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莫尔与天主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德〕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

第三章莫尔与天主教

1．莫尔的虔诚

　　莫尔虽然是一个讽刺家，一个批评家，但他不同于英国和德国其他人文主义者，他并没有进到人文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所达到的那种不信仰地步。日耳曼各国的经济发展整个说来落后于拉丁各国的发展，因而其精神的发展也是落后的。人文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就是异教徒的无信仰，这种无信仰一般地也和人文主义一样，是各种矛盾因素的混合物。人文主义的无信仰怀疑一部分是对传统教会世界观的革命精神，一部分是没落阶级的衰退麻痹，因为它已失去了自己在青年时代所发挥的那种精力充沛的热情，而对于这种它自己已不复具备的热情，就在罗马教廷，人们以旧信仰作笑料自娱，正如现在的自由派“政客们”，拿他们自己幼年时代的民主主义幻想来嘲笑取乐一样：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比从前聪明伶俐多了，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衰退麻痹。
　　对这样一种可怜的无信仰主义，北方“蛮人”必定厌恶拒绝，因为在他们中间，旧生产方式还保持着充沛的力量和振奋的能力。
　　北方思想最开朗的人们仍然在虔诚奉教。而且他们的热狂程度越深，他们越为虔诚。我们在胡顿、伊拉斯谟·冯·鹿特丹和莫尔身上可以看到这一层。莫尔的性格虽然矫健卓绝，而他的虔诚有时近于狂信和禁欲主义。伊拉斯谟的信中已经指出这一层。从为他立传的天主教人士的作品中，还可以举出许多这一方面的例子来。不过我们不必这样列举，这不但因为伊拉斯谟的证据已经足够有力，而且也因为这些传记家的报告真假难辨。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当中，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莫尔所发生的影响最大。莫尔曾把他的传记由拉丁文译为英文，如我们在前一章已经看到的。皮科生于1463年，卒于1494年，是志在清涤教会道德和教义的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当中的一位，是和宗教改革家有几分志同道合的少数人之一，虽然这些人比宗教改革家的学识和见地要优越。
　　教皇们看皮科不见得没有宗教改革家萨伏纳罗拉那样危险。使教皇剥削人民受到威胁的，并不是人民认为莫名其妙的无信仰的人文主义者，而是那些虔诚奉教，认真看待教会，而其思想方式又与人民接近并获得人民理解的人们。
　　皮科企图纯洁基督教教义，一面又企图设法使这些教义符合于他那时代的知识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但研究了异教的希腊文化，而且还是用科学方法，彻底研究希伯来文的第一批基督徒当中的一位，他们的目的是要通过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来窥探基督教的秘密。他把研究的结果条陈在他的“九百条原理”中，其中他曾否认了永世的地狱刑罚和基督降临圣餐之说。如果皮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改革家，那就是说，如果他是妖言惑众者，那么为了这些原理，早当惨遭火刑了。但是因为他只是一个科学家，所以教皇英诺森八世（Innozenz VIII）只以禁止他的作品发表了事。这种情形正和1848年以前要命的书报检查时期一样，人们对于二十印张以上的书籍的作者倒不大提防：书越薄，其著者的危险便越大，检查员对之就越为严格。
　　这个半截的异端者皮科，正是莫尔的理想。

2．莫尔是教士统治的敌人

　　莫尔对皮科的态度足以证明他并不是天主教和新教教士们所乐意的那样一个供教士指使的奴仆。诚然，他在青年时期，曾入了沙特勒兹（Chartreuse）修道院，并在院中住了较长时间，从事净修。但是他在院中的亲身经历使他对于教士实在不能表示深厚敬意。神甫斯塔普略顿自己不得不承认，莫尔所以放弃其当借侣的念头，因为“我们的神父们在当时已经失掉其原有的严格训练和虔诚热情”。莫尔一直不曾改变他对教士阶级的观感。他像其他任何一个人文主义者一样，对于教士是冷讽热潮的。
　　比如我们且听《乌托邦》第一部中下面这一段活：拉斐尔·希斯拉德描写了红衣主教莫登府上的一次宴会，座客中有一个伶俐解颐的内廷小丑和一个托钵僧。他们的话头转到应当如何安插因老弱和其他原因而失掉工作能力的乞丐问题。于是那个小丑就插话说，他从来不曾向乞丐施舍：“因此，他们对我也不指望得到什么，好像我真是个教士^[1]。但是我愿意制定一道法律，把这些乞丐遣送到本笃会的修道院去当俗僧（fieri laicos ut vocant monachos），至于女丐，就都让她们去当尼姑”。红衣主教微笑地首肯了此项戏谑的建议，而许多人却信以为真。教团中的一位神学家，听到这番取笑僧尼的戏谑，感到有趣，于是这位原来守正谨严的人也开起玩笑来说：“不成，你如果不照顾我们这些托钵僧，你也休想摆脱这些叫花子”。于是那个寄食的小丑就对答说，“这一层已经照顾到了，因为红衣主教本人已经给诸位想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已声言，应当把游荡者们约束一下，强迫他们工作。因为诸位正是天字第一号的游荡者”。——神甫对这种笑谈大发雷霆，和小丑发生了争吵。莫尔在这里把这个教士烘托得十分愚蠢，致使哄堂大笑，并且辩论输了。自然，那个托钵僧最后以天主的愤怒来威胁那个小丑说：“原来伊利沙（Elisha）只是一个光头，嘲弄他的许多人还知道他的厉害，那么，教士中间既有那么多的光头，如果一个人居然敢对这么多的教士进行嘲弄，那不是更要遭受天谴么？教皇不是曾经下了敕令，要把敢嘲弄我们的人都逐出教会么？”
　　红衣主教换了一个题目，以解除那个教士的窘境。这段对话到此为止。这里用三言两语的取笑手法把教士的昏庸、懒惰和贪欲，描写得恰如其份。
　　在莫尔的拉丁文讽刺诗中，也有一首诗同样幽默。我们这里用拙劣的散文把它译成德文。

　　猛然刮起狂风，船随大浪颠荡，
　　水手们深恐他们的生命难保，
　　惊惧地呼号：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罪过！
　　惩罚的赐予该当是这场大祸。

　　船上恰好有个出家人，
　　大家都来向他忏悔乞灵。
　　但祷祝失效，船越颠荡得不停，
　　水手们惴惴惶惶担心他们的生命。

　　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大声地向众人宣扬：
　　丝毫未减的是载在船上的罪恶，
　　快把教士扔下去以减轻船上的负荷，
　　它自然会随风逐浪脱险免祸。

　　说了就办，大家一齐出动手脚，
　　横拖竖拉地把教士扔下，
　　霎那间航船脱离了暴风的卷裹，
　　轻松地在扬帆航行着。

　　故事给我们的教训：
　　罪深孽重，连船也载不动。

　　虔诚奉教的克雷沙克雷·莫尔读了他“圣”曾祖父的这首嘲笑忏悔和赦免的诗，该作何感想呢？
　　我们这位“天主教殉教者”的嘲弄取笑还不限于下级教士；就是主教也难免于挨骂。尤其是一个他称为波斯图马斯（Posthumus）的主教成了他的讽刺诗取笑的标靶。在一首讽刺诗（《主教波斯图马斯》）中，莫尔拿下面这件事自行取乐，就是主教们照例滥行任命，并不考虑他们的才能，可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波斯图马斯在被任命为主教时，却好像是特别经过细心选择的。在一千人当中也难以选出一个更拙劣、更愚昧的主教来。在下面一首讽刺诗中（《不学的主教》），讥笑这个主教说：他喜爱引证“文学杀人，精神活命”这句经文；但是波斯图马斯不学无术，任何文字都不会杀害他，假如文字真的把他杀害了的活，他也没有精神起死回生。
　　甚至教皇本人在莫尔看来也只是一个平常的凡人。伊拉斯谟在莫尔家中，并且在莫尔的鼓励之下，写成了他的《愚痴颂》，莫尔对此非常高兴，他也难免不参与执笔；这个手抄本被伊拉斯谟的一个朋友，多半就是莫尔本人，暗中拿去，寄往巴黎，并在1511年出版，不几个月就出到第七版。这部书对于当时整个社会，尤其对于教士和教廷是一个大胆的讽刺。因此，它就被归在禁书之列。虽然如此，而这位神圣的殉教者对于参加这部作品一事绝不感到惋惜。
　　但是我们无需乎用这一类间接的证明，来认识莫尔对教廷的态度。就是当宗教改革已经开始，也就是由于对新教进行斗争原该使莫尔接近教廷的时候，我们还听到他的一些言论。例如，他在（驳丁达尔的回答》（Widerleyung von Tyndalls Antwort，1532年）中，曾经写道：在教皇以上应当设立一个总教会会议，以便对教皇进行告诫和惩罚，而且当教皇屡教不改时，最后还应当加以废黜。（第621页）。
　　和这一段有同样意义的是下面这件事：
　　当宗教改革开始以后，英国亨利八世断然表示反对宗教改革，拥护教皇。他甚至发表了一部书来反对路德关于七圣礼的说法^[2]。这部书是于1521年以亨利的名义出版的。但是照当时的惯例来说，这部书多半是由别人代笔的。
　　莫尔虽然被认为是此书的著者，可是其中很少有他的手笔。当亨利八世和教皇决裂时，这部书自然是使他最头痛的。他的这部书的执笔者现在却成了罪大恶极的人。
　　当莫尔于1522年辞掉大法官之职时，他的罪状中其中有这样一条：“他曾用阴谋诡计蒙蔽国王，违其本怀出版捍卫七圣礼和教皇权威之书，因而使国王把利器拱手让与教皇以自辱。”
　　这个被人摆弄得可怜的国王的义愤填胸，所以滑稽可笑，就在于他在整整十年期间，一直以此书作者自居，并承受了此书所受到的一切颂扬。教皇并因此赐给他以“护教者”（clefensor fidei）的称号，并准许读此书的人得到赦免。
　　现在此书已经成了一部可耻的著作，要莫尔来为此受累。莫尔答驳控诉时说（据罗培尔所说）：“诸位公卿，这一类威胁只能吓倒儿童，却不能吓倒我。但是对于诸位对我提出的主要控诉之点，我可以答复说，我不相信陛下竟会以此责我。关于此点，没有他人比陛下更可以为我开脱，因为陛下深知，在编纂此书时，从来不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只是在此书写成以后，奉陛下之命，并得到著者们的赞同，将此书加以编辑而已（只是选择编排其中的主要资料）。我发现书中，对教皇的权威不只强调得过分，并且还反复加以捍卫，于是我曾向陛下进言：‘臣谨向陛下奏明，如陛下所知，教皇与陛下一样，系一君王，并与其他基督教君王结有盟约。因此，一旦陛下与教皇在这个盟约的某些点上意见分歧，可能彼此失和而发生战争。臣以为不如修改有关各段，而对教皇权威不必如此过份推祟。’陛下赐复道：‘此事万不可行。罗马教廷对我朝所施恩泽至高至厚，已非任何推崇所能报答。’我又向陛下奏复道：‘先前颁布的警戒法令（Statut Prämunire）已将教皇在英国所设的牧师职位大部撤除。’陛下又赐复道：‘不论何种条文与此抵触，我朝愿将教皇权力推尊至于极限，因朕之王位亦系教廷所授。’此事若非陛下亲口讲出，我是从未得知的。”
　　控诉失败了。亨利本人和其他人等，都对莫尔正确的答辩不能提出反驳。因此，我们也得承认其确凿有据。但是我们从这些申辩中，以及从前面所引莫尔反驳丁达尔的那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莫尔对于教廷远不是奴颜婢膝的。他把教廷看成一个在国际上起联合作用的环节，如果没有教廷，整个基督教界将分崩离析，而成为互相敌视的民族混乱局面。此点我们将在下章予以证明。但是他捍卫各个民族以及整个教会反对教皇的权利，教皇在他眼中是个可以罢黜的基督教的总统。

3．莫尔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态度

　　从莫尔给其乌托邦人所立的理想宗教，可以看出，莫尔在宗教事务方面的思想是如何自由和不受拘束。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编窥见其全貌。现在我们只提到一个使莫尔凌驾于当时天主教和新教之上的特征，这个特征也是他和当代的少数人所仅有的：他的宗教宽容。他不但在宗教改革以前在其《乌托邦》中宣布了这种宽容，而且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斗争激烈，到处热火朝天地焚境“异端”，的时候，也还是这样主张。他不但宣传宗教宽容，而且还实行宗教宽容。
　　斯塔普略顿就觉得他这位天主教圣人在其家中竟款待一个路德派信徒有些奇怪（第215页）。
　　西门·格雷脑斯（Simon Grynäus），麦兰希顿（Melanchthon）的学生兼信徒，来到英国搜集材料，准备翻译希腊新柏拉图派哲学家普罗克鲁斯（Proclus）的作品。他深受当时任大法官的莫尔的支持，因此，他就把他的译文题献给莫尔的儿子约翰，因为托马斯·莫尔在译文完成之前已经为天主教殉教了。斯塔普略顿曾将这段题词记载下来，这个题词因为可以说明莫尔的性格，所以对我们有重要价值。题词如下：“你的贤明的父亲在当时，论其地位和人品，可说是英国的泰山北斗，为了奖进学术对我这个素昧生平的私人，曾指示公私机关为我大开方便之门，并与我同桌进餐，他虽手持王杖，仍让我伴随他同进宫廷。不但如此，他还温良宽惠地指示我，说我的宗教见解在不少点上和他的背道而驰，当然这种差异他原能事先想到的，虽然如此，而他对我的关注仍不少衰，并将一切事宜皆安排妥贴，并慷慨解囊地承担了我的全部开销，此外又添派了一位青年学者约翰·哈雷斯（Johannes Harris）作为向导，还为我给牛津大学校长写了介绍信，这封介绍信犹如魔杖一样，一挥而发生妙用，他不但为我开启了全部图书馆，并且开启了人心。大学中约有图书馆二十余，满藏古书，我得能在其中到处搜索，并得馆长同意将有关普罗克鲁斯的大批书籍借回家去，所借的书足足够我在二年以内作为细心研究的资料。当我离开英国的时候，我不只是满怀着这种的珍宝和欣慰，还备受你父亲给予的大量资助和多种方便。”
　　这件事是在路德对罗马宣战十年以后发生的。
　　可是新教派和自由思想派作家们曾想把莫尔指斥为一个迫害异端的人。例如，伏尔泰关于他就曾这样写道：

　　“差不多所有历史著作家，尤其是奉天主教的历史著作家，都异口同声地把托马斯·莫尔（也名莫鲁），看作是一个有德性的人，是为法律殉难的人，是十分仁慈良善而有学问的智者，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迷信而野蛮的迫害者。”由于他的影响，曾有不少的人曾为信仰殉难并遭了火刑。为了这种残暴行为他应该遭受死刑，倒不是因为他曾否认亨利八世对教会的最高权力。他是在诙谐的神情下死去的，他倘或具有一种较为庄重而且不那么野蛮的性格的话，是比临死不惧要好得多的。”（《论民族的习俗和世风》，第135章：论亨利八世和英国宗教革命）
　　除了十八世纪中叶的自由派呼声以外，还可以提一下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个新教派的呼声，那就是詹姆士·安童尼·弗罗德（James Anthony Froude）^[3]先生在他所著《由渥尔塞（Wolsey）的垮台至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失败止的英国史》（1870年，伦敦出版）中所发出的呼声，他在那部书中曾从最庸俗的、新教徒的资产阶级观点为英国的宗教改革史进行了辩护。这位先生对于人们给莫尔所捏造的迫害异端一事，怒不可遏，他认为他辩明莫尔理当正法一事，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并且声明，对于稍涉怀有危及社会观点（opinions subversive of society）的嫌疑的人，加以处决，就在十九世纪也还是必要之举。1848年与这种必要措施就已经相去不远了。英国的宪章派（Chartisten）如果同巴黎的“杀人犯”和“反叛”合谋举事的话，这种必要措施就该见诸实施了。但是，如果1848年的巴黎“反叛”按照他的方法不过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事的话，那么弗罗德先生对于这伙“嗜血成性的恶犬”更该发出怎样的咆哮呢？如果在战事中敌方不是那样可恶地向我们射击，单是我们这一方面向敌方射击，那岂不称心如意！
　　关于人们所谓莫尔对宗教意见不能宽容的证明，除了一些新教饶舌家毫无根据的说法以外，又举出莫尔自己所作的墓志铭作为证据：墓志铭中是这样说的：“Furibus，homicidis， haereticis molestus”，“他穷迫盗贼、因犯和异端”。这样把三者平排并列，对“异端”说来确实不够奉承掐媚。但是“穷迫”的字义并不包含着除了用精神武器以外还用其他暴力进行镇压的意思在内。而这样一种武器，莫尔自然是并不缺少的。他所谓宽容，乃是指人们不应当用“打击”的理由，使敌人闭口无言。但是如果发挥其全部才能，以使其信念为世人所折服，并使敌方的信念发生动摇；这在莫尔看来决不是一种不宽容。他的为人，果敢有为，不肯示弱，不能向敌人求情告饶，但他也不会觉得自己理屈辞穷而偃旗息鼓。他是能够斫中要害的。老妇们对于这层以及莫尔所用的“轻浮”语言，“粗鲁”词句，难免义愤填胸。我们这个柔弱而伪善的时代对于当时进行思想战斗时的粗暴鲁莽也许感到厌恶，而且当战斗正酣之际，那种粗暴用事，就是在现代有些拘谨的人看来也是有些过火的。但是单就这种粗鲁言辞本身而论，它还远不是不宽容的证明。
　　莫尔在1533年辞了大法官职务以后，写了《乞恕辞》（Apolgy），在那篇文章中他亲自对我们说明，他究竟是在什么范围内曾经追究过异端。他的陈述使我们感到完全真实，并且有事实作为旁证。我们对于他的陈述应当确信无疑，只因莫尔歪曲事实，于他毫无好处，而且他的为人决非故意撒谎之人。写了《乞恕辞》不久以后，他就去就义了，他的死亡正因为他不肯撒谎。
　　他在上述的这篇文里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当我出席御前会议、当我身为兰开斯特郡公国大法官、尤其当我任大法官的职务时，我对于教士是怎样嘉惠都是有口皆碑的。对于良善的人我曾加以赞赏恩宠，但是对于有害于善良人民，沾辱他们身分的无用之辈，我也不稍循情，而给以应有惩处。至于违反宗教戒律，流为盗贼和凶犯的教徒，他们在我手里是决难求情告饶的，因此，他们怕任何人都没有像怕我这样厉害。”在他这样说明他对当时天主教教士的态度，并因而也说明教士的状况以后，于是他就进而谈及人们所说他是一个异端迫害者的论调。“他们许多人（路德派）曾经说过，当我在大法官任上时，每爱在家私设公堂，严刑拷问家中奴婢，把他们绑在花园树上，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打。许多自认清白的教士把这个无稽之谈到处传记，因而我的一位正直的朋友，经常听到街谈巷议。这些教士既然恬不知耻地说出这种话来，那他们还有什么谣不可造呢？但是遇有重大盗案，或穷凶极恶的杀人罪犯，或亵渎教会事件，例如盗取祭器及圣饼，或者怀着恶意把它扔掉——在这些情形下，我确曾下令官员或管狱员对他们加以鞭笞。我对于偷盗、谋杀者和掠夺教堂之人虽然这样毫不循情，可是在我一生从来不曾因为信仰不同而对异端加以迫害，只有两件事是例外。”这两件事他曾作了详细描写。一个案件是有关在莫尔家服务的一个青年，这个青年曾经引诱另一个青年嘲弄圣坛上的圣物。莫尔为了此事曾“照当时一般人惩戒儿童的方式”，把家人聚集在一处，令一个仆人打了一顿屁股。另一个“迫害异端”的案子是关于一个疯子，他曾一度住过疯人院，他最爱去参加弥撒，并当举行“圣事”的时候，大声吼叫，肆意谩骂。当这个疯子有一度路过莫尔的家前时，莫尔就令一个警察把他逮捕起来，拴在大街的一棵树上，鞭打了一顿。
　　这两次鞭刑在那个时代说来，确实无伤大雅，因为在当时，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异端、巫婆随意付诸火刑的。
　　莫尔继续说道：“因为信奉异端而交付我处理的所有人犯，从来没有一个遭到杖击、鞭毙，甚至其鼻子也不曾遭到一度指弹，此事确有天主为证。我由于职责不能不作的唯一事情，就是把这类犯人拘留起来，——但是因为我看守不牢，以圣乔治·康士坦丁（Georg Konstantin）竟至越狱而逃。”路德派声称莫尔对此人逃走一事怒不可遏。但是实际上，莫尔并不曾为此事对任何人，甚至门警，大发雷霆。他只是对门警说：“‘约翰，要留心把栅栏安好，封锁牢固，否则那个越狱逃脱的犯人最后仍然会再度潜逃的。’康士坦丁的行事（即私逃一节），原是人情之常。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住所不合意，而换一换地点，我永远不会因此对他发怒的。”
　　关于指称莫尔对于异教徒实行残酷的迫害等说法，莫尔都认为是造谣生事：“关于异教徒，请人们不必对我误解。我憎恶他们的错误见解，不憎恶他们的人身，我希望错误见解必须消灭，人身要受到保护。”
　　我们还可以从这篇文章中再引一段，以便说明莫尔是用什么方式对待宗教问题的：“我们可进而谈到教友们对我愤恨的那最后一个过错：即是我在最郑重的事情里面也混杂上笑语、戏谑和有趣的逸事。霍拉士（Horaz）曾能过：ridentem dicere verum——（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含笑谈真理呢？像我这样在家人谈笑风生地表示我的见解要比严肃庄重地向人说教好。”
　　莫尔说得对，他并不是新天主教派的一个教士。莫尔在其论战性的宗教作品中，虽然竭力表示郑重其事，可是禁不住还要流露出嬉皮笑脸来。他在1529年所写的那篇《灵魂呼吁书》（Supplication of Souls），中间有许多段落读起来没有再好笑的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在举行庙会时散发出来的《乞丐呼吁书》（Supplication of Beggars）那个传记单而写的一篇辩论文字，那篇传单风行一时，旨在要求亨利八世裁并教士基金，以便救济失业的无产阶级。传单作者，菲世（Fishe））就中曾要求：把教士们驱逐出修道院，在鞭笞强迫之下从事工作，并且勒令结婚，以使国内生产日增，人口繁庶。莫尔对于这个建议捧腹大笑：“我们只消想一想，有人居然向国王上书，以求剥夺、抢劫、捆绑、殴打教士并——勒令其结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究竟作者对于婚姻持什么看法，因为他把结婚列为最后一件坏事，而且说真的吧，他如果把结婚认为一种好事，他会不愿意让教士们结婚的。”
　　莫尔跟着就谈到涤罪所，在基金裁并以后，可怜的亡灵就要因此而受到虐待，因为再没有人替他们祈祷超度了。可怜的灵魂将受到多么大的痛苦！我们只须想一想这些亡灵看到世上的愚昧无知行为是该多么难过。一个亡人被人忘记是多么快啊！涤罪所中的亡夫不得不张目注视着自己的妻子迫不及待地另外嫁人，而且子女都愉快地过活，没有人再思及亡父，亡父已如破鞋烂袜一样，扔掉以后，就早被置在脑后了。他的妻子只有当她和再醮之夫发生口角争论时，才偶尔想到其先夫。”
　　莫尔在其《驳丁达尔的回答》一文中假设一个新教传教士巴尔涅士（Barnes）在大庭广众面前同两个妇女论辩，那两个妇女一个是商人之妇，一个是保托尔夫码头（Botolphswhart）的女酒店主人。论辩的题目是：凭什么标记可以辨认出真正的基督传教士来。巴尔涅士自称他是真正的基督传教士，因为，他对圣经能作正确解释，并且他的言行举动，也都照着圣经行事，于是那个女店主就大声嚷道：“凭这个神圣的厨妇（Malkin）发誓!巴尔涅士神父，你说的这些标记都比不上我的酒店标记，也比不上一个芥末铺标记。当我看到前一个标记时，我就确信能够得到热烘烘的小面包，当我看到后一个标记时，我就相信能够得到一把芥末壶。但是你那两种标记并不能给我丝毫保证，是一文不值的！”
　　这就是莫尔的神学论著的体裁。诚然，到了他的晚年，这些论文已不像往常明快爽朗，有时表现一种狂喜和狂热的特征，而且他在论文中所发表的言论和他先前的原则，例如在《乌托邦》中所发表过的，竟至互相矛盾起来。研究这种变化如何发生，宁属于心理学的范围，而不属于历史的范围：像莫尔这样一个热肠的人，在论战正酣之际失去分寸，论调与先前主张互相矛盾；像他在与敌斗争之际，咬住对方不放，而发作一阵热狂，最后，像他在牢中等待死刑时所写的这些论著等等，都带有一种神不守舍的性质；——像这类情节，只有一个与他势不两立的神甫才会认为不合教礼的。我们留待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们从这些著作中来搜集拥护或反对莫尔的资料吧。当我们把莫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以及作为一个思想家来研究时，这些事情对于我们顶多只有病理学的兴趣。莫尔的神学文献，一旦我们理解为什么莫尔站在天主教方面而不站在新教方面时，差不多就不言而喻了。他一旦决定站在前一方面，那么以后的一切都是这一步的当然结果。但是他所以要反对新教的理由，不是教义性的或神学性的，而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这些理由有一部分正是激发一般人文主义者站在天主教方面作战的原因。这在第一编中已经论及。但是由于地方的或个人的影响，这些理由在莫尔方面采取了完全特殊的形态。在下面我们将详细加以介绍。

^[1] 在许多老版本中，在这一段旁有一个眉批：“这是乞丐们的一句口头禅”。这可以证明，教会对周济贫民的责任是怎样疏忽懈怠了。

^[2] 拥护七圣礼驳马丁·路德论，英法常胜无畏国王，爱尔兰统治者，亨利八世著。伦敦，1521年。

^[3] 原书作James Anthony Freunde。——译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