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6）爱情的纽带
五个人听了，但不明白；另五个人不明白，在谈论。
——亚历山大·赫尔岑〔1〕 |
没有工作让马克思更加自由——他重新回到教室。他的教室，便是点着煤气灯的咖啡馆和酒窖，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办公室，里面挤满了人，各自抽着雪茄，烟雾缭绕得相互间都看不清楚。这里没有授课，只有讨论，路过的人经常被他们的喧闹吸引，投来好奇的目光，看着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家伙，操着各种语言相互叫喊。他们争论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优劣，争论是应该暴力推翻政府、从废墟上建立新政府；还是应该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本的社会变革正在到来，君主应该面对现实，做出相应改变。有人主张，增加资产阶级和企业主的政治权力，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已经让生产更快速、生活品更廉价、新市场更开放的人的进步，人类才有希望。其他人则建议谨慎而行，认为这些进步同时产生了新的更大的威胁，而且对人民的伤害比国王的更大。他们认为企业主受贪婪驱动，为追求更多财富，愿意牺牲一代又一代工人。所有人都同意社会的本质已经发生变化，欧洲需要新形式的政府。专制君主和他们身边只知献媚的弄臣，以及残暴的国王和他们身边双手沾满血腥的刽子手已经属于过去时，却仍在阻挡社会和经济进步。马克思周围的人一致同意，君主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他们无法达成一致的是如何结束，以及结束之后用什么来代替。〔2〕
1844年3月，燕妮还没返回特里尔时，马克思参加过一次讨论上述话题的宴会。参与者在未来30年间，几乎都成了欧洲主要革命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观点千差万别，成熟程度各不相同，但个性已发展完全，全都与众不同。其中有两个人对马克思尤为重要：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路易·勃朗。〔3〕
巴枯宁的父亲是一名俄国伯爵，拥有一大片土地和500名农奴。他的母亲出自穆拉维约夫家族——俄国最负盛名的家族之一，曾有家族成员在1825年因参加反抗沙皇的起义而被吊死。巴枯宁接受过军事训练，大概21岁时，他退出了军队。1840年，巴枯宁来到柏林，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俄国年轻人的圈子，成员包括他的好友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4〕（“虚无主义”的创造者）。〔5〕巴枯宁身材高瘦，戴着脏兮兮的学生帽，头发黑密。他是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斗志旺盛，随时准备用武力保护自己的观点和朋友。
巴枯宁到巴黎时，已是众所周知的革命者。在他看来，革命者需要的是直觉，而非思想。〔6〕他比马克思年长4岁，但在他们终于会上面后，他承认自己的思维能力不如马克思。从一开始，他们的关系就比较紧张。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俄国贵族与犹太律师之子之间的差别远不止性情的碰撞，他们缺乏任何共同的传统和思想背景。”〔7〕数十年后，巴枯宁写到自己和马克思在巴黎的时光：“我们经常见面，我敬重他的学识和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热情、严肃的投入态度——虽然这可能也与个人的自信心理有关。我非常愿意和他交谈，因为那很有趣，给我启发。如果我们的交谈不是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埋怨引起的就更好了，但可惜的是经常如此。我们从未做到亲密无间——我们各自的性情决定了这一点。他说我是情绪化的理想主义者，他是对的；我说他自负、失信、狡猾，我也是对的。”〔8〕
1844年，路易·勃朗33岁，是法国最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在法国启蒙工人中尤负盛名。不论在体态还是在思维方面，他都与巴枯宁正好相反。勃朗体型瘦小但在行动和思维上都极为强硬，这也让他得以领导运动。〔9〕1840年，他出版的《劳动组织》一书号召由工人控制民主国家。在《十年历史》一书中，他批评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统治。1843年，他与人共同创办重要的反对派报纸《改革报》，呼吁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政体，进行普选，保障工作机会，保护工人。〔10〕勃朗和巴枯宁一样，在之后的数年间，与马克思交集颇多，而且大多也是针锋相对的。
他们在宴会上会面时，尚无任何国际组织定期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家面对的问题并不相同，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反对派组织还只存在于各自领袖的想法中。但在巴黎这个大熔炉里，人和观点开始相互融合，身处新思想前沿的人们，开始跨跃语言和习俗的界限，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这些欧洲中产阶级改革者讨论的重点话题包括：自由主义、极端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者要求一个广泛民主的政府，让才能而非出身来决定人的成就，给予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人投票权。他们还要求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保护财产权利。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宪法，不一定非要推翻国王。极端主义者是要求废除国王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共和政体，实现更广泛的选举，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民族主义者经常也是自由主义者（比如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但同时要求建立统一的国家，塑造民族文化，包括共同的语言、历史和艺术。社会主义者与上述其他反对派伙伴最为不同。社会主义起源于法国，直接针对的是越来越强大的商业力量。其追随者反对不平等的财产权利，在他们看来，不平等的财产权等同于一种社会和政治武器，让富人更富，把依靠双手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社会主义者从否定君主制和封建制的角度上支持民主，但他们还认为民主不足以保护工人在工业化过程中免遭不公对待。〔11〕
但是，这些主义主要存在于理论范畴，只能拿来作为话题讨论，无法进行应用。原因很明显：在马克思看来，能组成这样一支军队的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改革者抱有怀疑，自然也怀疑他们的思想。
马克思也怀疑这些思想，这些反对派知识分子只讨论人类的需求，却完全遗忘了人作为个体的需求。他们的革命也只是用新的统治精英（大资产阶级）来取代旧的（贵族）统治。换言之，财富对劳动的统治不会变。况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本意是要治愈各种社会病症的所谓的主义与思想，根本没能真正了解那些泛滥于欧洲，且不断扩大的工业经济体系中的各种病症（相反，君主制及其问题倒很明显）。没有这一认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就不可能实现。马克思知道自己也还没能完全了解，所以准备寻找答案。〔12〕
通过住在瓦鲁路上的两个德国人，马克思找到一些答案。奥古斯特·海尔曼·艾韦贝克和格尔曼·莫伊雷尔都是正义者同盟的成员，该秘密组织由流亡巴黎的德国人于1836年建立，成员大多为无产阶级。〔13〕
作为一个半宣传、半密谋的组织，正义者同盟吸收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观点，把废除私有制视为进行根本社会变革的最稳妥的方式。〔14〕马克思参加过这些德国工人举行的会议，也参加过法国共产主义者的几次会议。他震惊于他们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坚定信念，发现他们完全不同于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夸夸其谈。马克思写道：“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的精神之光。”他还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身上看到了人的异化，他们出卖苦力，甚至是生命，换来的不过是微薄的工资，他们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却连一杯羹都分不到，他们创造的一切都属于工厂的所有者。〔15〕
马克思受到启发，重新埋头于当时正在阅读的书籍中，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光笔记就写满好几本。这些笔记一起统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这些手稿未能完成，却为马克思一生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语）的研究，马克思得出结论：这些人相信的经济体系以冰冷的、永恒不变的规律为基础，让人无法脱离。他们相信只要政府不对商业横加干预，商业最终能为全人类谋来福祉。但马克思见到和听到的事实与此完全相反，他决定剥掉经济学的神秘外衣，研究它在真实世界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的后果。〔16〕
在手稿中，马克思先后研究了工资、地租、利润、私有制与共产主义的对立，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对黑格尔进行了重新研究。他发现，这个新经济体系对获得金钱（以及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的渴望已经成为现代人存在的唯一动力，这歪曲了现代人看待人与人的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看待自己的方式：
奇特的是，它能让富人成为任何人。
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他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者的人，他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17〕
同时，用劳动为富人创造财富的工人却一无所有：“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8〕
马克思想弄明白这种恶性关系从何而来。他先设想了这样一个体系：大资本家控制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工人只能按照由财产所有者或企业主决定的工资出卖劳动，从而被剥夺人性。就如同一个人要卖一袋玉米，但他不能根据自己对玉米价值的了解来确定价格，反而只能接受买家给出的任何价格。正如卖玉米的人失去对自己粮食的价值的控制，身处新工业关系中的工人失去了对自身价值的控制。他被异化了，生产创造的一切都被另一个阶级拿走，只给他留下勉强为生的一点儿。
马克思的理论得到了印证，到处都是明证。最明显的便是从各地涌入城市的想要在新工业体系中找到工作的人，他们进城后才发现根本找不到待遇足够他们生活的工作。（法国人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词汇——赤贫（pauperism）。）工资已持续下降近20年，生活花费同期却增长了17%。1844年，大规模食品短缺开始出现，富人的餐桌上却丰盛依旧。〔19〕一连串的丑闻揭示：正是法国官员让少数人拥有巨额财富导致了经济的不平衡。〔20〕因此，马克思看到的现实不是经济学家在文章里热情描述的自由市场，而是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控制的市场。
马克思两年前刚在科隆批评过共产主义不切实际，现在却将其视为让社会回归正轨的办法。人可以创造财富，但这财富不应该是私有的，而应该是共享的。人可以工作，但这工作应该是为了个体和更大的善，而不是为财产所有者做嫁衣。他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解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抗的完美办法，是解决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认、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斗争的真正方式”。〔21〕他的朋友海涅担心共产主义会消灭艺术和美，但马克思说：“既然我不能反对人人都有吃饭的权利这个前提，那么我就必须接受相应而来的所有结论。”〔22〕
巴黎的法国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相信，推翻腐朽的新经济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革命，协商无法让那些尝到甜头的人结束剥削，放弃如此巨大的利益。对付工业封建制度（一些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只能用对付之前农业封建制度的老办法：暴力。马克思表示同意：“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23〕就在马克思还在冥思苦想经济时，一场这样的暴力如期而至。德国传来消息，普鲁士西里西亚地区爆发了起义，这令马克思和巴黎工人以及所有持有相同思想的人大为兴奋，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1844年6月4日，一些纺织工人面对悲惨境地，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聚集到一对普鲁士企业主兄弟门前，要求提高工资，高唱“你们都是恶棍，你们都是寄生虫。你们都是骗子。你们抢走穷人的一切。我们诅咒你们”。抗议者已陷入绝望，出现了愤怒。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得不忍受低工资，甚至有工人因此饿死。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后，愤怒的纺织工人冲进院子打砸，但那对企业主兄弟完好无损地跑掉了。第二天，5000名纺织工人和家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反抗。他们冲进工厂，捣毁机器，冲进导致他们挨饿的罪魁祸首的豪宅和办公室，进行抢砸。企业主求助于普鲁士军队，军队抵达后，向起义人群开枪，打死35人。起义者用石块和斧头对抗，将军队驱走，但第二天早上，增援部队抵达，纺织工人起义被镇压。
这次纺织工人起义是德国工业工人参加的第一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让马克思看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无产阶级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动起义的力量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某种抽象的概念，比如宗教、种族或王权，而是一种更加具体的东西——面包。马克思尤其为纺织工人把资产阶级作为起义反对的目标而感到高兴，因为资产阶级是未来的敌人，他们掌握着资本，终有一天会像在法国一样，控制政府，甚至国王。〔24〕
受此事件激励，包括马克思、海尔维格和海涅（海尔维格和海涅还专门为起义的纺织工人创作了诗歌）在内的多达200名德国人周日在巴黎一个酒商的店里集会，位置就在万塞讷大街上的特罗纳栅栏附近。有人向法国警方告密，说这些人在讨论杀死国王和镇压富人及宗教等“可怕内容”。〔25〕马克思还经常与巴枯宁和时不时来巴黎的其他俄国自由主义贵族会面，希望他们能稍微资助一下这项伟大的事业。〔26〕1844年7月，经人介绍，马克思见到了法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工人，1840年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这一著名问题，并给出答案：“财产就是偷窃”。〔27〕蒲鲁东明确指出，自己并非要推行任何新的体系，只是要求结束特权、实现公正。但马克思认为蒲鲁东的著作开辟了新的时代。他说蒲鲁东第一次明确例证了社会的疾病根源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体系。他们两人经常讨论共产主义，时常通宵达旦。大多时候，马克思教授蒲鲁东德国哲学，但后者不懂德语，总学不好。〔28〕
1844年初在为卢格的《德法年鉴》写稿并因此被判以叛国罪时，马克思还只是一个缺乏实际知识的毛头小子，但到夏天，他已经开始为巴黎《前进报》撰稿。这家在巴黎建立的周报，是欧洲唯一一家不经审查的德语反对派报纸。〔29〕实际上，报纸的资助人是普鲁士作曲家贾科莫·迈尔贝尔，他经迪奥高特伯爵夫人认识了众多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据说他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派来的，目的就是找出躲在巴黎的德国造反分子，通过办报，让他们自己露面。
马克思的朋友贝尔奈斯被任命为总编辑，但助理编辑奥地利人阿达尔贝特·冯·博恩施泰特是普鲁士国王派来的间谍。马克思和其他撰稿人很可能知道迈尔贝尔和博恩施泰特的底细，但仍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发表出来。毕竟，在他们这个圈子里，间谍就像烟和酒一样常见，而且他们有时也可以把这些间谍作为闲聊对象，图个乐子。〔30〕
海因里希·伯恩施泰因创办报纸后，并未出钱资助。据他说，每周都有12到14个人到他位于右岸穆兰街杜伊勒里宫北侧的公寓参加编辑会议。“有的坐在床边，有的坐在箱子上，还有的站着或随意走动。他们抽烟都很凶，争论起来更是情绪高涨。窗户根本不能开，否则下面街道上马上就会聚集一大群路人，抬头寻找吵闹声的来源。一会儿功夫，房间里就烟雾缭绕，再进来的人，就不可能认出其他人了。”参加会议的包括马克思、海涅、海尔维格、卢格、巴枯宁、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和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他们投稿都是没有报酬的。〔31〕
这期间，马克思从巴黎写给燕妮的信都没能留存下来，但从燕妮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我们能看到燕妮对于未来的一种焦虑——很可能就是马克思的父亲多年前在她身上发现的那种恐惧。在6月21日从特里尔写给马克思的信中，燕妮显得很享受特里尔的生活，高高在上地接见很多人，用表面上的富足愚弄镇上的人。“我对所有的人都采取高傲的态度，而我的外表和装束也完全允许我采取这种高傲态度。首先，我比所有的人都高雅，此外，我在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健康和有神采。”说完自己与马克思的母亲和姐妹不期而遇的温暖场景，她写道：“可真是事事如意，不过在我们这里只有表面上如意。”但所有人谈论的仍然是马克思能不能找到固定的工作，燕妮也用了不少笔墨说自己也想过这些。“我的亲人，我们的未来，不论是不远的未来还是遥远的未来，常常使我忧心，我想我将会因为我在这里所表现的高傲和自负而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做到，就为此安慰我好了。在这里人们常常谈论固定收入。”
随着马克思沿着危险的道路越走越远，燕妮需要让自己强大起来，原因是她的女儿，她对丈夫的忠诚第一次需要分出一点给女儿。她说小燕妮是“我们的爱情的最紧密的纽带”，同时又为他们不安全的状态感到焦急。“但愿我们能够坚持，直到我们的小家伙长大成人。”
燕妮一会儿说到自己的见闻，一会儿说到自己的恐惧，但在信尾，她好像认命了，马克思走的路是必然的、应该也是正确的，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他只是写写东西——尤其如果他能按照她所建议的那样，不要那么动火和生气。“你的其他文章作用大了许多，这你是知道的。要么写得如实而精巧，要么写得幽默而轻松。”对于那些怀疑他的选择的人（甚至包括她自己），她说：“噢，这群蠢驴！难道你们自己就站得住脚吗？……现在到哪里去找坚实的基础呢？社会用以建筑庙宇和货摊的那块土地下面难道不是到处都有动摇的征兆吗？”〔32〕
燕妮写这封信后一个月，普鲁士真的又动摇了。在西里西亚6月爆发起义之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遭遇刺杀，虽然无恙，却让整个国家响起警报。刺客的动机依然不是政治，而是饥饿。在寄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燕妮这样描述行刺未果的刺客：“这个一直受到饿死威胁的人徒劳地在柏林行乞了三天——所以才发生社会谋杀！如果出事，就从这里开始……社会革命的一切苗头已经出现。”但同时，她说普鲁士人并未察觉到危险。〔33〕
马克思把燕妮这封信刊登在1844年8月10日的《前进报》上，署名“德国一女士”。在马克思为这一最为激进的德语报纸首次撰稿3天后，燕妮也在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34〕《前进报》很快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注意，他们在刺杀事件后提高了警惕。政府间谍将所有与《前进报》相关的人置于监控之下后，普鲁士官员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直至报纸刊文称只有把普鲁士国王杀死，才能让普鲁士人民相信国王不是神，也是脆弱的、会犯错误的人。普鲁士政府向法国政府施压，法国政府显然不愿被其他国家政府看作是鼓吹杀死国王的流亡者的庇护所。〔35〕主编贝尔奈斯被以报纸执照有问题为名陷害，入狱两个月。其他成员受到的指控更多，很可能受到驱逐。〔26〕
在这种氛围下，燕妮准备返回巴黎。她在8月11日至18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自己很快就会回到他身边，“你又陷入到了危险当中”。她的言辞不断流露着对马克思的爱，称他为“我的小宝宝的好爸爸”和“我亲爱的、可爱的小野猪”。她问他：“亲爱的卡尔，我们的小宝贝做独唱演员要做多久呢？我担心，担心爸爸妈妈重新相会，按照公有财产的原则生活时，很快就会出现二重唱。”〔27〕燕妮一如既往地在马克思面对威胁时，站在他身边。他遭到反对时，她维护他；他有危险时，她保护他，她把对家庭经济安全的考虑放在了一边。
接到燕妮的信没几天，马克思结识了他一生中另一个保护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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