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7）初遇一生的守护者
我无法理解怎么能有人对天才怀有嫉妒之心；天才是如此特别，我们这些无法拥有的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它不属于我们；如果有人对天才都能心生嫉妒，那只能说明他的心胸狭隘得可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 |
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时，决定绕道去巴黎看一看。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印象源自他年初为卢格的报纸写的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马克思觉得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印象，是一个在科隆主持过《莱茵报》的独断的家伙，但他对马克思的文章满怀敬意。1844年8月28日，两人在摄政咖啡馆首次会面，之后连续交谈了10个日夜。〔2〕这家位于卢浮宫附近的咖啡馆，非常适于他们这意义重大的第一次会面：它名满欧洲，是象棋大师和智者们较量的地方。
恩格斯这时23岁，又高又瘦，金发碧眼，身材健硕，穿着一丝不苟。恩格斯的父亲是工厂主，按照父亲的要求，他17岁便退了学，开始学习管理家族生意。恩格斯自称是商人和皇家普鲁士炮兵。〔3〕表面上看，除了有伙伴说他“特别喜欢喝酒”和嘲讽人之外，他与马克思没有任何相似之处。〔4〕如果说马克思让人一目了然的话，恩格斯则更加复杂。一方面，他是社会认可和喜爱的那种人：一个鲁莽的单身汉，喜欢骑马打猎，有一只能辨别美酒的神奇鼻子。但他又是激情的革命者，青少年时期就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讽刺工业化在他家乡巴门造成的社会罪恶。8月与马克思在巴黎见面的显然是革命的恩格斯，但马克思欣然接受了恩格斯的两个方面。
恩格斯具有多方面才能，他有思想，是一名改革家；他写的文章雄辩、切题；他还是一名商人，对工业运作方式自上到下都非常了解。他处在新的工业体系中，对其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自然无比熟悉。他如同物质世界的特使，来到马克思面前，帮他补足理论研究中的缝隙。
对恩格斯而言，他在26岁的马克思身上，看到了在其他人身上从未见过的强大人格和思维能力。恩格斯后来回忆在巴黎与马克思的历史性会面时，只是很简单地说：“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5〕但实际上，他将成为马克思一家的救星，他不仅为马克思的理论工作提供物质资料，还将为马克思一家人的生存提供物质所需。
恩格斯是家里的老大，将来要继承他曾祖父18世纪在伍珀河谷建立且在逐步壮大的纺织厂生意。恩格斯在巴门度过少年时代时，这片位于莱茵省的区域是德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流经这里的伍珀河已被污染得变了颜色。他家严格奉行虔诚派基督教义：任何公开娱乐都会受到批评；《圣经》和社区内部的决定就是最高裁决。但恩格斯刚到形成个性的年龄，就表现出叛逆的倾向，使得父母大为担心。〔6〕他父亲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对15岁的儿子受到严厉惩罚后仍不肯就范，表达了担忧。他还提到在恩格斯的桌上发现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内容极为不妥，是关于十三世纪骑士的故事。……希望上帝注视着他的性格……他本来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却让我经常感到担心”。〔7〕
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学习期间，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他很有天赋（这与马克思不同）。他17岁时开始发表诗歌，打算成为一名文人。〔8〕但父亲希望他尽快结束学习，跟自己学做生意，因此强迫他退学。恩格斯被送到工业小城不莱梅做学徒，正是在这里，这个工厂主的儿子开始成为革命者。他早期的一些古怪反叛行为渐渐在小城传开，他跟同龄人打赌看谁的胡子长得快，这在当时的上流社会是极为不妥的。〔9〕不过，还是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场“胡子欢庆会”。〔10〕他还向妹妹夸耀说，自己不但在音乐会上展示胡子，还在周围年轻人都穿着燕尾服、戴着羊皮手套时，只穿着普通礼服、没戴手套，就此嘲笑了这些“庸人”一把。“其实，太太们倒是非常喜欢我这种样子，……最有意思的是，三个月以前这里谁也不认识我，而现在所有的人都认识了我。”〔11〕但他真正的反抗还是通过文字。恩格斯化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把自己描绘为一名冷静的商业旅者）发表的《伍珀河谷来信》引起了轰动。这些文章最初在恩格斯18岁时发表在汉堡一家杂志上，后来被全德国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报纸刊登。〔12〕文章描述很多工厂工人从6岁开始就要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奥斯瓦尔德”写道，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他们“全部的精力和生活乐趣”都被剥夺了，“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13〕
下层等级，特别是伍珀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埃尔伯费尔德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中就有1200人失学，他们在工厂里长大，——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雇用成年工人。但是有钱的厂主们是满不在乎的，因为虔诚派教徒的灵魂不致因为使一个儿童死亡就下地狱，特别是这个灵魂如果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心安理得了。因为我们知道，厂主中间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以不让工人酗酒为借口，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14〕
“奥斯瓦尔德”还提到妇女的解放，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基础。〔15〕
政治方面，恩格斯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自己痛恨国王。“如果我不是对这个恶棍极端鄙视，我会恨得更厉害。同他相比，拿破仑是一个天使。……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石块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16〕他说贵族是“六十四次社会婚姻”的结果，不值一提。〔17〕
恩格斯在1841年回到巴门，之后到柏林进入军队服役一年。公余时间，他还到过柏林接触柏林大学和青年黑格尔派，他在不莱梅时就读过后者的著作。恩格斯加入了自称“自由人”的新一代青年黑格尔派，他们对他非常热情，因为他已发表过至少37篇文章，圈内人都知道他的化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18〕
当时对恩格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中，包括马克思的朋友莫泽斯·赫斯，他是圈子里第一个赞成共产主义的。赫斯相信革命不可避免，而且将会在法国、德国和英国一起发生——法国为政治起义之地，德国为哲学中心，英国为世界商业所在。〔19〕幸运的是，恩格斯的自我发现之旅在柏林之后的下一站便是英国。
1837年，恩格斯家与英国欧门兄弟合作，在曼彻斯特开办棉纺厂，恩格斯的父亲决定送他去那儿接受下一阶段的培训。这里是恩格斯学习做生意的最佳地点，对于革命的恩格斯来说，也是学习如何推翻腐朽体系的最佳地点。〔20〕途中，他专程来到科隆，与在《莱茵报》担任编辑的马克思会面。但马克思把他当做自己根本瞧不上的“自由人”的成员，两人的会面匆匆结束〔21〕（如此匆忙，以至于两人在巴黎的重新见面才算得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会面）。
恩格斯在1842年11月抵达曼彻斯特时，一场由削减工资引发的大规模工人罢工刚刚结束，氛围很紧张。工人是世界上受到欺凌最深的人，但按照英国法律，他们有集会的自由。这让他们抱有一丝希望，期待借此改善自己的境况。〔22〕有观察者如此评价当时的曼彻斯特：“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城市，贫富差距如此悬殊，贫富的界限如此难以跨越。”〔23〕但恩格斯在19岁的爱尔兰姑娘玛丽·白恩士的协助下，很快做到了跨越贫富之间深深的鸿沟。〔24〕
玛丽跟父亲以及15岁的妹妹莉迪娅（也叫莉齐）一起在恩格斯的工厂里工作。我们并不清楚恩格斯和玛丽是如何相遇的——是在工厂里，还是如一些传记作家所说，恩格斯在科学会堂（曼彻斯特市社会主义演说和活动中心）前见到玛丽在叫卖橘子。不管他们是如何相遇的，恩格斯被玛丽深深吸引。他的朋友曾描述过玛丽富有野性的美、机智和聪明。他们的结合对恩格斯非常重要。玛丽带他来到“小爱尔兰”和劳动阶级聚集的其他区域—像他这种上层社会的人连收租都不愿踏足的区域。〔25〕这些区域如污水坑一般，散发着强烈的恶臭，根本没有卫生可言，每隔二十几步就有一个猪圈，“路上泥非常深，走过时总要没到脚踝”。每家只有一两个房间，地面也都是泥泞的。恩格斯说面对这样的卫生状况和臭味，“任何稍微有些地位的人都绝对住不下去”。〔26〕
这就是工人们居住的地方，就是那些为资产阶级创造美好未来的劳工们住的地方。恩格斯说，奴隶和工厂工人的唯一区别是奴隶被一次性卖掉，工人则一天一天地出卖自己。〔27〕同时，恩格斯与工人一样，在如此苦痛中看到了一些希望。他相信这样的状况“会让他们想到社会改革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让机器为他们服务，而不是抢他们的饭碗”〔28〕。
玛丽还把恩格斯介绍给众多爱尔兰和英国的激进分子。〔29〕英国人乔治·朱利安·哈尼对恩格斯感到吃惊，“这个瘦瘦的年轻人脸上还带着一丝孩子气，英语却说得非常流利”。〔30〕在曼彻斯特待了几周之后，这个看起来与世无争的普鲁士年轻人在义愤的驱动下，内心的反叛之火已经在熊熊燃烧。在父亲工厂的办事处工作期间，恩格斯为英国改革报纸撰稿，讨论德国的状况。同时他写信回德国，介绍自己在英国的发现。其中有5封信由马克思在1842年刊登在《莱茵报》上，署名“X”，他在英国发表的文章则通常署名“弗·恩格斯”。〔31〕
到1843年，除实地调查外，恩格斯还扩充了自己对英国经济、政治和历史的了解，成果是长达25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初经马克思编辑后，这篇文章刊登于卢格在巴黎创办的报纸。这篇文章算得上是对当时尚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做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恩格斯在文章中指出，机器的所有者是制造经济和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他们时而过度生产，时而减少产量，目的都是压低工资，引发社会危机，加剧社会矛盾。节省劳力的技术进步不但没能缓解工人的困难，反而被用来增加利润。工人因为新机器的出现而被解雇，留下来的需要更加卖命，以弥补减少的人力。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的收益来自工人的损失。〔32〕
在1844年8月会面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同方向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都认为此时最好的办法是宣传。恩格斯打算回德国写一本书，总结自己的英国之行，这便是经典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则根据自己这一年做的研究，写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恩格斯在9月离开巴黎前，和马克思共同写了一本论战性著作，恩格斯写了15页。他们在书中批判了之前一些伙伴的立场。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这本书只是一个开头，之后他们将正面阐述自己的哲学和社会学说。马克思把这本书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33〕
燕妮回到巴黎时，马克思正忙着写在该书中自己负责的部分，她还没见到那位让马克思如此劲头十足的新朋友。恩格斯对曼彻斯特工厂的讲述，和他从内部视角对整个工业体系运作的描述，都让马克思如获至宝。马克思更加确信社会理论不能脱离真实的经验存在。布鲁诺·鲍威尔当时刚刚发表文章称人由历史驱动，而非相反，由此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要目标。鲍威尔还提出群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参与让革命的思想基础受到了玷污，导致了革命的失败。而且，鲍威尔还批判了蒲鲁东。〔34〕
马克思希望这本书能尽快出版，在批判鲍威尔的同时，顺便有些收入。这样，加上格奥尔格·荣克7月时从科隆寄来的钱，应该足以让他和燕妮度过秋天。〔35〕他们很需要这笔钱。如果法国人接受普鲁士政府的游说，要惩罚除了贝尔奈斯外《前进报》其他相关人员，马克思随时可能被逮捕或驱逐。但他越是急着尽快写完，却越是事与愿违。直到11月，在恩格斯的文字已经等待很久之后，他才完成自己的这部分初稿。〔36〕初稿长达300页，却大篇幅离题讨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哥特式小说。〔37〕
马克思跑题太远了。也许是与恩格斯的合作让他过于兴奋，他还一直催促恩格斯11月就回到巴黎来。（恩格斯对此表示不现实：他正全力写一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书，甩手离开可能会与家人闹翻，而且还有一段感情需要处理。）〔38〕或者，这就是他的宣泄方式。经过数年的积淀，马克思积累了很多想法，所以《神圣家族》有些地方读起来就像一种迸发。
到1845年1月，马克思仍然没有完成终稿，他的经济学著作也没有任何进展。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劝告自己的朋友尽快把书完成，他的口气很像燕妮：“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己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已经成熟了，我们必须趁热打铁。……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39〕
这封信写于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显然并不知道巴黎的变化。9天前，法国内政部长发布命令，要求包括马克思、海涅、卢格、贝尔奈斯和巴枯宁在内的《前进报》成员，在24小时内离开巴黎，并在最短期限内离开法国。路易·菲利普被普鲁士著名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男爵说动（他带来了弗里德里希·威廉赠送的稀有陶瓷花瓶），同意驱逐这些“无神论者”。法国国王需要和平确保发展，他高兴地接受了花瓶，然后把这些惹麻烦的作家扔了出去。按照燕妮的回忆，一名警官星期天来到他们租住的公寓，把驱逐令交给了他们。〔40〕
虽然数月来，被从法国驱逐的可能性就一直盘亘他们在心头，但当事情真的发生，他们还是没有做好准备，尤其是燕妮。她已经成为一个巴黎人，圣日耳曼广场和拉丁区之间的街区就是她的世界。巴黎是她和马克思真正开始婚姻生活的地方，是他们的女儿出生的地方，是他们的朋友居住的地方。她想留下来，但按照驱逐令的要求，要留下来，就必须签字声明以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除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其他人都接受了这个要求。有伙伴说马克思拒绝，是因为“他的骄傲不允许他自愿把自己放在警察的监视之下”。〔41〕品尝到不同于压抑的普鲁士的生活后，马克思再也不愿失去说话和写作的自由。〔42〕
马克思尝试与法国政府谈判，希望自己和家人能留在巴黎。最终，24小时期限延长到将近1个月，但法国政府不肯再做让步。2月2日，马克思和年轻的报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坐上一辆小型驿马车离开巴黎，在雨雪中一路颠簸，投向比利时。毕尔格尔斯后来描述过途中与马克思的热烈对话，以及自己唱歌给马克思听，想让他振作起来，却并不成功。1845年2月5日，他们抵达布鲁塞尔。〔43〕
燕妮和8个月大的女儿，以及从特里尔跟她来巴黎的奶妈先留在巴黎，借住在海尔维格家。这期间，不断有朋友登门讨论驱逐令，协商解决的办法。〔44〕她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巴枯宁（仍在与法国政府协商，希望能留在巴黎）“来对我宣泄了一番，顺便给我上了一堂关于如何说话和措辞的课”，德国报人亚历山大·魏尔自愿做她的“特别保护人”。但燕妮最需要的帮助还是经济上的。她正在努力凑钱还债和支付去布鲁塞尔的路费。马克思留给她200法郎，但仅他们拖欠的房租就有380法郎。她在2月1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该如何。我今天上午又出去转了一圈。铸币厂没有开门，以后还得再去。我去问了马车的价钱，还找了一个做家具拍卖的代理人。但都没什么收获。”燕妮随信附上了“妈妈给爸爸的一千个吻和女儿给爸爸的一个吻”，在信尾说：“再见，我的朋友。期盼着尽快再次见到你。……希望我们新的国土一切都好。”〔45〕
数日之内，她变卖了所有家具（照她描述，所得甚少），离开了巴黎。燕妮后来回忆说：“虽然生着病，虽然天气极为寒冷，我还是追随着卡尔的步伐，前往布鲁塞尔。”〔46〕
她不知道，这不是他们最后一次仓皇搬家，他们的流浪生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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