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考茨基 -> 社会革命（1902）

5．阶级矛盾的缓和



　　我们首先来考虑前一种异议：似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正在缓和。我在这里姑且撇开工业危机问题不谈；那是几年前就有人断言其已趋缓和的。从那以后，显而易见的事实已对这一看法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以至我在这里不需要对它再作讨论；否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也不想对那已经使人厌烦的所谓贫困化理论的辩论再补充任何进一步的论述，因为这场辩论只要你愿意的话，是满可以运用一点技巧就把它无穷无尽拖延下去的，而且辩论的劲头与其说是为了确认既成的事实，还不如说是在如何理解“贫困”一词上绕圈子。我们社会主义者都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若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物质贫困的加剧。但是我们同样认为，在今日的社会里，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掌握了国家政权，就足以遏止这种贫困。我们最终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日益消沉下去，而必须日益强大起来，才有希望获得解放。
　　但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跟贫困化完全是两码事。它根本上是剥削日益加剧的问题。
　　马克思早在一代人之前就已证明了剥削的确是在日益加剧，而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人反驳过他。谁对无产阶级遭受日益加剧的剥削这一事实提出异议，谁就必须首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反驳。
　　这时，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那纯粹是死板的理论罢了；对我们来说，仿佛只有我们能用手抓住的事物才算是真实的。据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出的不是经济规律，只是一些统计数字。而精确的统计数字却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因为至今还不曾有人愿意在统计表格中既提出工资数字，也提出利润数字，这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实际情况，即资本家们总是把他们的防火保险箱当作一个堡垒，哪怕他们当中最胆小最和善的人，都会像狮子一样守住这个堡垒，不受当局的任何侵犯。
　　但是，毕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长数字。至少在我所知道的一些显然不是有关德国，而看来是有关英国的最近的统计中，就有这么一份。它是由A·L·包莱编制的，并在1895年三月伦敦统计协会上作报告时引用过，后来转载于该协会1895年六月的《公报》第224至285页上。我们从其中摘出下列表格：

年度全年工资收入总额 非工资收入
　单位：
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所占的百分比		 应缴纳所得税者不缴纳所得税者
　单位：
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
百万英镑		在国民收入总额中
所占的百分比
186039247 37645.3364 7.67
186646445 4854781 8
187048644.5 5214885 7.5
187460945.25 63547.25100 7.5
187759143 65247.33130 9.5
188056742 65248.33126 9.5
188360942.67 69649122 8.33
188660542 71549.5125 8.5
189169943.5 78248.5130 8

　　对这张统计表，可以提出各式各样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个统计太乐观了，工资数额的增长似乎比实际情况快得多。
　　在计算工资时，统计人并不考虑到失业情况；除此之外，统计人假定：在他不能确切认定已发生变化的方面，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些重要因素就算照旧未变。不待说，作为统计人是有权利这样做的，但发生变化的往往恰恰就是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因素。譬如，女工和男工的比例，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就是这种因素。
　　但最成问题的是，这个统计仅仅限于少数几个行业。所有这些行业，除了农业工人之外，都已有了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工会组织。于是统计人便不假恩索地一律认为，整个工人阶级的状况已经提高到了与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同等的水平；其实，有工会组织的工人即使在英国也至多只占工人总数的五分之一。看看各类工人的工资变动情况，也不无趣味。以1860年的工资为100，其变动情况如下：

　18601866 18701874 18771880 18831886 1891
农业工人100105 107130132 122117111 118
建筑工人100116 116126128 125125126 128
棉织业工人100125 125148148 134146155 176
毛织业工人100106 112121130 126120115 115
钢铁工人100127 127143112 112110100 124
机器制造工人100108 110124123 120127126 126
煤气工人100115 120125128 128130130 149
海员100113 103129123 102118110 143
旷工100？ 100150115 100115100 150
平均100113 113138132 124130125 140

　　我们看出，从1860至1891年，工人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包莱对英国整个工人阶级所做的这种统计，甚至不能适用于整个工人贵族。除了棉织业工人之外（棉织业工人不愧是英国的稳健派和一切“社会和平”梦想家的模范儿童），超过1891年工资平均数的只有煤气工人，海员和矿工。煤气工人工资的增加，至少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政治家们的活动，而并非单纯得力于工会的活动，因为有了政治家们的活动才使大城市的市政工人的状况有所改善。对于煤气工人来说，纳入市政以后是简直用不着考虑到私人资本的竞争和剥削的。1891年煤气工人工资的增长，也有一部分应归功于“新工会主义”的突然出现；“新工会主义”曾令人产生如此过分的希望，以致嗣后不久希望完全落空。1891年海员和矿工的工资增长，比煤气工人的还更显得突如其来，而且是暂时性的。1886年矿工的工资还同1860年的一样，而到1891年则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不能认为这种增长是确有保证的进展。但是，对于建筑工人，毛织业工人和钢铁工人来说，1860年以来的工资增长仍然还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包莱硬要我们相信，在这个期间内，英国整个无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而组织良好的钢铁工人的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我们不妨就依据这样一张表格。它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即使按照这个十分异乎寻常地乐观的统计，工人的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小了。从1860到1874年，工资平均增长额占国民收入的45%：从1877到1891年，它只占42.25%。如果我们在缺乏更有根据的数字情况下，不妨把应交纳所得税的非工资收入数额算作剩余价值数额，那么这个数额在1860年还比工资总额少三亿三千万马克。但到1891年时，剩余价值数额就已大大超过工资总额，竟不下于十六亿马克。
　　这毕竟说明了剥削量的相当迅速的增加。依此，在上述期间内，剩余价值率，亦即对工人的剥削程度，从96%增加到112%。即使根据包莱的数字来看，甚至对组织得最好的工人的剥削，也实际上至少加剧到上述的程度。对于无组织的工人的剥削，势必还要厉害得多。
　　包莱的统计表只计算到1891年为止。激进的国会议员齐奥查·麦奈在随后的十年里调查所得的数字，补充了包莱的数字。麦奈的数字是记载在他所著《财富和贫穷》一书中的。该书于1908年在伦敦出版，据第8版第98页所载英国应交纳所得税的收入为：

年度收入总额土地收入 工商业收入
　单位：百万英镑单位：百万英镑 单位：百万英镑
1893—1894873.7206.7 356.6
1894—1895657.1208.1 340.6
1895—1896677.8210.6 356.6
1896—1897704.7214.2 377.1
1897—1898734.5216.5 401.3
1898—1899762.7223.8 416.5
1899—1900791.7228.4 436.2
1900—1901833.3232.8 466.2
1901—1902867.0238.2 487.7
1902—1903879.6241.9 491.6

　　如果我们把这些收入的消长算作剩余价值的消长，那么在1893到1902这十年里，剩余价值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工商业利润甚至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工资的增长则远远达不到这个程度。譬如，伦敦木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小时9.5便士（75芬尼），在1903年是10.5便士（85芬尼），即增加了百分之十三。瓦匠的工资在1894年是6.5便士（55芬尼），在1903年是7便士（57芬尼），即增加了百分之八。排字工人的工资在1894年是每星期38先令，在1903年是39先令，即增加了百分之三，等等。
　　齐奥查列出了如下的利润和工资增长对比表（表中把1900年的数字定为100。1893年则表示1893至1894会计年度，其余照此类推。）：

年度利润工资
　应缴纳所得税的收入工商业收入 建筑工人煤矿工人金属工人 纺织工人农业工人总计
189380.9176.60 90.0080.44 92.6094.97 92.0890.02
189478.9973.17 91.176.1392.56 94.9791.50 89.25
189581.3976.60 92.2272.54 93.1894.97 90.9188.76
189684.6380.90 93.3371.90 96.7594.97 90.9189.57
189788.1186.05 94.4572.60 98.1894.97 92.0890.46
189891.5989.27 97.7878.60 99.1994.97 93.8392.87
189995.0793.56 98.8983.53 99.6198.22 94.9995.05
1900100.00100.00 100.00100.00 100.00100.00 100.00100.00
1901104.08104.72 100.0093.95 100.25100.00 100.7098.98
1902105.64105.58 100.0087.53 100.25100.00 100.7097.70
1903108.40107.72 100.0084.92 99.93100.00 100.9797.16
1893—1903增加27.4931.12 10.004.487.33 5.038.897.14

　　可以看出，齐奥查·麦奈所称为利润的，也包括地租和利息在内，这也就是剩余价值；它们在1893至1903年的十年里，也同1860至1891年期间一样，增加得比工资快得多。利润和工资之间的矛盾显著地发展着。自那以后，工资的增加越来越陷于停滞状态，而剩余价值的数额则进一步迅速增长。
　　如果说，从英国的统计中最能看出剩余价值与工资之间的对比关系的话，那么美国的统计则提供了有关失业的最广泛的资料。
　　在美国，失业人数正在迅速增加，因为这些调查数字虽不总是完全可靠的，但我们毕竟能据以进行一番比较。我们从其中算出如下的百分比增长数。
　　美国的失业情况是：

失业期1至3个月　 4至6个月　7至12个月 　
　数量百分比 数量百分比数量 百分比
年度男子
18901,553,75951.6 1,179,42639.1 279,9329.3
19002,593,13649.6 2,069,54639.6 564,79010.8
增加66％　 76％　101％ 　
　妇女
1890265,10651.9 188,99237.0 56,51511.1
1900584,61747.1 485,37939.1 171,49613.8
增加120％　 156％　203％ 　

　　由此可见，在男子和妇女失业者中间，短期失业者的百分比有所下降，至于较长期失业者，则不仅绝对数增加了，相对数（百分比）也增加了。失业一至三个月的男工“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与此同时，人口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就业人数增加百分之二十四！但是，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则从1890至1900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失业半年以上者甚至增加到两倍。
　　妇女失业者的人数增加得还要快：失业一至三个月者增加了120%，失业四至六个月者增加了156%，失业半年以上者则增加到三倍。
　　根据1901年对24,402个工人家庭的调查，这一年有多达12,154个家长（也就是半数）失业，而且每人平均失业达九个半星期之久！
　　所有这一切数字都只会坚决支持而不会反对关于对工人的剥削日益加剧的论断，这一论断是由马克思以其他途径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而得出的，直到今日还没有人驳倒过它。有些人当然会说：应该承认，剥削是加剧了，可是工资毕竟也在增加，即使没有增加得像剩余价值那么快。既然剥削的加剧不会公开暴露出来，而只能通过长期调查显示出来，那么工人究竟能从哪里感觉到剥削的加剧呢？工人群众是既不研究统计资料，也不考虑价值和剩余价值论的。
　　这可能是对的。但毕竟有一个途径能使工人们感觉到剥削的加剧。随着利润额的提高，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是在阶级与阶级之间，并没有一垛不通风的大墙把彼此隔开。上层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久而久之也传染到下层阶级，在下层阶级中间引起新的需要和要求，而增长缓慢的工资是不敷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资产阶级大骂下层阶级不再安分守己，欲望增多；他们忘记了，下层阶级要求的提高仅仅是上层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反映而已，惹起下层阶级欲望的正是他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确切地看出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比无产阶级的提高得快。五十年以来，工人的住房并没有多大改善；反之，今日资产阶级的住房，比起五十年前资产阶级的住房水平来，则堪称豪华讲究了。今日铁路上的三等客车，与五十年前相比虽有改善，但其内部设备仍悬殊不大。而十九世纪中叶的头等车厢又怎能与现代化列车上的豪华车厢相比呢！我不相信，远洋轮船上的海员今日的住宿条件会比起五十年前有多大改善，但是现代化客轮头等舱里的奢华富丽，甚至与五十年前的皇家游艇相比，也是堪称闻所未闻的。
　　此外，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和物价腾涨，工人的状况已经绝对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他们不需理论上的考虑，就能认识到对他们的剥削已加剧到什么程度；种种关于阶级矛盾缓和的夸夸其谈，都是一派胡言乱语。
　　关于对无产阶级剥削的加剧，就讲到这里。但是，阶级之间在政治上的日益接近，会不会抵销这一经济因素呢？工人会不会在政治上和社会地位上愈来愈被资产阶级承认为同等人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正在迅速羸得政治威信和社会威信。
　　如果说，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提高落后于资产阶级，从而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欲望和不满，那么，无产阶级在道义上和思想上迅速而不断的提高，也许是近五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几十年前，无产阶级的处境还如此恶劣，以至连有些社会主义者也预料无产阶级的胜利将对文化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洛贝尔图斯[1]在1850年还写道：“目前存在着一个迫在眉睫的危险：会再出现一次新的野蛮人的风暴；这次风暴将来自社会本身的内部，它将把文明和财富之国夷为废墟。”
　　几乎与此同时，亨里希·海涅宣称，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者。“我是以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的口气承认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哎，这决不是故作惊恐！实际上，我一想到那个时代就只有不寒而栗和毛骨悚然。那时，愚昧无知的圣像捣毁者们将取得政权，他们将用胼胝的双手，干出砸碎美人的大理石雕像等诸如此类的事情。”
　　大家知道，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威胁着现代文明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正是这些共产主义者，今日已成为艺术和科学最可靠的保护人，他们一贯是最坚决地提倡艺术和科学的。
　　于是在巴黎公社之后，支配过整个资产阶级的那种恐惧也迅速消失了。在那以前，整个资产阶级都相信，获胜的无产阶级将像民族大迁移时期的汪达尔人那样大肆蹂躏我们的文化，他们将在废墟上建立一个野蛮的苦行派的王国。
　　正是由于这种恐惧的消失，才使得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强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同情。
　　同雇用无产阶级一样，也雇用本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点。我在上面已经指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统治阶级既没有兴趣，也没有闲暇能像雅典的贵族或天主教全盛时期的僧侣那样，去关心国家的行政事务或从事文化艺术和科学。他们把那种从前是统治阶级特权的整个高级精神活动，都交给雇用的劳动者去做，因而专职的学者、艺术家、工程师，官吏的人数就迅速增加了。
　　把他们作为整体来看，就组成了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一“新的中间等级”；但是，他们由于缺乏任何特殊的阶级意识而与旧日的中间等级不同。他们当中的个别阶层有一种特殊的等级意识，往往还有一种特殊的等级自豪感，但是其各阶层的利益太独特了，以至无法发展成一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他们的成员参加了各个阶级和政党，从而为各阶级和各政党提供了大批精神战士。其中有一部分人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许多知识分子由于职业上的需要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另外一些人则把无产阶级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但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迄今还一直陷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圈子之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而且也因为他们作为“中间等级”的社会地位是同小资产阶级那种介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地位十分相似的缘故。
　　上文所讲到的那些越来越同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人，显然就是知识分子的这一部分。因为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利益，而且由于其职业活动最容易具备科学的洞察力，所以他们最容易经过科学地考虑以后被我们的政党争取过来。他们必然会认清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理论上的破产，并且看到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优越性。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他们必然会越来越感觉到，其他阶级总是在竭力进一步贬低艺术和科学的成果。其他许多人士也终于被社会民主党正在不可阻挡地日益发展这一事实所感动，特别是当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与自由主义无法挽救的日益腐朽加以对比之后。因此在知识阶层中普遍产生了对工人的友好态度，以至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沙龙不在大胆地议论着某个或更多的“社会主义者”了。
　　如果这些知识阶层能够起到与资产阶级同等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当然就能稳操胜券，而任何社会革命都必然是多余的了。因为，同这个阶层讨论问题是容易的；从他们那里也不会遇到对稳定而逐步的发展给与强制性的阻拦。
　　但是，可惜他们仅仅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这样的一部分：他们虽然代表资产阶级写作和讲话，但并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行动。人所共知，对人的评价只能根据其行为，而不能根据其言论，对阶级也必须这样。
　　同时必须记住，尽管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心正在增长，他们也只是资产阶级中最无战斗力又最缺乏斗志的部分而已。
　　以前，当社会主义在知识阶层中被斥为犯罪或神经错乱时，资产阶级分子只有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彻底决裂，才能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要在当时从资产阶级圈子里冲出来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谁就必须为此有比一个无产者更大得多的毅力、革命热情和坚定信念。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构成了最激进和最革命的一支力量。
　　今日，社会主义已在上流社会里时髦起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想要获得社会主义者的称号，已不再需要任何特殊的毅力，不再需要与资产阶级社会决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新社会主义者不能摆脱其阶级的传统观念和思想感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知识分子的斗争方法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不同的。无产阶级要用其人数上的优势及其阶级组织的团结一致来对抗财富和武力。知识分子在人数上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没有任何阶级组织。他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用言词和文字来进行劝说，即用“精神武器”和“道义上的优越性”来进行斗争；“沙龙社会主义者”还想用这些武器来决定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胜负。他们宣布愿意把他们的道义武器赋予无产阶级，但要在如下的条件之下：无产阶级不仅在暴力毫无取胜希望的国家里放弃使用暴力，而且在暴力确有取胜希望的国家里也放弃使用暴力。因此，他们尽力使人不相信革命思想，把革命思想说成是不中用的手段。他们想从革命无产阶级中分出一翼社会改良派，因此力求分裂和削弱无产阶级。
　　迄今为止，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开始信奉社会主义的唯一效果。
　　除了“新的中间等级”之外，旧的中间等级一一小资产阶级还在勉强度日。从前，这个中间等级曾是历次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颇有斗志，善于斗争，在条件有利的地方很容易就会勃然奋起反抗上层的一切奴役和剥削，反对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统治，反对封建和僧侣的特权。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核心队伍。正如今日一部分“新的中间等级”那样，这个旧的中间等级有时也对无产阶级颇表同情，同无产阶级协力合作，向无产阶级提供和从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力量。但是，无论新旧中间等级，都永远是不可靠的盟友，这正是由于它们处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指出过，小资产阶级分子既不完全是无产阶级，也不完全是资产阶级，他们按情况不同而有时觉得自己是资产阶级，有时又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
　　于是，从这种双重地位中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与无产阶级一致，另一些部分则与无产阶级的敌人一致。
　　小企业是注定要没落衰亡的，这个过程正在无法阻挡地向前发展。但是这个过程在小企业数目减少上表现得很缓慢，而在小企业衰败上则表现得很迅速。有些小企业所有主已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他们简直成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为企业主干活的家庭劳动者和雇佣劳动者。另一些小企业所有主，特别是小商人和小酒店老板，他们还能独立存在，但是他们的顾客都是人，因此他们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境况的好坏。这部分人愈来愈与战斗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反之，小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则与上述情况不同。他们还没有陷入完全依赖资本家的境地，但在走向这种境地或走向毁灭；还有一些小业主是不在无产阶级圈子中寻找顾客的。他们不敢相信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兴旺起来，而指望一切转机来自上面，即来自上层阶级和政府的救助。而且因为一切进步都在威胁着他们，他们就愈来愈反对任何领域里的进步。奴颜卑膝和卖身投靠的习气使他们成为心甘情愿的帮凶，甚至成为君主政体、教会和贵族的狂热维护者。但是，他们同时又依然是民主主义者，因为只有通过民主，他们才能发挥其政治影响，才能获得公众势力的支持。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没落，主要就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极分化。一部分分化出来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则转向反动的民主派，在其中披着五光十色的外衣，如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基督教民主派一一其实都是保守党和中央党的一些小宗派，但它们的社会成份始终是一样的。
　　反动的民主派的某些观点和论据是从社会主义思想中剽窃来的，因而某些人在开始时认为，它们是从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个特殊过渡形式。今日已很明显，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社会主义最誓不两立的敌人，莫过于这种反动的民主派了。如果说，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是文化上的一切进步——无论这种进步是否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那么反动的民主派则在其整个本性驱使下，要阻挡一切文化进步，即使这种进步并不直接威胁小业主的利益。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党是最进步的政党，那么反动的民主派就是最倒退的政党，因为他们对进步事业除了有与其他反动政党相同的仇恨之外，还对他们狭隘的思想圈子以外的一切事物极度无知。而且，小资产者只有靠惨无人道地榨压最弱小和最无力反抗的劳动力——妇女和儿童，才能继续保持其剥削者的地位。他们这样做，当然首先会遇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因为社会主义者力求通过组织力量和强制性立法来废除这种践踏人类生命的野蛮行为。
　　这样，那些不倾向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就从盟友和置身于无产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调和分子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凶恶的敌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阶级矛盾的缓和，而是阶级矛盾发生了人们所能设想到的最无法调和的尖锐化，而且正在迅速地达到其顶点，因为这种尖锐化是在几年前才明显暴露出来的。
　　对小有产者情况的估计，稍加修改也适用于农民。农民也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小农组成的无产者阵营，另一个是资本家性质的有产者阵营。我们的任务在于加速这种分裂过程，以便我们能够向前者说明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分裂过程，不用阶级观点而对整个农村居民一律看待，那么我们就会妨碍这一分裂过程。农村里的反动的民主派，按其本质是同城里的反动的民主派一样敌视我们的，即使我们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矛盾。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农民团结只是农民从旧政党（尤其是中央党）转向社会民主党的过渡阶段，其错误就跟那些指望城市里的反犹太主义也会促成这种过渡的人一样。中农和富农则憎恨社会民主党，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争取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成了农业工人流入城市和农民找不到人干活的重要原因。
　　在农村，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
　　大地主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更甚于农民和雇工之间矛盾的尖锐化。
　　雇工在农业大企业里，比在一般农民那里起着更重要得多的作用。但是对雇工来说，食品价格的抬高就不像对自已消费其大部分产品的农民那样没有多大影响。食品生产者与食品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当然不像工人与其剥削者之间的那种矛盾，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城市里，无产者今日是人数最多、最有战斗力和最有斗志的阶级，因此，食品出售者在城市里也遭遇到无产者作为其最强有力的敌人。
　　因而也用不着奇怪，大地主今日对产业工人的看法与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他们对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是漠不关心的，在资本家面前往往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的态度，有时甚至对无产者表示某些同情。当时，无产者并不碍他们的事，而资本家则在他们需要自由贸易的地方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另一方面，资本家则认为地租妨碍了利润，并且力图从地主手里把军队和政府中高级职位的垄断权夺过去。
　　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保守党和贵族地主一一狄士累利[2]、洛贝尔图斯、福格芬一一对工人友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同小资产阶级和中农富农阶级一样，大地主也愈来愈敌视工人。
　　但是资产阶级呢？它今日是举足轻重的阶级。至少它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对工人较为友好些吧？
　　我很遗憾，也看不出这种情况。
　　当然，资产阶级也在发生变化，它不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什么是它最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呢？
　　我们看到，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某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们通过卡特尔和托拉斯等企业组合减弱了、有时完全消除了竞争；另一方面，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兴起，国际竞争尖锐化了。
　　企业主联合组织不仅消除了企业主彼此间在面临产品买主时的竞争，而且还消除了他们彼此间在面临工人时的竞争。现在，工人只面临独一无二的劳动力收买者，而不是许多收买者。但是，无论企业主的优越地位因此提高了多少，他们对工人的矛盾因而也就更尖锐化了，这是毋需进一步阐明的。
　　企业主联合组织一方面限制工资的提高，而另一方面却提高了产品价格。对于最近几年物价的不断飞涨，企业主联合组织起了很大的作用。物价在美国上涨最快，美国的托拉斯制度也最发达。在德国，物价高涨当然主要应归咎于农产品保护关税和地主的垄断。
　　但是，外国的激烈竞争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物价高涨的结果，既不利于消费者，也不利于工人。除了实行保护关税引起物价上涨之外（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成立企业主联合组织），对工人的剥削也加剧了。资本家力图用加剧剥削来对付外国的竞争。因此，他们加紧反对工人建立斗争组织——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因为这样的组织将阻止资本家为所欲为。
　　由此可见，在这方面，阶级矛盾也不是缓和了，而是加剧了。
　　此外，还要加上第三个因素一一工业资本同金融资本、金融巨头的日益结合，工业资本家是在生产（广义上讲，包括运输业）领域里拥有一定企业的企业主，他在其企业中剥削那些被雇用的工资劳动者，并且从他们身上获得利润。反之，金融资本则是旧式高利贷的现代化形式。金融资本家从他们贷给别人的金钱中获得利息收入。在当代，他们不仅像从前那样贷给手头拮据的私人，而且还贷给资本主义企业主、地方当局和国家等等。
　　在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大矛盾，这种矛盾与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相似。贷款的利息也像地租（典价和租金）那样，是要从企业主收益中扣除的。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两种资本的利益就发生了矛盾。现在，大地主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最好是君主政体的国家政权（因为只要他们本人是宫廷贵族，就能影响君主，从而操纵国家政权），同时还热衷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将给他们的子孙在军官生涯中打开晋升之途，而资产阶级的子孙则不配当军官），并且永远赞成对内和对外实行横暴政策。而金融巨头也正如大地主一样，非常赞成政府实行军国主义，并且对内和对外实行强有力的横暴政策。金融资本的上层人物不必畏惧这种强有力的、不听命于人民和议会的国家政权，因为他们作为债权人，并且通过个人在宫廷里的影响，就能支配这种政权。而他们既作为债权人，又作为国家的供货人，在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上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们的影响和剥削的范围，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他们的财产，都会由于参与上述几方面的活动而增长起来。
　　工业资本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军国主义化、战争和国债都意味着提高税收，而税收的绝大部分是要由工业资本来承担的，因此必然要使生产成本更加昂贵。此外，战争还会使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陷于停滞状态，给经营上带来重重困难，往往导致破产。如果说，金融巨头是敢闯敢干，挥霍无度和专横暴虐的，则工业企业家是小心翼翼，精打细算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政权一旦强大有力，工业企业家就惴惴不安，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直接控制它。他们的利益所要求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是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因此，与大地主和金融巨头正好相反，他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妥协性也反映出工业资本家的妥协性。一方面，他们受到地租、利息及其产品税的制约；另方面，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又威胁着他们整个经济的利润。但是，在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威胁还显得不太大的场合，他们宁可对无产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和平手段，用福利设施等等来进行腐蚀和约束，而不采取暴力镇压办法。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的场合，工业资本家十分愿意利用他们充当带头羊或盲从投票的群众，以便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认为，工业资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似乎比以企业主利润为一方，以地租和资本利息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小些。他们把废除利息和地租看成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金融和资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消减，因为随着资本的日益集中，金融就愈来愈支配了工业。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用股份公司来不断排挤私人企业主。好心肠的乐观论者把这种手段看成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将使资本“民主化”，从而不知不觉地通过和平途径使资本渐渐变成人民财产。实际上，它是这样一种手段：它把中层和下层阶级不用于立即消费的金钱变成货币资本，再把它提供给金融资本家，增加他向工业企业主收买企业的资金，从而使他们得以把工业集中在寥寥几个金融资本家手里。没有股份制度，金融巨头只能支配他们用自己的金钱买来的企业。由于有了股份制度，他们用不着有必要的资金来收买，就能使许多企业依附于他们，从而加速占有这些企业的过程。没有股份制度，就不可能有皮尔蓬·摩根公司整个不可思议的大权（这个公司在几年之内把美国许多铁路、矿山、大多数钢铁厂都集中在自已手里），就不可能飞跃式地攫取对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工业和交通事业的支配权。
　　根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材料，J·D·洛克菲勒、C·H·哈里曼、皮尔蓬·摩根，W·M·范德比尔特和G·D·古尔德这五个人总共拥有三十亿马克。但是他们总共支配了三百多亿马克的资本，而投入美国各银行、铁路和工业公司的资本总额为七百亿马克。由此可见，因为有了股份制度，他们几乎支配了这种资本的半数，而美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又都依赖于这种资本。
　　这一次美国也未能幸免的经济危机也像每次那样，把小股东的资产剥夺掉了，却扩大和加强了大股东的资产。
　　但是，金融资本对工业的支配愈加甚，工业资本就愈来愈采用金融资本的方法。对于那些生活在其工人近旁的私人企业主来说，工人毕竟是人；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变成铁石心肠的话，他们就不能对工人境况的好坏完全漠不关心。而对股东来说，便只存在着红利，在股东心目中，工人只是一道算术题中的数字而已，他极度关心的是这道算术题的答数，看这答数是决定他更享福和更有权力，还是受到限制和社会地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主尚且还怀有的那种对工人的体恤心情，也正在消失中。
　　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
　　这样就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但英国呢？！有人会马上这样反问我。我们难道没有看见英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减弱吗？马克思难道没有说过，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古典国家，从而向我们显示了我们自已的未来吗？难道英国的现状不正是我们正在步入的状况吗？
　　热衷于社会和平的人总是要我们看一看英国，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他们大声疾呼地指责我们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顽强坚持马克思的每一句话，却企图用上述马克思的那句话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打击。
　　但是实际上，自从《资本论》写成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英国已不再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正在愈来愈陷入停滞，愈来愈被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美国所超过，以致可作一个相反的对照。英国的状况不再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未来，倒可能是我们的状况将显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英国的未来。这个论断是我们这些“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际情况的调查而作出的，可见我们并不是不加思考地盲目复述马克思的话，而是应用他的方法来理解当代情况。
　　英国曾是资本主义开宗创典之乡，是工业资本最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地方。英国资本占居统治地位以来，不仅在本国上层阶级中，而且在国外都执了经济上的牛耳。因而它就能最自由地发扬我在上文里提到的那些工业资本独具的特点。它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宁可设法去“和平地”分化瓦解他们。为此，它对工人阶级里有较强大组织的那部分人给予政治特权，力图用友善的迁就来收买和腐蚀工人阶级这部分人的领袖，而这种手段往往是很能得逞的。它对国外也放弃了强暴的做法，打出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口号。它与布尔人和睦修好，甚至对爱尔兰也终于作出了高姿态，要弥补百年以来爱尔兰所受创伤而给予国内自治权。
　　但是在此期间，外国的竞争激烈起来了，甚至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外国的竞争迫使资本家们对内要消除一切对剥削的反抗，对外又力图用强暴措施来确保其市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巨头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全部生产过程中。从此以后，英国的面貌便完全改观了。韦柏夫妇[3]在《社会实践》杂志（1902年3月20日）上认定，“过去十年里，‘时代精神’已背离了一代人以前还在雇主和工人之间盛行的‘社团自助’。实际上，富人和自由职业者阶级的公众舆论确实比一代人以前更敌视工会和罢工了。”
　　由于这种骤然变化，法庭十分怕事，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自由贸易受到关税的阻挠，以致生活费用上涨了。征服殖民地的政策又重新出现，因而再度制定了强迫爱尔兰接受的法令。除了按普鲁士模式改组军队的主张尚未实行外，英国正在完全步入德国政策的轨道，在波兰问题上，在贸易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外交和军事政策上，都将与德国亦步亦趋。
　　保守党的倒台、自由党的胜利，表面上遏止了这种趋势。但是，自由党和新的工人政党之间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已开始了。这难道不显然表明，可以在德国（也在美国）研究英国的未来，而英国的状况已不再成为我们的未来？“阶级矛盾缓和”和打开“社会和平”局面的阶段曾一直只局限于英国，而今在英国也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我愿意坦率承认，我从前也对英国寄以很大的希望。虽然我并不指望英国的激进主义竟会传播到德国，但我毕竟希望，在英国，由于其特殊情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不通过社会革命，而通过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所作的一系列进步性的让步而和平地实现。最近这几年的经验，已使我对英国所抱的希望破灭。英国的对内政策已开始按照其德国竞争者的模式来制定。但愿英国的无产阶级会对它作出相应的反应！
　　我们现已看得出，关于阶级矛盾日益缓和以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接近的假定究竟有多少道理。虽然不能证明这种假定完全出于凭空捏造，而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它的错误毕竟在于：它把这种局限于一个小地区的事实假定为普遍性的事实，把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与整个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并且把英国过去那种特殊的社会趋势看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增长的普遍趋势。



[1] 洛贝尔图斯（Johann Rodbertus-Jagetzow，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贵族地主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译者

[2] 狄士累利（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曾任首相和财政大臣。——译者

[3] 韦柏（Sidney〔Lord Passfield〕Webb，1859—1947）为英国费边社和工党的重要理论家，常与其妻（Beatrice Webb，1858 —1943）合作撰文，著有多种英国工人运动史的书籍。——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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