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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50)恩格斯的遗嘱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利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比起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
杜西的职业生活几乎完全聚焦在了工会运动上,艾威林却继续既搞社会主义政治又搞璀璨的戏剧事业。杜西向劳拉描述说,他们的生活“为了挣来一点该死的钱,流了不知多少汗水”。艾威林仍在期待自己的剧本能够上演,但杜西说,最烦恼的是希望这个东西没法付账单。为了能付账单,她买了一台神奇的新机器为一家杂志做“翻译”和“打字”。她说,总之他们的生活就是不停地劳动。“爱德华写各种东西:好的,坏的,无关紧要的。我们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了会议和这些工作上。根本没有考虑这一生有没有任何意义。”
〔2〕
1891年8月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前,杜西承受的压力不断增大。
〔3〕
包括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在内的超过330名欧洲和美国代表将进行又一回合的社会主义运动控制权争夺。英国社会主义者马上发动了进攻:艾威林的敌人利用他的众多缺点抹黑“马克思派”。
〔4〕
虽然私人争斗不断,但按照恩格斯所说,布鲁塞尔大会还是使第二国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代表们接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重点在工人的需求),而非法国和英国对手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说,这次大会使得第二国际“以旧国际结束的地方为开端”。(5)此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工会和代表工人的无数政党好像都发展起来了,他们经过数年辛苦和抵抗已经获得坚实和广泛的成果,他们再也不能接受国王的为所欲为,也不会再在军队面前止步。布鲁塞尔大会批准的决议强调了工会的重要性和全世界工人联合对抗资本主义势力的必要性,因为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开始试图联合对抗工人的工会活动。大会还号召工人利用选票(如果有的话)逼迫政府解决自己的需求。此外,虽然有代表反对,大会还是通过了一项具有争议的决议:战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是和平的政党。
〔6〕
1892年证明了工人政党的发展是何等迅速。在法国,在拉法格长达4个月远离下议院、到41个城市发表演说的同时,
〔7〕
他的工人党在市议会赢得了635个席位,控制了22个地方政府。
〔8〕
恩格斯说,德国的进展也很顺利。但创造历史的事件还是发生在英国,1892年的伦敦“五一”游行规模比第一次扩大了一倍,60万人涌入了海德公园。看到如此庞大的人群,恩格斯说:“很快我们就能强大到足以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战斗。”
〔9〕
这位老兵使用的是战争的语言,但他寻求的改变实际上会通过选举实现。
〔10〕
7月,3名工人被选入英国国会:领导码头工人罢工的约翰·伯恩斯在巴特西当选;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家船员和救火员联合会主席J·哈夫洛克·威尔逊在约克郡米德尔斯伯勒当选;10岁起便在矿山工作的35岁的苏格兰人凯尔·哈迪在伦敦东区西南哈姆当选。他们代表的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刚刚出现的第三个党派——独立工党。他们以工人为支撑,该党名称里虽然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却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
过去也曾有过候选人声称代表工人,但他们均出自上层阶级。伯恩斯说,那些人穿着上等的大衣、戴着精致的链表和丝制高顶帽,一看就知道不是工人,也不可能了解工人的需求——真正的工人每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让孩子吃饱,能不能有个地方住。但新出现的这些人看起来像像工人。
〔11〕
他们很多人依靠自学,白天在矿山或工厂工作,夜晚学习。凯尔·哈迪走进下议院时,没有挥舞着红旗,而是带着布制的工帽。
1893年1月,120名代表正式组建独立工党,并选出15人委员会负责撰写纲领。委员会成员包括艾威林、哈迪、码头工人罢工中的汤姆·曼、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报人H.H.钱皮恩。
〔12〕
4天后纲领出炉,读起来如马克思起草的一般:集体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流通方式和交易渠道;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禁止使用童工;对非劳动收入征税,以此向病者、老人、寡妇和孤儿提供救助;还包括:一直到大学的免费教育,用仲裁和裁军取代战争。
〔13〕
哈迪被选为主席;该党后来成为英国工党的基石。
〔14〕
恩格斯带着惊讶和赞叹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告诉柏林的倍倍尔说:“工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只要有这个意愿,就能得到一些东西。”
〔15〕
1893年,选举上的胜利继续在德国出现。共有44名社会民主派候选人被选入国会,党共计获得170万张选票。
〔16〕
这次选举的时间也很巧,几个月后就是计划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三次大会。恩格斯不会参加全部议程,但将作为名誉主席发表闭幕演说。这将是他在1872年以来首次参加国际大会,他可能也觉得这将是自己的最后一次。
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最后一天走进会场的这个人已经不是凡人,他已经成为传奇,他和马克思一起创造了现代社会主义。会场中的大多数面孔在他眼里都很陌生,但他们都认识他。虽然“将军”的胡子已经花白,后背已经稍有弯曲,但当他走进会场,来自18个国家的400名代表起身向他致意,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7〕
他们背后的墙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恩格斯开始讲话,他指着墙上朋友的肖像说,自己只能“作为肖像挂在那上面的伟人的战友”来接受他们的盛待。接着,他回顾了过往漫长的岁月。“自从马克思和我加入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头几篇社会主义的文章以来,已经整整过去了五十年。从那时起,社会主义从一个小的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但是如果他还活着,那么在欧美两洲就不会有第二个人,能怀着这样理所当然的自豪来回顾自己毕生的事业。”
他描述了国际的发展,认为1893年的国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我们也应当按照这一方向在共同的基础上继续我们的工作。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这就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这种胜利已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从我们手中夺去的了。”
〔18〕
随着恩格斯宣布大会闭幕,兴奋的代表们再次起身欢呼。人群中有人唱起《马赛曲》,熟悉的革命旋律很快在会场中激荡。
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的确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参与其中,没有马克思家人。虽然社会主义政党在法国取得了巨大收获(30个下议院席位,70万张选票),拉法格却由于选区出现了不利于他的变化,在1893年秋天的选举中失去了下议院席位。
〔19〕
(这在恩格斯的意料之中。他早就提醒拉法格,选民需要他在议院为他们工作,而不是在全国各地代表工人党发表演说。
〔20〕
但拉法格认为自己是“在旅程中宣传社会主义”。)
〔21〕
杜西在伦敦的政治生活也遭受了挫折,她日夜不停,到爱尔兰、苏格兰以及法国和德国,组织工人对付跨国的破坏罢工行为。但她的努力给她赢得的名声都因为与艾威林而黯淡。艾威林在独立工党越来越受到孤立,因为他认为哈迪想成为工人中的“国王”。他还想把其他一些内容(包括废除君主政体)加入党的纲领,而与汤姆·曼产生冲突,最终使得自己更加边缘化。
〔22〕
1894年春天,艾威林被独立工党驱逐。爱德华·伯恩施坦没有细说,只是在回忆录中说原因已经“足以把他关入监狱”。
〔23〕
艾威林已经与杜西早期在大英博物馆认识的文艺朋友疏远,现在又与她的工会同事闹翻,但那个说话分量更重、足以左右杜西想法的人仍站在他身边:恩格斯仍没有舍弃艾威林。考虑到他们的关系在1892年经受的考验,恩格斯的忠诚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当时,恩格斯同意由艾威林把自己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德文翻译为英文。
〔24〕
这本书写得清晰、雄辩,完美地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基础,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一向追求完美,这次更是要求翻译准确无误。他之前就认为艾威林的《资本论》译稿不合格,这次自然更有理由担心,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两个人约定:恩格斯将对艾威林的译文进行编辑,做出必要的修改,还将写一个序言。但让恩格斯沮丧的是,他收到的不是艾威林的手稿,而是出版商寄来的校样:书马上就要出版了,恩格斯却还没有看过。这个时候再进行修改,成本将会很高。艾威林把这归咎于出版商,但从恩格斯写信给艾威林的措辞看,他认为是艾威林违背自己的意愿匆忙把书稿(尚是粗糙的草稿)交去付印了。
〔25〕
艾威林这样的行为显然非常危险,因为恩格斯不仅为他的很多活动提供了资金,而且正是恩格斯的肯定,才使得还有最后几个人肯与他交往。恩格斯只得又一次把其他工作放在一边,集中精力弥补艾威林造成的破坏。
艾威林的戏剧之路也在衰败,在很多人(甚至包括他自己)看来,他根本就不是有才华的剧作家。1893年,杜西告诉劳拉说,他的喜剧《青蛙》首次演出后很快就失败了。"这是我完全能预料的结果,因为那本就不是一出好剧。他自己也知道,却抱有侥幸。”
〔26〕
他的职业前景虽然黯淡了,戏剧对他的个人生活却更加重要。他的社交生活仍然集中在西区的酒馆和餐厅,凭借撰写剧评,他仍能进入剧院,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跟制作人一起,或者挎着一位贴心的女演员。
杜西没有抱怨孤单——她没这个时间。由于路易丝·考茨基的存在,杜西觉得自己在恩格斯家受到了排斥。杜西担心恩格斯被路易丝彻底控制了,而路易丝不但没有帮他保护马克思的著述遗产,反而想要窃取。
〔27〕
杜西不知道琳蘅死后不久,倍倍尔和阿德勒就讨论过安排一位党内成员到恩格斯家,保护或者说保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物品。她要是知道,他们既没问过自己也没问过劳拉就做出这样安排,肯定会极为愤怒。在她眼里,马克思的所有书稿只属于他的两个直系后人。
琳蘅的其中一个职责是,帮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留下的数千页手稿和信件。有些信件涉及党的事务,但更多的事关个人隐私。当杜西知道恩格斯认为完全可以让路易丝像以前的琳蘅一样梳理这些信件时,她感到了担忧。更让她担忧的是,路易丝突然嫁给了一个名叫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的维也纳医生,而且两个人打算搬进恩格斯家。
〔28〕
这场婚姻听起来更像是一场生意安排。(路易丝亲口告诉杜西说,直到她决定嫁给弗赖贝格尔那一天,他们一直是“最好的伙伴,但也仅此而已,只是都觉得可以安定下来一起过日子罢了”。)
〔29〕
弗赖贝格尔在1892年来到伦敦,第二年便得到恩格斯的信任,甚至看了恩格斯的遗嘱。弗赖贝格尔是恩格斯的私人医生,在杜西的想象中,这对夫妇显然是要迷惑恩格斯,让恩格斯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杜西向劳拉抱怨说,自己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单独和“将军”见面或说话。
〔30〕
10年来,恩格斯一直念叨(简直如祷告般)着要完成《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5月,他把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给了出版商。
〔31〕
他还马上把整部著作的印张寄给了圣彼得堡的丹尼尔逊,以便尽快出俄文版。
〔32〕
恩格斯描述说,自己感到难以描述的轻松——不仅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及时。这个月,他写信给纽约的战友说:“前几天我着了凉,这使我确信我毕竟是个老年人了。过去我可以不在乎的病,这次却使我整整一个星期不能工作,而后我又有整整两个星期处在医生的严格监护之下。”他描述说,弗赖贝格尔的医疗措施很让自己烦扰,路易丝也以“两三倍”的警惕看护着自己。
〔33〕
74岁的恩格斯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衰老,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他仍保持阅读9种语言的报纸)说明他的大脑没有衰老。他从马克思留下的一大堆未完的手稿和笔记中,编辑出一本800页的著作来仔细地剖析垄断资本和世界市场的产生。
〔34〕
这本书记载了被称作股票交易的巨大“骗局”的发展,也描述了掌握着“绝对权力”操纵这一骗局的“新的各种寄生虫”。
〔35〕
第三卷对信贷体系进行了剖析,发现在这种体系下,工资奴隶也变成了债主的奴隶,因为前者的收入总是小于支出。最重要的是,这本书描述了整个体系会因为资本过度扩张必然带来的利润缩减而消亡。
〔36〕
终于,《资本论》完成了,恩格斯打算着手给马克思写传记。恩格斯把自己的诸多想法和计划告诉劳拉之后,又说:“我的状况如下: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37〕
这年夏天,艾威林夫妇和弗赖贝格尔夫妇去巴黎拉法格夫妇家小住。
10月,恩格斯在弗赖贝格尔夫妇的陪同下来到英国海边小城伊斯特勃恩疗养时,出现了轻度中风。他本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但杜西指责路易丝残忍地把消息告诉了等着抢夺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的德国社会主义者。11月6日,路易丝和杜西仍未和好。数周前,恩格斯和弗赖贝格尔夫妇搬去了另一处房子,也在摄政公园路上,但更大一些。
〔38〕
这些事情使得杜西觉得,自己被恩格斯抛弃了——这可是最能让她与父亲和父亲的工作产生关联的最亲近的人。
此时,杜西独自在伦敦,因为艾薇林的医生让他出去度假。他受到肾病困扰,去了康沃尔海边的锡利群岛疗养。但从他写给伦敦一家杂志的文章来看,他在旅程中显然并未感受到任何痛苦:他写到自己在沙滩和悬崖上漫步,写到他在从彭赞斯登船后遇到的一个“金发碧眼”的女孩。“我头一天在彭赞斯邮局见过她,我临时发了一封不需要的电报,这样好沾上她的手刚刚碰过的邮票。她非常从容、率直和美丽。”
〔39〕
他这样不合时宜的故事显然会使得这时本就脆弱的杜西更加痛苦,因为这表明了他的生活(即便是想象的)与杜西觉得自己要面对的黑暗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
绝望的杜西写信给劳拉说,非常需要她来伦敦。"我无法在一封或者更多信中解释清所有复杂的状况。”杜西说,弗赖贝格尔向伦敦的社会主义者散布谣言说自己和艾威林已经“被‘将军’赶走,现在,事情由弗赖贝格尔夫妇负责,一切将会不同”。她指责路易丝在德国散布同样的谣言,还对杜西进行人身攻击。“我觉得可怜的老‘将军’恐怕都没能意识到自己在受人摆布,他现在的状况就像一个小孩落人了一对邪恶的夫妻手里。”杜西说,他们欺负他,不断提醒他有什么事情他已经老到做不了。接下来,她说明了自己的恐惧:万一弗赖贝格尔夫妇被指定为马克思遗著的唯一执行人,因为她记得倍倍尔说过文稿会得到妥善保管。“我应该问一问由谁来妥善保管,”杜西对劳拉说,“如果局外人都知道应该由我们来保管,至于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做,那是我们的事,与其他人无关。”
〔40〕
劳拉没有回复,这让杜西更加狂乱。11月底,她再次写信,而且是和艾威林(他显然刺激得杜西更加偏执)一起。杜西说,即便弗赖贝格尔夫妇还没有拿到父亲的文稿,也已近在咫尺了,她还引用德国一家报纸关于《资本论》第四卷不会出版的报道作为证据,她认为弗赖贝格尔让恩格斯相信自己的身体条件无法再做这件事情。她再次乞求劳拉赶快来伦敦,艾威林也在后面写道:“快来,快来,快来。你不知道速来的紧迫性。”
〔41〕
也许,杜西向恩格斯要求看他的遗嘱后,她的心情才会平静下来。恩格斯说得很明确:杜西将拥有她的父亲的所有文稿和信件。
〔42〕
但这恐怕也无法让她平静下来——她好像已经失去了所有理智。的确,这个坚强的女性能够勇敢地直面最粗暴的破坏罢工的人,能够调节尖锐的政治纷争,能够无畏地踏进伦敦东区地狱般的坑洞,现在却失去了与这个她已经认识一生的人沟通的能力。恩格斯却完全不知道她的忧虑,所以当他知道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对劳拉说马克思的所有书稿和信件当然属于她和杜西,不可能属于其他任何人。
〔43〕
艾威林与恩格斯讨论过遗产问题,给他看了劳拉为此写给杜西的一封信。杜西当时不在场,但弗赖贝格尔夫妇在场,艾威林描述说,弗赖贝格尔把恩格斯带到一边去讨论这件事。弗赖贝格尔说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据艾威林描述,恩格斯听完后转身回来时,脖子上青筋暴露,大喊说,马克思的两个女儿在搞阴谋。杜西和劳拉对他的不信任让恩格斯极为愤怒。艾威林自然乞求原谅,说自己只是传话的。
早些时候,恩格斯已经写信给“我亲爱的孩子们”,详细说明自己对属于马克思和自己的书籍做出的安排,以及确保她们和龙格家的孩子都会分到自己的遗产。这封信非常大方、温暖,表明这个一辈子照顾马克思一家的男人在死后会继续照顾她们。(45恩格斯对杜西如此愤怒,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周围的人都在等着自己死。这自然会让他这样骄傲的人感到恼怒——更让他恼怒的是,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死亡就要来临。他还有两辈子的工作(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需要完成,但他清楚地知道,他连完成其中一部分的时间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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