^[6] 这一段的拉丁原文将servire和inservire两字作了一出无法译出的文字游戏。

^[7] 这个字是由希腊字chora〔意为乡土）和否定小品词a组成；因此Achoria意义就与乌托邦一样，即无有乡。

^[8] 莫尔不曾身历亨利八世丑声最大的财政骗局。亨利初即位，就开始鼓铸轻币。在莫尔殉道以后，亨利才更进一步铸造赝币。可惜我们没有任何证明，可借以决定，莫尔对于暂时停止鼓铸赝币一事究有多大影响。事实是：到后来赝币鼓铸却更迅速地一再进行了。当亨利即位之初，一先令银含量为142格兰。银含量降低额如下：
　　1509年为118格兰　　 1545年为60 格兰
　　1543年为100格兰　　 1546年为40格兰
　　安德生在最后两项下附论说：“是一种无价值的合金”（见《商业的起源》，第一卷，第LXX页）。

^[9] 莫尔描写的这个诡计，并不是他预先料想到的一个将来事件，而只是记述他本身亲历的一个事件。1492年时亨利七世宣扬英国受到法国威胁；于是大加扩军备战，并召集了一次国会，令其批准一项新规，并美其名曰“恩税”（Beneovlence）。这种备战措施使法国大感惊慌，因而以重币购取和平，——亨利是从来不曾真正打算捣乱的。这位大“政治家”，是这样懂得怎样在恰当场合下勒索朋友和敌人的。单伦敦一个城市就征集了九千金镑的“恩税”，亨利接受了法国方面的七十四万五千金币和二万五千克伦（Kron）（见科贝特（Cobbett）所著《由1066年诺曼人征服时起至1803年的英国议会史》。伦敦，1806年版，第1卷，第462页及以下）。

^[10] 据我们想，莫尔在这里特别是指保护农民，免受大地主鱼肉的那种立法而言。因为那些大地主当时已开始将农民的共有地攫为己有，并将农民逐出其地产以外。自亨利七世以来，即发布严峻法律，禁止侵夺农民田产，因而使国王深得农民爱戴。同时，这些法律又强制大地主向国王或其宠臣出资贿买触犯刑律的特权，换言之，即是将盗窃土地后预期可以得到的利益的一部分，预先献给人王地主。渥尔塞的财富的大部分就是通过这个源泉取得的。在《乌托邦》著成不久以前，还曾发布了一道禁止把田地转变为牧场的法令（1514年）。

^[11] “Thomas Mori responsio ad convitia Martini Lutheri congesta in Henricum Regem Angliae ejus nominis Octavum”

^[12] 马丁·路德博士答英国国王亨利书，用拉丁文写成。

^[13] 我们已将正字法现代化了。
[14]《A dialogue concernying heresies and mathers of religion》，1528年`。

^[15] 拉伯雷在其《巨人传》第2卷，第18至20章里，写到一个英国大法官（ungrand clerc d’Angleterre）陶马土特（Thaumaste）。陶马土特曾在巴黎访问庞大固埃，并和他用单纯符号作了一次滑稽的对话。这里所说的陶马土特应是指我们的莫尔（托马斯）而言，至于所谓人人不懂的符号语言乃是用以嘲笑康布雷和平谈判中的外交策略而言。后边这种说法正确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断言。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无疑义地把陶马土特认为就是指莫尔说的，关于这点，我们有埃斯曼加德（Esmangard）的深入的研究可以作为依据（见《拉伯雷全集》，补充本，附有埃斯曼加德和埃路·约翰（Eloi Johonneau）的新的历史的和语言学的注解。巴黎，1823年，第3卷，第437-444页）。自从莫尔和日尔曼·德·卜雷（Germain de Brie，拉丁名为〔（Germanus Brixius）〕（他是拉伯雷的同时代人和好友）发生争论以后，许多法国人道主义者好像对莫尔已失去赞扬他的热忱，德·卜雷在1513年写了一首诗《Herveus，sive Chordigerae navis vonflagratio》，以歌咏英国船和法国船之间的一场海战，在盛赞法国人的同时，讥讽了英国人。莫尔因此大为激怒，于是就写了一首辛辣的讽刺诗，来反驳德·卜雷：《德·卜雷信口开河，等等》（《In Brixium Germanum false scibentem etc.》）。德·卜雷用四百行的战斗诗来加以回答，诗名《驳莫尔》（《Antimorus》）。《驳莫尔》一诗曾经出了三版，由此可见，这场争论惹起世人多大注意，而莫尔在人道主义者方面亨有多大威望。我们所使用的是1519年的巴黎版。至于其他两版，我们是通过埃斯曼加德才知道的。伊拉斯谟曾经调停过这次争论，并劝莫尔对德·卜雷停止反击。

^[16] 对亨利八世时代有突出研究的专家富尼瓦尔（F.J.Furnivall），对于现代资产阶级时髦历史学家弗罗德先生曾作了这样一种比喻：英国民歌“十分有用地订正了弗罗德先生在亨利八世初年英国状况史里所描绘的那个过甚其词的图景，——这是一幅对于现实情况提供的极其片面不全、虚妄不实的写照”。（《手抄本歌谣集。卷1，关于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代英国状况的歌谣》前言。弗里德·富尼瓦尔编。伦敦，1868至1872年）。一个时代的歌谣是一种认识那个时代的重要材料。有记载的史料大部分只包含着统治阶级的陈述，而在歌谣中，则我们认识到被统治者的观点。亨利八世和其直接继承者时代的歌谣，对我们所以特别重要，正因为这些歌谣指出了，亨利的宗教改革如何不得人心，而《乌托邦》一书又如何深入民心。在歌谣中，往往有关于这些事的暗示；而“吃人的羊”（参照第三编）尤其是民间爱用的一个成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