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拉法格 -> 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方法


Ⅰ 社会主义的批评
Ⅱ 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Ⅲ 维科的历史规律
Ⅳ 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决定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

　　卡尔·马克思〔1〕



Ⅰ
社会主义的批评


　　大约半个世纪〔2〕以前，马克思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这方法便奠定了他和恩格斯的历史著作的基础。显然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由于担心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会引坏它们的清白和使他们失掉资产阶级的仁慈，因而对这方法不加理睬。但是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使用这种方法也犹豫不前，或许它们是害怕得出可能把资产阶级的概念弄混乱的结论吧，其实他们一直是这资产阶级概念的俘虏，不过它们自己不觉察而已。他们不在实验中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3〕，不是在试验之后再进行判断，他们宁愿去争论这个方法的价值“本身”并且从它里面挑剔无数的缺点：他们说，这方法没有充分估计思想和它的影响，它粗暴地凌辱了永久的真理和原则，它没有估计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它引到经济的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使人丧失一切的精力，等等……然而假使有一个木匠，他不去用他的斧、锯和刨进行工作，而是对这些工具的微末细节吹毛求疵，那么这些同志对这木匠将有如何的想法？这木匠只有唠叨不休，因为尽善尽美的工具是没有的。批评只有跟着经验走，才不再是空洞的而变成有效的，因为经验比一切“经过深思的论断”更能给我们指出我们的工具的不完善和教人如何纠正它们的缺点。人们曾经有一个时期是使用粗笨的石斧，只有实验才教会它们制造出一百种以上的质料、重量、形式都不相同的各种类型的斧。
　　还在公元前五世纪，勒西蒲（Leucippe）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Démocrite）便使用了“原子”的概念来解释精神和物质的构造；而两千年来的哲学家不是在实验中去验证原子的理论，而是去争论原子本身〔4〕，争论充实与真空，争论物质的无限广袤，争论真空与中断等等。只是在十八世纪末道尔顿（Dalton）〔5〕才利用德谟克利特的观念来解释化学的结合。原子，哲学家不知拿它来做什么，一到化学家手里便成了“人类的智慧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研究工具之一”。但是就在采用于实验的过程中，这个奇怪的工具终究还不是完美无缺的。——物质的放射性使物理学家有可能把原子——物质的极限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渗透的微粒——分解为超极限的微粒，这些微粒在一切原子中都是同样的并且都是带电的。这些微粒比一切原子中及小的氢原子还小一千倍。它们以非常的速度围绕着自己的原子核，正如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一样。因此原子就像是一个小型的太阳系。我们所知的物体的原素的差别只是由于它们的微粒的数盘和旋转运动不同而引起，最近在放射性领域的发现既动摇了数学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又破坏了化学结构的原子基础——不必再举出更多明显的例子就可证明空论的无益和实验的有效。无论在物质界或在精神界都只有一件事是有效的：“事业在先”。〔6〕
　　经济决定论〔7〕，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的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对这些事实进行分类和解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无能为力的。他们的阶级偏见和智力的局限性使得社会主义者独占这个工具；但是社会主义者又不去使用它，——他们希望一开头就确信它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确信它可以成为解决一切历史问题的钥匙。但是他们可能终生为此争论不休，可能写一篇又一篇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文甚至许多卷的书，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却一步也没有前进。从事科学的人们就不是这么胆小；他们认为“理论和假设是否完善在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只要它们引导我达到与事实相符的结果就行”。[1]真理，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只是假设而已，假设比什么都有效：经常出现的错误是达到发现的捷径。克利士托夫·哥伦布从托勒密所得出的地球圆周的错误计算出发认为到达了东印度，其实他发现了美洲。达尔文承认他的自然淘汰说的最初观念是由于他盲目地采纳了马尔萨斯〔8〕关于人口问题的错误规律而引起的。物理学家现在可能相信德谟克利特的假设〔9〕对于理解最近研究的现象是不够了，但这并不妨碍它创造现代的化学。
　　对于这样一件事实人们还很少注意，就是马克思不是用具公理、定理、系论和辅助定理〔10〕的理论形式来叙述自己的解释历史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解说得既简单又扼要，为的是鼓励我们在实际中去试验它。因此只有对马克思的方法所达到的结果提出异议，只有驳倒例如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才能批判这种方法。然而人们对此避而不作。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魔鬼的发明，正因为它引导马克思去发现了阶级斗争——这个历史的强大动力——的理论。

Ⅱ
历史上的自然神论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历史，这是一堆混乱不堪的事实，不服从人们的控制，时而进步，时而退步，互相冲突，岀现也罢，消灭也罢，都看不出明显的理由，这就不能不诱使人们设想把历史事实按类结合和整理并确定它们进化的发展和革命的发展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整理历史使之系统化的试图的失败在许多思想家中间，例如赫尔姆荷尔兹[2]，曾经引起怀疑，“是否有可能制定在实际上得到了证明的历史规律[3]”。这种怀疑现在已成为如此普遍的现象，以致现代的思想家已经没有胆量像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哲学家那样去创立世界通史的体系；这不过是经济学家不相信有可能使现代的生产力从属于社会的管制的简单的反应。但是能否由历史问题的困难和解决它的试图的失败中得出一个结论，说解决这个问题是人类的智力所办不到的呢？若是如此，社会现象就将成为一切现象界的例外，只有它是唯一不能与制约它的原因发生逻辑联系的现象。
　　普通人的常识任何时候也不允许这种不可能性；相反地，人们总是认为落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祸福，像部分包括在整体中一样，都包括在最高主宰所预定的计划之内。“人只会假想，而上帝则能安排”，——这是人民的智慧的历史的公理，它同几何学上的公理一样正确；——全部问题只在于对“上帝”这个词的意义如何理解。
　　一切民族都曾以为上帝支配他们的历史。每一个古代的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的城市之神，希腊人称之为波利亚得（poliade），它保护城市的命运并住在专门用来供奉它的神殿里。旧约中的耶和华就是这一类的神；他住在一个被称为“圣柜”的方舟形的木箱 里；以色列诸部落在向新的地方迁徙时总是带着这“圣柜”一起走， 并且总是把它放在军队之前，好让耶和华为自己的民族打仗。——《圣经》说他是这么关心他们的纷争，以致到他们的敌人那里去消灭了男人、女人、儿童和牲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罗马人决定，为了抵抗汉尼拔而把伯西龙特（Pessinonte）之神，即西伯列（Cybéle）——诸神之母，增加到他们的城市之神上去将是有益的；他们从小亚细亚运来她的雕像———块巨大的未成形的石头——并将她的狂饮的祭仪也输入罗马。罗马人不仅是讲迷信的，而且是狡猾的政治家，因此他们吞并了被战败的城市的波利亚得神，把它们的雕像打发到自己的加比多列（Capitole）去。他们以为神不会再保护自己的被战败的民族了，假如它已不再住在这个民族里的话。
　　耶稣教徒关于神也保留着同样的观念，——因为他们为了驱逐多神教的神，曾经捣毁他们的神像和烧毀他们的神殿；或者委托耶稣及其天父来对付异教奠基者的恶魔和对付那用新月形来抵制十字架的亚拉（Allah，伊斯兰教的上帝。——译者）[4]。中世纪的城市都把自己放在波利亚得神的庇护之下；圣日勒维叶佛（Genevièvc）就是巴黎的市政的神。威尼斯共和国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庇护神，曾从亚历山大运来圣马可的遗骸，又从蒙彼利埃（Montpelier）偷来圣罗格（Rogues）的遗骸。开化的耶稣教的民族尚未抛弃多神教的信仰。每一个民族在自己的专门使用中都独占一个唯一的和普遍的耶稣教的上帝并且把它变成波利亚得神，这么一来，有多少耶稣教的民族就有多少个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这些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互相撕打；只要耶稣教的民族一宣战，其中的每一个便都祈求自己的唯一的和普遍的上帝去消灭自己的敌人并唱着《神赞美你》的歌，假如获胜了，他们就完全确信自己的胜利应当归功于万能的上帝的参战。对于上帝干预人的战争的这种信仰不是国家要人为了迎合愚昧的群众的粗俗的迷信的简单的弄虚作假；不是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同意这迷信。最近公布了俾斯麦在1870-1871年战争时致其妻子的私信；这些信说明他相信上帝只作关心他、他的儿子和普鲁士军队的事情。
　　那些承认上帝是历史的最高主宰的哲学家也沾染了这种糊涂的迷信；他们以为上帝是宇宙和人类的创造者，上帝除了关心他的祖国、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政治之外不再关心其它的任何事情。波须埃（Bossouert）的《世界通史讲话》（Le discours sur I’Histoire universelie）是这类最恰当的典型之一：多神教民族互相火并为的是准备基督教——波须埃的宗教的到来，而基督教国家的彼此厮杀又是为了赞扬法兰西（波须埃的祖国）的辉煌和路易十四（波须埃的主人）的光荣；为上帝所领导的历史的运动是由“太阳王”来完成。当太阳隐没时，黑暗便笼罩着宇宙，革命便爆发，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把革命叫做“撒旦的产物”。〔11〕
　　撒旦战胜了上帝一贵族和布尔邦的波利亚得神。资产阶级——这个当时还没有被上帝看上眼的阶级——夺取了政权和绞杀了国王——承受天命的皇帝。受上帝诅咒的自然科学庆获胜利并给有产阶级创造了比上帝给予自己的宠儿贵族和合法的国王还要多得多的财富。被上帝束缚着手脚的理性摧毁了自己的锁链并对它进行谴责。撒旦的统治到来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浪漫派的诗人人写了赞美诗歌诗歌颂他；他是不屈的战士，伟大的殉难者，被压迫者的安慰者和希望。他象征着暴动起来反对贵族、僧侣和暴君的资产阶级。可是获胜了的资产阶级没有勇气拿他作为自己的波利亚得神；他们把理性所带给旧的上帝身上的缺口修补起来，并且恢复它先前的权利。但是，由于失掉了对上帝的万能的信念，他们就在它周围安设下一个完整的半神的参谋部：进步、正义、自由、文明、人道、祖国等等，——指望靠它来担负领导摆脱了贵族羁绊的民族的命运。这些新的上帝是思想，“思想即力量”，“没有重量的力量”。
　　黑格尔试图把思想的多神教引到思想上的一神教；思想自己产生出来，创造出世界和历史，然后又复归于自身。
　　唯灵派哲学的上帝是一个机械师，他为了自己娱乐而构造了宇宙，他调行宇宙的运动；他制造人，他按照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计划来支配人的命运，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永久的上帝并不是创造者，而是人的制造物；人随着自己的发展而修改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不仅不是指挥者，并且还是历史现实的玩偶。
　　唯心主义者的哲学，外观上比自然神论较少幼稚，它想把抽象的科学的演绎法采用于历史也没有成功，这种方法的逻辑上联系的命题是从某些公理中引出来的；这些公理是不要证明的，因为他们被认为太明显了，不需要证明。数学家的错误也就在这里，他们没有想一想这些公理是怎么钻进人的头脑里去的。而唯心主义者又不屑去研究自己的思想的起源，谁也不知道思想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只限于肯定说思想是“自身”存在的，思想是能发展的；随着思想的日臻完善，它改变人类和社会现象，把这些现象都放在自己的监督之下。由此可见唯心主义者满足于思想进化的认识上去获得历史的规律。然而须知毕达哥尔（Pythagore）老早就这样想过；认识了数的性质便可认识物体的性质。
　　但是数学公理不能靠推论证明这件事还不能证明公理是不是像形状、颜色、重量或热这样一些物质的性质。物质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物体有关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其实推论的方法同样也不能证明物体为什么有四方形，有色，有重量或热，并指出部分何以小于全体，二加二等于四等等。我们只能判明为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并从中得出逻辑的结论。[5]
　　进步、自由、正义、祖国等待思想也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不是存在于经验的领域当外；他们不是在经验之前就存在了，而是跟随经验才有的；他们呢不产生历史事件，它们本身是社会现象的结果。社会现象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正因为思想是在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才成为积极的力量。历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发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可是哲学家对这个任务是不感兴趣的。
　　波须埃和自然神论的哲学家把上帝提高到历史的自觉领导者的等级，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使自己对神的历史作用的看法适应于社会的俗见而已。唯心主义者用思想力来代替上帝，也不过是把流行的资产阶级观点应用于历史。一切有产者都宣布他们的活动，不论私的或公的，都只是受进步、正义、祖国、人道等等鼓励起来的。为了确证这一点，只要看看工业家和商人的广告，金融家的大纲和政治家的选举纲领便够了。进步和进化的思想起源于现代，它们只不过是十八世纪流行的“人的改善的能力”这个思想移用于历史。资产阶级必然地要把自己的夺取政权看作是无可估量的社会的进步，然而贵族却把它看作是毁灭性的后退运动。既然法国革命是在英国革命一百多年，之后，因此是在更成熟的条件之下发生，所以这个革命能够如此剧烈地和完全地以资产阶级代替贵族，从这时开始，进步的思想便在欧洲的舆论中扎下了根子。欧洲的有产者自认为进步的全权代表。他们好心好意地肯定它们的习惯、风俗、德行、私德和公德，他们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组织，工业和商业——比起以前所存在的一切都要进步。在过去只是愚昧、野蛮、非正义和狂妄。黑格尔高声赞扬道：“思想终于第一次开始统治世界！”1793年的有产者把理性神化了。还在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在古代世界中柏拉图就已经宣布理性高于出生权[6]；苏格拉底非难阿拉克萨哥拉就因为他的宇宙论用物质原因来解释一切，而可以解释一切的理性在他的著作中却不起任何作用[7]。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是理性的统治。
　　但是只是一件历史事实，即使像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这样重要的事实，要在这上面建立进步的理论也是不够的。自然神论者使上帝成为历史的唯一的创作者；唯心主义者不愿意让人说进步在过去只是空洞的思想；他们发现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内它准备了资产阶级的胜利，它组织资产阶级，给资产阶级以精神文化；使资产阶级富裕起来，同时又削弱贵族的进攻力量和防御力量，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破坏教会的壁垒。跟随着进步的思想，作为它的必然的结果，进化的思想就这样潜入历史里来了。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是没有进步的发展的，只要进步不再为它的胜利作准备的话；而既然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只在最后的一千年中才能判明资产阶级有机发展的萌芽，那么当他们敢于探入史前期的迷宫时，立即就会失掉阿莉亚纳[8]的线：在那里他们满足于简单复述这段历史的事实，并不想把这些事实整理分类归并到进步发展的序列里去。既然社会的专政过渡到资产阶级的手上是进步发展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一经达到，进步的前进就吿停止。既然认为政权过渡到自己手里是历史上唯一进步的因素，资产阶级实际肯定了假如无产阶级再从自己手里夺去政权，那就是复归于野蛮——“奴隶状态”，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说的那样。战败了的贵族也是这样想的。资产阶级的群众对进步停止的本能的和不自觉的信念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自觉的和有根据的反映：黑格尔和孔德，这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两个，每一个都宣称他的哲学体系完成了发展的序列，这体系是思想的进化的大功吿成和止境。这样一来，哲学体系、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只有在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资产阶级的形式时才能进步，而这之后进步就大功告成。
　　资产阶级和它的最有教养的代表更进一步企图给不断的进步行程规定出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使一些最重要的社会机体摆脱它的影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力图无可辩驳地证明父权制家庭形式和私有财产是不能改变的，断言这些形式存在于一切时期。当他们在胡说八道的时候，半世纪以上所进行的研究明显地证明家庭和财产的原始形式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对此熟视无睹，并且故意装聋作哑。
　　进步和进化的思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获得了非常的成功，那时的资产阶级还沉醉在自己的政治胜利和自己的经济财富的惊人的増长中。哲学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家、小说家和诗人把进步的发展的调料撒进自己的作品和演说，只有一个人，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人—傅利叶对它嘲笑挖苦。但一到十九世纪中期他们便不得不抑制自己的疯狂的热情。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在资产阶级的精神上引起不安，担心自己的社会统治能不能长久，而进步在他们的眼中也就失掉了魔力。进步和进化的思想假如不是还有科学家，早就在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中化为乌有了。还在十八世纪末进化的思想就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广泛地流行开来，掌握了科学的领域：学者利用它来解释宇宙的起源，植物界和动物界的起源，他们使它成为这样一种力量和这样的通俗，以致消灭它成为不可能的。
　　但是单单考察某几个世纪中资产阶级的进步的发展还不能说明这个历史的运动，正如描述一块石头被抛到空中在它落下时所划的弧形线不能说明这个降落的原因一样。历史的哲学家把这进化归功于思想力，特别是其中最有力的正义的不断的活动。据一位从头到脚都沉没在唯心主义和柏拉图主义里的哲学家说：“正义是永久的，虽然它只是逐渐地潜入人的精神和社会现实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一来，便成为内在正义的最后的和最高的表现：而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美妙的结果，正义这位小姐长期以来就隐藏在历史的深处做着工作。
　　让我们来査看一下以上所讲到的可疑的行为和可疑的人物的惩罚纪录簿，以便弄清她的性质和她的德行。
　　统治阶级往往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东西 都宣称为正义，而把一切违反其利益的东西都看作非正义。正义，照他们的理解，只有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得到满足时才能实现。由此可知，正义是受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配的，正如以前的封建正义是受贵族的阶级利益支配一样。因此，人们以不自觉的讽刺拿眼睛蒙着包头巾来形容正义，为的是阻碍它看到它所保卫的是如何卑污和就弊的利益。
　　封建的和行会的组织带给资产阶级的利益以损害，在他们看来，是非正义的。因此它被内在的正义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正义同封建男爵的武装掠夺是不能调和的，封建男爵只知道用一种手段来增大自己的土地和充实自己的荷包。其实，这并不妨碍可尊敬的内在正义也赞同武装掠夺，即当和平的有产者无须冒生命的危险，强迫改装成士兵的无产者在新旧两大陆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完成这些掠夺的时候。这不是说，这种掠夺的形态特别投合了这位美德的小姐的味口。在法律的名义之下她郑重其事地赞同和允许只是经济的掠夺，即资产阶级不用吵闹的暴力日复一日地施之于雇佣工人身上的那种掠夺。经济的掠夺与这种正义的气质和特性是非常符合的，因此她心甘情愿地给资产阶级财富当看家狗，须知资产阶级财富不是别的，不过是掠夺物的合法的和正义的积累。
　　正义，照哲学家的说法，在过去创造了奇迹，现在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它引导人们去追求和平的和幸福的未来。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切社会的非正义的多产的母亲。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像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驮畜还要坏。正义把用来对付奴隶的鞭子交给奴隶主并点燃了他们的心，当他们用雨点般的拳头打在奴隶身上的时候；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问心无愧。当奴隶主鞭打自己的奴隶的时候，他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当资本家在公开窃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时，他也会说“我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资产阶级善于使一切适合于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利益，他们用“文明”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社会制度，用“人道”的美名来装饰自己的对待活人的方法。只是为了“用文明的精神启迪半开化的民族”，为了“把他们从粗卑的无道德的状态里拯救出来”，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可怜的生存条件，他们才从事殖民地的远征。而他们的文明和人道却表现在用基督教去愚弄的形态之下，采取了酒精毒害，掠夺和残杀土人的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以为资产阶级只是专门优待半开化人，那就错了。不，他们也在本国拿这些文明和人道的美德大量施用于工人阶级。在这里作为资产阶级文明和人道的尺度是大批的男子、妇女和儿童失去财产，注定日夜做苦工，注定遭受周期性的失业，死于酒精、肺痨和佝偻病。这里还可以拿犯罪的增加、疯人收容所数目的增加、监狱制度的发展和日益完备来作尺度。
　　从来还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样大叫大喊地讲到理想，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这么需要用唯心主义的废话来掩盖自己的行为。这种唯心主义的招摇撞骗在资产阶级手里是政治欺骗和经济欺骗的最可靠的和最有效的手段。然而，言语与行动之间的这种非常明显的矛盾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永久的观念和原理是生活在资产阶级制度里的民族的历史的唯一的动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这种闻所未闻的谬见，已经越出了学者所许可的范围，可以作为思想的巨大力量以及资产阶级的狡猾的无可辩驳的论据，资产阶级能够培植和利用这种力量，以便让它给自己带来利润。金融家在自己的营业说明书上写满了爱国主义的原理，文明的思想，人道的感情，给投放存款的家长的巨额奖金〔12〕的许诺。这是诱使傻子出钱的有效的饵。雷赛（Lesseps）之所以能成功地完成十九世纪的巴拿马运河的大骗局和征集到八十万个小人物的储金，只因为这个“伟大的法国人”应许给祖国增光，应许扩大人类文明的范围和使认购股票者发财。
　　永久的思想和原理是这样不可抗拒的诱饵，任何一个金融的、工业的或商业的广告，任何一个酒类或药房的药剂的说明书没有它就行不通。政治的背叛和经济的欺骗都打着思想和原理的旗帜。[9]
　　历史唯心主义哲学只能成为无味的和难懂的学究式的东西，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不能揭露这个事实，就是有产者用永久原理来作装饰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行动的利己主义的动机，因为他们——这些思想家——本身不能认识清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花言巧语的性质。然而唯心主义哲学的可怜的流产并不能证明发现人类社会的组织和进化的原因是不可能的，须知化学家也是这么发现了分子组成复杂物体的规律!
　　历史哲学之父维科说：“社会界无疑是人手的产物；由此得出结论：那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能够而且应当从人的智慧的变化本身中去寻找……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10]
　　自然神论的和唯心主义的方法的多次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必要试用一种新的解释历史的方法。

Ⅲ
维科的历史规律


　　维科在自己的《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著中规定了历史的基本规律。虽然，历史哲学家并没有读过它，但他们喜欢一本书又一本书地转述他的Corsi et Recorsi （顺流与逆流。——译者）和二三句其它的格言。这些格言在他们复述时常常都走了样。
　　被维科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这么一个原则，即一切民族不论他们的种族起源和他们的地理环境如何不同，都通过同一的历史道路，就是说某一民族的历史是另一个达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民族的历史的重复。
　　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的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达到定居状态（照维科的说法是ad addimesti-carsi，见《新科学》第二卷第五章）[11]。
　　摩尔根大概不知道维科，但是他也达到相同的规律，只是他所规定的在形式上更有效、更完全。各民族的历史在形式上的同一，那坡利（那不勒斯）的哲学家[12]是从这个原则出发，即一切民族都按照一个预定的计划发展，——而美国的人类学者则归之于两个原因，归之于人的精神的类似和归之于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发展中所要克服的障碍的相同。维科也相信人的精神的类似。他说：“在人的本质里放进了一种精神的、对一切民族是共同的语言，它同样地表示着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事物的本质，并且表达着与这些事物不同的存在形态相适应的事物的不同名称的本质。我们可以在谚语里，在这些测定人民智慧的活的直尺里查出这语言的存在，虽然谚语表达形式非常不同，但就内容说则在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同上书，Degli Elem， XXII）[13]
　　摩尔根说：“人类的心灵在一切个人、一切部落、一切民族中都是同一的，它的能力是同样地受到限制的，因此它是在一切偏差极小的同一的形式中进行工作，而且必然只能这样进行工作。它在时间和空间相距都很大的发达的国家内达到的成果会把各个环节组成一条共同经验的不断的和逻辑的锁链……正像渐次的地质的构成一样，人类的部落在它们的发展中可以看作一系列的沉积层。经过这样的分类排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人类进化的全过程——由野蛮到文明的可信的情景”，因为“人类经验的行程差不多走着同一的道路”[14]。
　　马克思研究了经济的“经验”的行程之后，证实了摩尔根的思想。他在《资本论》的初版序言上说：“工业较发展的国家只是给较不发展的国家指出他们未来的远景。”[15]
　　因此，“理想的永久的历史”，照维科的说法一切民族无例外地都必须通过它，决不是由某一个神的理性所预先制定的历史计划，而是纯粹的历史进步的人的计划。这计划是可以为历史家所理解的，只要他研究过不同民族所经历的一切阶段，对它们加以相互比较和按照它们所达到的发展的相对的高度对它们作出分类。
　　一世纪以来关于野蛮部落、关于古代和现代民族的研究光辉 地证明了维科规律的正确性。它们证明所有的人们，不论他们的种族来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都必须通过同样的家庭、财产和生产的形态，并且还通过同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丹麦的人类学者最先确定这个事实和把史前期分为相继的三个时期，依照制造第一批工具所使用的材料来称呼它们，就是按照生产方式上相继地出现的石器世纪、铜器世纪和铁器世纪。不同的民族，不论他们属于白种、黑种、黄种或红种，也不论他们生活在温带、热带或两极，他们的历史是没有不同的，只在一点上彼此有所区别，这一点维科称之为“理想历史的阶段”或摩尔根称之为“历史上的沉积层的高度，或者如马克思所称的他们达到的经济阶梯的级别。因此，较发展的民族只是给较不发展的民族指出他们未来的远景。
　　人们的精神活动也从属于维科的规律。语言学家和文法学家发现了在创造词和语言时一切种族的人们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则。民俗学家在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中发现了同样的民间故事，而维科已经确认了他们中的同样的谚语。许多民俗学家都认为这些相同的民间故事不是由每一个民族各别地创作出来，只是靠口头相传保留到现在，而是由一个共同的中心创造出来，由这中心向全球传播。这个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是同对社会制度和对其它的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观察相矛盾的。
　　灵魂的思想以及其它由它所产生的思想的发展历史是思想发展同一的最有趣的例证之一。灵魂的思想甚至在最低阶段的野蛮人中间也能遇到，它是人类创造的第一批产品之一。灵魂一经发明就必须为它在地上或天上构造住宅，以便在尸体腐烂之后可以安置它，目的是阻止它因无处安身而游荡和扰乱活人。灵魂的思想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民族中是很活跃的，曾经协助大神和上帝的思想的创造，但在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民族中却消灭了；只是当这些民族进入下一个文明的阶段，它才以新的力量重新复活起来。历史学家证明说，灵魂思想在那些居住在地中海周围的民族的历史时期中是缺乏的，虽然它在他们的野蛮状态的先前时期中是存在过的。历史学家确认它在公元前几世纪便已复活，而且也确认它稳固地存在到现在。他们只限于简单叙述这样重要的思想的消灭和重新出现的这种明显的事实；他们没有重视这样的事实而且也没有想到给它找出解释。其实，他们也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这个解释。只有运用马克思的历史方法，只有研究经济界所完成的变化才有希望找到这样的解释。
　　那些从事研究家庭、财产和政治制度的原始形式的学者太过醉心于自己的工作，因此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们的变化的原因。他们只给我们描写的历史，而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却应当不仅是描写，并且还作解释。
　　维科认为人是历史的不自觉的动力，不是人的美德，而是恶德才是历史的活力。不是无私、宽厚和博爱，而相反地是“残酷、吝啬和虚荣”创造和发展人类的社会。“这三种恶德控制着人类，它们产生出军队、商业和政治制度——la corte（伴随品）——，而作为继续发展的后果，又创造出勇敢、财富和人民的智慧。因此，这三种缺德本来会消灭地上的人类，却创造岀公民的幸福。
　　这种非预期的结果给维科提供证据，“证明神的预见、神的 理智的存在：这理智靠人的热情帮助组织起来社会的秩序，这才使人们得以生活在人类的社会中，然而在相反的场合，为私利所分裂开的人们却像野兽般过独居的生活。”（同上书，Degli Elem， VII）
　　指使人的恶念的神的预见不过是民间的公理“人只会假想，而上帝则能安排”的新版而已。那坡利哲学家的这个神的预见和民间智慧的上帝看究竟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维科和民间智慧在认为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人的需要和欲念，恶的和善的，都不是不变的量，而唯心主义者正是这样想的，在他们眼中人永远是同一样的。例如，母爱，这是从动物的遗产接收过来的，没有它人在野蛮状态中便不能生活，也不能传种。母爱在文明时代却大为削弱，以致在富有阶级的母亲身上差不多完全消灭了，因为这些富有的母亲自婴儿出生之日便解脱了对他的关心而把照拂之责委托给雇佣者。其他的文明的妇女也很少感到当母亲的需要，甚至发誓当一辈子处女[16]。相反地，父爱和性的嫉妒在实行一妻多夫制的野蛮部落和半开化部落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文明人中却很发展。平等感，在那些生活于共产主义制度之下的野蛮人中是很活跃的和有权威的，这制度竟达到禁止任何人占有其它人所不能占有的物品的地步，自从人们生活在私有财产制之下时起这平等感就大为削弱了，致使穷人和雇佣工人俯首贴耳地接受自己的卑微的社会地位，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和鬼使神差的命运。
　　因此，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最深刻的欲念可以变化、可以削弱和可以消灭，而其它的又可以产生和加强。只有在人的本身上才能找出它们产生和发展的终极原因，这似乎意味着可以这样假定：人虽然生活在自然和社会中，然而可以不受他周围的现实的影响。这种假定甚至在最纯粹的唯心主义者的脑子里也不能产生，因为他不敢断定说，可以从所谓“礼义之家”出身的妇女身上和从不幸的、靠卖身糊口的妇女身上遇到同样强度的羞怯感；或者可以从银行官吏和从书斋学者身上遇到同样的快速计算的技能；可以从钢琴家和挖土工人身上遇到同样的指法灵巧。因此，无可争论地，人所生活的环境，不管他意识到与否，总会给他以深刻的影响，或在肉体方面，或在智力方面，或在道德方面。

IV
自然的和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


　　环境不仅直接地影响着正在工作的器官，例如在钢琴家和挖土工人的场合是手，或者在官吏和书斋学者的例子上是脑的一部分，或者在良家妇女和妓女的场合是道德感；不，环境还对所有其余的器官给予间接的影响。乔夫路阿卜·圣—伊莱（Geoffroy Saint-Hilaire）给环境对整个身体的这种一般的影响起了一个特别的名称“器官的从属”（subordination des organes），现代的自然科学家称它为交互关系的规律“（loi de corrélation）。居维叶（Cuvier）对这规律作了如下的说明：
　　“一切有机生物构成一个整体，一个统一的和隔离的系统，——各部分的综合体，其中的各部分是互相适应的并靠互相协作的方法来促成同一的最后结果。如果不是其余部分也发生变化的话，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变化”[17]。例如，某种动物的牙齿形态由于某种原因要变化，如果不是其余部分也跟着变化的话，便不能成功。这就是在使牙齿运动的颚骨里，在牙齿依托的头盖骨里，在头盖骨之下的脑髓里[18]，在支持头部的骨头和筋肉里，在肠子的形态和长度里，一句话，在身体的一切部分里都发生变化。前肢从不再用来走路之时起而发生形态变化，这变化就引起人体内的变化，最终地使人同类人猿分开。
　　一种变化引起某种器官中的更变，这往往不能预见，甚至不能理解。很难说明为什么腿折断或者割去鹿的睾丸会使方向相反的变萎缩，为什么白猫是聋子，为什么脚上有蹄的哺乳动物是吃草的，假如爪上有五指，有武装的爪子为什么又成为食肉的了？
　　习惯的简单变换，使一种或几种器官受到不平常的训练，有时会引起整个机体发生深刻变化的后果。达尔文断定说，有几种苏格兰母牛的骨骼之所以发生变化只是由于在陡峭的斜坡上吃草的习惯。自然科学家一致承认鲸科——鲸、抹香鲸和海豚——开始时都是陆生哺乳动物，但是当在海里找到更丰富和更容易的食物时，才向水里移居，慢慢学会浮水和泅水。这种新的生活形态改变了它们的器官，把那些多余的收缩成萎退遗迹的状况，发展其它的，使之适应于新的水生环境的需要。撒哈拉的植物为要适应干燥的环境，就得限制自己的生长和把叶子的数目减少为两片或四片，并在上面盖着一层蜡，为的是防止水气蒸发，为了找水分把根子伸得特别长；它们的生长过程和在正常条件之下不同：夏天是热季，它们停止生长，而在冬季生长，因为这是一年中比较凉快和潮湿的季节。沙漠地带的所有植物都有类似的特性。一定的环境制约着机体的生存，每一个机体是特定的特征的综合。
　　动物和植物为了害怕死亡而不得不去适应的那个宇宙的或自然的环境也形成——像居维叶的“有机生物”一样——复杂的综合，在空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体系。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地质的构造和土壤的成分，某地点的接近赤道，它的海拔高度，灌溉它的河流系统，降雨量和日光的热量等等，最后，住在它里面的植物界和动物界。所有这些部分都是这样紧密地彼此联结起来，如果不在其余部分引起变化，任何一个部分也不能起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不像在有机生物中那样显著，可是仍然很容易感觉得到。例如森林就会影响气候，影响降雨量，因而也影响土壤的湿润和黑土化。达尔文指出有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动物，如蠕虫，在黑土的形成上就起着重大的作用。柏尔得洛（Berthelot）和农学家赫尔里格尔（Hellriegel）和威尔发特（Willfarth）证明麕集在豆科植物节中的细菌是土壤肥沃的因子。人们繁殖家畜和耕种土地，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还在罗马人就已开始的砍伐森林，把亚洲和非洲的肥沃地区变成荒无人烟的沙漠。
　　植物、动物和人，在野蛮状态时受到自然环境的独特的影响，而除了自己器官的适应能力之外，没有别的自卫手段，虽然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假如它们一连几百和几千代都生活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最后就必定获得各种不同的形态。不同种类的自然环境因而给人类、植物界和动物界带进差异。的确如此，不同的人种正是在野蛮状态的时期中形成起来的。
　　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不仅改变生活于其中自然环境，并且还创造出一个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这就可以使他们的机体免受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或最低限度也可以大为减弱这种影响。而这种人为环境同样也加给人类以自然环境所曾给予的那种影响，因此，人也和驯化了的植物和家畜一样受着两种环境的作用。
　　由人们逐渐创造出来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各种不同的样式在自身构造的高度和复杂程度上彼此有所区别；然而在自己发展的同样水平和同样的复杂程度的条件之下，社会环境的样式是彼此很相像的，不管创造它们的人种如何，也不管它们依以发展的地理条件如何。因此，虽然人类继续遭受到各种自然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同时也受到同样的人为环境的无差别的影响，这人为的环境引起种的差别的减少和引起同样需要，同样利益，同样情欲和同样智力的发展。此外，自然环境的相似——例如位于同样高度和纬度的某些地区——对于植物和动物界的形式统一化的创造也有影响。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我们找到相似的植物群和动物群。因此，相似的人为环境力图消灭人类之间的差别，这差别是由于自然环境把人分为种和亚种而发生的。
　　自然环境的进化是极端缓慢的。因此那些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植物和动物的外貌似乎是不变的。相反地，人为环境的进化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速。正因为这样，所以人类的历史同动物和植物的历史比较之下带着异常灵活的性质。
　　人为的环境，完全同有机生物和自然环境一样，构成一个综合体，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精确界限的复杂的体系；这个体系的一切部分是这样的彼此适应着和紧密联系着，以致任何一部分如果不引起其它部分中的震荡便不能变化，其它部分同样地也一定会遇到变化。
　　在野蛮部落中间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是极端单纯的，它是由为数不多的成分组成的。它随着人类的进步，由于不断增加新的成分或者由于发展已有的旧成分而逐渐复杂起来。从历史时期的开端起，人为的环境便由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关系，习惯，风俗，风尚和道德观点，常识和社会舆论，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等等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所组成。社会环境的这些成分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间产生出许多更复杂的和更宽广的社会环境的形式；这些变化随着自己的发展改变着人类本身，因为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制约着在肉体和道德关系上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的存在。假如所有这些彼此相联系的部分是稳定的，或者像自然环境的部分那么缓慢地变化，那么人为环境就会经常保持平衡状态而根本就没有历史。但是实际上它的平衡状态是以极端的不稳定和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为特征，它经常由于一个部分中发生的变化的结果而遭受到破坏，因为一个部分中的变化将在它的其余部分引起相应的影响。
　　有机生物的各部分像自然环境的各部分一样，彼此发生直接的，就是说，机械的影响。当在肉体发展过程中人终于确定了直立的状态，它就成了人的一切器官变化的出发点；当头不再像其他哺乳动物那样靠强有力的筋肉支撑着垂在颈下，而靠脊梁竖立起来的时候，于是筋肉本身和被筋肉围裹着的骨胳也起了变化，在变化过程中，头盖骨、脑髓等等也发生了变化。当某一地区的黑土层因某种原因而增加时，在它上面便开始生长森林而不再生长恶病质的植物，森林改变着河流的方向，增加水流的容积等等。
　　但是人为环境的各部分只有靠人的中介才能彼此发生影响。已经起了变化的部分应当首先在肉体和精神方面改变人们，应当促使他们行动和鼓励他们这样去改变其它部分，以使它们达到同它一样的发展水平，因为只有这样这些部分才不致阻碍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同它重新处于完全协调的状态。社会环境的尚未改变的部分使人感到这样的品质，即它曾经是有用的，曾经构成社会环境的“好的方面”，现在这“好的方面”已经过时了，而且成为有害和转化为“坏的方面社会环境的这种陈腐的部分应当受到的改变愈重要，而这就愈加不能忍受。人为环境各部分之间被破坏了的平衡往往只能靠那些对已走上变化道路的部分特别感到兴趣的人们和社会的所有其余成员之间的斗争才能恢复。
　　为了说明人在人为环境的成分的改变过程中的这种作用只要举出不久以前的、记忆犹新的某些历史事实就够了。
　　当工业开始使用蒸气作动力时，它同时也就需要新的运输方法来载运燃料、原料和成品。于是就启发了工业界产生采用蒸气拖拉的车厢和轨道的思想；这种思想最早在法国实行是1830年在加尔得产煤区和1832年在卢瓦地区：而在英国斯蒂文生在1829年开动第一辆用火车头来拖拉的列车。但是这种运输方法的进一 步推广却遇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强烈的抵制，这就使它的发展延迟了许多年。明显的例子是梯亥尔（Thiers）——合格的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健全理性和社会舆论的代表——拼命反对新的运载方法的采用，他证明“铁路是行不通的”。然而铁路实际上推翻了一切反对它的最流行的理性论据。与许多其它的不可能的事物一起，它们要求严格地改变那作为当时统治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建筑的基础的财产关系。事实上，在此以前一个有产者只靠自己的钱经营工业和商业，至多也只向一、二个相信他的朋友或熟人求援。他有权支配基金，他不仅是工厂或商号的名义主人，而且是实际的主人。但是铁路的修建需要数目惊人的资本，这是不能设想可以从几个人的手里征集到的。因此，这就必须使大量的有产者肯下决心把自己从来不舍得放手的钱拿出来托付给一些人，对于这些人他们几乎连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道其能力如何。钱一旦拿出来之后便失掉了对它的一切控制，连对那些用这些钱制造出来的车站、车厢、火车头等等也没有所有权。他们只是有分红利之权，假如有红利的话。代替有体积、重量和其它的坚实的性质的金币和银币，他们得到的是薄而轻的纸片，上面用黑体字印着他们的集体财产的名字，这是他们的集体财产的无限小的和不可捉摸的部分的一种虚构。在资产阶级制度的整个时期中财产从来没有采取这种形而上学的形式。这种新的财产形式使财产本身失去个性，同它以前造成有产者享乐的形式，同他们许多世代以来所知道的并且代代相传的那种形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致只有被控为罪犯和被宣称为社会秩序的最坏的捣乱分子的人们才肯承担它的保卫和宣传之责，——只有社会主义者傅利叶和圣西门才开始重 视以纸面的股票运用财产的过程[19]。在他们的学生的队伍中我们可以碰到工业家、工程师和金融家，他们准备了1848年的革命，成为1851年12月2日〔13〕的参加者。他们利用1848年的政治革命来使经济环境革命化，办法就是把九个省的银行集中为一个“法兰西银行”，使新的财产形式为社会舆论所公认和创造法兰西的铁路网。
　　大的机械工业从远地运来自己的燃料和原料并向全球推销自己的生产品，因此它不能容许把一个国家分成许多小小的独立国，每个独立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货币和纸币等等的制度；相反地，大生产为了自己的发展需要统一的和集中的国家的存在。意大利和德国只是用流血战争的代价才完成了大工业的这些要求。梯亥尔先生和普鲁东先生，—他们有许多点是共同的，因为他们俩都代表小工业的利益，—也属于那些离教皇和意大利公爵而独立的国家的热烈辩护者。
　　既然人创造着和继续不断地改变着人为环境的部分，那么显而易见地，历史的动力是人，像维科所想，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本质——正义、进步、自由等等，像那些哲学气味极浓的历史学家所固执地肯定的说法。这些自相矛盾的和模糊的观点由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个，在同一时代以内的一个社会集团到另一个以及由一个个人到另一个都各有各的说法，因为它们是那些在人为环境的不同的部分发生着的现象的思想反映。例如说，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和法官就对正义有着不同的看法。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正义是把从雇佣劳动的生产者那里窃取来的财富归还给他们，而资本家所理解的正义却是保存这些窃取来的财富。既然资本家掌握着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那么他的关于正义的概念就是统治的和具有法律的力量，而对于法官，法律就是正义本身。正因为同一个词掩盖着正义的矛盾的概念，所以资产阶级就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统治和欺骗的工具。
　　人的活动所通过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的那部分给予他以同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环境的这种教育的影响——它使人产生思想和触动他的情欲——带着不自觉的性质。人把自己的行动归因于自己的情欲和思想的冲动，然而其实他只服从人为环境这一或那一部分所给予他的影响，而人为环境的某一部分也只有通过他的思想和情欲才能对其它的部分发生影响。屈从于环境的不自觉的间接的压力之下，人把自己的行动和运动的指导归因于上帝，神的理性或者归因于正义、进步、人道等等……历史的进程是不自觉的，这是因为——如黑格尔所说——人常常达到不是他原来所追求的、另外的结果，这是由于人至今还不能意识到那迫使他行动和指使他的存为的原因。…….
　　什么是人为的（社会的）环境的最不稳定的、经常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发生变化、并且是社会环境各部分中最能动摇整个建筑的部分呢？
　　马克思回答说，生产方式。
　　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方式不是人生产什么，而是他如何生产。举例而言，人还在有史以前的时期就开始织布，但只是在大约一百年前才知道用机器来织布。机器的生产方式是现代工业最本质的特征。我们在眼前就有着它的毁灭性的和不可被摧毁的力量无与伦比的例子，它的这种力量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关系。机器生产的采用在一个世代之间就使日本由中世纪的封建国家变成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使它挤入世界强国之林。
　　由于不同的原因生产方式获得这样强大的影响。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把广大数量的人的精力吸引过去；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在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即政治、宗教、文学等等里面工作。但是这个少数为了取得物质的和精神的生存的资料，不得不也关心生产。
　　其结果是一切人都在或大成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只有最少数的人仅仅服从于环境；“它部分的影响。然而既然社会环境的各别的成分只有通过人才能彼此互相影响，所以影响着一群人的大多数的那部分必须占有最多的精力，以便震撼社会环境的整体。
　　生产方式在野蛮人的社会环境中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越来越大地把自然力引进生产的范围，随着人逐渐认识了它们，这才获得优势的和不断增长的意义。这个降服自然力的过程还在史前期，即当人开始使用石头来作武器和工具的时候，便已开始。
　　生产方式之所以能比较迅速地获得进步不仅由于在生产中吸引进大群的人，并且还由于它在激励“私利的恶妇”〔14〕时带动了维科所视作历史动力的三种恶德：残酷、贪财和虚荣。
　　在这两个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进步是这么快，以致参加生产的人们不得不经常改变社会环境的其它部分，以便把它们维持在相应的水平上。这时它们所遇到的抵抗不断地创造出经济的和政治的冲突。
　　这样，当人们想发现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时，就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剥夺了维科的“历史发展同一样式的规律”的宿命性。这种性质强迫我们设想，似乎某个民族的历史发展的阶段——很像动物机体的胚胎阶段，如乔夫路阿·圣—伊莱尔所想那样——不幸地为它的自然环境和某些外在的——“进化的”——力量的动作所预先决定了，这种力量似乎引导它按着预先规定好的道路走到它的历史生活的预定的归宿。假如事情是这样的话，那末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所有民族——往往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应当以同样的发展速度和特定的历史道路前进。这样理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同一样式的规在任何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事实中都找不到证实。
　　相反地，历史的实际情况给我们指出某一民族的发展有时也会碰到障碍，就是当另外一个民族以急速的步伐走向前了，而第三个民族却从它已达到的发展的点上退下来的时候。这些停滞、进步和倒退的原因，只有当我们用这个民族所依以发展的人为的“社会的”环境的发展历史来解释每一个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发展历史的场合才能说明。这环境——为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变化又决定某一民族的历史生活的事变。
　　人为的环境不仅通过一个民族内部的斗争，叫且还通过国际的斗争而获得改造。因此，一个民族的生活中的历史事件取决于应受改造的人为环境和这个民族被自然环境以及遗传的和获得的习惯所创造的那种形态之间所建立的关系如何。这自然环境和这民族的历史的过去当然赋予它以原来的、它所特有的特征，这里放着一把钥匙，可以用它打开这个历史事实：同样的生产方式决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在一切靠它生活的民族中产生出同样形式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因此，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在一切的历史时期不会引起绝对相似的历史事件。因为随着达到高度文化的民族的数目的增长，国际间的生存竞争越来越扩大和加强。民族的历史发展也不是注定的，像动物机体的胚胎发展那样。假如历史发展经过相似的家庭的、财产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组织，经过相似的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和文学的思想形式，那么这只是因为各个民族不管它们的种源和地理环境如何，在自己的发展中总会碰到极端相似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总得为满足这些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而采取同一的生产方式。[20]



[1] 维·鲁凯尔（W.Rucker）：1901年葛拉斯考（Glasgow）科学家大会的开幕讲词。

[2] 赫尔姆赫尔兹（Helm oltz，1821—1894年），德国的自然科学大家，在物理学、数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上都有成就。——译者

[3] 英国的历史家弗路德（Froude）认为历史事实不能构成科学的对象，因为“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重复，而我们既然不能随时掌握某种事实的复现，也就不能随时改变我们假设的意义”。

[4] 第一批耶稣教徒也这样牢固地相信多神教及其奇迹，正如相信耶稣及其奇迹一样。台杜连（Jertulien）在他的《辩护》一书中和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在他的《上帝之城》一书中都说，根据不可争辩的事实，爱斯库拉勃（Esculape，希腊神话中药王的拉丁名字，通常用作医生的谑称。——译者）曾使死者复活，因为他们引用了死者的名字；又说有一女神曾用筛子从提不河（Jibre）取水，而另一个则用腰带拖拉小船，等等。

[5] 莱布尼兹白费力气地想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他的证明，照数学家的说法，只是检证而已。康德不承认几何的公理是经验证明了的事实，如弗莱西纳（Freycinet）在他的名著《论几何学中的经验》中所作的证明那样，他认为公理是由直觉和反省（灵感与沉思）的成功的结合所发现的；而波昂卡莱（Poincarré）——他在这场合也只是表达多数学者的意见——在他的《科学与假设》一书中声称公理是“假定。……我们从一切可能的假定中进行自己的选择时是遵守着经验所证明了的事实，但这种选择是自由的而只是受到一点限制，就是避免一切矛盾（即在作为出发点的假定中所导出的命题中的矛盾）的必要性。”他像康德一样认为这些命题不需要经验的验证。因此基督教的数学家得以自由地推演出一种算术，并不比洛巴巧夫斯基或利叶曼（Reimann）的非欧几何学更不合逻辑。这两个非欧几何学派的一派认为从同一点上可以引出无数之多的直的平行线，而另一派则认为不可能引出任何一条平行线。
　　非欧几何学，——它的全部命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它的理论是同两千年来一直被认为绝对真理的欧几利得（Euclide）几何学的理论完全对立的，——是人类的逻辑的惊异的表现。然而，根据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而不是单纯的意识上的虚构，可以用来作这个逻辑的强有力的证明。这个社会成员被分为敌对的阶级；对雇佣工人的残无人道的剥削，工人的贫困随着他们所生产的财富的增长而增长；在物产丰裕中引起饥饿的生产过剩的危机：饱食暖衣的懒汉受到阿谀逢迎的赞扬而受贫困之累的生产者被人轻视；道德、宗教、哲学和科学使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成为理所当然的；普选法把政权交给富裕资产阶级的少数；最后，在文化的物质构造和思想构造中的一切都向人类的理性挑战；然而这里的一切都是同完美无缺的连贯性相联采的，一切的不正义都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从财产权中引出来，这财产权容许资本家有权盗窃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逻辑性是我们头脑这物体的固有属性之一：人们不论是从正确的或错误的推理出发，也不论是从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事实出发，他构造了思想的或物质的建筑，这建筑的各部分彼此依从。人类的社会历史和精神历史为这铁的逻辑提供无数的例证，可惜这逻辑又往往回转来反对它自己。

[6] Jimée——柏拉图对话的自然哲学部分。——译者

[7] Phédon——柏拉图的对话篇名。——译者

[8] Ariane，希腊神话上的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用一绺线把雅典英雄台西亚救出迷宫。——译者

[9] 王德威尔德（Vandervelde）及其他同志对我用这种不敬的和过于“极端的”态度来揭露永久思想和原理，很不以为然。把那些在科学院和议会的演说里、选举纲领里和商业广告里卖身投靠的正义、自由、祖国看作某种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泥泞道路，这是何等的亵渎！假如这些同志生在百科全书派的时期，他们将大发雷霆地起来反对狄德罗和伏尔泰，因为他们揪住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领带井且把它送上自己的理性的法庭；他们嘲笑基督教的神圣的原理、奥尔良的少女（指封建时代的爱国女英雄约安·达克。—译者）、贵族的蓝血統和荣誉、政权、神权和其它不朽之物。这些同志一定会把《堂·吉诃德》付之一炬，因为这部无与伦比的浪漫文学的杰作无情地嘲弄了那些为贵族捧场的诗歌和小说所吹嘘的骑士的美德。
　　伯尔佛尔·巴克（Belfort Bax）责难我对正义、自由和私有者的形而上学上其它的本质所采取的轻蔑态度；他说，“然而”这些思想是这样普遍和必要，以致为了要批评它们是产阶的可笑的模仿，我也得使用某种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对，当然罗！像那些唯灵派的最极端的哲学一样，我也不能逃避自己的社会环境：它的流行观念的影响是逃不脱的；他们每个人都照自己的尺码去剪裁井且把自己的个人的思想作为衡量他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标准。但是假如说某些思想在它们由以培养起来的那个社会环境中是必要的，那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思想，像数学公理一样，在一切其余的社会环境中都是必要的；苏格拉底正是这么想的，他在普罗泰哥拉里似乎是要证明正义的永久性，他说甚至连强盗在彼此交往之间也遵循着正义。所以建立在私有财产—不论是家庭的或个人的一之上的社会实际上是强盗的社会，这社会的统治阶级掠夺其它的民族和窃取从属于他们的阶级——奴隶、农奴或雇佣工人的劳动果实，正因为如此，正义和自由对于他们才成为永久的原理。哲学家宣扬他们的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因为他们只知道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而不能想建立在其它基础之上的社会。
　　但是社会主义者，他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自己的发展中必然要把我们引到建立在公有财产之上的社会，他不怀疑所有这些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将随着你和我，随着人的剥削，随着产生这些思想的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社会的消灭而从人们的头脑中消灭。这信念不是由温情的梦想，而是由基于观察得来的不可争辩的事实所引起。史前期的野蛮人和开化的共产主义者没有任何关于这个永久原理的概念，这就足以证明。桑柄·梅因（Sumner Maine）虽是一个法律学者，他在现代印度的农村公社中也没有找出这些原理，那里的居民在自己的品行中都遵循着传说和习惯。
　　普遍的和必要的思想，被私有财产的社会里的人们使用来组织自己的公民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将来实行公有财产的社会里就成为多余之物，无需再用这些思想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关采。历史将把它们收集起来井且送进死的思想的博物馆里去陈列。

[10] 乔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ista Vico）：《新科学的原理》（Principi di Scienza nuova）。

[11] “文明"一词在维科时代的意大利语言中大概还不存在。只在十八世纪才在法国开始用来表示人民在进步道路上的运动。它的这种意义的来源是非常近的，法兰西学院只是在1835年第一次出版的字典中才把“文明”这词放进去。傅利叶使用它只是为了表示现代资产阶级的时期。
　　自然科学也有自己的“理想的永久的历史”；指出自然科学的哲学和历史哲学思想上的平行论是很奇特的和有趣的。亚里士多德和自然神论者都设想 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存在，上帝依照它创造动物；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形态学的研究去发现这个计划，——“他于是反复思考神的思想”——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用自然来代替上帝，把它解释为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计划或者更确切些说是非物质的和不现实的模型，样式，现实生活的形式就依照这样式的计划发展 起来。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原型是最初的形式，地面上的生物是它的逐渐的改善，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模型是可变的和不完善的，对于它地面上的生物是改造品。

[12] 指维科，因为这是他的故乡。——译者

[13] 亚里士多德也赋予谚语以重大的意义。某些作家都讲到他所编辑的民间谚语的汇集，可是都遗失了。西内西（Synesius）在他的《秃顶赞》里提到这件事：“亚里士多德在谚语中看到过去时期的哲学观点的残余；这些观点在革命时期消灭了，而人们曾不得不经历革命，但是这些残余却因自己的简洁而精确的形式而被保留下来。因此谚语和其中所表现的思想与古代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古代哲学把谚语留给我们，而谚语又带着古代哲学的可贵的痕迹，因为在古时候人们理解真理远比我们时代要深得多。这位基督教的主教，他是靠多神教著作教养出来的，一再重复着古代流行着的见解，人是在退化，而不是越来越改善.在希腊神话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观点；它在《伊利亚特》中屡见不鲜，它也为埃及的祭司所赞同，据希罗多德说，埃及的祭司把过去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神的世纪、英雄的世纪和人的世纪。
　　人自从他进入氏族共产主义时代起，便想着他是在退化中，幸福、人间天堂、黄金时代都属于过去。关于人能改善和能达到社会进步的思想只是在十八世纪才产生，那时的资产阶级正开始接近政权。但是同基督教一样，他把幸福的实现放逐到天上去。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使幸福复归于地上。圣西门说：“天堂不是在我们后面，而是在我们的前面。”

[14] 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第九章，第四编第一章，第三编第五章。

[15] 《资本论》第一卷，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页。

[16] 蜜蜂是知道为自己创造社会环境的，在蜜蜂中间可以观察到这种母爱完全消灭的现象：蜂王，一窝中的母蜂，不关心自己的后代；她总是要把那些长有性器官的儿女杀掉，假如无性的工蜂不把它们从母亲的盛怒之下抢救出来的话。有几种家禽失掉了母性的本能；它们产卵很多，但是任何时候也不伏卵孵化。

[17] 居维叶：《论地球表皮的变革》（Discors sur les Rèvolution de la surface globe）

[18] 解剖学家承认食肉兽和许多猿猴的鬓角筋肉（Crotaphites）的强烈发展，——由于它们对它们所掩盖和像橡皮条一样紧裹着的头颅压抑的结果，——妨碍脑髓的发展；因此它们的脑髓比起那些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发达的咀嚼器官和较弱的鬓角筋肉的动物的脑髓要小一些。安多利（R.Anthony）把两只新生的狗割去鬓角筋肉的一面，几个月后它发现那与被割去的筋肉相应的半个头盖骨更加隆起，而脑半球的体积也增大了。——《科学院的报告》，1903年，11月23日。

[19] 傅利叶在《关于普遍统一的论文》（Traite de Unite universelle）中详细地列举了这种财产形式对于资本家的好处：“它不会遭到偷盜、火烧以至于地震的危险……被监护者任何时候也没有丟失的危险或者遭受到由于他的财产管理不善而招来的损失，因为管理处对于他像对所有股东一样……资本家，尽管他拥资累亿，任何时候都可以使自己的财产变卖成现钱，如此等等。它保证社会的和平，因为“一旦人们都变成主人，叛乱的意图就会变成对现存制度的爱”，而另一方面，穷人，虽然他只有一个艾叩《法国十四世纪的金或银的货币。一译者），也可以参加那种划分得极小的、大众化的股票…这么一来，他也就在无限小的范围内成了全国的主人而且完全有权说：我们的宫殿，我们的商店，我们的宝藏。”空想社会主义者与其说是工人解放运动的代表，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金钱的时代而已。
　　路易·拿破仑和他在政变中的同谋者非常赞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思想：他们使最小的钱财容易接近国债利息，在此以前这些国债利息都只是大财主的独占品；当他们给了用五个法郎甚至一个法郎购买债息之权时，这就使国家的公债利息民主化了——如他们中的一个所说。他的相信用这种方法来使群众同国债的稳定发生利害关系和预防政治革命。

[20] 乔夫路阿·圣—伊莱尔在自然的历史中引进构造的计划统一的规律，正如维科在人类的历史中引进发展的统一规律一样。乔夫路阿·圣一伊莱尔认为卵子的胚胎发展——从受精到降生——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的，以致发展的形态学阶段必然地一个接一个发生，因而怪胎是发育不完全的、部分地停滞在胚胎发展某一阶段上的生物。
　　现代的胚胎学家抛弃了预定计划的思想而认为胚胎的发展—在有成胎的生命力之下——只依赖于它在其中发展的那环境的状况。例如假使破坏了蚂蚁、海胆、棘皮动物等等的卵的一个或几个节（blaslomère），那末就可产生怪胎，就是说，不健全的机体，——虽然不经常如此，有时未被损坏的环境的那些部分本身会人工地再生出被除掉的那部分。还有，在胚胎的生命的初期人工地把它剖成两半，只要这两半仍能继续发展，那末就不是得到一个，而是两个形体，假使胚胎没有被弄破的话；由此可以推想母体中的人胎的类似的分裂便是怀双胎的原因。还有，在胚胎发展所依托的液体环境中撒上一些矿盐而使它发生变化，那末就可得到变态的胎形或者赋予它以新的形态。
　　要在自然界中保存着同样的形态只有在它们形成的相互条件如果不是完全相同，起码也是非常相似的情况之下才可能。在这些条件中甚至极微小的改变也会逐渐地使同一群、同一窝的形体变样，并且当这些改变更显著时，它们就可能产生变种，可能成为新种的起点。
　　把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同胚胎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理解作一比较是很有趣的。


〔1〕 参看马克思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第5页

〔2〕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马克思公布在上举的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拉法格写《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在本世纪之最初年份，因 此在他的行文中有“大约半世纪”的说法。——第5页

〔3〕 “在实验中去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就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确定和说明过去的历史活动并利用这个实验，这些历史的“教训”，在借助于同一方法之下，来探索和实行在我们时代的瞬息万变的现实环境中的正确的、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就是把我们的阶级斗争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第5页

〔4〕 “争论原子本身”就是争论原子“本身”、“在它本身上它的本来面貌”等等是什么，丢掉实验而去争论抽去了真实的本性的原子，争论原子的“理想”，他们在自己的头脑中构造这个“理想”是“从思想上”，就是通过思辨的道路，而不是在实验中。——第6页

〔5〕 道尔顿——化学家。——第6页

〔6〕 “事业在先”出自哥德的《浮士德》第一幕；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想的，与唯心主义的历史家正相反对，他们想的是“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Ⅰ。——第6页

〔7〕 经济决定论或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唯物主义都是意义相同的说法。——第7页

〔8〕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于1798年出版；主要思想是：人口常常比生存资料增长得快，人口有一种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而生存资料则按算术级数增长，由此而产生群众的赤贫化和退化，为使这两者的差距达到平衡，有效的方法是向群众而首先是向工人群众作宣传，宣传节育，宣传阻止人口增长的必要。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方向、理论和宣传是明显的。马克思曾尖锐地表示过反对马尔萨斯和马尔萨斯主义，特别是在《资本论》的许多处地方；他坚决地否定对于一切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是统一的人口规律的存在。“一切特殊的历史上的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有历史意义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植物界和动物界，当这领域尚未受到人们干预的时候。”（《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出自己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这就是相对的人口过剰的规律，资本的积累“相伴而生是资本构成的不断的质的变化，它的不变的组成部分靠牺牲可变的组成部分而达到不断的增加，因此相对地减少了对劳动的需要。”（《资本论》，第一卷）。这就是把工人从生产中排挤出来而投入失业的后备军。“劳动人口造成资本积累，同时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本身就造成使它成为相对多余的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资本论》第一卷）。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及其技术形式的变化”的快慢而摇摆不定，是历史的、暂时的现象，正如产生它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暂时的一样：它决不以人口增长的快慢为转移。
　　拉法格指出正是马尔萨斯的这种理论是他从自然科学家富兰克林和林纳借用来的，这是“像小学生那样淺薄的和像牧师那样夸张的剽窃”（《资本论》，第一卷）。这种虚伪的学说推动达尔文达到有机形态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天才的学说，他称之为“自然选择”的学说，即认为有机体须适应于它们生存的条件。这个天才的发现，像电灯的光一样，照亮了有机界的秘密。“自然选择”的学说是打开有机界的起源一千年的根本的秘密的钥匙。——第7页

〔9〕 德谟克利特的假设即原子论的假设。——第7页

〔10〕 “公理、定理、系论、辅助定理”这是学者们所给予的不同的名称，被他们用逻辑方法引出的从属于主要真理的真理（而最后的两个术语是半真理、附次的真理、补充的真理等等），通常是完全多余的、会使主要思想完全模糊的东西。所有这些逻辑论据的结构通常都会使头脑清醒的人产生混乱，它通常也是由学者们为了使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普通的凡人更加髙不可攀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有时也为了抬高身价。普通人因为需要在这些逻辑的怪论上面绞尽脑汁而感到苦恼，有时就称呼这些学者是官老爷，有学问的尖顶帽等等。马克思是这些怪论和具有这些怪论的人们的敌人。——第7页

〔11〕 波须埃和约瑟夫·德·梅斯特——十八世纪中叶和十九世纪初叶法国革命前和革命后的绝对君主政体的保卫者。——第11页

〔12〕 “巨额奖金”，在拉法格的原文为6%，这是当时银行存款很高的利率，当时储蓄银行的普通利率是3%。——第19页

〔13〕 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是路易-拿破仑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关于此事可参看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政变记》。——第33页

〔14〕 “私利的恶妇”是马克思的话。——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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