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动机：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争论
托洛茨基开始写这些手稿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这些手稿的确与托洛茨基计划所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就辩证法的开始的争论。18这位在理论上反复无常的美国文学家拒绝被忽视，他努力把杜威（John Dewey）和辩证法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结合起来，这使他陷入与托洛茨基的麻烦之中。托洛茨基起初对伊斯特曼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与列宁：革命的科学》（Marx and Lenin:The Sci ence of Revolution）一书中对辩证法的攻击置之不理。伊斯特曼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通信，但他没能与托洛茨基进行一次理智的交流。19相反，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给伊斯曼特的一份回信里写道，他在这30年来的时间里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唯物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坚持过对革命的承诺。伊伊斯特曼答复说，心理学的进步，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生改变了情况。20在伊斯特曼的书中，他揭示了辩证法作为泛灵论的一种形式，他可能基于《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的立场。弗洛伊德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题为“泛灵论、巫术和思想的全能”[1]的内容来论述泛灵论和相关问题。在这里弗洛伊德研究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病态论，即宗教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灵性形式。在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里，人的精神属性或过程被转换为精神力量和存在的自然。此外，弗洛伊德相信，尽管知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泛灵论的倾向持续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信仰体系和哲学之中。
伊斯特曼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将其转变为对辩证法起源的攻击：
“在原始文化中，可以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泛灵论（animistic）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人要像适应人一样适应外部世界；而另一种是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日常实践思维。泛灵论的思想本质上是试图通过某种戏法的哄骗将自己的愿望转移到外部世界，让他们意识到然后实现它们…德国哲学是泛灵论思想的终极浮华的痉挛，会在科学观点的侵入下消亡…你的头脑中特定的运动，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逻辑范畴之间是普遍的自我能动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上帝在自我矛盾和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黑格尔成功地将逻辑这个科学本身的转为神学。”21
伊斯特曼认为，必须清除社会主义中的辩证法，并将马克思、列宁与弗洛伊德、达尔文和杜威结合起来，才能达成与外部世界的真正关系，这种态度将使革命者成为社会工程的成功工程师。
但伊斯特曼也意识到，辩证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革命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他们的成功找到了心理学上的解释。他在下面的一段话中承认辩证法对列宁的好处：
“列宁也许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思想家，也是最机敏的思想家之一。列宁认为他的思想是‘辩证法’，他在这种思想的阴影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那么，除了与神的繁琐的礼节性交流之外，辩证思维肯定还有一些价值。确实有一种价值——不是在辩证思维中，因为这不存在——而是相信你的思考是辩证的。这个价值，不是与我所说的相冲突，而恰恰是它的证明。相信辩证思维是一种方法，假如你对思维的本质作出了错误的理性假设，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摆脱这些假设，重新赢得思想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本意使用思维。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思想是有目的的，逻辑概念和所有规则都只是行动的工具，那么你就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进行实际的思考。你摆脱了固定观念的支配。你知道只有目的才是主导地位，思想必须总是在事实面前让步，你知道你必须不断地重复事实，并准备好重塑你的思想，以满足任何意料之外的实事……列宁的辩证法，正是摆脱被固定观念所支配的独立宣言。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诡计（managed），他设法通过它来捍卫他自然地使用思想的权利，尽管思想是一种非自然的概念。”22
伊斯特曼在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写道：“这就是辩证思维对列宁的意义。它意味着灵活性——这种最大限度地灵活性与一般的‘学究式’理性主义相反。这意味着应该将思想作为行动的工具，而不是机械地将思想作为行动的条件。”23简言之，伊斯特曼试图证明辩证法只不过反映了原始宗教式的信仰思维，而不是作为进步的科学思维。他认为列宁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革命性的修正，并且试图“在马克思这门革命科学中清除市侩老师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后残余。”24最后，伊斯特曼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式智慧中唯一正确的形式。”25但这类言论激怒了托洛茨基，从他在手稿的内容以及已出版的著作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讽刺评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26
伊斯特曼并没有因为托洛茨基对他的拒绝而感到不快，而是决定以此机会借以陈述自己的观点。1932年，托洛茨基在被流放王子群岛（Büyükada）时邀请了伊斯特曼。尽管他们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但伊斯特曼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此时的伊斯特曼致力于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并担任了他在文学上的代理人。根据伊斯特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他和妻子艾琳娜（Elena）在王子群岛待了12天（1932年7月7日至7月18日），伊斯特曼声称对这些印象的描述分别是在事件期间的7月10日和事件之后的7月18日写下的，而不是在1959年出版回忆录时。27尽管不论伊斯特曼的观察是否有无价值，这篇报导仍然生动地描绘了托洛茨基在投入辩证法的研究时背后所负担的感情。
“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完全强大，正如我所见的众多伟人一样，才智超群的伟人往往伴随着弱点。但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我们关于‘辩证法’的激烈争吵中，他开始变得激动和愤怒了起来，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他虚弱无力的表现。他太弱小了，无法挣扎。他没法嘲笑我对他的哲学观点的攻击，也不像我所想象中的列宁那样对这些攻击付之一笑，因为在那个领域里，他并没有把握。他的基础并不牢靠……昨天我们关于辩证法的争论甚至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紧张程度。托洛茨基的喉咙在抽搐着，脸色发红，他在发火。”28
伊斯特曼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如何中断的，紧接着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翻译工作上。
伊斯特曼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在托洛茨基重新回到法国之后，他于1933年的夏天再次尝试着与托洛茨基就辩证法进行书信交流。托洛茨基在1933年11月16日的回信里语气十分友好地赞扬了伊斯特曼在几周前寄来的《斯大林治下的艺术与文学》的手稿，但随后又再一次重复了托洛茨基早期关于辩证法的立场：
“不久前我给你写过信，我不知道在哲学（更准确地说，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的分歧没有引起政治上分歧的情况…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在本书中，我希望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一个积极的、批判的论述。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将尝试评估这方面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带有宗派色彩的辩论…我将在明年全部时间里写关于列宁的著作。”29
伊斯特曼在其194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俄罗斯与社会主义危机》一书的脚注中补充说道：“托洛茨基坚定地威胁要在他的《列宁传》的附录中对我进行理论上的毁灭。我想我现在给他省去了麻烦。根据这本书，他将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解雇我。’”30
与伊特斯曼的通信和手稿中对他的提及（以及其他通信和印刷品中对他的零星攻击）表明，伊特斯曼对辩证法的批判和他想要成为牛虻的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31
托洛茨基被激怒了，但与伊斯特曼对其动机的某种自我中心的解释相反，他想将其作为自己关于辩证法的陈述，而不仅仅是对伊斯特曼的观点的攻击。尽管托洛茨基在1935年放弃了这一计划，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取代了伊斯特曼成为他的运动中主要的理论对手之后，他在1939-1940年间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想法。然而，后来的论战并非像手稿那样具有开明探究的质量，托洛茨基似乎只是满足于用沉重的反讽和关于辩证法的公式化陈述来打击他的对手。
因此，这就是列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成他自己的风格，强调辩证法的主旨。他明确强调过程中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对立统一（并存、同一、相互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暂时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和运动是绝对的一样。”65因此，列宁从量到质的转变，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辩证法最重要的规律，它从属于对立的规律，因此强调斗争，而不是系统的统一和整体。
在托洛茨基、列宁和布哈林的例子中，把辩证法翻译成个人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微妙之处。而后两者在辩证法中的特别强调，长期以来一直为认真学习辩证法的学生所注意66。然而，托洛茨基的学生们认为托洛茨基作为一个辩证法家的风格并没有太多的依据。但1922-26年期间托洛茨基关于科学、技术和心理学的文章则提供了线索，后来的文章也是如此，而手稿，就像一个需要确定曲线的点一样，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第一”定律的强调和对远见的坚持。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论文里，其中一篇写于1939年底，题为“唯物辩证法ABC”，而另一篇则写在1940年1月7日致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公开信里，证实了托洛茨基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67。
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展示了达尔文主义的运用，也同样强调了数量到质量的规律。它们还包括托洛茨基在手稿中的理论方面所使用的一些隐喻和类比，并揭示出他对大脑无意识过程的兴趣是他坚持辩证视野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人类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法的思想，只是表现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达尔文主义说明物种的进化乃由量的转变进入质的转变，这一学说是辩证法在整个有机物质世界中的最大胜利。另一个大胜利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重量表以及一种元素向另一元素转变的发现。”68
在给伯翰姆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在1929年至1933年里对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警告：“任何熟悉工人党内部倾向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投机取巧甚至资产阶级反动阵营的人，往往是从对辩证法的否定开始的。”69托洛茨基事实上确实对伊斯特曼自他们开始争论以来的政治生涯以及辩证法的另一位批评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证明表示满意。然而伊斯特曼却在20世纪50年代却更为戏剧性地右转。
至于实质性的立场，托洛茨基则为无意识的辩证法观点而辩护。在这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位置：他决定证明人的同时用三段论和辩证法，唉，这归功于他们对辩证法第一定律本能般的洞察，即量到质的转变：
“因此，一个狐狸发觉走兽和飞禽是营养的和适口的，一瞧见一个野兔，一个家兔，或一只鸡，狐狸便下个结论：这是属于适口和营养一类的特别生物，于是──追逐这个肉饵。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一个完满的三段论法，虽然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狐狸从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当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个体积比它大的动物，比方，碰到一个狼时，它很快便下结论：量转成质，于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双脚分明具有黑格尔的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觉的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顺便证明我们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独断的构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实的互相关系的表现。照这一意义看来，宇宙就渗透了‘不自觉’的辩证法。”70
托洛茨基在这里并没有达到手稿最后一节的思想水平，但他却深刻地反思了意识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由于认识与世界不完全相同（尽管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假设），辩证认识也不等同于自然辩证法。产生意识是自然界的一个非常原始的部分，具有自然界其余部分完全没有的特性和规律。”71
也许是因为他在论战中所用的沉重讽刺让他无法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33-35年的手稿和1939-40年的论战之间，都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这也许是思维过程和自然过程的混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手稿的开头，以及弗洛伊德—伊斯特曼（Freud-Eastman）关于现代哲学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上。在第三十五期的精神分析新导论讲座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几点评论是有用的，大约是在托洛茨基写下手稿的时候写的：
“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些论断让我感到奇怪，比如说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分层的变化是以辩证的方式相互产生的。我很难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些断言；在我看来，它们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的一种沉淀。”72
弗洛伊德写下这几行评论时，可能至少欠了伊斯特曼一些债，因为他读过伊斯特曼的《马克思和列宁》，并赞扬了其革命的科学性73。无论如何，伊斯特曼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一个想法，并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提高了弗洛伊德的地位，并且弗洛伊德对此表示赞赏。万物有灵论常常依附于抽象的想象，这一观点仍然保持其影响，正如托洛茨基的观点一样，坚持辩证法的人更有可能坚定地作为革命者。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情绪。托洛茨基在其“遗嘱”中雄辩地证明了自己那充满激情的事业：
“我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1940年3月3日）”74
作为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情感基础的一种介绍，现在让我们转向托洛茨基的手稿和其他著作中的无意识的概念，以及与他的传记的关系上。
[1] 译注：中文版见《图腾与禁忌》第四章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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