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劳动组织的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八章劳动组织的问题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劳动义务
劳动的军事化
劳动军
统一经济计划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报告的结语

苏维埃政权与工业

　　如果说在苏维埃革命的第一个时期，资产阶级世界的主要指摘针对的是我们的残酷与嗜血，那么到后来，当这种经常使用的论据变得迟钝并失去力量的时候，我们被认为主要应该对国家的经济混乱负责。为了与自己目前的使命相协调，考茨基有条不紊地使用冒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翻译资产阶级对苏维埃破坏俄国工业生活的一切指责：布尔什维克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进行了公有化；对尚未成熟的东西进行了公有化；最后还有俄国工人阶级根本还没有准备好管理工业等等。
　　通过重复并组合这类指摘，考茨基以蠢货般的顽强精神掩盖住了我们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的屠杀、内战和封锁。
　　苏维埃俄国在成立初期的那几个月里就发现自己被剥夺了煤炭、石油、金属和棉花。首先是奥德帝国主义，然后是协约国帝国主义，在俄国白卫军的协助之下，从苏维埃俄国切走了顿涅茨克的煤炭和冶金矿区，高加索的油田地区，拥有棉花的突厥斯坦，拥有最丰富的金属资源的乌拉尔，以及拥有面包和肉类的西伯利亚。顿涅茨克矿区通常为我国工业提供了94%的煤炭燃料和74%的黑色金属。乌拉尔地区则提供其余26%的金属和6%的煤炭。在内战期间，我们失去了这两个区域。我们失去了五亿普特从国外运过来的煤炭，也失去了石油——每一块油田都落到了我们的敌人手中。只有在我们真的掌握铜块的时候，一个人才能讨论“不合时宜的”、“野蛮的”等等的公有化对工业的影响，而这一工业已经被剥夺了燃料和原材料。无论企业属于资本家的托拉斯还是工人国家，无论工厂是否进行了公有化，在没有煤和油的情况下，它的烟囱里都还是不会冒烟。关于这一点哪怕看下奥地利，或者德国本身，都能弄清楚。按照考茨基的最好的方法来经营的一家织布厂——假设考茨基的方法除了自己的墨水瓶以外，什么都可以管理，没有棉花便生产不出棉布。我们也同时被剥夺了来自突厥斯坦和美国的丝供应。除此之外，如前所述，我们没有燃料。
　　当然，封锁和内战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变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由此认定，英、美、法之所以要来封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土匪行径之所以会造成巨大破坏，都是因为苏维埃经济方法不合适。
　　革命前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其狼吞虎咽的后勤需求，给我们年轻的工业带来的负担，比它带给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负担要沉重得多。我们的运输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铁路的运转量大大增加，其磨损也相应大大增加，而其维护却被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燃料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清算时刻更加迫近。我们几乎同时丧失了顿涅茨克、外国的煤炭和高加索的石油，所以被迫在运输领域中改用柴火。而现有的柴火库存根本就不是为此而生的，我们不得不使用备用的原木来烧热机车，而这对已经磨损的蒸汽机车的机械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因此，我们看到，运输崩溃的主要原因都发生在1917年之前。但那些与十一月革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原因，也属于革命的政治后果，但它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约束社会主义经济方法。
　　当然，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运输和燃料方面。如果说世界工业在近几十年来日益转变为一个单一的有机体的话，那么国家工业就更是如此了。同时，战争与革命在各个方向上都机械地肢解并切散了俄国工业。早在沙皇专制时期，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彼得堡的工业就开始遭到破坏。克伦斯基时期，这一破坏还在继续，并蔓延到了越来越多的地区。无休止的疏散意味着，在工业被破坏的同时交通也被破坏了。在内战期间，由于前线的频繁移动，疏散工作变得更加火急火燎，因此其破坏性也就更大了。每一方都暂时清空了一个又一个工业中心，采取一切措施使敌人无法使用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所有有价值的机器，或至少其最精密的部件，连同技术人员和最好的工人一起被带走了。工业被疏散之后，就会被遣回原地，而这往往彻底破坏了被运输的财产和铁路。一些关键的工业地区——特别是乌克兰和乌拉尔——数次易手。
　　此外，在技术设备前所未有地遭到破坏的时候，曾经在我国工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外国机器流入完全停止了。
　　但是，在战争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下，遭受可怕损失的不仅仅是无生命的生产要素——建筑物、机器、铁轨、燃料和原料，它的主要因素，其活生生的创造力量——无产阶级，遭受的损失即使不比那些生产要素更大，那也不比它们小了。它进行了十一月政变，建立并保卫了苏维埃政权的机构，而且还和白卫军展开了持续的斗争。熟练工人一般来讲同时也是最先进的工人。内战使数万名最优秀的工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从事生产性工作，而其中有数千名再也回不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遭受的是最重的牺牲，而工业遭受的牺牲也是最重的。
　　苏维埃国家在其存在的两年半里，在应付战争方面集中了全部注意力，把最好的力量和主要的资源都送去前线了。
　　阶级斗争在总体上打击了工业。在考茨基之前，所有鼓吹社会和谐的哲学家早就已经指责过这点了。在简单的经济罢工中，工人们消费，但不生产。阶级斗争对经济更深刻的打击是以其最激烈的形势——武装斗争造成的。但很显然，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内战归咎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头上。
　　上述原因足以用来解释苏维埃俄国的严峻经济形势了。没有燃料，没有金属，没有棉花，交通被破坏，技术设备被毁。活生生的劳动力分散在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奔赴前线，其中相当多都永远倒下了——还有必要在布尔什维克的经济乌托邦主义中寻找额外的理由来解释我们工业的衰退吗？相反，单独拿出上述的每一条理由，都足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这样的条件下，工厂车间活动怎么可能存在？
　　同时，这种活动主要以军事工业的形式存在，而军事工业现在靠其余的工业过活。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像重建军队一样在废墟中重建它。在这种空前困难条件下恢复了的军事工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红军不再衣不蔽体，有了鞋，有了步枪、机枪、大炮、子弹、炮弹、飞机和一切它需要的东西。
　　当和平的曙光开始显现的时候，也就是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失败之后，我们全心全意地开始着手经济组织问题了。而在这一领域里进行艰苦工作的3—4个月里，人们发现并确信，苏维埃政权由于其与群众的紧密联系，其国家机器的灵活性和自身的革命主动性，它拥有其他国家不曾拥有的重建经济的资源和方法。
　　诚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劳动组织领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与困难。社会主义理论不能、也不可能直接回答这些现有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经验来找到解决方案，并且在经验中校正它。考茨基之流比苏维埃政权正在解决的巨大的经济任务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他们以孟什维主义的面目，脚步混乱，用资产阶级偏见和知识分子—官僚主义的怀疑态度来反对我们经济建设的实际措施。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们现在面临的劳动组织问题的实质，我们将在下面引用本书作者在第三届全俄工会大会上的报告^[1]，为了更全面地阐明这一问题，演讲稿中还补充了作者在全俄国民经济会议大会^[2]以及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3]上作的报告的重要摘录。

关于劳动组织的报告

　　同志们！内战即将结束。西线局势仍不明朗，波兰资产阶级有可能会向自己的命运发起挑战……但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追求这种情况，战争也不再需要我们投入的那种吞没一切的力量了。过去我们在四条战线上就投入过这种力量。战争的可怕压力正在减弱。经济需求和任务越来越提上日程。历史把我们引向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组织劳动。组织劳动本质上是在组织新社会：每一个历史上的社会的基础就是其劳动的组织。如果说过去的每一个社会都是在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组织劳动，并且这一少数人组织自己的国家强制力来对付压倒性多数的劳动者组织，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则是第一次尝试为了多数劳动者本身的利益来组织劳动。然而，这并不排斥一切形式的强制因素，包括最温和与最强硬的强制。义务、国家强制力的因素不仅还没有离开历史舞台，相反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会躲避劳动。勤奋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经济压力和社会培养中形成的。可以说，人是一种相当懒惰的动物。人类之所以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懒惰的本质。倘若人类不试图经济地消耗自己的力量，不尽可能用少量的能量来获得多的产品，技术和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了。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懒惰是一种进步的力量。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4]老头子，甚至把未来的人描绘成“一群幸福而天才的懒汉”。然而，我们绝不能从中得出结论，说党和工会必须在自己的鼓动中把这种品质作为一种道德责任来宣扬。不，不！我们这里有懒惰，而且比我们需要的还多。社会组织的任务正是将“懒惰”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培养其纪律性，用人类自己想出来的手段和措施来鞭策自己。

劳动义务

　　经济的关键是劳动力，无论是熟练的、经过基本培训的、半培训的、生手的还是干杂活的。制定出正确登记、动员、分配和投入生产的方法，意味着实际解决经济建设问题。这是整个时代的任务，一项巨大的任务。而下述事实加剧了这一困难：劳动必须在空前的衰落与骇人听闻的贫困条件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进行重建。
　　我们的机器设备越是破旧，铁路设施越是受到破坏，我们在近期内就越难以从境外获得大量机器，活生生的劳动力问题就越是重要。劳动力似乎很多。但是，怎么才能接触到他们？如何才能吸收他们参与工作？何时能够在生产上组织他们？我们连清理铁轨上的雪堆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鉴于目前纸币形同废纸，而且几乎完全没有来自制造业的产品，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大量使用劳动力从事开采木材、泥炭和页岩油的工作，就无法满足哪怕是对燃料的部分需求。内战严重破坏了铁路线、桥梁和车站建筑。需要几万甚至几十万工人，来进行这一切工作。为了进行大规模的伐木、泥炭采伐和其他的工作，就需要有工人宿舍，哪怕是临时的营房。同样，这也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从事建筑工作。需要有大量的工人来组织河运，等等……
　　资本主义工业大量依靠劳动力，这些辅助劳动力以农民工作为形式。被土地缺乏钳制住的农村，总是把一定的剩余劳动力抛向市场。国家通过要求纳税来迫使它这么做。市场向农民提供货物。现在情况不再是这样了。村里的土地增加了，农业机械供不应求，土地需要干活的，而现在的工业几乎不能给村子带来任何东西，市场对劳动力也不再有吸引作用。
　　同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劳动力。不仅工人，还有农民，都必须贡献苏维埃国家自己的力量，以确保劳动者的俄国以及劳动者本身不被压垮。若要吸引必要劳动力来完成经济任务，唯一途径就是引入劳动义务。
　　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劳动义务的原则本身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不劳者，不得食。”由于每个人都必须吃饭，所以每个人也都有义务工作。我国宪法^[5]和《劳动法典》^[6]中提到了劳动义务。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一个原则。只有在偶尔的、局部的、零星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到它。只不过到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国家经济恢复问题，劳动义务的问题才具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都是把整个国家的居民都视为必需劳动力的储藏库——一个几乎取之不竭的来源，并以严格的制度对其进行登记、动员和使用。
　　如何在劳动义务的基础上实际地开始吸收劳动力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军事部门有登记、动员、组织和转移大批群众的经验。这些技术方法和技能主要是从过往继承下来的。在经济领域没有这种继承，因为在那里起作用的是私有制法律原则，企业是从市场上雇佣劳动力的。自然，至少在刚开始的一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自己被迫需要大规模吸收军事部门的机器，以进行劳动动员。
　　我们在中央和地方都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实现劳动义务：我们已经在众多的省、县、乡设立了劳动义务委员会。它们主要依靠军事部门的中央和地方机构提供支持。我们的经济中央——全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会为它们所需的劳动力制定要求。劳动义务总委员会则会接受这些要求，对其进行协调，将它与地方的劳动力源头结合起来，向自己的地方机构指派相应的勤务，并通过它们动员劳动力。在州、省和县内，地方机构独立展开这些工作，以满足地方的经济需求。
　　整个组织还处于其早期阶段。它仍然不完善。但路线无疑是正确的。
　　如果说组织新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组织新劳动的话，那么组织劳动同样也意味着实施全国的劳动义务。这项任务绝不仅限于实施组织和行政措施。它涉及到经济与日常生活的根本基础。它将面对的是强大的心理习惯和偏见。实施劳动义务，一方面意味着巨大的教育工作，另一方面意味着在实际方法中深思熟虑。
　　应该尽可能节省运用劳动力。劳动动员必须考虑到每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当地居民的主要职业需求——农业上的需求。应该尽可能依靠当地居民过去的副业及零工。应该尽可能短距离调遣被动员的劳动力，即调遣到距离最近的劳动前线场所中去。调动的工人数量应与经济任务的规模相称。应及时向被动员的人员提供必要的劳动工具和粮食。应让经验丰富、头脑清晰的指导员领导他们。应该当场让被动员者相信，自己的劳动力得到了谨慎、节俭的运用，而不是被浪费。应该尽可能用劳动课程来代替直接的动员，比如说，某乡有责任限期交付一定数量的木柴，或者把某个量的铁送到某个车站，等等。必须特别认真地研究这一领域里不断积累的经验，给经济机构以大的灵活性，更多关注地方的利益和生活特点。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改进并完善动员劳动力的接收、方法和机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永远地认识到，劳动义务原则已彻底地、不可逆转地取代了自由雇佣的原则，就像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样。

劳动的军事化

　　如果不一定程度使用劳动军事化的方法，那么劳动义务的实施就无法想象了。这个词直接让我们面对最大的迷信，听到反对派哀嚎。
　　要理解工人国家中劳动军事化的含义和方法，就必须理解军队本身是如何推进军事化的——军队，正如我们都记得的那样，在自己的初创期里并不具备必要的“军事”性质。在这两年里，我们为红军动员的士兵数量比我们工会的会员数量要少一些。但工会成员都是工人，而在军队里，工人约占15%，其余都是农民群众。然而，我们确信红军的真正建设者和“军事化专家”是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推举出来的先进工人。在前线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刚动员起来的农民群众还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时，我们一方面求助于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一方面求助于全俄工会委员会主席团。来自这两者的先进工人被派往前线，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形象与榜样建立红军——教育、锻炼并军事化农民群众。
　　现在必须清楚地回忆起这一事实，因为它一下子弄清了工农国家条件下的“军事化”概念。劳动军事化的口号被反复宣扬，并在西方和沙皇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经济部门中得到了落实。但我们的军事化无论是在目标还是方法上都与这些实验不同，就像为解放而觉悟并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与为剥削而觉悟并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有所不同一样。
　　在这一问题上出现的大多数偏见、错误、抗议和哀嚎都来源于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军事化与资产阶级军事化的历史形式半自觉半恶毒的混淆。孟什维克——俄国的考茨基之徒在他们提交给本次工会大会的原则性决议中表达的立场完全基于这种概念上的替换。
　　孟什维克不仅反对劳动军事化，也反对劳动义务。他们认为这些方法是“胁迫性”的，因而予以否定。他们宣传，说劳动义务等于劳动生产率低下，而军事化意味着漫无目的地掠夺劳动力。
　　“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低下的”，这是孟什维克决议中的原话。这句话让我们直面问题的本质。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工厂中宣布战时状态并不是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也不是授权军事革命法庭惩罚那些盗窃对我们来说如此珍贵的材料和仪器或怠工的腐败工人是否可取的问题。不，孟什维克提出的问题比这些要深刻得多。他们声称强制劳动在任何时候都低下，从而试图把我们从我们目前过渡时代的所有经济建设之中连根拔起。如果没有革命专政，没有经济组织的强制形式，无法从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跨入社会主义经济。
　　孟什维克决议的第一段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呢？而且首先，他们是从哪里得出的这个结论？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的考茨基之徒也承认这点了？他们指责我国（这构成了我们之间分歧的基础）是个社会主义乌托邦；他们声称（这构成了他们政治学说的本质）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我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我们共产主义者只是在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在领导国家前进，而是在让它退步。这是基本的分歧，是最深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其他的任何分歧都是由此而产生的。现在，孟什维克在其决议中最开头的条款中，顺便告诉了我们，我们正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无需证明的事情。而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承认，看起来非常像意识形态上的彻底投降。但这种投降由于整个决议显示的那样没有给孟什维克施加任何革命义务而变得更加轻率，转瞬即逝。他们完全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承认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边缘之后，孟什维克更加猛烈的抨击这些方法——在当前的严酷而艰巨的条件之下，如果没了这些方法，就无法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他们跟我们说，强制劳动总是生产率低下的。我们要问：这里所说的强制劳动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他们针锋相对支持的是哪种劳动？很明显，答案是自由劳动。在这里提到的自由劳动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是进步资产阶级思想家在与农民的不自由劳动——农奴制——和车间工匠定量的、受严格规定的劳动作斗争时提出的概念。自由劳动，意味着它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地”购买，自由被归结为一种基于自由雇佣奴隶制的法律虚构。我们在历史上不曾见到过其他类型的自由劳动。让参加这次大会的那么几个孟什维克代表向我们解释一下，自由、非强制性的劳动如果不是意味着劳动力市场，那是意味着什么？
　　历史熟知奴隶劳动、农奴劳动以及中世纪行会中受严格规定的劳动。现在雇佣劳动统治着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花边小报都将其与苏维埃的“奴隶制”相对立，认为雇佣劳动是最高的自由。我们也相反，将规范化的社会劳动与资本主义奴役相对立，前者的基础是全体人民都必须履行、因而对国家的每个工人都具有强制性的经济计划。没有这些，就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物质的、有形的强制因素或多或少，取决于许多条件：国家的贫富程度、旧时代的遗产、文化水平、交通与行政机器的状况，等等。但义务，还有强制性，是遏制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公有化以及在统一计划基础上重建经济的必要条件。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自由最终意味着市场。资本家能否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劳动力，是衡量劳动自由的唯一标准。这一标准不仅不适用于未来，也不适用于过去。
　　如果认为农奴制时期棍棒底下出劳力，每一个庄稼人背后都站着一位手执长鞭的监工，那是非常荒谬的。中世纪的经济形势产生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并创造了一定的生活形式。庄稼人逐渐习惯了这些形式，并在一定时期里认为这些形式是公正的，至少接受了它不可被改变的想法。当他在物质条件变化的影响下变得充满敌意时，国家就会以其物质力量来对付他，从而表现出其组织劳动的强制性质。
　　劳动的军事化基于这样的国家形式：如果没有这些形式，社会主义经济永远取代不了资本主义经济。我们为什么提到军事化？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但却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比喻。除了军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组织认为自己有权利使公民服从自己，使自己的意志从四面八方笼罩住他们，就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做而且正在做的那样。只有军队（正是因为它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民族、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生死问题）才有权要求每个人——各种各样的人完全服从自己的任务、目标和法令。而且，军事组织的目标越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就越能得到实现。
　　目前，劳动战线正在解决苏维埃俄国的生死问题。我们的经济组织，以及与其同在的专业—生产组织，有权要求其成员拥有迄今为止只有军队才会要求的全部忘我精神、纪律和执行力。
　　另一方面，劳资关系并非仅仅建立在“自由”合同的基础之上，还包含了国家调节和物质强迫的强大要素。
　　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给劳动自由的虚构带来了某种非常片面的真实性，但我们通过摧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最终消除了这种被辛迪加和托拉斯最小化了的竞争。孟什维克口头上承认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意味着从基于买卖竞赛、市场价格和工资变动的自发性劳动力分配方式过渡到由县、省和全国的经济机构对工人进行的有计划的分配。这种计划分配的前提在于被分配者要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这就是劳动义务的实质，它不可避免地进入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纲领之中，成为其基本要素。
　　如果说计划经济在没有劳动义务的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可以说，不取消劳动自由的虚构，不以义务原则来取代它的话，也是不可想象的——后者是以强制的现实性作为补充的。
　　自由劳动比强制劳动更具生产率的说法，完全适用于从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的时代。但是，要想把这一真理延续下去，并将其应用在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的话，就首先得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说，首先得做一个考茨基主义者。如果强制劳动真的像孟什维克决议提到的那样无条件拉低生产率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建设就注定要失败。因为除了威严地支配全国的经济力量和手段以外，除了按照全国计划集中分配劳动力以外，我们没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认为自己有权把每个工人送到需要他进行工作的地方。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会否认工人国家有权严惩拒绝执行劳动勤务的工人。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孟什维克所谓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纯乳白色的——没有粮食垄断，没有市场的消灭，没有革命专政，也没有劳动的军事化。
　　没有劳动义务，没有命令和要求执行的权利的话，工会将会变成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因为，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来说，不需要工会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这是整个社会与国家组织的任务），而需要它们为了生产而组织工人阶级，对某些类别以及个别的工人进行教育、纪律培养、分配、分组，并限期把他们安排到指定的岗位——简而言之，通过与国家携手合作，有力地将工人纳入统一经济计划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捍卫劳动“自由”，就意味着在一个交通、粮食和设备被严重破坏的饥饿国家内坚持一个贫困且无助、没有对更好条件的寻求、从工厂到工厂杂乱无章地转移的状态。把资产阶级的劳动自由与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起来的荒谬企图，除了完全解体工人阶级并让经济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以外，还能产生什么结果呢？
　　同志们，由此可见，在我指出的基本意义上的劳动军事化不是个别政治家的发明，也不是我国军事部门的发明，而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中用于组织劳动力和并培养劳动力纪律的一种无法避免的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强制分配劳动力，让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依附于某一部门或企业，并借助全国经济计划来管理劳动力。如果，所有这些形式的强制，如孟什维克决议写道的那样，总是无条件拉低劳动生产率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毫无希望了。因为社会主义无法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基础之上。每个社会组织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劳动组织。如果我们新的劳动组织拉低生产率，无论我们如何装点它，制定什么措施来拯救它，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都是必死无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说，孟什维克对军事化的反对论据是在把我们引向劳动义务与它对劳动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这些根本问题。强制劳动真的总是缺乏生产率的吗？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最可悲、最庸俗的自由主义偏见。整个问题在于，这些强制是由谁推行，适用于谁，为什么进行——哪个国家，哪个阶级，什么条件，什么方法？农奴的组织方式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进步，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就是劳动力在市场上可以被自由买卖的时代，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但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自由劳动与整个资本主义一起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自爆了。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血腥的无政府状态、骇人听闻的震荡、积贫积弱和人民群众死亡的时期。在这些条件下——当自由劳动的成果被破坏的速度十倍于它被创造的速度时，自由劳动的生产率还值得一提吗？帝国主义战争及其后续的情况表明，社会不可能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继续存在。或者，也许有人掌握了如何将自由劳动从帝国主义的白热化中解脱出来的秘密，也就是将社会发展倒退五十或一百年？倘若事实证明，取代帝国主义的有计划的、因而也是强制性的劳动组织导致了经济的倒退，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文明的崩溃，意味着人类倒退到野蛮时代。
　　所幸，不仅对苏维埃俄国，而且对全人类来说，强制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会拉低劳动生产率哲学，只不过是姗姗来迟的自由主义陈词滥调。劳动生产率指的是社会条件下的最为复杂的组合的生产量，且根本不由劳动的法律形式衡量或预先决定。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组织并教育集体中的人类为实现更高的生产率进行劳动的历史。正如我之前斗胆而说的那样，人是懒惰的。也就是说，他会本能地努力去以最少的精力去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品。没有这种努力，就不会有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劳动生产率是检验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准的，每一种社会关系的新形式都必须经得起这一试金石的考验。
　　“自由”劳动，即自由雇佣的劳动，其生产率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因为长期应用了劳动组织和劳动教育的方法，才逐渐达到了高生产率。这种教育包含了各种方法与技术，而这些方法与技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先是用棍棒把庄稼人赶到了大街上，事先抢了他的土地。当庄稼人不想在工厂里工作时，资产阶级就会用烧红的铁烫他们的额头，把他们吊起来，关进监狱，最后，再让被赶出农村的流浪汉习惯于工厂中的机器。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自由”劳动在物质条件和法律环境上与苦役劳动差别仍然不大。
　　在不同的时代中，资产阶级以不同的比例混合了意识形态作用的压迫方法与烧红的铁——首先就是牧师的宣传。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就改革了由封建制度维护的旧的天主教，并以宗教改革的面貌将新宗教为自己运用。宗教改革结合了自由灵魂、自由贸易与自由劳动。它为自己找到了新的牧师，这些牧师成了资产阶级的精神管家和忠诚的考勤员。资产阶级将学校、出版社、市政厅和议会改编为工人阶级思想的加工厂。各种形式的工资——日结、计件、集体协议，都只是资产阶级随时可用的对无产阶级进行劳动驯养的手段。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劳动奖励和对功利主义的煽动。最终，甚至连工会，这一工人阶级本身的组织，资产阶级也能够掌握并广泛利用于使劳动者严守秩序了，在英国尤其如此。它驯化了工人领袖，并通过他们向工人灌输和平有机劳动的必要性，给他们灌输严格遵守自身义务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态度。所有这类工作的最终产物则是泰勒制^[7]，它结合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组织要素与剥削制度最集中的手段。
　　由此可见，自由雇佣劳动的生产率并不是历史赋予的，不是现成的盘中餐。相反，它的产生，是因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长期持续的压迫、教育、组织和奖励政策。它一步步地学会了从工人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劳动产品。而它手中的有力工具之一，就是宣布自由雇佣是唯一自由、正常、健全、生产率高并有救赎作用的劳动形式。
　　历史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本身就能保证自己具有生产率的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的法律外壳符合时代的态度与观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技术力量增长，离不开劳动教育，并且需要劳动者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资料与新的社会关系形势。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在新的基础上组织劳动者，使他们适应这些基础，并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不变目标对他们进行劳动的再教育。工人阶级在其先锋队的领导之下，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再次自我教育。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连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常识都不明白。
　　我们如何再教育劳动者？我们对劳动者再教育的方式，比资产阶级的那些宣传要广泛得无可比拟，而且开诚布公，不掺杂谎言。资产阶级不得不自欺欺人，把自己施加的劳动说成是自由的，而实际上它不仅是社会强加的劳动，还是奴隶般的劳动。因为这是大多数人为少数人利益的劳动。而我们，则是为了劳动者自身的利益来组织劳动。因此，我们也不可能有动机去隐瞒或掩饰劳动组织的社会强制性质。我们不需要教士式、自由主义的或考茨基式的童话故事。我们开诚布公地对群众说，他们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无条件的纪律，以及每个工人最精确的执行力，才能拯救、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使其进入繁荣的状态。
　　我们的主要手段是利用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不仅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进行宣传。劳动义务具有强制性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对工人阶级使用武力。倘若劳动义务遭到大多数劳动者的反抗，那它就会被破坏，苏维埃制度也会随之被破坏。在劳动者反对下进行的劳动军事化是军警暴虐制度^[8]。按工人自己的意志进行的劳动军事化是一种社会主义专政。劳动义务和军事化并不像“自由劳动”那样强奸劳动者的意志，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义务星期六的形式出现的志愿劳动的兴盛最能说明这一点。这种现象以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工人用他们自愿的、无私的劳动——每周一次，或者甚至更频繁，生动地表明他们不仅准备好承担“强制”劳动，而且还希望给国家贡献一些剩余的劳动。义务星期六不仅仅出色地表现了共产主义团结，也最可靠地保证义务劳动会取得成功。需要借助宣传来阐明、扩大和深化这些真正共产主义的倾向。
　　资产阶级主要精神武器是宗教；我们的主要精神武器，则是公开启蒙群众，让他们了解真实的状况，传播自然历史和技术知识，让群众开始参与全国经济计划，在此基础上运用苏维埃政权拥有的所有劳动力。
　　在过去的时代里，我们鼓动的内容主要来自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是一个谜，而我们则向群众揭开这个谜底。现在，苏维埃体制的机制向群众解答了社会之谜，吸引劳动者来参与管理的所有领域。政治经济学走得越远，就越有历史意义。研究自然和使自然服从人类的方法的科学被提上了首要日程。
　　工会必须最广泛地开展组织科学技术启蒙工作，以便使每个工人都能在自己的产业部门中接受理论知识，而后者将使他在改善了劳动并使劳动更具生产率的状态下继续劳动。公共出版物与国家的经济任务同等重要，这意味着它们不仅应该像现在这样鼓动劳动者提升自我，而还应该讨论并权衡具体的经济任务和计划，讨论解决它们的方式和道路，最重要的是检查并评价取得的成果。报纸要逐日跟踪最重要的工厂和其他企业的产出，记录成败，夸奖一些人，谴责另一些人……
　　俄国资本主义迟钝、缺乏独立性，所以具有寄生性。因此，同欧洲资本主义相比，俄国资本主义远未能培训和提升劳动群众的技术，他们的生产纪律化程度也较低。这个任务现在就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工会组织身上了。一位优秀的工程师、机械工人、钳工在苏维埃共和国必须拥有和过去杰出的鼓动者、革命战士以及最近一段时间里最能干、最勇敢的指挥官和政委拥有的同等的名声和荣誉。大大小小的技术头领必须在公众的关注中占据中心地位。必须让那些不够了解自己的工作的坏工人因此而感到羞愧。
　　我们这里还存在着工资，并且它还将存在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工资就越需要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必需品，也因此将失去作为工资的特性。但现在我们还没富裕到这种地步。目前主要任务是增加产品的生产数量，其它所有的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一任务。在这个困难时期，工资首先不会保证单个工人个人生存，而会评估单个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给工人共和国带来了什么。
　　因此，必须使现金和实物的工资尽可能地与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保持一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件和协议工资制度，还有泰勒制的应用等等，都是在通过榨取高额利润来加大力度剥削工人。而在公有制生产中，计件工资、奖金等措施的目的是增加社会产品的总量，从而相应增加总体福利。那些对总体利益贡献最大的工人有权比懒惰、马虎、散漫的工人获取更大份额的社会产品。
　　最后，工人国家既要奖励一些人，又不能不惩罚另外一些人，也就是惩罚那些公然扰乱劳动团结、破坏共同工作、严重损害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的人。为实现经济目标而进行的镇压是社会主义专政的必要工具。
　　所有这些措施与其他的一些措施一道，必须确保提高生产中的进取意识。如果没有进取意识，我们甚至永远无法超过中等水平。进取意识建立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生活本能之上，在资产阶级秩序下具有竞争的性质。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中，进取意识不会消失。但随着生活必需品日益富足，进取意识将呈现出越来越无私、纯粹思想的性质。它将表现最大程度地服务于自己的村庄、县、城市或整个社会，并得到相应的回报——名声、感激和好感，或者，到最后，就仅是在意识到自己做好了工作后的内心满足感。但是，在一个艰难的过渡期里，在物质极度匮乏、社会团结感不够强烈的条件下，进取意识某种程度必然关乎个人需求自给自足的愿望。
　　同志们，这就是工人国家为提高生产力掌握的全部手段。如我们所见，现成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书本不能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答案。我们也仅仅是和你们一起，刚刚开始用劳动者的血汗来写这本书。我们要说，工人们，你们已经走上了定额劳动的道路。只有在这条路上，你们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除了你们没有人能在新的社会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就会灭亡；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会让人类向前迈出一大步。

劳动军

　　我们是用实践经验，而不是用现成的理论来处理在劳动任务中运用军队的问题的。这个问题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在苏维埃俄国的一些边疆地区，情况是这样的：大量的军队长期不上战场。铁路运输系统混乱不堪，很难把这些军队重新运送到其他正在活跃的战线上，在冬季尤为如此。例如，位于乌拉尔省的第三军情况便是如此。这支军队的指挥人员明白，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复员军队，于是便自行提出了将其投入劳动的议题。他们把一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精心设计的劳动军计划草案送到了中央。
　　这是一项并没那么容易的新任务。红军战士可以劳动吗？他们的劳动会有足够的成效吗？他们能为自己收回本钱吗？甚至我们有些同志也对此有疑问。毋庸置疑，孟什维克又在唱反对意见高调了。还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9]，在国民经济会议大会上，大概是1月或2月初，也就是整个事业还处于草案阶段的时候，就预言我们必然失败，胡诌整个事业毫无意义，是军警专横下的乌托邦云云。我们并不这么看待这项事业。当然，困难是很大的，但原则上仍相当于苏维埃建设中的普遍困难。
　　我们来仔细看看第三军的构成是怎么样的。这支部队没几个军事单位，只有一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总共15个团——以及特殊单位。其余的军事单位此前已经被转移到其他的部队和前线上。但是，这支军的控制机构仍然完好无缺。我们认为，如果春天还没被击溃的话，它很可能不得不沿着伏尔加河转移到与邓尼金战斗的高加索前线上。在第三军的指挥部、各机构、军事单位和医院等地，总共有约12万红军战士，其中主要是农民。在这个巨大人群之中，大约有1.6万名共产党员和同情者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数量相当多的乌拉尔工人。因此，就其成分和结构而言，第三军是一群农民，在先进工人的领导下的一个军事组织中受到了约束。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军事专家在工作，他们执行着重要的军事职能，并受到共产党员全面的政治控制。如果从这个总体角度来看，第三军可以算是整个苏维埃俄国的一面镜子。无论我们是否把红军、苏维埃政权在县、省和各共和国的组织（包括经济机关）看作一个整体，我们都会发现，到处都有相同的组织简图：数百万农民被在苏维埃建设的所有领域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有组织的工人吸引到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式中去。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专家被吸引到需要专业知识的岗位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赋予了他们一定的自主权，但仍控制着他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除了在先进工人领导下动员以农民为主的劳动力以外，劳动义务没有其他的实施方法。因此，在劳动中运用军队，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原则上的阻碍。换句话说，孟什维克反对劳动军原则，实质上是反对一切“强制”劳动，因而也是在反对劳动义务和经济建设中的整个苏维埃方法。我们不难克服这些反对意见。
　　当然，军事机构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劳动过程的能力。但我们并不打算推翻这一事实。领导权必需留在相应的经济机构手中；军队以有组织的紧凑单位的形式提供必要的劳动力，适合从事最简单的同质化工作：清扫道路积雪、砍柴、建造、组织畜力交通等等。
　　我们现在已经能熟练地在劳动中运用军队，可以给出比推测与猜测更进一步的预估。我们从这一经验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孟什维克急匆匆地下结论。还是那个阿布拉莫维奇，在矿业工人大会上说我们已经破产了，劳动军是一个寄生虫组织，其中10个工作人员中就有100个仆人。这是真的吗？不。这种人站在一边，不了解事实，只捡拾杂碎，到处说我们已经破产或即将破产，轻浮、恶毒地批评我们。在现实中，劳动军不但没有破产，相反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不断进化，变得越来越稳固。那些预言家胡诌整个计划会失败，没人会去工作，红军战士不会走进劳动战线而跑回家。恰恰是这些预言家破产了。
　　有人发表这些反对意见，是出于小市民的怀疑主义不信任群众和勇敢的组织性举措。但是，当我们开始为军事任务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听到建立在同样基础的反对意见了吗？我们当时也很害怕开小差，这似乎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是不可避免的。逃兵当然存在。但根据经验，我们多虑了——逃兵不会大规模存在，也不会摧毁军队。精神与组织连结，还有共产主义志愿和国家强制一道结合起来，确保了数百万人规模的动员，确保了数量众多的部队，确保了最艰难战斗任务的执行。军队最终获胜了。在劳动任务方面，我们也预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们并没有错。红军战士在从战斗状态过渡到劳动状态期间，根本没有像怀疑论者声称的那样脱逃。在精心策划的鼓动下，过渡期间本身有巨大的精神高潮。不错，有一部分士兵试图当逃兵，但每逢一个巨大的军事单位从一个前线转移到另一个前线，或从后方转移到前线，或一般地被动摇，或潜在的逃兵变成了主动的逃兵的时候，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此时，政治部、出版社、反逃兵机构等部门立即贯彻了自己的权利，现在，劳动军中逃兵的比例并不高于战斗的军队。
　　军队由于其内部建制，不一定只能投入一小部分人员。我已提过，第三军保留着一个完整的指挥机构，只具备少量的军事单位。只要我们还出于军事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保持军队的指挥部和其他指挥部门的完整性的话，军队中的工人比重就确实会非常低。在总数为11万的红军战士中，有21%处于行政经济岗位上；约16%的人在大量的设施及仓库中进行着日结工资的工作（警卫或其他工作）；约13%人要么是伤寒患者，要么正在从事医疗卫生工作；高达25%的人因各种原因（出差、休假和擅自外出）缺席。因此，可用于工作的闲暇人员不超过23%，这是第三军中在那段时期里可以参与劳动的人员数量最大值。事实上，在一开始，只有约14%的人在劳动；其主要来自于仍在军队中的那两个步兵师和骑兵师。
　　但是，我们一旦打败了邓尼金，并且不用在春天把第三军派到伏尔加河下游去援助高加索的前线部队，就立即着手解散了繁冗的军队机关，并使军队机构更加适应劳动任务。这项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经成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果。目前（1920年3月），第三军投入劳动的人力约占其总人力的38%。至于附近乌拉尔军区军事单位中，已经有49%投入了劳动。我们如果将此与许多工厂中工人的出勤率相比，那么就得到一个不算太坏的结果——最近，在一些工厂中，由于合法或非法的理由，缺勤率达到了50%，甚至更高（到1920年6月，这个比例已经急剧下跌了）。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这样的一个事实：工厂工人和车间工人往往由家里的成年成员照顾，而红军战士则自己照顾自己。
　　我们在乌拉尔地区借助军事机构动员了一批19岁的青年从事伐木工作。以此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总数的75%，也就是3万多人都参加了工作。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它表明，我们通过军事机构进行动员和组建，可以改变纯粹劳动单位的结构，以确保大大增加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的人的比重。
　　最后，我们现在也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军事劳动的生产率了。刚开始的时候，尽管士气很高，但主要劳动领域中的劳动生产率确实很低，以至于阅读第一批劳动公报会令人相当沮丧。例如，为了准备一立方俄丈的木柴，在一开始需要13到15个工作日，正常来讲需要3个工作日，而现在连3个工作日的时间都很少用得上。应该补充的是，这一事业中的“艺术家”们在有利的条件下，可以做到每人每天收获1立方俄丈的木柴。这一事业还发生了什么呢？军事单位远离伐木场。在许多情况下，工人必须步行6—8俄里上下班，而这消耗了工作日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工作现场斧头和锯子供不应求。许多来自草原的红军战士不了解森林，从未砍过、切过或锯过树。省和县的林业委员会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利用这些军事单位，把他们送到需要的地方，并为他们提供合适的装备。所以也难怪会有极低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一旦纠正了组织工作中的明显缺陷，就会得到更有利的结果。这样说吧，根据最新的数字，在相同的那第一支劳动军中，每准备立方俄丈的木柴需要花费四个半工作日，这与目前的标准相差不大。然而，最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劳动的优化，劳动生产率正在系统性地提高。
　　莫斯科工程团短暂但丰富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取得的成就。领导这一试验的军事工程总局首先制定了每三个工作日一立方俄丈木柴的定额。这一数字很快就被超过了。到一月份的时候，生产每立方俄丈木柴需要约2.3个工作日；二月份的时候只需要2.1个工作日；而到了三月份的时候，就只需要1.5个工作日了——这样的生产率相当高。莫斯科工程团之所以取得成果，是因为发挥了精神的影响作用，精确核算每个个体的工作，唤醒劳动者的功名心，向产出高于平均值的工人颁发奖金。按工会的说法，这些做法适应了所有人的个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灵活费率。这种近乎实验室式的实验清楚地展现了我们未来需要遵循的道路。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劳动军在行动了：第一军、彼得堡军、乌克兰军、高加索军、南扎沃尔日斯克军和预备军。正如我们所知，后备军的协助大大提高了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的运力。而凡是合理地尝试在劳动中利用军事单位地方，都能证明这种方法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而正确的方法。
　　关于军事组织必然无条件具有寄生性质的偏见被打破了。苏维埃军队自身反映了苏维埃社会制度的趋势。我们不应该用上一个时代的固定术语——“军国主义”、“军事组织”、“非生产性的强制劳动”之类的词语来思考，而应该不带成见、睁大眼睛去观察新时代的现象。我们还应该记住，星期六是为人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所有形式的组织，包括军队，都只是工人阶级政权的工具。工人阶级为达成一定的目的，既有权利也有能力调整、改变或者重组这些工具。

统一经济计划

　　只有制定一套覆盖全国和所有生产部门的统一经济计划，才能在此基础上像实行劳动军事化那样推广劳动义务，并让后者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项计划不仅要考虑到若干年的情况，还要考虑最近的整个时代的情况。根据国家经济复兴的必然阶段，这项计划自然而然地分成若干不同的时期或顺序。我们将不得不从最简单而又最基本的任务开始。
　　我们首先要确保工人阶级能够生活，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生活，并以这种方式拯救工业中心和城市。这是起点。我们如果不想让农村消解城市，农业消解工业，不想让整个国家变成农村的话，就必须至少最低限度地维持我们的交通，为城市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燃料和原材料，为牲畜提供饲料。不这么做，我们就停滞不前。因此，计划的最紧迫部分，就是改善运输状况，至少要防止其进一步恶化，并采购必需的粮食、原材料和燃料的储备。未来的整个时期将会充满集中且紧张的劳动力，来解决这些主要任务，而这将为未来的一切创造前提条件。这就是我们为劳动军设定的特殊任务。第一个时期和下个时期是以月为单位，还是以年为单位，现在还无法预测；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就包括国际形势、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耐力程度。
　　第二个时期的任务就是为交通、原材料还有粮食提取方面制造机器。在此，蒸汽机车是一切的核心。
　　目前，蒸汽机车的维修都是以手工的方式进行的，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机车的维修必须转移到备用零件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既然工人国家同时掌握整个铁路网与所有工厂，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为全国的蒸汽机车和车厢设立统一的类型，使其零部件标准化，让所有必要的工厂参与备件的大规模生产，不断简化维修工作，这样到最后就可以直接用新零件替换磨损的零件，从而确保利用备件来大规模地组装新的蒸汽机车。我们既然已经解决了燃料和原材料的源头问题，现在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建造蒸汽机车。
　　第三个时期的任务是建造用于生产大众消费品的机器。
　　最后，在第四个时期，在前三个时期成果的基础上，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个人消费品的生产。
　　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仅能够总体指导我们经济机关中的实际工作，而且还能指导我们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我们的经济任务。如果我们不把握住工人阶级中一切城市的、觉醒的、充满崇高精神的分子，我们的劳动动员就不会有结果，也不会扎根。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介绍我们的情况和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必须公开告诉他们：就算劳动者拼尽了全力，我们的经济计划也不可能短时间带来自由自在的富裕生活。因为我们近期要集中精力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准备条件。我们只有确保能够最低限度地恢复运输和生产资料，才能转向消费品的生产。因此，经济计划只有推进到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四阶段时，才会为劳动者带来直接的、有形的劳动果实——也就是个人消费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生活的负担才会真正减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群众将继续承担劳动与贫困的负担，他们必须全面了解这一经济计划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以便能够担负起这一经济计划。
　　我们不应过于绝对地理解上述四个经济时期的交替。我们现在当然不打算完全停止纺织工业的运作，哪怕仅仅为了军事原因都不能这么做。然而，为了使注意力和力量不至于在来自各地需求和要求的压力下变得支离破碎，有必要以经济计划为基本标准，区分主要的、基础的需求与要求和次要的、补充的需求与要求。不用说，我们的目标绝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共产主义：封锁的解除与欧洲革命，都必然让我们的经济计划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缩短其各发展阶段，使其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何时会发生。而我们必须以一种特殊方式行事，以便于在欧洲和世界革命最不利，也就是最缓慢的发展状态下都能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我们假如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实际的贸易关系，还是会坚持上述经济计划的指导。我们会拿出部分原材料来换取蒸汽机车或其他必要的机器，但不会换取衣服、鞋子或殖民地商品——位于我们列表首位的不是消费品，而是交通和生产工具。
　　如果我们为自己假设经济会从现在的完全崩溃状态逐步恢复到崩溃前的状态，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会沿着阶梯往上爬，而且只有在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才会达到帝国主义战争前夕的水平的话，那我们就是短视的怀疑者、小市民式的舍本逐末者。这种假设不仅不能宽慰我们，而且必然是错误的。经济破坏，既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价值损失，也摧毁了经济中许多平淡无奇、陈腐和毫无意义的东西，从而促进按照世界经济现在可以得到的技术数据来进行新的建设。
　　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像逐个台阶地爬楼梯那样发展，而是跳过一系列台阶，在原始的大草原上就建立起了美国式的工厂，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就更可以采用同样的加速方式了。我们一旦克服了万恶的贫困，积累了少量的原材料和粮食储备，改善了交通状况，就能跨越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利用我们不受私有财产束缚的状况，使所有的企业和经济要素都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计划。
　　因此，打个比方说，我们无疑可以推动所有的主要工业行业及个人消费领域走向电气化，而不必再次经历“蒸汽时代”。我们的电气化计划是根据总体经济计划的基本阶段分成的一系列连续阶段而制定的。
　　一场新的战争可能会阻碍我们实现经济意图；我们的精力和毅力可以而且必须加快经济复兴的进程。但是，无论事件如何进一步发展，很明显，我们的所有工作——劳动动员、劳动军事化、义务星期六和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劳动志愿服务——都必须基于统一的经济计划。而在近期内，我们需要集中全部精力完成第一批基本任务，也就是解决粮食、燃料、原材料和运输问题。不分散注意力，不分割力量，不浪费精力。这是实现救赎的唯一途径。

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

　　孟什维克正试图在另一个在他们看来有利的问题上下注，以便再次接近工人阶级。这就是工业企业管理形式的问题，也就是集体领导制与一人专责制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们，把工厂交给单个管理人员而不是集体，是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犯罪。太妙了，不久前，孟什维克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是对历史的嘲弄，是对工人阶级犯罪，现在却最热心地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一人专责制。
　　我们的党代会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罪责，因为主张在工业领域——首先是在最底层，在工厂和车间里——实行一人管理的办法。然而，如果认为这一决定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自主，那就大错特错了。劳动者的自主不是由领导岗位上的工人数量——三个或者一个——决定的，而是由更深层次的因素和现象决定的：劳动者在工会积极参与下建立经济机构，通过代表数千万劳动者的苏维埃大会创建苏维埃机关；被管理者参与或监督管理者——这就体现了工人阶级自主。如果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通过党、苏维埃和工会的代表大会得出结论，认为让一个人负责一个工厂比让集体负责更好的话，那这就是工人阶级自主得出的决定。从行政手法的角度来看，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它绝不是强加给无产阶级的，而是由无产阶级的斟酌与意志决定的。因此，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工厂工人的集体领导问题混为一谈，是草率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破坏生产资料私有制，意味着劳动者的集体意志领导整个苏维埃运行机制，但绝不表现在个别经济企业的管理形式上。
　　必须在此驳斥另一种经常出现的针对一人专责制的指责。反对派说：“这是苏维埃军国主义分子在试图把自己的经验从军事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一人专责制原则在军队中可能很棒，但却不适合经济。”这样的表述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错误的。我们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在军队中引入一人专责制；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还没有在军队中完全落实一人专责制。我们为经济企业中一人管理辩护，也并不只是基于军事经验。事实上，我们不仅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来理解革命任务和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创造性责任，并运用这种理解方式来着手这一议题。有必要继承过去积累的技术知识与技能，有必要吸收专家并广泛地运用他们，以便不让技术向后倒退，而是向前发展——我们不仅从革命开始后，而且早在十月到来前，就已经理解和认识到这几点了。我相信，如果内战没有夺走我们经济肌体中一切结实、有创造力、独立的事物的话，那么经济管理领域就更能迅速和顺利地推广一人专责制。
　　有些同志首先把经济管理机构看作是一所学校。当然，这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管理机构的任务就是管理。如果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学习管理方式，他可以去学校学习专门的指导课程；可以去当助手，到处观察并积累经验。而那些被任命到工厂的管理处的人员，不是上学，而是上岗，负责行政—经济工作。但是，即使从“学校”这个有限的、因而也是错误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也会说：在一人专责制之下，这个学校将好上十倍，因为你们如果用三个不成熟的工人来代替一个优秀工人，把他们组成的小组放在责任管理岗位上的话，就是在剥夺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足的机会。每个人都会向其他的两个人寻求决定，并在失败的时候指责其他的两个人。
　　这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而这一点，在一人专责制的反对者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他们不要求在作坊、车间和矿山中实行集体领导制。他们甚至愤愤不平地说只有疯子才会要求三五个人管理一个车间：必须且只能有一个车间主任。为什么？如果集体管理是“学校”，那么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一所最初级的学校呢？我们为什么不在作坊里实行集体管理制呢？但如果说集体管理制对作坊来说不是神圣约言的话，那为什么它对工厂是必需的呢？
　　阿布拉莫维奇就此说，我们由于缺少专家（他跟着考茨基重复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过错），所以将会用工人集体来取代他们。这是扯淡。任何不了解一个行业的人组成的集体都不可能取代了解这一行业的个人。律师组成的集体不能取代一个扳道工。病人组成的集体不能取代一个医生。这样的想法都是错的。集体并不会给无知的人以知识，而只能掩盖住无知者的无知。如果要在责任行政岗位上安排一个人，那么不仅别人，还有他自己，都要清楚地明白这个人到底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由无知、缺少历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集体占据着一个需要专业知识的纯粹实践岗位，那就糟糕透了。集体成员会长期处于混乱状态，相互扯皮，而他们的无助会给动摇所有的工作，造成混乱。工人阶级对提高自身管理能力，也就是学习，深感兴趣。但这在工业领域中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工厂管理处定期向全厂汇报，讨论当年或当月的经济计划，而工厂经理或特别委员会将登记所有对工业组织事业表现出认真兴趣的人，并对其教授适当的课程，而课程本身将与工厂本身的实际工作紧密相关；在此之后，他首先会被安排到需要稍微负点责任的岗位上，然后被安排到更大的岗位上去。我们会将通过这一途径延及到数千人，然后是数万人。关心三人领导或是五人领导的人不是工人群众，而是苏维埃工人官僚机构中那更落后、更弱小、更不自立的部分人。一个先进的、自觉的、坚定的管理者自然会想把整个工厂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向自己和他人表明自己能够管理。但软弱的管理者把握不住自己的脚步，只想黏着别人；因为他的软弱会被他人的陪伴掩盖起来。在这种集体领导制中，有一个非常深的危险，那就是个人责任开始消亡。一个工人如果有能力但没经验，就需要一个管理者；在管理者的臂膀下，他将学习，而明天我们就能把他任命为一个小工厂的负责人。这就是他要前进的路。而在一个随意组织起来的领导集体中，每个人优缺点都是不明晰的，责任感也会不可避免地消亡。
　　我们的决议当然指的是用系统的方法达到一人专责制，而不是一挥而就。这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和组合。在一个工人可以独立管理的地方，我们就会让他来当工厂的管理人员，并给他配备专家作为助手。在一个专家优秀的地方，我们可以让他来当厂长，给他配两三个工人作为助手。最后，如果某个地方的领导集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工作能力，我们就会保留它。这是唯一严肃对待事业的方法，也是唯一能够正确组织生产的方法。
　　在我看来，有必要还要考虑到社会教育的性质。我们的工人阶级领导层太薄弱了。这些人谙熟地下工作，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出过国，在监狱和流亡途中读过很多书，有政治经验，视野开阔，是工人阶级中最宝贵的部分。然后是年轻的一代，他们自1917年以来就自觉地参与了我们的革命。这是工人阶级中非常有价值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苏维埃建设、工会、党务工作和内战前线，这些无产阶级的精华都发挥着领导的作用。在这两年半时间里，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工作就包括将工人的精华从一个前线转移到另一个前线的机动工作。从农民群体中出来的更深层的工人，虽然是情绪是革命的，但还很缺乏主动性。我们俄罗斯庄稼人患着群居心态、丧失个性的病，这也是我国反动的民粹主义颂扬的心态，也是列夫·托尔斯泰以普拉顿·卡拉塔耶夫^[10]的形象赞扬的心态——农民与村社融为一体，服从土地。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不是普拉顿·卡拉塔耶夫，而是有思想、有进取心、有责任感的工人。必须培养工人的这种个人主动性。资产阶级中的个人原则是自私的个人主义和竞争。工人阶级中的个人原则和团结的、兄弟般的合作都不冲突。社会主义的团结不能建立在非人格化和群居心态的基础之上。在此间，集体领导的背后往往藏着这种非人格化的现象。
　　工人阶级充满力量、才能和天赋。它们需要被曝光，在进取中被发现。行政技术领域的一人专责制原则正有利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它高于集体领导原则并更加富有成效。

报告的结语

　　同志们，孟什维克发言人，特别是阿布拉莫维奇的论点首先反映了他与生活及其任务完全脱节。一位观察者站在河岸边，必须游过这条河，而这位观察者却忙于研究水的性质和水流的力量。要游过去——这就是任务！我们的考茨基之流踌躇而不知所措。他说：“我们不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可是，我们作为现实主义者，看到了危险，而危险不只一个，而有好几个：水流很急，岩石很多，人们很累等等。但如果有人跟你们说我们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时，你们要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无论如何都并非如此。即便是在23年前，我们也没有否认游过去的必要性……”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首先，孟什维克说，我们不反对也从未反对过国防的必要性，因此我们也不否定军队。其次，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劳动义务。让我问问你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某些小宗教派别以外，哪里还有人会否认“一般意义上”国防的必要性呢？然而，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因为你们的抽象承认而向前迈进一步。当涉及到真正的斗争并建立一支真正的军队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之时，你们当时又做了什么？在没有否定一般意义上的国防的情况下进行了抵制和破坏。你们大声讲，并且在报纸上写道：“打倒内战！”而此时，白卫军把我们团团围住，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现在，你们又马后炮地肯定了我们已经胜利了的国防，把批评的目光转向了新的任务，并教训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不否定劳动义务，但是……不要法律强制。”然而，这句话有一个荒唐无比的内部矛盾。“义务”的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强制的因素。一个人被迫、有义务做某事，如果他不做，就会受到惩罚。在这里，我们将谈到强制的种类。阿布拉莫维奇说：“经济压力，好；法律强制，不好。”金属工会工人的代表戈尔茨曼^[11]出色地证明了这一建制的空洞性。在资本主义下，也就是在“自由”劳动的体制下，经济压力就已经与法律强制密不可分了，现在更是如此！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试图阐述清楚：只有同时运用各种方法——经济利益刺激、法律强制、内部协调的经济组织的影响、镇压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影响、鼓动、宣传，最后再是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才能使劳动者习惯在新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新劳动形式，实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多管齐下，才能极大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水平。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利益已经不可避免地与倚靠国家物质力量的法律强制相结合的话，那么在苏维埃国家，也就是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过程中，经济强制与法律强制就根本无法分离了。国家掌握我们所有最重要的企业。当我们对车工伊万诺夫说“你现在必须去索尔莫夫斯基工厂工作，如果你拒绝，你将得不到口粮”的时候，这算是经济压力还是法律强制？他不能去别的工厂，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在国家手里，而国家不允许换单位。由此可见，经济压力在此与国家镇压的力量结合到一起了。阿布拉莫维奇显然希望我们调节劳动力分配，只利用涨工资、发奖金之类的手段来吸引合适的工人到最重要的企业。很明显，这里就是他的全部观点。但如果问题是这样被提出来的，任何严肃的工会运动工作者都会意识到这是纯粹的乌托邦。我们不能指望劳动力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如果要这么做，国家手里需要拥有充足的粮食、住宅以及交通资源以供机动——而我们现在尚未创造这类资源。如果不按照经济机构的命令来大规模、有计划地重新部署劳动力，我们将一事无成。在此，我们面临着进行强制的时刻以其所有的经济必要性。我给你们读过一封从叶卡捷琳堡发来的关于第一劳动军工作进展的电报，它说有4000多名熟练工人来到了乌拉尔劳动义务委员会麾下。他们从何而来？主要来自原来的第三军。他们没有被送回家，而是被送到了指定的地点。他们被从军队移交到了劳动义务委员会的手上，后者将对他们分门别类，并把他们送往工厂。自由主义者会说，这是在“强奸”个人自由。然而，绝大多数工人都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劳动战线，就像他们以前走向战争前线上一样，他们是出于一种更高的利益需要才这么做的。有一部分人是违背自己的意志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强制送达指定地点。
　　很清楚，国家当然必须通过奖金制度提升最优秀工人的生活条件。但这并没有将国家与工会拒之门外——没有它们，苏维埃国家将无法建设工业。相反，它们还被赋予了用于工人身上的新权利。工人将不会简单地与苏维埃国家讨价还价——不，他对国家有义务，全方位地服从于它，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国家。
　　阿布拉莫维奇说：“倘若你们告诉我们说，一切的事情只是和工会纪律有关，那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军事化？”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工会有关，但这里指的是新的、有生产力的工会下的新纪律。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国家——这是我国的考茨基之流不能理解的事情。当孟什维克鲁布佐夫^[12]说，我的报告中的工会所剩无几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他理解的工会，也就是工联主义的工会确实所剩无几，但在苏维埃条件下，工人阶级的专业生产组织承担着最重大的任务。什么任务？当然，不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为名与国家进行斗争的任务，而是与国家携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这样的工会是一个根本上的新组织，它不仅不同于工联，而且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之下的革命工会，正如无产阶级的统治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统治。统治阶级工人阶级的生产性工会与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性工会任务不同，方法不同，纪律不同。在我们这里，所有工人都有义务加入工会。孟什维克反对这么做。这很好理解，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本来由。考茨基之徒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也反对它产生的所有东西。经济强制和政治强制都只是工人阶级专政在两个密切相关的领域里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确，阿布拉莫维奇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不会有强制，强制原则与社会主义相悖，在社会主义中起作用的是责任感、劳动习惯和劳动吸引力，等等。这点毋庸置疑。但只不过这个毋庸置疑的真理需要补充。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下，强制机器本身——国家将不复存在，而将完全消解在生产性和消费性公社之中。然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需要精力最高程度国家组织的紧张状态。而你们与我们一道，正在经历着这一时期。就像一盏油灯在熄灭之前闪烁明亮的火焰那样，国家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最为无情的国家，而这种国家在消失之前势必会全方位地包裹住公民的生活。阿布拉莫维奇以及他代表着的整个孟什维主义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国家专政的历史阶段，并被它绊倒了。
　　在过去，除了军队以外，没有其他组织像处于最艰难的过渡时期的工人阶级国家组织那样，将如此严厉的强制力笼罩在人们身上。这正是我们谈到劳动军事化的原因。孟什维克的命运就是落后于事件，落后于人，承认革命纲领中那些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的部分。今天的孟什维主义并不质疑镇压白卫军和红军逃兵的合法性（尽管有所保留），在遭受了自己与“民主”的悲惨经历之后，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它好像事后才明白，在面对反革命团体的时候，不可能再去说“社会主义没必要动用红色恐怖的手段”之类的话。但在经济领域，孟什维克还在试图打发我们的儿孙——尤其是孙子。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沉重遗产和未结束内战的环境之下，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发展经济。
　　孟什维主义就像所有的考茨基主义一样，沉迷于民主的陈词滥调和对社会主义的抽象议论之中。人们一再发现，对它来说，过渡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并不存在。因此，它的批判、揭示、计划和处方都是毫无生机的。问题并不在于二三十年后会如何（那时当然会好得多），而是今天如何走出崩溃，如何分配劳动力，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从乌拉尔的军队中挑选出来的四千名技术工人。难道要放他们去四面八方，然后说“同志们，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不，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要把他们送到军用火车上，发往工厂和车间。
　　阿布拉莫维奇感叹道：“你们的社会主义与埃及的奴隶制有什么不同？这与法老建造金字塔的方式别无二致，就是迫使群众劳动。”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可真是无与伦比的比喻呀！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个小事被遗漏了，那就是政权的阶级性！阿布拉莫维奇认为埃及的体制和我们的没有区别。他忘了埃及有法老，有奴隶主，也有奴隶。埃及农民并不是通过自己的苏维埃决定建造金字塔的（当时有一个基于种姓等级的社会制度），劳动者被敌对阶级强迫工作。在我们这里，强制是由工农政权以劳动群众的利益为名进行的。这就是阿布拉莫维奇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们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学到的就是，所有的社会发展都建立在阶级及其斗争的基础之上，整个生活的进程都是由政权的阶级性质和推行政策的目的决定的。这就是阿布拉莫维奇不明白的事情。他可能通读了《旧约》，但对他来说，离社会主义还隔着七本经书。
　　阿布拉莫维奇不考虑国家阶级性质，坚持自由主义的肤浅类比，也许可以（过去孟什维克也不止一次这样做）把红军和白军混为一谈。两者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进行了动员。两者都进行过强制行为。两者都有一些来自沙皇专制学校的军官。两者还用同样的步枪，同样的弹药——区别在哪里呢？先生们，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都由一个基本属性决定：谁在掌权，是工人阶级还是贵族，是法老还是庄稼人，是白卫军还是彼得堡无产阶级？这些是有区别的，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农民是由工人动员起来的；对高尔察克来说，则是由白军军官动员起来的。我们的军队集结起来，日渐强大，而白匪溃不成军。苏维埃和法老的政权是有区别的——彼得堡无产者通过射杀彼得堡钟楼上的法老^[13]来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
　　某位孟什维克发言人试图把我描绘成一般的军国主义的辩护人。根据他的描述，说我在为德军国主义辩护也一点也不为过。你们看，“我一直在证明，德国的士官——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他做的一切都是无法模仿的……”我到底说了什么呢？我讲的，只是那种最完整、最精炼、最尖锐地表达了社会发展的所有特征的军国主义；判断我说的军国主义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从政治或者社会主义的方面来看，哪个阶级掌权下的军国主义；第二，从组织方面来看，我说的是一种具有严格分配义务、精确相互关系、无条件的责任以及严厉的执行力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军队是残酷压迫并镇压劳动者的机器；社会主义军队是解放并保卫劳动者的工具。但局部无条件地服从其整体是所有军队的共同特征。严格的内部制度与军事组织是不可分开的事物。在战争中，任何的马虎、粗心，甚至是小小的不精确，往往都会带来最严重的伤亡。因此，军事组织努力将明确性、正式性、关系的精确性和责任感提高到最高水平。这种“军事”素质在任何领域都是宝贵的。在这一点上我曾经也说过，每个阶级都重视自己那些在许多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员来为自己服务。对德意志君主和艾伯特共和国来说，一个从军营里出来的德国富农，作为一个军士长都比没有经受过军事训练的同样的富农要更有价值。德国铁路机构之所以有很高的水平，是因为招聘军士长和军官担任交通部门的行政职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有必要向军国主义学习。我国最著名的专业工人之一齐佩洛维奇^[14]同志在这里向我们作证说，一个经过了军事训练的专业工人，比方说他如果担任过一年团政委的职务，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很差地完成专业工作。他回到工会后，从头到脚都还是以前的那个无产者，因为他曾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战；但他回来以后会变的更加坚强、成熟、独立和果断，因为在重大负责岗位上任过职。他曾必须领导数千红军战士，而这些红军战士的觉悟程度不等，其中大多数是农民。他与他们同甘共苦，共同进退。即便遇到过指挥人员背叛、富农叛乱、惊慌失措的情况，他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约束缺乏意识的群众，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榜样来激励他们，惩罚叛徒和自私自利者。这是伟大而宝贵的经验，而他离开团政委的岗位并回到工会后，也不会变成一个糟糕的组织者。
　　在集体领导问题上，阿布拉莫维奇的论点就像他在其他任何问题上的论点一样毫无生气——就如同一个站在河边的局外人一样。
　　阿布拉莫维奇向我们解释说，一个好的领导集体要好于一个坏的领导人，而一个好的领导集体里应该包括一个优秀的专家。说得很精彩，但为什么孟什维克不给我们创造出数百个这样的集体呢？我认为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可以为他们找到足够的用武之地。但是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工作者，必须用我们已经拥有的所有材料来进行建设。我们的专家，其中三分之一是认真的，有知识的；三分之一是半认真的，半有知识的；最后三分之一则是毫无用处的。而在工人阶级中，存在着许多有天赋、有奉献精神而且精力充沛的人。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拥有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其他人有性格和能力，但没有经验或知识。而另外一些人这些全都没有。必须从这些材料中创造出工厂和其他地方的管理处，而且此处也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的。首先，需要选拔出所有在经验中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管理企业的工人，我们就给他机会自己立足——这些人会自己希望实行一人专责制，因为工厂管理不是给落后的人准备的学校。一个坚定的、对行业有所了解的工人会想要进行管理。如果他做了决定下了命令，那他的决定和命令就必须得到执行。如果他将来被赶走，那是另一回事，但只要他还在做主——苏维埃、无产阶级主人，他就会完全、整个地管理企业。如果他被放进了一个由更弱的人负责的管理集体之中，就不会产生什么好结果。这样的工人管理人员需要有一两个专家助手，这取决于企业本身。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人行政人员，但是有一个认真而多识的专家，那么我们会让他来做企业的领导，再给他两三个优秀工人作为助手，这样的话，专家的每个决定都会被他的助手们知道，但助手们无权推翻专家的决定。他们将逐步与专家合作，学习东西。而过了六个月或一年后，他们就可以独立上岗了。
　　阿布拉莫维奇用我的话举了那个理发师指挥部队的例子。这是没错的！然而，阿布拉莫维奇不知道的是，如果我们的同志——共产党员开始指挥一个团、一个师甚至一个军，那也是因为他们曾经是专家指挥官手下的一个政委。专家承担责任，并知道如果犯了错误，就得担负起全部的责任，而不能说自己只是一个“顾问”或“领导集体成员”。现在在我们的军队中，大多数指挥岗位——尤其是低层岗位，也就是政治上最重要的那些岗位，都是由工人和先进农民担当的。而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把军官放到指挥岗位上，把工人放在政委岗位上，然后工人们就学到东西，而且学得很好，学会了如何打败敌人。
　　同志们，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时期，也许是最困难的时期。民族和阶级生活中的困难时期对应着严格的措施。路走得越远，就越轻松，每个公民都会越来越感到自由，无产阶级国家的强制力就越来越让人难以察觉。如果那个时候孟什维克的报纸还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还会允许孟什维克办自己的报纸。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专政的时代，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如此。而孟什维克则继续破坏这种专政。当我们在内战前线同敌人浴血奋战、保卫革命时，孟什维克的报纸写道：“打倒内战！”我们不可能允许出现这种现象。专政就是专政，战争就是战争。而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度集中力量进行国家经济复兴的时刻，俄国的考茨基主义者、孟什维克仍然忠实于他们的反革命天职：他们发出的声音仍然是怀疑和崩溃，松动和破坏，不信任和瓦解。
　　当阿布拉莫维奇，在这个有一千零五名代表了俄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与的、孟什维克不到5%、共产党人占90%的大会上，告诫我们“有一小撮人取代了人民，不要被这种方法迷惑了”，难道不荒谬绝伦、可笑至极吗？孟什维克代表说：“一切通过人民，劳动群众之上不要监护人！一切通过劳动群众，通过劳动群众的自主！”他们还说：“阶级不能被这些论点说服！”看看这个大厅吧：这就是阶级！工人阶级就在我们面前，和我们在一起，正是你们这群微不足道的孟什维克试图用小市民的论调来说服他们！你们想成为这个阶级的监护人。而同时，他们又有极高的自主能力，这种自主能力说明他们现在已经抛弃了你们，正在自己的道路上前行！

注释：

^[1]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4月6日至13日在莫斯科举行。代表大会听取了下列报告：（1）关于政治形势概况——列宁同志的报告；（2）全俄工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3）关于劳动人民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施密特同志；（4）关于工会运动的任务——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5）关于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的活动——李可夫同志的报告；（6）经济发展的任务——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7）组织问题——洛佐夫斯基同志的报告；（8）国际形势报告——拉狄克同志等……
　　大会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问题，这是因为清除了国内的白卫军。与波兰的战争威胁仍然悬而未决。最大的争论是由劳动军事化问题及其相关的工会任务引起的。以阿布拉莫维奇、唐恩、马尔托夫、鲁布佐夫等人为首33人孟什维克反对派，出席了本次代表大会，强烈反对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托洛茨基同志在工会大会上捍卫的各种措施。
　　根据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以下决议：

　　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听取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后决定：
　　批准俄共第九次全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提纲，并指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用这些提纲作为能够使苏俄走出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的唯一指导方针，有力推动其生产力的全面发展，从而最终巩固工人阶级对资本的胜利。

　　此外，为了驱散国际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围绕俄国劳动军事化问题的恶意鼓动，大会特别呼吁向世界无产阶级说明在经济建设领域采取的措施。

　　致所有国家的工人。
　　工人同志们！
　　最近几周，电报、广播、出版物，这些强大的资本主义欺骗工具已经不止一次地向你们通报了苏维埃俄国的劳动军事化。帝国主义的走狗试图从这一事实中获得双重利益：诽谤社会主义俄国，并为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暴力辩护。
　　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超过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一千多名代表认为，我们有责任像兄弟般地警告你们资产阶级舆论对于苏俄组织劳工的方法的赞扬和抹黑。
　　帝国主义的屠杀、非人道的封锁以及丘吉尔和克里蒙梭雇佣军的不断进攻，蹂躏了我们的经济。我们现在需要尽最大的力量，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带领国家走出最严重的灾难和贫困。这项任务要求苏维埃俄国的每一个劳动者都表现出极大的力量和最高的自我牺牲精神。正如有阶级意识的红军战士随时准备为劳动人民的事业在前线献出生命一样，每一个正直的男女工人现在都必须准备为拯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而竭尽全力。除了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密集生产劳动之外，我们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任务、思想和忧虑。严格的劳动纪律、不可动摇的团结和经济计划的实现——我们称之为劳动军事化。在我们之上，没有帝王将相，没有资产阶级的议员和部长，没有地主、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没有资产阶级的将军、法官及其刽子手。剥削者及其掠夺性的国家并没有自上而下地规定我们推进劳动军事化。我们工人自愿承担对革命和后代的责任所要求的严酷的劳动义务。我们辛勤工作的成果不会养肥寄生虫，而会改善群众生活。我们，俄国劳动人民，为自己立法。在决定了劳动军事化之后，我们通过自己的无产阶级组织，用自己的双手实行它。
　　各国工人！在斗争和劳动的巨大压力中，我们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问候。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那个很快就会到来的时刻。那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将推翻他们的压迫者，铲除古老的暴力、欺凌、酷刑的遗产，并把我们的世界变成自由人类的繁荣财富。——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中译者补注2〕瓦西里·弗拉基米洛维奇·施密特（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мидт，1886年12月29日——1938年7月29日），1905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07年至1911年流亡德国，1911年返回俄国，参加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担任彼得格勒市委书记，1917年11月至1918年10月任副劳动人民委员，1918年至1928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8年至1930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年至1931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18年至1919年、1925年至1930年两次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6年至1930年两次担任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57年平反。
　　〔中译者补注3〕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中译者补注4〕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Соломон Абрамович Лозовский，1878年3月28日——1952年8月12日），原姓德里佐（Дридзо），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一个贫穷的犹太教师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在铁路工人中间开展组织工作。1903年移居圣彼得堡后被捕，被流放到喀山。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期间，在1905年10月因袭击喀山警察局而被捕，三周后获释，12月又在圣彼得堡被捕，逃亡哈尔科夫后再次被捕。1906年7月至1908年5月被关押在狱中，随后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但在押送途中逃脱，从此流亡国外。1917年6月回国，并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7月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理事会书记。1918年1月11日被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党。1919年12月重新加入俄共（布）。1921—1937年间担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改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苏德战争期间担任苏联新闻局副局长。1945—1948年担任苏联新闻局局长。1949年1月26日因卷入“犹太阴谋”而被捕，1952年7月18日被判处死刑，8月12日被处死。1955年11月22日平反。
　　〔中译者补注5〕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真名卡洛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1885年10月31日——1939年5月19日），1903年起参加加里西亚、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过1905年革命，并因此被捕和关押过一年。后来在波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编辑部中工作。1912年被波兰党开除，1913年被德国党开除。一战中持国际主义立场，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19年后担任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19年当选为党中央委员至1923年。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1927年因此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7年以“间谍罪”被判刑。1939年遇害。1988年恢复名誉。

^[2] 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从内战向和平经济发展过渡的气氛中召开的。由内战引起的各种问题直到1920年一直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活重点。随着红军的胜利，恢复因内战而疲惫不堪的国民经济成了第一要务。大会有500多人参加，有249人有投票权，其中50%以上是共产党员。大会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估（李可夫同志的报告）、劳动组织和普遍劳动义务（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同志的报告）、管理经济生活，以及关于制定工业管理指令（米柳京同志的报告）。大会在其决议中完整表达了旧经济政策的思想。——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京（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会委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 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至4月4日举行。参加本次大会的代表有716人，其中有投票权者554人，代表611978名党员。代表大会的顺序如下：（1）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同志的报告；（2）经济发展的当前任务——托洛茨基同志的报告；（3）工会运动；（4）组织问题；（5）共产国际的任务；（6）合作；（7）向民兵制度的过渡等等。
　　辩论的中心是经济建设问题，特别是关于劳动“军事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与经济任务相关的专业工作形式的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4]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1843—1904）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唯物史观论丛》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参见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作品第七卷，由达·梁赞诺夫编辑）和《批判者的批判》。——俄文版编者注

^[5] 宪法第2章第5节第18条写道：“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劳动是全体公民的义务，并宣告：‘不劳动者不得食。’”——俄文版编者注

^[6] 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参加劳动义务的程序，1922年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典》第3章写道：
　　“（11）在特殊情况下（抗击自然灾害，缺乏人力来完成最重要的国家任务），除第12—14条规定的公民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体公民都可以按照人民委员会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授权的机构的特别决议所规定的劳务程序参与劳动。
　　（12）下列人员不应实行劳动招聘：（a）18岁以下的；（b）45岁以上的男性和40岁以上的女性。
　　（13）下列人员免征劳务：（a）因疾病或受伤而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处于康复期的人；（b）生育前8周的孕妇和生育后8周的女性；（c）处于哺乳期的女性；（d）因劳动和战争而残疾的人；（e）有8岁以下子女的女性，且子女无人照料。
　　（14）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会根据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工作性质和生活条件，为某些类型的劳务规定了额外的例外和优待条件。”——俄文版编者注

^[7] 泰勒制是生产过程中基于精确科学数据的一种劳动组织体系。该制度由美国工程师泰勒开发和制定，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在资本主义下，泰勒制是从工人那里吸取剩余价值的一种额外手段，因为结合了生产过程的科学组织的要素（在这种制度下）与“血汗工厂”最集中的方法。——俄文版编者注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年3月20日—1915年3月21日），美国机械工程师，“泰勒制”科学管理方式的发明者。

^[8] 军警暴虐制度（Аракчеевщина）是战争部长阿拉克切耶夫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引入的军事屯垦（Военные поселения）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驻扎在俄国各地的军队结合了兵役与国家经济服务。军队强行管制农业，让农民非常凄惨，因为剥夺了他们的自主管理时间的权力。军事屯垦制度能让军警政权扩大对周围人口的政治和行政影响，经常引起农民暴动和大规模逃亡。当然，根据沙皇政权的一贯苛政，这些人都会受到惩罚。——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阿拉克切耶夫（Алекс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ракчеев，1769年9月23日—1834年4月21日），俄国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

^[9] 阿布拉莫维奇是俄罗斯孟什维主义和崩得的领导人之一。目前，他在柏林与唐恩一起出版孟什维克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公报》，日复一日地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拉法伊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年7月21日—1963年4月11日），原姓莱因（Рейн），出身于拉脱维亚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大学时期即参加革命运动，1901年参加崩得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1年流亡国外。1914年一战爆发后参加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反对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反对十月革命。1920年离开俄国，定居柏林，主办孟什维克流亡者的报纸，参与创立第二半国际，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合流后，曾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执委会委员。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0年流亡美国。他在纽约协助主办意地绪语的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
　　〔中译者补注2〕崩得（Бунд），全称“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意第绪语：‏אַלגעמיינער ייִדישער אַרבעטערסבונד אין ליטע， פּוילן און רוסלאַנד‏ ；俄语：Всеобщ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рабочий союз в Литве， Польше и России)，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10] 卡拉塔耶夫是一位农民，坚信能控制人类生活的更高力量，并对它产生共鸣。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描写过这个人物。——俄文版编者注

^[11] 戈尔茨曼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前工团主义者，自1917年起成为俄共成员。著名的电气化事务主管。（译者注：指他曾担任最高国民经济会议电气化管理领导。他最著名的职位是第一任民用航空总局领导。）——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布拉姆·季诺维耶维奇·戈尔茨曼（Абрам Зиновьевич Гольцман，1894年12月24日—1933年9月5日），出身于装卸工人家庭。1910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1年被捕并被判处1年苦役。1913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1916年越狱。1917年再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1920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2—1925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要电工局局长。1925—1933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1933年任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局长。1933年因飞机失事殉职。

^[12] 鲁布佐夫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成员，老工会运动家。1920年，他积极参加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领导人数不多的孟什维克反对派，反对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劳动军事化、普遍劳动义务等决定。——俄文版编者注

^[13] 1917年2月底，内务部长普罗托波夫用这个词称呼被派往屋顶和钟楼的沙皇警察。——作者注

^[14] 齐佩洛维奇是老社会民主党人，敖德萨第一个社会民主圈子的组织者。工会运动者。著有《俄罗斯的辛迪加与托拉斯》。1919年加入俄共。——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格奥尔基·弗拉基米洛维奇·齐佩洛维奇（Григо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Циперович，1871—1932），苏联经济学家。1888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4年在敖德萨因领导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而被捕，1895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5年革命期间在哈尔科夫参加革命活动。1907年移居彼得堡，继续参加工人运动。1911年再次被捕，五个月后获释并流亡国外。一战期间是孟什维克国际派。二月革命后回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经济部门工作，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消息报》编辑，不久即被开除出编辑部，随即进入《新生活报》工作。十月革命后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18年任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列宁格勒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委员、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委员、列宁格勒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工业学院院长兼共产主义学院技术与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1932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