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七章 工人阶级及其苏维埃政治



俄国无产阶级
苏维埃、工会和党
农民政策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俄国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并未被强行委托给西欧的老牌无产阶级及其强大的政治、工会组织和其沉重的代议制和工联主义传统,而是被委托给一个落后国家的年轻无产阶级。历史一如既往地选择了阻力最小的路线。革命时代从最不设防的大门中冲了出来。这给俄国无产阶级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非一般人力所及的困难,并大大减轻了西欧无产阶级尚未到来的革命工作的负担,为它做好了准备,加快了它的速度。
  考茨基非但没有以一种革命时代即将在全世界到来的角度来看俄国革命,反倒还在议论俄国无产阶级是否过早地夺取了政权。

  他解释说:“群众中间的高标准的普及教育和高标准的‘道德’,乃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种道德不仅在有关团结一致、同情和自我牺牲的强烈社会本能和感情中表现指出来”,他还说,“我们曾经看到巴黎公社的无产者中间有力地显现出这种道德。而在那些主要构成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中则根本缺少这种道德。”[1]

  为了达到考茨基的目的,光是在他的读者跟前把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政党来诋毁是不够的。他知道布尔什维主义与俄国无产阶级已经融为一体,所以就试图诋毁作为整体的俄国无产阶级,把它说成是一个黑暗的、没有思想的、贪婪的群体,认为它凭当时的本能和训诫来行事。在整本小册子当中,考茨基多次回到俄国工人的智力和道德水平的问题上,每次都只是为了强调和凸显他们无知、愚蠢和野蛮的特征。为了增强反差,考茨基举出了公社时期一家军工企业的工人代表强制要求一名工人在夜间值班以便能够在夜里递送要修理的武器的例子。“这个决定的原文如下:‘在目前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尽量节约公社的每一分钱,所以不给夜间的值班人员报酬。’”于是考茨基就作出结论:“的确,这些工人并没有把他们的‘独裁’时间当作要求增加工资的凑巧时机。”[2]俄罗斯工人阶级就是另一码事了。它不够自觉性,思想上不够坚定、自制,没有准备好自我牺牲,等等。考茨基嘲讽说,它就像闵希豪森[3]没有能力用头发把自己从沼泽中拉出来那样,没有能力为自己选择合适的领导人。这种把俄国无产阶级和爱瞎扯的闵希豪森进行对比的手法,鲜明地体现了考茨基讨论俄国工人阶级时的语气。
  他引用了我们个别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谴责了工人环境里的一些消极现象——并试图主张说消极被动、黑暗与利己主义在1917—1920年间(即最伟大的这革命年代里)耗尽了无产阶级的生命。
  考茨基好像不曾听说、不曾猜过也不曾假设内战期间俄国无产阶级不止一次地奉献自己的劳动;他们甚至还进行过“无偿的”值班——这样的无偿值班并非一个人在一个晚上的举措,而是数以万计的工人在无数个令人不安的漫漫长夜中的行动。在尤登尼奇进攻彼得堡的那数周里,光是苏维埃的一份电报就足以让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城市里所有的工厂和街区中保持清醒、坚守岗位。这不是彼得堡公社刚成立那会儿,而是经过两年斗争以后,饥寒交迫的阴影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那段时间。
  我们的党每年都会动员两三次,把一大部分自己的成员派到前线上。在绵延不断的长达八千俄里的前线上,他们身先士卒,慷慨赴死。而当在饥寒交迫、把自己的工人精华都献给了前线的莫斯科宣布了入党周的时候,仅在这一周内,无产阶级群众中就有1.5万新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是在什么时候?当苏维埃政权濒于灭亡的危机到达顶点的时候,当奥廖尔被占领,邓尼金逼近图拉和莫斯科,尤登尼奇威胁到彼得堡的时候,正是在这一最艰苦的时期里,莫斯科无产阶级仅花了一周的时间就向我们的党输送了15000名人员,而这15000人随时等待奔赴前线的新动员命令。可以肯定地说,除了1917年11月起义的那一周以外,莫斯科无产阶级从没有像在这些危急存亡的艰难时刻那样,在革命高潮中如此团结一致,为自我牺牲做好万分准备。
  当我们的党提出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天的口号时,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主义以志愿劳动的形式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先是几十、几百,然后是几千,现在则是几万、几十万的工人,每周都在为国家的经济复兴捐献劳动若干小时。而这一点,则是由半饥饿的、穿着破旧靴子和脏衣服的人完成的——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没有鞋子,也没有肥皂。事实上,这就是考茨基为其订好了自我否定方针的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如果我们在这里立即会想起,无产阶级中所有自私的、小市民的、粗鲁且贪婪的分子——这些所有逃避前线、逃避义务星期六、捣乱并煽动工人在饥饿的那几周里进行罢工的人,都在苏维埃选举中投票给了孟什维克,也就是投票给了俄罗斯的考茨基之流的话,那么这些事实及其之间的联系就会显得更加清楚。
  考茨基援引了我们的话,在这段话里,我们甚至到十一月革命以前,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俄国无产阶级缺少教育的事实,但因为认定政权将不可避免的过渡到工人阶级手中,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寄希望于斗争本身、其经验,并在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不断增强的支援之下,应对困难,并确保俄国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对这一点,考茨基问道:“但托洛茨基是否想爬上火车头并开动火车,相信他会在中途学习和安排一切呢?……在你想开动一辆机车以前,你必须取得某种为驾驶机车所必须的技能。同样的,如果无产阶级想要担任这项任务,它也应当取得那些在组织和生产工作方面必不可少的技能。”[4]
  这种教训人的比较如果是让任何的农村牧师来做,那倒是值得尊敬的。但这还是很蠢。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考茨基在没有学会稳稳地坐在马鞍上并在各种步态下驾驭马的四条腿之前,敢骑马吗?我们有理由认为,考茨基不敢进行这种危险的、纯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担心,考茨基如果不冒着风险上马,那就很难掌握骑马的本领。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偏见恰恰就是:只有坐在马上,才能学会骑马。[5]
  要说驾驶机车的话,乍一看虽然没那么明显,但也不失为一个事实。没有人是坐在办公室里学会操作机车的。必须爬上机车,站在驾驶室里,握住必要的调节装置,并转动它。不错,有了老司机的教导,在机车里可以训练行驶;在有经验的骑手带领下,马匹也可以在赛场上动起来进行训练。但在国家管理领域,这样的人为条件是无法被创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也不会为无产阶级建立国家管理学院,也不会为他们提供国家杠杆,来进行一时的实验。而工人和农民既没有赛马场又没有骑手的协助,照样学会骑马。
  对此,我们还必须补充另一个观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无产阶级没有选择上马还是不上马;没有选择马上夺取政权,还是放弃掉它。在某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会被迫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政治自我真空的威胁下掌握权力。一旦掌权,就不能任意只接受其中的一些后果,而拒绝其他的一些后果。如果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为了夺回国家政权而故意作恶把搅乱生产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得不走向公有化的道路,而不管目前公有化是否有利。而在接管了生产以后,无产阶级被迫在钢铁般的必要性压力之下,通过经验本身来学习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艰苦工作。骑手一旦上了马,就被迫驾驭马匹,否则自己的头骨就会被压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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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自己的虔诚拥趸“正确认识”俄国无产阶级的道德水平,考茨基在他的书中第116页(俄文版)引用了下面的这份委托书——好像是摩尔齐洛夫卡工人代表苏维埃颁发的:“苏维埃兹责成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同志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命令,征发资产阶级和金融家阶级的已婚和未婚妇女六十名,并送往兵营,供驻扎在布良斯克县摩尔齐洛夫卡城的炮兵师之用。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六日。”[6](《布尔什维克都在做些什么》第十页,由纳特·文希—马列叶夫博士出版,洛桑,1919)
  我丝毫不怀疑这份文件的伪造性质以及整个报告的虚假性,但还是委托他人对此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了解哪些事实或事件可能构成这一捏造的基础。彻底的调查展示出了如下事实:
  第一,布良斯克县绝对没有一个叫做摩尔齐洛夫卡市镇。临近的县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城镇。最接近的村庄名称叫作穆拉维耶夫卡,在布良斯克县。但那里不曾有过炮兵师,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与上述“文件”有关联的事情。
  第二,调查人员也调查过炮兵部队的路线。没有一处发现像考茨基从他的鼓舞着那里引用的所谓事实的间接暗示。
  最后,调查人员把目光放向了所有可能出现这类传言的地点。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这也难怪,伪造的内容本身与指导苏维埃的先进工人与农民在性情与舆论方面有着过深的矛盾,甚至在最落后的地区亦是如此。
  因此,该文件只可能被确认为低级伪造。只有那些出版花边小报的老奸巨猾的恶毒报社才会传播这种垃圾。
  在刚才提到的调查仍在进行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同志交给我一份1919年11月9日的瑞典报纸《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其中转载了委托书的传真件:

任状

  特此授权卡拉塞耶夫同志在叶卡捷琳城找一个16—36岁的少女进行公有化。

  伊瓦舍夫总司令


  这份文件比考茨基引用的那份更加愚蠢,更加厚颜无耻。据了解,苏维埃政权只曾很短暂地掌握叶卡捷琳诺达尔[7]——库班的中心。很明显,这份文件的作者不太清楚革命的年表,因此从中删除了日期,这样的话,就不会无意中出现“伊瓦舍夫总司令”在邓尼金的士兵统治叶卡捷琳诺达尔的时期下令对那里的妇女实行公有化的情况。这样的一份文件会勾引住呆头呆脑的瑞典资产阶级,是一点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但对俄国读者来说,这一切就很清楚了:这份文件不仅仅是伪造的,而且是由一个拿着词典的外国人伪造出来的。两位公有化女性的人的名字“格雷戈里·萨列叶夫”和“卡拉塞耶夫同志”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是俄罗斯的人名,这倒是让人很好奇。“Еев”极少作为俄罗斯人的名字结尾,只会出现在某些特定的组合。但是,这位揭发布尔什维克的人——考茨基提到的那本英文小册子的作者,其姓氏为文希—马列叶夫。很明显,这位坐在洛桑的英籍保加利亚警察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脑补了“公有化女性的人”。
  考茨基真是啥时候都不缺乏独树一帜的启发者和战友!

苏维埃、工会和党


  在考茨基看来,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比俄国先进的国家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相比较,并不是无产阶级组织的任何较高的形式,而不过是聊备一格的权宜之计。”[8]就让我们假设俄国的情况如此。但如果这样,为什么苏维埃在德国出现了?在艾伯特的共和国里,它们难道不应该完全不存在吗?然而,我们知道,考茨基最亲密的同志希法亭[9]曾提议将苏维埃纳入宪法。考茨基沉默了。
  公开的革命斗争比代议制有多“原始”,对苏维埃是一个“原始”组织的评价就有多正确。但代议制的人造的复杂性使得它只能包含来自上层的、数量微不足道的人。而只有在群众能够被活生生地把握住的地方,革命才是可能的。11月革命让群众站了起来,而这是革命前的社会民主党做梦都想不到的。无论德国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德国范围有多广,革命的范围也一下子就比这些组织要广泛得无可比拟。革命群众在最简单的、最普及的代表组织——苏维埃中找到了自己的直接代表。我们可以承认,代表苏维埃在纲领的明确性和组织的正规性方面,不如政党和工会。但它在吸引参与群众有组织的斗争的人的数量上远远超过政党和工会,而这种数量上的优势使得苏维埃具有无可争辩的革命优势。苏维埃包含了所有企业、所有专业、所有文化发展水平、所有政治意识水平的工人,因而客观上也使自身不得不表达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
  《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党人的任务恰恰在于表达工人阶级的共同历史利益。
  按照《宣言》的内容,“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0]运动本身以全方位的阶级组织苏维埃的面貌,把自己变成一个“整体”。从这里就很清楚,为什么共产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苏维埃的领导党。
  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苏维埃作为党的“替代物”的评价(考茨基)是错误的,为什么尝试用苏维埃作杠杆来补充和调节资产阶级民主机制(希法亭)是愚不可及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在作为权力斗争的机关,或作为工人阶级的权力机器时,是有意义的。
  考茨基没能理解苏维埃的革命作用,把其最重要的优点看作是它们的根本缺陷。他写道:“资产阶级与工人[11]的界线永远无法划分得很准确。在这种努力中,总会发生一些专断的行为,实际上使得苏维埃的观念特别容易变成纯粹独裁和专断统治的基础,而很少有助于建立并建成一个有系统的、鲜明的国家制度。”[12]
  考茨基认为,阶级专政不可能为自己建立符合其性质的机构,这是因为阶级之间没有无可挑剔的分界线。但这点在普遍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中又是如何呢?恰恰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多种过渡阶段中看到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本身的主要论据。对考茨基来说,一旦无产阶级克服了中间阶级的无形性和不稳定性,把其一部分拉到自己身后,把另一部分赶到了资产阶级的营帐里,并在苏维埃的国家体制中实际组织了自己的专政,原则性的疑惑就产生了。正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统治不可或缺的机器,所以它的框架是有弹性、灵活的。因此,不仅阶级和阶层关系的社会变化,它的政治变化也都能在苏维埃机器上找到无延迟的表达。苏维埃从最大型的工厂和车间开始,然后吸引作坊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加入自己的组织,再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反对地主,然后组织中下层农民反对富农。工人国家为自己挑出了许多职员,而这些职员主要来自资产阶级圈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被苏维埃体制培养了纪律性,所以在苏维埃系统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代表。随着无产阶级夺得的社会地位的扩大或缩小,苏维埃制度也会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在其内部动态、潮起潮落、错误和成就中保持作为社会革命的国家机器。随着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苏维埃制度将会扩展到全人类,从而失去国家的特征,并溶解成生产和消费的强有力的合作制。
  如果说党和工会是准备革命的组织,那么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的工具。苏维埃在胜利后,就会变成权力机关。党和工会的作用虽没有减弱,却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
  总的领导被掌握在党的手里。它不直接进行管理,因为它的机器不适合这么做。但它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有表决权。此外,我们的实践导致了这样一个情况:在所有的一般纠纷、部门冲突和部门内部的个人冲突中,党的中央委员会都拥有最后的话语权。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确保在最困难以及最混乱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必要的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只有在党的权威不容争议、党的纪律纯洁无暇的情况下,这样的制度才是可能的。对革命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党在这两点上都达到了相同的水平。在那些过去未曾有过得到具有伟大战斗精神的强大革命组织的其他国家,到无产阶级进行政变的时候,是否会同样产生有权威性的共产主义政党,就很难预测了。但很明显的是,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这个问题。
  共产主义政党在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特殊作用是相当清晰的。这是一个关于阶级专政的问题。阶级内部有不同的分层,不一样的情绪,不同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专政的前提则是意志的统一、方向的统一和行动上的统一。还能有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专政呢?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前提就在于,在无产阶级本身之中,有一个处于政治领导地位的政党,而这个政党具有明确、有效的纲领和不容置疑的内部纪律。
  党外联盟政策在本质上是与革命专政体制相悖的——我们在这里指的不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是指共产党人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结成联盟,而这些组织代表了劳动群众中不同程度的落后与偏见。
  革命很快就会侵蚀一切不稳定的东西,磨坏一切人造物;在革命事件的压力之下,披着联盟皮的矛盾很快就会被暴露出来。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匈牙利便可目睹。在那里,共产党人和经过重新粉饰的机会主义者之间联合起来,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这一联盟很快就瓦解了。共产党人很快就为其同路人的革命无力与政治背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很显然,如果匈牙利的共产党人晚一些上台,提前给左翼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底妥协的机会的话,这样会对这些共产党人更加有利。而这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则是另一回事。无论如何,与机会主义者的联盟只是暂时掩盖住了匈牙利共产党人的相对弱点,同时也阻止了他们通过牺牲机会主义者来加强自身,并最终让自己走向了灾难。
  俄国革命的例子充分描绘了同样的思想。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只持续了几个月,就以流血的破裂而告终了。不错,要为联盟买单的,不是我们共产党人,而是我们不忠诚的同路人。显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联盟中是最强的一方,因此试图在历史关口上利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并没有冒太大的风险,在战术上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尽管如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一页清楚地表明,交易、妥协与互相让步的体制——也就是联盟体制,在一个形势变化极快、需要高度统一观点以便统一行动的时代下,是不可能长久的。
  我们不止一次地被人指责用党的专政来替代苏维埃的专政。与此同时,我们完全有权利说,苏维埃的专政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有可能实现:党因为具有明确的理论意识,以及自身强大的革命组织,所以能确保苏维埃能够从劳动者的非正式议会转变为劳动者进行统治的机器。这种用党的权力来“替代”工人阶级权力的做法并不偶然,其本质上也不算替代。共产主义者表达的是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在历史将这些利益完全地安排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成为公认的、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是完全自然的。
  于是有些智者就要问我们了:“但是你们如何保证党表达了历史发展的利益?在将其他党派摧毁或赶入地下之后,你们已经消除了他们与你们的政治竞争,于是也剥夺了你们自我检查路线的机会。”
  发表这种观点,是因为用纯粹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革命进程。在所有矛盾公开化,政治斗争迅速转变为内战的时候,除了发行孟什维克的报纸以外,有足够的物质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路线。诺斯克在粉碎共产党人,但后者却在增长。我们镇压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他们则已经落荒而逃。这项标准已经能充分检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都不是测算一组方向的路线,而是确保我们的方向——革命专政的方向的胜利,并在向这一方向行进的过程中,在其内部摩擦之中,找到自我检查的充分标准。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工会运动的长期“独立”与联盟政策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工会变成了无产阶级执政的最重要的经济机关。因而他们也就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仅要解决工会运动中的原则问题,还要解决其中内部的严重组织冲突。
  考茨基分子谴责苏维埃政权是工人阶级中“一小撮人”的专政。他们说:“假设出现了专政,那它至少也应该是整个阶级的。”要理解他们在这块的想象并不容易。无产阶级专政,就其本质而言,意味着革命先锋队的直接统治,而这革命先锋队则依靠有份量的群众,并在必要时迫使其落后部分向最先进的部分看齐。这点同样也适用于工会。一旦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它们就有了强制的性质。它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产业工人。党的队伍中则仍然只包含那些最自觉、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只有在大型选拔之下,它才会扩大自身的队伍。因此,共产主义少数人在工会中的领导作用,与共产党在苏维埃中的统治地位相对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表达。
  工会直接体现了社会生产。它们不仅表达产业工人的利益,也表达产业本身的利益。在第一个时期,工联主义的倾向不止一次地在工会中抬头,促使工会向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向它施加条件,并要求它为其提供保证。越往后,工会就越是会意识到自己是苏维埃国家的生产机关,并对苏维埃国家的命运负责——不是通过反对它,而是通过将自己与其视为一体。工会成为劳动纪律的领路人。他们要求工人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因为工人国家还没有能力改变这些条件。工会成为了革命镇压的领路人,来针对工人阶级中无纪律、放纵任性的寄生虫。工会,从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会运动密不可分的工联主义政策,正在全线向着革命共产主义政策过渡。

农民政策


  考茨基谴责说:“它们本来希望在农村中利用给最贫苦的农民以政治权利的办法来使有产农民丧失活动能力。现在他们却已经给与这些有产农民以某种程度的选举代表的权力。”[13]
  考茨基列举了我国农民政策的外部“矛盾”,却没有质疑其总的方向,也没有质疑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中固有的内部矛盾。
  在进入苏维埃制度的俄国农民里,存在着三个层次:贫农,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并购买食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中农,用农场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有限的数量出售剩余产品;上层,即富农,“库拉克”,他们系统性地购买劳动力,并广泛地出售农产品。不需说,这些分组在全国范围内即没有特别的定义表征,也都没有同质化。然而,总的来说,贫农是城市无产阶级天然的、不容争辩的盟友,富农同样是不容争辩、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最广泛的中农,则表现出最大的犹豫不决。
  倘若国家未曾如此衰竭,无产阶级能够向农民群众提供必要数量的商品和文化产品,那么农民中的大多数劳动者接受新体制的过程就会更加无痛。然而,国家的经济失调,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或者粮食政策,而是由于在此之前产生的因素——它使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向农村提供纺织和金属产品、殖民地商品等等的可能性。同时,工业无法拒绝从农村收集哪怕是最低数量的粮食。无产阶级要求农民拿粮食作为预付费,要求以仅仅以它打算创造的价值来进行合理的借款。这些未来价值的符号就是已经贬值到极点了的信用证章。但农民群众不太擅长历史的抽象概念。农民由于清算了地主剥削,与苏维埃政权联系到了一起,并在其中看到了防止沙皇专制复辟的保证。但同时,他们却往往反对粮食的收集,认为只要自己不能够收到棉布、钉子和灯油,那就是做了亏本买卖。
  苏维埃政权自然首先要把粮食税加到农村里的上层人士身上。但在农村里社会条件尚未成型的情况下,更加习惯于让中农跟着自己走的、具有影响力的富农处心积虑逃避粮食税,把它转移到更加广大的农民群众身上,同时使他们与苏维埃政权敌对。有必要促使底层贫农怀疑和敌视上层富农。贫农委员会就起到了这一作用。他们在底层形成,是一群旧时代里被压迫、被排挤到角落里、被剥夺了权利的分子。当然,在他们中间也有一定数量的半寄生分子。这一点成为了民粹“社会主义者”蛊惑人心的主要动机,这些人的演讲在富农的内心里回荡起了赞赏的回声。但把权力交给农村里的富农这一事实本身就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为了领导农村半无产者,党从城市里派出了先进工人,到农村完成了宝贵的工作。贫农委员会成为了反对富农的打击性机关。因此,他们借助国家权力,不仅迫使农民的中间阶层在苏维埃政权和地主政权之间做出了选择,同时也在无产阶级与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分子的专政、富农的恶势力之间做出了选择。在一系列教训(其中有些非常残酷)中,中农发现自己被迫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赶走了地主和县警察局长的苏维埃政权同样也让农民背负起了新的义务,并要求他们做出牺牲。对数千万中农的政治教育并不像学校课堂教育那样轻松顺利,也没有立即产生无可争辩的结果。中农发动过叛乱,与富农结盟,并无一例外地拥护白卫军—地主的领导;在苏维埃政权的地方代理人,特别是贫农委员会那里,也产生过滥用职权的行为。但主要的政治目标实现了。强大的富农即使没有被完全消灭,也已经被深深地震撼到了,被砍去了自我意识。中农虽然在政治上仍然模糊,就像它在经济上模糊一样,但已经习惯于在先进工人身上看到自身的代表了,就像之前他们在流氓富农身上看到的那样。一旦这一基本结果达成,作为临时机构、打入农村群众的尖锐楔子的贫农委员会,就必须让位于苏维埃,而在这个苏维埃里,贫农和中农都选派了自己的代表。
  贫农委员会存续了大概六个月——1918年6月到12月。在它们的建立与废除之中,考茨基只看到了苏维埃政策的“摇摆不定”。与此同时,却丝毫不见他自己的实际指导。况且从何而来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经验是未曾有过先例的,苏维埃政权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在书中也找不到处方。考茨基所谓政策上的矛盾,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在松散的、未分化的农民人群中进行的积极的灵活应变。帆船必须在风中灵活机动,但没有人会觉得为了达到目的地而进行的机动之间会存在着什么矛盾。
  在农业公社和苏维埃农场的问题上,人们也可以数出许多“矛盾点”,这些矛盾与个别错误一起,表达了革命的不同阶段。苏维埃国家在乌克兰应该为自己保留多少土地?应该给农民多少土地?应该为农业公社设立个什么方向?应该给予它们什么形式的支持,以免它们成为寄生虫的苗圃?应该用什么方法来保证对它们的控制?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创造的全新任务,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曾提前解决过,而且在解决它们的过程中,原则、纲领性的路线还没能找到自身的实际应用以及自身的经验检验,只能经历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的左右偏差。
  但是,就连俄国无产阶级在农民中找到了支持这一件事,考茨基也要倒打一耙:“这给苏维埃体制带来了经济上的反动因素,而巴黎公社却幸免于难(!),因为它的专政并不以农民苏维埃为基础。”
  说得就好像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武断地抛弃“经济上的反动因素”来继承封建—资产阶级制度一样!但这还不够。农民用“反动因素”毒害了苏维埃政权,使我们失去了它的支持。它现在“憎恨”布尔什维克。考茨基是从克里蒙梭的广播和孟什维克的发言稿中得知这一切的。
  广大农民确实因缺乏必要的工业产品而遭受了损失。但同样正确的是,在所有其他体制下(在过去三年里,俄罗斯不同地区存在过许多的体制),农民肩膀上的负担无可比拟地重得多。无论是君主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没办法增加商品的库存。而它们也都需要来自农民的粮食和马匹。为了执行自己的政策,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孟什维克考茨基之流的政府,利用了纯粹的官僚机器,比起工农组成的苏维埃机构是直接无视农民经济上的需要。因此,尽管中农摇摆不定,产生过不满甚至进行过叛乱,但归根结底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现在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有多么困难,也都要比在其他体制下遇到的困难小得多。公社在农民的支持下“幸免于难”,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公社并没有因为梯也尔农民军队的消灭而幸免于难!我们的军队有五分之四来源于农民,他们满腔热血为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斗,战果丰硕。仅凭这一个事实,就反驳了考茨基和那些启发了他的人,最恰当地评价了苏维埃的农民政策。

苏维埃政权与专家


  考茨基说:“布尔什维克起初认为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专家也能照样生活下去。”[14]但后来,他们确信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就从残酷的镇压转到了用一切手段,比如用高工资来招募知识分子。考茨基嘲笑道:“所以,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说,把这些知识分子变成公务员和社会化的领导人员‘必要的因而是正确’的方法,是首先无情地把他们踩在脚底下。”[15]正是如此。在所有市侩庸人的同意之下,无产阶级专政恰恰包括“蹂躏”以前的统治阶级,迫使他们承认和服从新制度。受资产阶级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长期以来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工人阶级真的有能力管理国家,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非偶然性,不会相信、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其容易包揽工人国家的义务,甚至在开始为工人国家服务的时候也是如此,并认为在无产阶级的体制下接受威尔逊、克里蒙梭或米尔巴赫[16]的钱进行反苏鼓动,或将军事机密及技术手段交给白卫军和外来帝国主义者是再自然不过和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以实际行动向这些人强烈表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不是为了让他们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开这种玩笑的。
  在对知识分子的严厉惩罚中,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看到了“争取知识阶级不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只是通过即从前面又从后面拳打脚踢的办法”[17]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考茨基是严肃地认为,在所有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仍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时候,而这些资产阶级又不惜一切代价威逼利诱俄国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殖民奴役俄国的工具时,仅靠说服就可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考茨基没有分析斗争的进程,而是在和知识分子有关的方面给出了学究式的处方。如果说我们的党认为没有知识分子也照样活得下去,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对我们面前的经济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性,那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当工人阶级如火如荼地为夺取并巩固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时候,当大多数知识分子充当资产阶级突击队,与我们公开作战,或者破坏我们的机构的时候,苏维埃政权毫不留情地与专家作斗争,正是因为知道了他们的巨大组织意义——他们不是在试图建立独立的“民主”政治,而是在执行主要阶级的任务。只有通过严酷斗争击溃知识分子的抵抗,吸收专家进行工作的机会才会出现。我们也立即就走上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容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过的工人与厂长、抄写员与经理、士兵与军官之间的关系,留下了对专家在阶级上最深刻的不信任作为遗产,而这种不信任在内战的第一个时期则变得更加尖锐——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惜以寒冷和饥饿来摧毁工人的革命。要克服这些情绪,从疯狂的残酷转为和平的合作并不容易。工人群众必须逐渐地习惯把工程师、农学家、军官看作是现在有用处的职员、工人和农民政权必需的专家,而不是过去的压迫者。我们已经说过,考茨基把用无产阶级取代专家的原则倾向强加给苏维埃政权,是错误的。但这种倾向在无产阶级的广大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点不容争辩。这个年轻的阶级已向自己证明,它可以克服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撕碎了围绕着有产者政权的神秘面纱,已经确信上帝是不会烧制陶锅的——这个革命阶级在自己不太成熟的分子的面貌下,自然倾向于在初期高估自己的能力,认为不借助资产阶级教育过的专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由于这种倾向具有成型的性质,我们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与它进行斗争的。
  我们在1918年3月28日的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讲过:

  “现在,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以后,要进行反对破坏的斗争,就必须把昔日的破坏者变成今日的仆人、执行者,变成服务于新体制的技术管理人员。如果我们克服不了这点,如果我们不吸收我们所需的一切力量并让它们为苏维埃服务,那么我们与昨日与破坏的斗争、军事革命的斗争,就彻底化为无用功。”
  “在这些技术人员、工程师、医生、教师、旧军官身上,就像在毫无生命的机器上那样,投入了我们众所周知的国民资本,而如果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有责任开发、利用这些资本。”
  “民主化根本不是要取消熟练力量的意义,不是要取消具有专业知识的个人的意义,也不会要用各地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来替代掉他们——这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学前知识。”
  “这些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代表组成,但他们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不能够取代一个上过专门学校、知道如何做某项特殊工作的技术员。我们在各个领域中都看到了的集体制的涌现,这些完全是年轻的、革命的、昨天还在被压迫着的阶级的自然反应,他们拒绝昨天的地主和指挥官的长官独裁制,并把选出来的代表放在各个地方。我要说,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来源上完全健全的革命反应。但这并不是无产阶级经济国家建设的最后一步。”
  “下一步应该是集体领导的自我规制,这是对工人阶级来说健全的、有益的自我规制。这一工人阶级知道工人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在哪里具有决定权,而在哪里又必须安排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员与专家——我们需要让这些技术员与专家担负重任,并必须对他们实行警惕性的政治监管。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让专家自由活动、自由创造,因为任何有能力、天赋的专家在自己的领域里都不可能在一群外行人的压服下进行工作。政治上的、集体的、苏维埃的控制无处不在,但对于起执行作用的职务来说,必须任命专业技术人员,把他们安排在责任重大的岗位上,并且使他们担负起这个责任。”
  “那些害怕这点的人,便是不自觉地在内心里强烈怀疑苏维埃体制的人。如果有人认为吸收昨日的破坏分子担任技术领导的专业职务会动摇苏维埃体制的基础,那么他就没有意识到,苏维埃要是被绊倒,不是因为某个工程师或旧将官(在政治、革命和军事方面,苏维埃体制都是不可战胜的),而可能是因为应付不了创造性的组织任务。”
  “它需要从旧机构那里提取出一切富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并将其全部用于新的工作上。”
  “同志们,我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将无法应付我们的主要任务,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抛弃过去积累的一切而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之中找到所有必要的专家人士。”
  “从本质上讲,这就相当于是在说,我们现在要把所有那些迄今为止用于剥削工人的机器全部扔掉。这种做法就太没脑子了。对我们来说,吸收那些受过教育的专家就和接收并登记所有的生产和运输工具以及整个国家的所有财富一样重要。我们必须尽快登记我们拥有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使他们接受劳动义务,同时给予他们广泛的活动空间,并将他们置于政治监管之下。”[18]

  最尖锐的专家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军事部门内。在这里,在钢铁般必要性的压力下,它首先得到了解决。
  在工业和运输的管理领域,必要的组织形式迄今为止远未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从以下事实中寻找原因:在头两年里,为了军事防御,我们被迫牺牲工业和运输的利益。内战的极度动荡反过来又阻碍我们与专家建立合适的关系。有资质的工业和运输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和教授要么随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撤退而离开,要么被这些军队掳走。只有现在,在内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知识分子才会大量地与苏维埃政权和解,或向它俯首称臣。经济任务被提上首要的日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科学的生产组织。专家将会拥有一个巨大的工作空间,被赋予了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必要的独立性。全国的工业领导权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中。

苏维埃政权的国际政策


  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获得政权,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一切政党中是最努力要求和平的一个政党,这是一种不惜以任何代价取得的和平,甚至是局部的和平。他们没有凭空为了由此可能产生的总的局势担忧,也不管这是否会帮助的意志黩武君主国取得胜利和获得世界霸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布尔什维克自行担任德意志军国主义者的雇佣兵,像印度或爱尔兰起义者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一样。”[19]
  关于我们胜利的原因,考茨基只知道一个:我们支持和平的口号。他没有解释,当苏维埃政权再次动员帝国主义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士兵,在两年里成功地击退自己的政治敌人时,它又在坚持着什么。
  和平口号无疑在我们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正是因为该口号是针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最鲜明地支持和平口号的不是疲惫不堪的士兵,而是先进工人,对他们来说,这口号并不意味着休息,而是意味着与剥削者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正是这些喊着和平口号的工人们,后来在苏维埃的前线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声称我们要求和平而不关心它对国际局势的影响,是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式诽谤迟来的翻版。把我们与印度和爱尔兰的亲德民族主义者相提并论,是在为“德帝国主义实际上就像利用印度人和爱尔兰人那样在试图利用我们”的说法寻找基础。但是,法国的沙文主义者也在竭力利用李卜克内西[20]和卢森堡[21](甚至还有考茨基和伯恩施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整个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利用?我们的行为是否给欧洲工人哪怕是一丁点将我们与德帝国主义看作一体的理由?只要回顾一下布列斯特谈判的过程,会谈的破裂和1918年2月德国的攻势,就足以充分暴露考茨基这种指责的厚颜无耻之处。事实上,我们与德帝国主义的媾和在事实上未曾存在过一天。在乌克兰和高加索前线,我们以我们虚弱到极点的力量进行着不公开的战争。我们太弱了,无法在整个战线上维持俄德战争,我们暂时维持着虚假的和平,利用德国主力部队被调到西线的情况。如果说德帝国主义在1917—1918年仍然足够强大,以便在我们做了为打破这一绞索而进行的一切努力之后把《布列斯特和约》强加给我们,那么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可耻行为。考茨基仍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14年8月4日就已经预先决定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出现。考茨基不仅当时没有向德帝国主义宣战——就像他后来要求苏维埃政权去做的那样,而苏维埃政权到1918年在军事上仍是无力的——之后还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而且他那段时间让许多人在几个月时间里不得不搞清楚他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而这个在决定性时刻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政治懦夫,竟敢指责我们在某个时刻被迫退却(不是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物质上);而我们为什么要退却?因为我们被深受考茨基之流腐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也就是说,被理论伪装过的政治消沉给出卖了。
  我们不关心国际形势?!事实上,我们对国际形势有着更加深刻的标准,而这一标准没有欺骗我们。早在二月革命以前,作为战斗力的俄国军队就已经不存在了。它注定会走向崩溃。如果没有发生二月革命,沙皇专制就会与德国君主制达成交易。但二月革命挫败了这一交易,这正因为它是一场革命,彻底破坏了基于君主制原则的军队。不论它发生在一月还是三月,军队都会变成一盘散沙。克伦斯基的军事政策就是鸵鸟政策。他对军队的瓦解视而不见,侃侃而谈,用话语威胁德帝国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一个出路:站在和平根基上,把它当作是革命军事无能状态下的必然结论,并把这个口号变成对欧洲所有人民产生革命影响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不和克伦斯基一起被动地等待可能埋葬革命的最终军事灾难,而是要掌握住和平的口号,引导欧洲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奥地利、德国的工人——来支持这一口号。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跟同盟国谈判了,并本着同样的精神起草了递交给协约国政府的备忘录。我们尽可能地拖延谈判,以便使欧洲的工人群众能够理解苏维埃政权及其政策的含义。1918年在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一月罢工表明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次罢工是德国革命的第一个重要先声。德帝国主义意识到,正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这一致命危险。这在鲁登道夫的书中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不错,他们已经不再冒险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十字军东征了。但是,在他们能够秘密地与我们作战的地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能够欺骗德国工人的情况下,他们就这么做了——在乌克兰、顿河还有高加索地区。在俄国中央地区,在莫斯科,米尔巴赫伯爵从到来的第一天起就与针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阴谋密切相关,就如同越飞同志[22]在柏林与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那样。德国革命的极左派,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政党,一直与我们携手并进。德国革命立即采取了苏维埃的形式。尽管有《布列斯特和约》,德国工人阶级也从未怀疑我们是与李卜克内西而不是与鲁登道夫站在一起。1919年11月,鲁登道夫于国会委员会作证的证词提到:“最高统帅部要求建立一个机构,其任务是揭示德国革命倾向与俄国之间的关系。越飞到了柏林,俄国在许多城市也设立了领事机构。这对陆军和海军带来了可怕的后果。”考茨基却以可悲的勇气写道:“如果说这个军事独裁政府没有获胜,结果发生了德国革命,布尔什维克当然是并不对此负责的。”[23]
  倘若我们甚至在1917—1918年有机会通过克制革命来为旧的沙皇军队提供支持而不是加速它的毁灭的话,那么我们就只会是在帮助协约国,用我们的同流合污来掩盖住它对德国、奥地利以及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强盗性摧残。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政策,在决定性的时刻就会发现自己在协约国面前完全是赤手空拳的,甚至比现在的德国还要去武装化。同时,由于十一月革命和《布列斯特条约》,我们现在是唯一手握步枪对抗协约国的国家。我们不仅没有通过我们的国际政策帮助霍亨索伦统治世界,正相反,我们通过十一月革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多地为了他的垮台而做准备。同时,我们在自己身后确保了战争的间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创造了拥有无数人的强大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所有协约国的链下恶犬都没办法对付它。
  我们的国际形势最关键的时刻是1918年的秋天,德国军队解体之后。在我们面前已经不是两个或多或少互相制衡的强大阵营,而是处于世界力量顶峰的得胜了的协约国以及已经被击垮的德国,其容克渣滓认为,为了从克里蒙梭的厨房里得到一块骨头而紧紧抓住俄国无产阶级的咽喉是令人幸福而光荣的。我们向协约国提出过和平提议,并再次准备签署最苛刻的条款,因为我们是被迫这么做的。但是克里蒙梭——其人的小资产阶级愚昧仍然在其帝国主义掠夺中保持着所有力量——拒绝给容克骨头,并且同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用苏维埃俄国领导人的头皮来装饰荣军院。克里蒙梭用这一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不小的帮助。我们捍卫了自己,并坚持下来了。
  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几个月里,欧洲资本主义政府暴露出自己仍有相当大的稳定性的时候,我们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恰恰是考茨基困惑不解而现在偶然领会到的:坚持下去!我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件。而这种意识决定了我们的让步和一时的退缩——不是原则上的,而是我们在对自身力量的冷静评估中得出来的实际的结论。我们退却,就像一支军队向敌人割让城池乃至要塞,以便撤退并集中精力。这不仅仅是为了防卫,也是为了进攻。我们退却,就像是一群如今已经筋疲力尽的罢工者,但这些罢工者咬紧牙关,为新的斗争做准备。倘若我们不是对苏维埃专政的世界意义抱有坚不可摧的信念,就不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做出那最沉重的牺牲。倘若我们的信仰被证明为与事物的实际进程相反,《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就会作为一个注定失败的政权进行的无用投降而被载入史册。不仅是库尔曼[24],所有国家的考茨基也都以这种方式评价了局势。但我们评估当时的弱点和未来的实力时都是正确的。艾伯特共和国,拥有普选权、代议权、议会舞弊和出版“自由”,谋杀工人领袖,只不过是奴役与卑劣的历史链条上的又一个环节。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一个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意义的事实。有必要把它坚持下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场、尚未结束的帝国主义战争、霍亨索伦匪帮自以为是的厚颜无耻、世界资产阶级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愚蠢、美国和欧洲的矛盾、协约国内部关系的混乱——有必要驾驶未完工的苏维埃大船越过汹涌的波涛,穿越在礁石之间,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其完工,并为它装上装甲。
  考茨基决定重复指责我们在1918年初没有手无寸铁地对付强大的敌人。倘若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被打败。[25]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就会失败。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将受到沉重的打击。协约国会在俄国革命的尸体上与霍亨索伦媾和,世界资本主义反动派还能苟活若干年。考茨基说我们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它对德国革命命运的影响时,他是在进行可耻的诽谤。我们从各方面讨论过这个问题,而我们的唯一标准就是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的结论是,这种利益要求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而我们是对的。但考茨基即使没有迫不及待,也是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我们倒台,他把自己的整个国际政策都建立在这种预想中的倒台之上。
  鲍威尔内阁[26]公布的1918年11月19日联合政府的会议记录指出:“首先,继续讨论德国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哈泽[27]建议采取拖延的政策。考茨基与哈泽一道:有必要推迟决定,苏维埃政府不会坚持太久,它将不可避免地在几周内垮台”……因此,在苏维埃政权的处境确实及其艰难——德军国主义的失败似乎为协约国创造了“在几周内”解决掉我们的充分机会——的时候,考茨基不仅没有急着来援助我们,甚至也没有金盆洗手,而是积极参与出卖革命俄国。为了使谢德曼更容易地扮演资产阶级的门卫而不是其“纲领”中写着的“资产阶级掘墓人”的角色,考茨基本人也急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但苏维埃政权还活着。它将比自己所有的掘墓人还要长寿。



注释

[1]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3页。——中译者注

[2]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9页。——中译者注

[3] 闵希豪森男爵是臭名昭著的小说《闵希豪森男爵历险记》的作者。由于闵希豪森男爵在描述他传奇般冒险经历中自吹自擂,他的名字成为了所有吹牛者和骗子的代名词。——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闵希豪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是由德意志作家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佩(Rudolf Erich Raspe,1736—1796)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其原形是希罗尼姆斯·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闵希豪森(Hieronymus Karl Friedrich von Münchhausen,1720—1797)男爵。这个人物的特点是嗜好对自己的冒险经历进行可笑而又夸大的吹嘘。

[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0页。——中译者注

[5] 对于这一点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注解,就是当今世界也没几个国家可以在不学习实际操作的情况下颁发某种交通工具的驾驶执照……——Uni

[6]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9页,有改动。——中译者注

[7] 现克拉斯诺达尔市。——中译者注

[8]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3—54页。——中译者注

[9] 希法亭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1909年出版著名著作《金融资本》。列宁认为:“这本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作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中译者注: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序言。]战争期间,希法亭是温和的反对派,与德国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一起领导德国独立社民党。1920年10月,在哈雷党代会的分裂中,希法亭处于右翼少数派,该派别拒绝与共产党合并。自1922年他的政党与谢德曼派合并后,希法亭极大右倾化,现在他已经光荣地成为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1923年底,先前反对社民党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希法亭,成为了施特雷泽曼联合政府的财政部长。施特雷泽曼政府旨在将资产阶级从迫在眉睫的革命中拯救出来。自次年夏天,希法亭开始编辑新的杂志《社会》(Gesellschaft)。这本杂志直观展现了希法亭的变节和从理论上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拒绝。——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古斯塔夫·恩斯特·施特雷泽曼(Gustav Ernst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年8月13日—1929年10月3日任外交部长,1923年8月13日—1923年11月30日任总理。
  〔中译者补注2〕希法亭的社会主义“前科”和他犹太人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希特勒上台后逃亡。然而1941年他仍没有逃出盖世太保的魔掌。这位写出时人称为“《资本论》第四卷”的《金融资本》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的忠犬,最终还是被纳粹的铁拳压扁在巴黎的地牢里。

[10] 《共产党宣言》第2小节——中译者注

[11] 中译本为“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中译者注

[12]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8页。——中译者注

[1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2页。——中译者注

[14]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3页。——中译者注

[15]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4页。——中译者注

[16] 米尔巴赫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会后的德国驻俄罗斯使团团长。1918年,他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尼古拉·安德烈耶夫和雅科夫·布柳姆金杀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明白签订充满了奴役俄国的条件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历史中的迫不得已,而试图通过杀死米尔巴赫来破坏它。——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A·安德烈耶夫(Николай А. Андреев,1890—1919),出生于敖德萨,1918年加入左派社会革命党,7月6日暗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随后逃往乌克兰。1919年因斑疹伤寒去世。
  〔中译者补注2〕雅科夫·格里格列维奇·布柳姆金(Яко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люмкин,1900年3月12日—1929年12月12日),二月革命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1918年5月代表左派社会革命党加入契卡。1918年7月6日参与刺杀了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事后逃往乌克兰,并试图刺杀德国驻乌克兰占领军司令艾希霍恩元帅,但未果。1918年12月—1919年3月任左派社会革命党基辅地下党委书记。1919年3 月被俘。1919年4月向基辅契卡自首,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随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起任第79旅指挥官,后出任托洛茨基的秘书。1920—1921年任第79旅参谋长。1923年秋天进入苏联外交部。1924—1926年任格别乌驻高加索地区代表,参与了在格鲁吉亚镇压孟什维克叛乱的行动。1926年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西藏和印度代表,1926—1927年担任冯玉祥的军事顾问。1927年被召回莫斯科。1928—1929年任苏联驻君士坦丁堡代表,期间与托洛茨基秘密建立联系。1929年被捕,11月3日被判处死刑,12月12日遇害。
  〔中译者补注3〕威廉·马里亚·特奥多尔·恩斯特—理查德·格拉夫·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Maria Theodor Ernst,Richard Graf von Mirbach-Harff,1871年7月2 日—1918年7月6 日),德国外交官,1918年4月任德国驻苏俄大使,参与了德国与苏俄在布列斯特的谈判。1918年7月6日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暗杀身亡。这一事件成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叛乱的信号。——俄文版编者注

[17]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5页。——中译者注

[18] 《劳动、纪律、秩序将拯救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Труд, дисциплина, порядок спасу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Советск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莫斯科,1918年。考茨基知道这一本小册子,因为他引用了它好几次。然而,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忽视掉上面引用的阐明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态度的部分。——作者注

[19]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3页。——中译者注

[20] 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因其在战争期间的英雄行为而名垂青史。他一贯忠于国际主义,在国会的一次会议上投票反对战争贷款,这与社会民主党议会派系的相对决议背道而驰。李卜克内西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决裂,组织革命的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kusbund),让广大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政策,组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游行,大力鼓动无产阶级公开反对资产阶级容克政府。战争动员开始后,李卜克内西仍没有停止在士兵中的反战宣传。结果,他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半的苦役,但仍设法与德国工人阶级中的革命积极分子保持联系。十一月革命使李卜克内西获释,并使他领导在德国组织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工人群众运动。李卜克内西热情地将这个政权称为“第一个双手老茧的政府”。1919年1月,以谢德曼、诺斯克为首的反革命势力重创斯巴达克斯运动,斯巴达克斯同盟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谢德曼的流氓残忍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威廉·马丁·菲利普·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李卜克内西(Wilhelm Martin Philipp Christian Ludwig Liebknecht,1826年3月29日——1900年8月7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之一。他是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父亲。

[21] 罗莎·卢森堡(1870—1919),波兰和德国著名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活动家,多次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著有许多杰出著作,比如《波兰工业的发展》《资本积累论》。罗莎·卢森堡始终站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伯恩施坦主义和米勒兰主义把卢森堡看作意识形态方面的死敌。自1907年以来,她完全为德国工人运动工作。她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激进派别上,领导左翼激进团体,与党内新生的机会主义错误倾向不懈斗争。她第一个赞赏俄国1905年革命(“总罢工”)的教训,试图将其灌输到德国工人的意识中,并在许多问题上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即使在战争前夕,也就是1913年,她因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而被判入狱一年。她在战争期间是热心的国际主义者,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志同道合,和他一同创建了“斯巴达克斯同盟”。1916年,她被捕入狱。然而,她在监狱中并没有停止鼓动和宣传工作。她秘密发送小册子、传单和反战号召。在狱中,她以“尤尼乌斯”为笔名撰写了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民主党的危机》,在这本小册子里,她在理论上预测了第二国际的彻底解体和第三共产国际的建立。1918年11月革命后,她与李卜克内西一起成为工人阶级共产主义团体的领袖,为夺取政权和向苏维埃制度的过渡做准备。1919年1月,谢德曼政府的军队重创斯巴达克斯同盟,卢森堡被德国军官杀害。——俄文版编者注

[22]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是一位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孟什维克。1917 年,他加入了俄共(布)。他积极参加了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参与并完成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1918年任苏联第一任驻德大使。1920年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签订《里加条约》。 他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Адольф Абрамович Иоффе,1883年10月1日—1927年11月16日),出身于克里米亚的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1903年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6年5月流亡德国。在1908年至1912年间,他一边学习医学,一边与托洛茨基合编《真理报》。1912年回国后被捕,被监禁10个月,后被判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返回彼得格勒,与托洛茨基合编《前进报》,在八月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武装起义中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德国进行和谈时任苏俄代表团团长。1921—1925年间活跃于外交界,曾多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使中国。1925年后参加了“新反对派”,当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越飞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而自杀。

[23] 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2页。——中译者注

[24] 库尔曼,德帝国主义政府外交部长,领导了德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里夏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年5月3日—1948年2月16日),1906年任德国驻荷兰公使。1916—1917年任驻土大使,1917—1918年任外交大臣。任上参与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和《布加勒斯特和约》的谈判。一战后退休。1944年因卷入“七·二〇事变”而被捕。二战后获释。

[25] 维也纳《工人报》将俄国共产党人与奥地利人进行了对立,把后者说成是理智的。该报写道:“难道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有清晰的看法和认识的托洛茨基,因为迫不得已的《布列斯特和约》会起到巩固德帝国主义的作用而没签署它吗?《布列斯特和约》与《凡尔赛和约》一样残酷和无耻。但这是否意味着托洛茨基必须敢于继续与德国的战争?俄国革命的命运岂不是早就结束了吗?托洛茨基向无法阻止的必要性低头,并在预期了德国革命的情况下签署了可耻的条约。”预见《布列斯特和约》所有后果的功劳属于列宁。但这当然不会改变维也纳考茨基式报纸的论点内容。——俄文版编者注

[26] 鲍威尔政府在德国谢德曼政府于 1919 年 6 月 21 日辞职后成立,一直持续到1920年2月27日。它包括社民党的多数派和中间派。[中译者注:谢德曼实际于3月26日辞职。]——俄文版编者注

[27] 哈泽是前独立党的领导人之一。战前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首任主席是倍倍尔)。在战争期间他成为社会民主党温和反对派的领袖。革命后,他是六个所谓的人民代表之一。哈泽后因遭到蓄意谋杀,伤重不治而去世。——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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