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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精神生产



  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所必然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就讲到这里。我们不可能再按照上文那种方式去继续探讨经济管理、国际交流、城乡关系等问题,否则就会离题太远,陷入歧途,这些问题固然都会因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极深刻的影响,而且都是不能用原来的办法来继续处理的。但是我并不考虑在这里来论述这些问题,尤其是因为我已在另处论述过我在这方面可论述的最主要方面(我在为阿特兰梯库斯的《未来国家一瞥》所写的序言<第19页>中以及我的《土地问题》一书中《个人小家庭的未来》一章<第447页>里论述过社会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世界贸易的态度)。我只想在这方面探讨一个有许多模糊认识的问题:精神生产的未来
  我们在上面只探讨了最根本的物质生产问题。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将建起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科学研究、文学创作的生产。对于现代的文明人类来说,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生产是与面包和肉类、煤和铁的继续生产同样必要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也将使它不可能按以前的方法继续进行。用什么方式代替呢?
  我在前面论述《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时已提到: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再也不会害怕获胜的无产阶级会像古代野蛮人那样,把艺术和科学当作多余的旧货扔进破烂堆里;与此正相反,在广大的居民阶层中,恰恰是无产阶级对艺术和科学最感兴趣,甚至最为尊重的。但是在这方面,我的整个探讨确实不是要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想要做什么,而是要研究它按照事物的逻辑能够而且必须做什么。
  那时,艺术和科学将不会缺少必要的物质资料。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正是要用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办法,来最迅速地甩掉过时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的旧包袱,因为它们妨碍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在私有制统治下,是只能随着竞争而缓慢和不彻底地加以除掉的。这样,社会财富必然会立即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水平而继续增多。
  但是,光靠物质资料还保证不了艺术和科学的提高。单凭财富是不可能创造出富有活力的理想生活的。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否满足得了高度发展精神生产的需要。我们的敌人常常对此提出异议。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精神生产的方式如何。它采取三种形式:首先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的,其次是由个体企业承担的,最后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
  整个教育事业,从国民学校一直到高等学府,都属于第一种形式的精神生产。如果我们撤开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不谈,那么整个教育事业今日已完全是由社会经办的,其目的不是为了谋求利润或其他收益。这首先是指现代的国立和地方创办的学校,也包括那些大多作为中世纪遗迹而留存下来的教会和公益事业开办的学校;后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国家里最为常见。
  对于精神活动,尤其是科学活动来说,社会性的教育事业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对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具有影响,而且在于它愈来愈支配着科学研究。学校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愈来愈成为一些重要科研机构的垄断人,而今日没有这些科研机构便几乎不可能进行科学研究。社会性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自然科学的技术已如此高度发达,以至(姑且敝开某些百万富翁不谈)只有国家才拥有建立和维持必要的科研机构所必须的财力。而社会科学的某些专业,如人种学、考古学等等,也需要设立愈来愈包罗万象而开支浩大的科研机构。同时,科学已愈来愈成为一种耗费精力和财力的职业,谁也不能靠这种职业来维持生活。如果要完全献身于这一门职业的话,就得接受国家的大力资助,否则他在选择双亲或配偶方面就应十分留神,必须遇到富有的双亲或富有的配偶才行。而要获得用之于有成果的科学活动的基础知识,又需要愈来愈多的巨额费用。因此,科学就愈来愈被国家或被有产阶级所垄断。
  无产阶级政权一定要设法消除这种情况给科学活动带来的一切限制。正如我们在开头所提到的,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安排教育事业时,要使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可能获得凡是社会教育机构所能传授的一切知识。无产阶级政权将越来越需要大量的科学教育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它将最终用消除阶级矛盾的办法,来尽量使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国家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为自由些。只要还有阶级矛盾,对社会的看法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最大的伪善或自欺之谈莫过于侈谈科学可以超脱于阶级矛盾之外而存在。科学只存在于研究人员的头脑里,他们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不能脱离或超越于社会本身。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科学仍将取决于社会条件,不过那时的社会条件至少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罢了。
  但是,比这种对社会条件的内心依赖性(任何研究人员都无法摆脱这种依赖性)更有害的,是研究人员中有许多人对国家政权或对其他统治机构(譬如宗教机构)在行动上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迫使他们迎合统治阶级的观点,不能独立自由地从事研究,而是企图通过某种科学途径去寻找论据,以便为现存的制度进行辩护并驳难新兴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正在直接对科学起着败坏作用。只要无产阶级政权解除了资本家和大地主阶级对学校的直接和间接的控制,科学就有种种原因会兴旺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与教育事业有关的精神生活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害怕,却能给人以出现最美好前景的希望。
  但到那时,精神产品的生产将会如何呢?
  我们就在这方面先探讨一下个体生产吧。这里将主要考虑到画家和雕刻家,以及一部分作家。
  正如不会使物质生产方面的私营小企业无法办下去那样,无产阶级政权同样不会使这种形式的商品生产无法进行。缝衣针和顶针箍既然不会算作无论如何必须国有化的生产资料,那么绘面笔和调色板、墨水和钢笔也同样不会。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废止,迄今在个体生产的艺术品市场上具有很大支付能力的买主将消声匿迹。这对艺术生产当然不会依然毫无影响,但也不会使其无法进行,而只改变其性质罢了。比方说绘画和雕像,它可以改变其陈列地点和所有主,想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因此它在艺术商品生产中是名副其实的代表形式。这种形式的艺术品最容易商品化,可以像金条那样收集和贮存起来,不管是为了赚取利润而把它们再出卖也好,或把它们当作珍品而收藏也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以出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有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阻碍。但是,必然会有艺术生产的其他形式来代替上述的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将异乎寻常地增加公共建筑物的数量,并力求把人民常去之处——无论是工作的、会议的、娱乐的场所——统统加以美化,使它们装饰得引人入胜。画家和雕刻家所创作的绘画和雕像将不再被投入商品周转过程,以致最后竟为了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而陈列在艺术家毫无所悉的目的地;画家和雕刻家将有计划地与建筑师协力合作,就像在艺术的全盛时期,例如伯里克里斯[1]的雅典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样;艺术与艺术彼此间将互相支持和促进;艺术作品的生产是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目的,因而其效果、环境和观众将不再是偶然决定的,而是经过充分考虑的。
  另一方面,以出售为目的而把艺术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必要性也不再存在了。这主要是因为已经根本没有必要再为赚钱或者为挣工资,即为了商品生产而从事精神劳动了。
  我已经指出过,无产阶级政权将力求缩短工作时间和提高工资,这从工资劳动者的观点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我也曾说明,为此目的,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只要停办那些不完善的劳动场所,而充分利用那些完善的企业就能立即做到。我们认为有可能立即使工资增加一倍,同时使劳动时间比目前缩短一半,这种假定根本不是异想天开的了。现今技术科学的先进程度,已足以保证在这方面取得迅速的进展。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日所取得的进展愈大,愈有可能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们同时从事精神生产,特别是从事那种并不直接带来物质收益,但其本身却是一种报偿的最高级的精神活动。多出来的空闲时间,有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可以用于单纯的精神享受;而有才于的人们将能开展其创造性的活动。这样,就能使物质生产与艺术、文学以及科学的生产结合起来。
  这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其经济上的必要性。我们已看到,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努力使教育成为普遍的福利。但是,如果按目前的方式来普及教育,那么其结果就会很快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不适于从事任何物质生产,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础。今日的社会分工已发展到使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几乎完全分离的地步。目前是在只有少数得天独厚或条件优越的人能够从事较高级的精神劳动的情况下进行物质生产的。而目前能够从事精神劳动的人,又没有能力或者不乐意去从事体力劳动。如果人人都受到教育,这在目前情况下就会使一切物质生产都不可能进行,因为这样就再也找不到任何愿意和能够从事物质生产的人。因此,想使较高级的文化教育成为公共的福利而又不危及社会的存在,那么不仅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而且从经济上的必要性来说,都要求我们在学校里不仅使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熟悉精神劳动,而且熟悉体力劳动,在他们身上牢固地扎下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相结合的习惯的根子。
  为了促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使精神生产不再受到目前不愿从事物质生产的限制,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居民群众中实行这样两种措施:一方面要不断缩短所谓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能腾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从事精神劳动,这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办到。另一方面要增加受教育者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在受教育者人数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必须这样做。
  但很可能:在这种结合过程中,体力劳动将成为一种职业劳动,成为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必要劳动,而精神劳动则成为一种摆脱了任何社会强制的、体现个性的自由劳动。因为比起体力劳动来,精神劳动与社会强制更不相容得多。无产阶级所实行的这种解放精神劳动的作法,并不是空想主义者虔诚的愿望,而是无产阶级胜利在经济上的必然后果。
  最后,我们要探讨一下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精神生产,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精神生产的第三种形式。如果说,精神生产的三种形式中的第一种形式主要包括科学,第二种形式主要包括造型艺术,那么第三种形式就涉及到精神活动的各方面,但主要是作家和演员,他们的对立面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出版商、报馆老板和剧院经理。
  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这种资本主义剥削是不可能继续存在的。它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这种精神生产只有靠巨款购置的技术设备和大量人力的合作才能适应公众的需要。在这方面,靠某一个人独自的力量是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但这岂不是说,这里可以代替资本主义企业的又只是国营企业么?如果这样的话,把精神生活中如此巨大而重要的部分交给国家集中管理,岂不会使这种精神生活必然面临它可能遇到的最恶劣的情况,面临千篇一律和停顿不前的危险么?国家政权果真不再是一个阶级的机构,但岂非成了一种多数人的机构么?能否使精神生活取决于多数派的决定呢?任何新的真理、新的观点和感受,难道最初不都是仅仅由微不足道的少数派领会出来并加以维护的吗?实行这种新办法难道不会使那些最优秀和最有头脑的文化战土与无产阶级政权处于经常对立的状态中吗?尽管无产阶级政权为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个人自由,但当它把人们的精神活动束缚在只有靠社会的财力才能举办的事业中时,岂不把它所提供的自由完全抵消了,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么?这里诚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决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应该指出,在社会必需的精神生产中,也像在整个生产中一样,不仅由国家来提供资金并加以领导,而且可以由地方来进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防止任何千篇一律,防止中央政权对精神生活的任何操纵。何况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取代了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企业的其他组织。这些自由组合的社团为艺术、科学和公共生活服务,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促进或直接从事这些领域里的生产。今日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社团在演出戏剧,发行报纸,收购艺术品,出版书刊,举办科学考察等等。物质生产的时间愈缩得短,工资愈提得高,自由组合的社团就必然会更加繁荣兴旺。它们不仅在数量上,在成员的热心程度和技术水平上必然有所增长,而且知识界的捐赠和对其共同事业的支持也必然日益增多。我预料,这种自由组合的社团将在精神生活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这些自由组合将取代资本去组织和领导精神生产,因为这种精神生产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统治这些领域,决不会给它们带来更大的束缚,只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自由。
  把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从资本主义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个人从繁重的单纯体力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用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代替社会精神生产中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在精神生产方面的发展趋势。
  我们知道,生产领域里的问题是带有矛盾性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务一方面是要把社会生产过程安排成一个有统一步调的体系,从而使个人处于固定的生产秩序中并受到其约束。另一方面,又使个人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觉性,能够独立自主,不受社会的限制。人们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获得个性发展的自由,并且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日益敏感和自私,便在待人接物方面力求取得充分的自主权,特别是对待婚姻关系,而艺术家和思想家则更包括对待周围世界的关系。谋求社会稳定和个体解放,这就是资本主义摆在社会面前的两项历史任务。这两者看起来互相矛盾,却可能同时加以解决,因为它们各自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当然,谁想用一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方面,谁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无政府主义就是这样失败的。无政府主义本是小资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限制和压迫的产物。习惯于按自己的心意来安排工作的小手工业者,曾起而反抗工厂的纪律和单调乏味的工作。他们的理想依然是个体劳动的自由。在已不可能从事自由劳动的情况下,他们设法代之以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从事独立自主的共同劳动。
  正如我们已多次指出的那样,知识分子这个“新中间等级”按其社会地位来说,仅是早期小资产阶级的精华和更有自觉表现的部分而已。他们的工作态度正是把小资产阶级同样对劳动自由的渴望和对纪律与单调乏味工作的反感加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他们的社会理想也同样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即无政府主义的。但是,尽管他们的这种理想在精神生产领域里是具有进步性的,但是在仍然受到没落的手工业生产条件限制的物质生产领域里却显然是反动的。
  在现阶段生产中就生产量而言,只有两种可能存在的物质生产形式(当然还有某些残余,但大多是罕见的)其一是共产主义的,它以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以及中央机构对生产的有计划领导为标志;另一个则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物质生产充其量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自由组合的社团如果不进行集中的物质生产,就必须把商品生产转移到自由竞争所决定的价值规律上来,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我们在上文已看到,在各个企业进行自由生产的情况下,价值规律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价值规律能调节各个生产部门彼此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从而防止诸如钮扣充斥市场而又苦于面包奇缺之类不合理现象的发生。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商品生产必然继续采取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正如许多生产合作社所证明的那样。在物质生产方面想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充其量是干西西弗斯[2]那种徒劳无功的重活儿。
  精神生产则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而以物质生产方面能提供多余的产品和劳动力为保证的。精神生产只有当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的时候才会繁荣起来。如果物质生活陷于混乱,那么我们的生存也就根本受到了威胁。反之,现有的多余产品和劳动力按什么比例流向自由创造精神财富的各个部门,对于我们的生存却是绝对无关紧要的;只有教育事业属于例外,而有其特殊的规律,甚至在现今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也完全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而由社会加以调节。如果大家都去从事某一种商品(比方说钮扣)的生产,而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向那里,以致没有剩下足够的劳动力去从事其他商品(比方说面包)的生产,那么社会就会陷入问题严重的情况。反之,抒情诗和悲剧、亚述学著作和植物学著作的生产比例则不是一定的,既没有最小极限,也没有最大极限;如果今天写的剧本比昨天多一倍,今天写的抒情诗却只有昨天的一半,如果今天出版了二十部亚述学著作,只出版了十部植物学著作,而昨天的比例却又正相反,则社会的兴旺发达并不因此受到丝毫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表明,尽管有种种心理价值理论,价值规律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并不同样适用精神生产领域。在精神生产领域里,对生产的集中领导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简直是荒谬的,在这个领域里,完全可以盛行自由生产,而决不致于变成受价值支配的商品生产或者受大企业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
  物质生产上的共产主义,精神生产上的无政府主义,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模式。它是由无产阶级的统治,换句话讲,由社会革命按照经济事实的逻辑而发展出来的,不管无产阶级的愿望、意图和理论本来如何。




[1] 伯里克里斯(Pericles,纪元前约490—429)雅典奴隶主民主制繁荣时期的领袖,历史上把他执政的公元前450—430年成为伯里克里斯时代。当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吸收了希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为后世留下了诸如帕德伦神殿,雅典卫城正门等卓越的建筑艺术品。——译者

[2] 西西弗斯(Sisyphus)是希腊神话中的克林特王,因待人狡猾诡谲而被罚在冥府托运巨石到山顶,但巨石每次推上都重新滚下来。——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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