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关于列宁，辩证法和进步主义
托洛茨基的经历与辩证法第一定律
1935年5月，托洛茨基在手稿上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时，最后一篇以“无意识”结尾的文章——此时的托洛茨基正遭受着一种反复发作的病痛，而这种病痛在他处于压力时则时常折磨着他，此时的他正在读弗里茨·威特尔斯（Fritz 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有人可能由此推断，他是在寻求一个对心身问题的明显洞察75。然而，他从未试图将弗洛伊德的分析运用到自己的事业或其他政治人物的事业中。尽管托洛茨基钦佩于弗洛伊德的天才，但他还是意识到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问题，也许是通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的岁月中直接意识到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托洛茨基是间接地通过维特尔斯的书来了解这点的，这本书调查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在第二本笔记中，托洛茨基甚至说精神分析“经常倾向于二元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76抛去他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所持的怀疑态度，托洛茨基对无意识概念的态度并非是不友好的，正如他的“无意识辩证法”概念所暗示的那样，他倾向于把无意识的思想看作是演化过程中一种尽管是低级的，但在发展上是必不可少的产物。
在1923年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明显地透露出他无意识的英雄理性主义态度。意识控制住了他，就像它控制了人类存在的所有方面一样，并利用它达到有意识的目的。它不仅支持人体上的优化，而且还支持我们现在称之为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的生物反馈技术：
“不但如此，人最终将认真地使自我变得和谐起来。……他将掌握呼吸、血液循环、食物消化、新陈代谢这样一些半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在必要的限度内，使这些过程服从理智和意志的控制。……最后，人类自身的本性隐藏在无意识、元素、底土的最深处和最黑暗的角落里。研究性的思维和首创精神也将以最大努力地深入到这一角落中去，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人将抱定目的要掌握自己的情感，把本能提高到意识的高度，使它透明化，将意志的导线拉向潜在与隐秘之处，从而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创造一个较高的社会生物类型，也可以这样说，创造一个超人（Superman）。”77（1992年版）
在他写下这些话大约十年后，托洛茨基仍然流亡在普林吉坡岛（Prinkipo），但后面他被允许前往丹麦，1932年11月27日，他在短暂停留的期间里向哥本哈根的一个学生组织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概述了俄国革命，并以他对未来的展望结束——这一愿景在本质上与《文学和革命》中呈现的愿景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用稍微不同的措辞重申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人种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已累积了山高的材料，在人类面前提出完成和发展身体与精神的全部任务。心理分析，借弗洛依特的高明的手，已揭了诗歌上称为，‘灵魂’的泉源的盖子。启示了甚么呢？我们自觉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作用的一小部份。有学问的潜水家降到海底，摄取神秘的鱼类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阐发灵魂的最神秘的动力，使这些动力受理智与意志的支配。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会之无政府的力量，人将开始把自己放在化学家的杵与蒸溜管中加以处理。人类将第一次视自己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与心理半制成品。”78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引述的段落中关于无意识的观点，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中的“自觉性”和“自发性”的传统二分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对精神力量的影响完全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并且认为这一方法将不会困扰着弗洛伊德：意识，即使只是所有精神力量的一小部分，也必定会控制着其他力量。然而，托洛茨基对“无意识”的使用通常暗示了一个较低水平的发展，一个不容易接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神经症状（neurotic）的来源，就像弗洛伊德的情况一样，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洛茨基试图赋予无意识一个积极的角色。
回到手稿。在这里，托洛茨基遥遥回应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弗洛伊德的辩护，赋予意识相对的独立于生理构造的影响，并用精神分析为心理现象的自主性辩护，但他补充了自己的辩证解释：
“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提示我们除非心智发挥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于个人生活中行使独立职能，否则它根本就不会形成……同样，我们在这里接近某种临界点，一个渐进性突破，一个量到质的过渡：心智，从物质中产生，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通过自己的规律——影响物质……
“当我们从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渡到智力活动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无比令人困惑。
“二元论者把世界划分为独立的内容：物质和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无意识呢？”79
也许在托洛茨基自传的帮助下，我们有可能将托洛茨基的无意识概念和他的辩证法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从前面引述的著作来看，他似乎一直在试图将无意识的观念纳入一个既包括自然又包含着社会的观点中，既包括达尔文，也包括马克思。他的雄心壮志具有尼采式的英雄气魄，但却相当理性。他直面弗洛伊德所探索的无意识的深度，甚至当他辩证地想象人类向越来越高的发展水平攀登时，质的飞跃则打断了逐步的前进。此外，他倾向于看到集体与社会形式的过程与个人创造力的内在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在这里，即使一个科学家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但在经历了不断积累的经验和痛苦的劳动之后，也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门捷列夫和达尔文不仅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意识地证明了从量到质的变换规律，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创作能力中也展示了同样的规律。当托洛茨基描述他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时，他也表现出了对无意识作用的认识。托洛茨基在1929年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揭示了这一点，而现在是时候转向托洛茨基自己的作品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壮举可能被看作是描述他作为革命领袖的生涯的曲线上一个更高的点，但他描述他在彼得格勒的摩登杂技场会见群众的激情时则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1917年的演讲是他眼中里自己最具创造力的时刻。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对无意识的构思，但现在却有了新的视角：
“通常我是在傍晚，有时是在夜里，在杂技场演说。我的听众是包括工人、士兵、勤劳的母亲、街头的少年、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那里没有一点点的空地，人们挤成一团。年幼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吃着奶。没有人吸烟。由于人多超重，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穿过狭窄的人墙走向讲台，有时是被人们用手从头上举过去的。人们屏声静息地听讲，突然迸发出喊声和摩登杂技场所特有的狂热的尖叫声。我的四面八方严严实实地全都是手臂、胸膛和脑袋。我仿佛是在温暖的由人体构成的洞穴里讲话。我每做一个大幅度的手势，就必定会碰到某一个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都告诉我，用不着因此感到不安，不要中断，要继续讲下去。在这群热情的人们所发出的电压下，任何疲劳会烟消云散……有时，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人群所具有的强烈的求知欲。这时，在听众表示赞许这一命令式的逼近下，预先准备好的论证用不上了，缩回去了，而从潜意识中冒出了另一些语言，另一些论据，它们出乎讲演者的意料，却又是群众所需要的。此时，觉得自己好像从旁处聆听讲演者的演说，思想跟不上讲演者，又唯恐听到你的长篇议论声，会像梦游者那样从墙檐上掉下来。”80
托洛茨基显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描述演说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感性的意象。托洛茨基在他保存的一份自传手稿里，划掉了“你全身都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压力”，取而代之的是“嘴唇上承受着身体的压力”，但在最后却又改成了“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81俄罗斯短语“来自后面（iz podspuda）”，在我的翻译里，“从潜意识中”，有一种古老的含义。托洛茨基似乎想强烈地指出，在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的同时，其他涉及整个自我的过程，包括其原始的、隐藏的、通常无法获得的资源，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最高时刻都发挥了作用。
在《我的生平》的一个章节里，托洛茨基清楚地比较了有意识的领导者与无意识集体之间的结合，以及个人创造性突破的过程。然而，在这里，他谨慎地指出，他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心理逻辑意义上使用的“无意识”：
“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思体现。但是‘无意识的’进程（从这个词的历史哲学含义上来说，而不是从心理学的含义上说）只有在达到巅峰之时，也就是当群众在自发的压力下冲破社会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并胜利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需要之时，才会与自己的自觉体现相吻合。时代的最高理论意识在这个时刻才会与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最深层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革命就是历史灵感的猛烈喷发。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的时机就好像有个高于他的人手把着手让他写的时候。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体会过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他嘴里说出了比自己平时说的更有力的话。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一个人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努力。无意识的东西从深穴里升起，使思想的有意识的工作听命于自己，并使它与自己在某个最高统一体中融成一体。
“……机体的潜在〔无用的（podspud-nye）〕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出来了，冲破了心理上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和高级的历史哲学概括在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和群众的）都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作为意志的动力的本能与高级的思想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82（《我的生平》第293—294页）
这些非凡的段落同时汇集了托洛茨基关于演化、历史、辩证法、无意识思维和他自己创造力的所有思考的线索。在大约五年后写的第二本笔记里则证实了托洛茨基将自己的最高创造力时刻与内心障碍的打破、越界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些综合的、整体性的创造性时刻，意味着向更高成就的飞跃，而在托洛茨基的举例中，个人创造力的灵感与历史的“灵感”相结合。
在革命的那一刻，托洛茨基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他的本能、他的意志力相联系的人，同时也与历史上的暴力精神——无意识的群众接触。因此，这种原始的力量为我们向达到更高层次的历史提供了动力。而托洛茨基也在他的视野中找到了基因结构的一席之位。在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当我们获得了完整时——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在《我的生平》手稿里，他又用了两次这个映像，只是稍作了些修改，但却把它划掉了，这无疑是因为他意识到它以前曾被使用过83。在《我的生平》的这些段落里则捕捉到了托洛茨基最积极的自我意识。他在转变、越界和间断变化的时刻达到了创作的巅峰。当他被限制在常规的范围内时，他从来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也从来没有完全地发挥他的创造力。而辩证法的第一定律，即经典的结构，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演说家的魅力和作家的天赋时，对托洛茨基来说，或许象征着那些最高的时刻，那些创造性的飞跃和突破的时刻。而无意识的概念成为了他个人的与历史的，以及辩证的观点的联结点，因为在这里面蕴含着创造灵感的源泉。也许我们可以将类似的分析应用到布哈林和列宁身上，并为他们作为辩证法家的独特风格找到一些经验基础，而他们的重点都在关于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中。但在这里不打算进行这种尝试。
我们只能推测托洛茨基关于无意识作用的理论将会把他带向何处。他似乎从来没有追求过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正如前面提到的，他的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在质量上并不如手稿上的材料和《我的生平》里的精彩部分。他试图重振列宁的革命事业，并和列宁一样希望革命能够凯旋归来。但是，如果他把精力转移到别处，决定以作家为职业的话，他可能已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把人类事务中无意识的力量也考虑了进去。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最终会面对伊斯特曼（Eastman）提出的令人烦恼的、精神上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泛灵论的问题。托洛茨基使无意识不再是人类痛苦的源泉——一个黑暗和原始的领域——而是原初力量的积蓄。他的革命愿景可能包括了将他的创造性突破、心理上的整体性和充满活力的时刻转化为历史：整体性的、创造性的个体被放大。托洛茨基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转移的危险，因为他曾在第二本笔记中警告说道：“主观辩证法成为……客观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必须——以其自身特殊的形式与规律。（危险在于以‘客观主义’的幌子把出生的痛苦，即意识的痉挛，转移到客观的自然。）”84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警告，并且把无意识的思维代入到生产的过程——创造力的痉挛。他把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角色的悲观观点转变成了一种乐观的革命观点。无意识的思想资源将能被用来为革命服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是诸如马尔库塞（Marcuse）这样的思想家的先驱，马尔库塞不仅看到了对爱洛斯（Eros）的压抑与社会统治之间的联系，而且相信无意识不仅仅是一种负担，它还包含有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创造性资源。因此，当参照托洛茨基的其他作品阅读时，这些手稿则显示了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转变和他对无意识是如何创造性地发挥作用的欣赏产生的自我肯定和革命乐观主义。尽管托洛茨基试图在手稿中解释列宁的天才，但最终它们还是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个性和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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