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51）“将军”逝世



　　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弗拉基米尔·列宁〔1〕



　　1895年冬是伦敦有记录以来最为寒冷的冬天之一。从1月到3月，路上结了霜，人踩在上面，咯吱作响，还有凛冽的东北风在肆虐。〔2〕输水的主管道被冻住，很多地区的运输陷入瘫痪，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说，伦敦城回到了原始时代。这样的天气反而适合恩格斯，让他想起普鲁士，他感觉自己年轻了20岁。他待在屋里，靠在大火炉边上，积极地给党内的战友写信，筹划马克思的传记。这是一项会让他享受的事情，他想尽快开始。
　　同时，恩格斯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俄国的形势。他频繁地与圣彼得堡和瑞士的盟友通信，也不断有年轻的俄国人（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走进他的家门。其中便包括1878年在圣彼得堡白日里公开刺杀一名高级军官后逃离俄国的斯捷普尼亚克。斯捷普尼亚克言谈温和，举止谦逊，但在普通人眼里，他就是恐怖的化身：他认为任何革命男女由于政治活动被杀，战友们都应该用同样的方式为他们报仇。另一个时常登门的是组建了俄国首个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杜西把他看作朋友，并把他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翻译成了英文——这是他的第一部以英文出版的作品。
　　但恩格斯就俄国问题通信最多的人是尼古拉·丹尼尔逊。丹尼尔逊有时用加密的语言告诉恩格斯俄国的形势发展——尤其是农村地区的饥荒和城市的工业化已经使不满情绪激增。马克思的思想被年轻一代所吸收，他们一直想推翻沙皇统治，却苦于不知该以何种制度来取代。沙皇已经受到多次刺杀威胁，其中1887年的一次直接导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后改名弗拉基米尔·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被吊死。〔3〕
　　1894年，暴君亚历山大三世死去，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继位。新沙皇试图让经济实现现代化，却不肯结束政治镇压。〔4〕恩格斯说：“小尼古拉已为我们做了一段工作，使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的了。”〔5〕他写信给丹尼尔逊说：“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不管怎样，我相信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那些保守派，总有一天会对自己所做事的后果感到震惊。”〔6〕
　　这一年，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他到1901年才改名列宁）在圣彼得堡加入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圈子，并在1895离开俄国去西欧拜访普列汉诺夫和其他战友（有些奇怪的是，他是极为少数的几个没有去拜访恩格斯的俄国年轻人之一）。〔7〕他在巴黎见到了拉法格，法国人非常惊讶地了解到，俄国民众不仅读马克思的著作，还能理解他。他告诉乌里扬诺夫说经历了20年的宣传，法国还是没人能理解他岳父的工作。〔8〕
　　5月，恩格斯告诉劳拉，颈部的疼痛几乎让他发疯。“情况是这样的：前些时候，我脖子的右侧出现了一个肿块，不久它就扩散了，成为一簇位于深处的由于某种原因凝集而成的腺体。”他打算去伊斯特勃恩，也许是希望（虽然不是真的相信）所有人都认为，有效的海风能对自己有所帮助。弗赖贝格尔夫妇和他一起去，他还坚持让劳拉和拉法格以及杜西和艾威林也加入。〔9〕同行的还有塞缪尔·穆尔——《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和恩格斯的律师。穆尔是驻扎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官员，休假后回到英国，“将军”让他修改自己的遗嘱，以便让杜西和劳拉对她们父亲的遗著更加安心。〔10〕
　　恩格斯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死亡来临的迹象。他已经几乎无法说话，甚至没有了写字的力气：他写的信越来越短，从通常的好几页，变成几句话，一句话，甚至只是一个字和自己的署名。7月23日，劳拉从伊斯特勃恩返回法国后。他挣扎着写下四段话：“明天我们要回伦敦。看来我脖子上的这块土豆终于到了紧要关头，脓肿处可以切开，那样就舒服了。终于等到了！”〔11〕英国的选举刚刚结束，独立工党和社会主义者遭到彻底失败。凯尔·哈迪也失去了席位，因为他反对国会在约克公爵夫人诞下孩子后向女王致贺，从而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他的理由很简单：国会不肯向一次矿难中死亡的260名工人的家属致以哀悼。〔12〕恩格斯在信中告诉劳拉说，自己对结果并不感到吃惊，他和马克思早已预料到社会主义事业的起起伏伏不会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起起落落。〔13〕
　　恩格斯好像对一切都很乐观，甚至包括他的健康，但穆尔向杜西透露说恩格斯的状况很糟。“还有那么多只有‘将军'一人才能做的工作，”穆尔写道，“他的逝世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也是巨大的不幸。”〔14〕
　　杜西和弗赖贝格尔夫妇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因为现在涉及的不仅有马克思的遗著，还有恩格斯的财产。弗赖贝格尔看过恩格斯的遗嘱，知道恩格斯留了一部分遗产给路易丝。
　　1895年8月4日，杜西跑去恩格斯家。恩格斯已经无法说话。
　　杜西来见恩格斯的第二天，恩格斯死于喉癌。〔15〕
　　恩格斯的遗嘱放在桌子抽屉里。他没有食言：马克思的所有文稿和信件都留给了遗著执行人杜西；恩格斯家里的家具和物品都留给了路易丝。〔16〕他把1000英镑以及自己的所有书籍、信件和文稿留给了德国党。遗产分给了劳拉、杜西、龙格家的孩子、以及路易丝。〔17〕恩格斯的遗产共计价值3万英镑左右〔18〕（大概相当于今天的480万美元），缴纳过税费和分配之后，杜西和劳拉分别拿到大约5000英镑。〔19〕那个时候，她们每年的花费大概在150英镑。
　　杜西手上的钱已经多到不知道该怎么花，但她却失去了其他一切。与姐姐们不同，她一直依赖着恩格斯，把他当作父亲、庇护人、朋友和导师。他是她乱糟糟的生活中不动的磐石，比她的父母还值得信赖。现在，他离开了。〔20〕
　　恩格斯的最后一个遗愿是骨灰葬入大海，不举行公开葬礼。布莱顿附近的伊斯特勃恩有他最喜欢的海岸，这里的石灰海岬高近600英尺，陡峭地扎进下面的海水中。8月27日，杜西和艾威林在老社会主义者列斯纳和新一代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的陪同下来到伊斯特勃恩，租下一条船，去送别“将军”。海水翻滚，但他们还是向着英吉利海峡深处前行了大概6英里才停下，把装着他们无法忘怀的朋友的骨灰的瓮放入墨黑的海水中。〔21〕
　　列宁后来简单清楚地总结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概况：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22〕
　　像马克思去世后的恩格斯一样，杜西承担起责任，决定尽可能多地出版父亲的著作。她以前的工作安排就很疯狂，现在更是加班加点。她不停地演讲，不演讲时，便写作，不写作时，便参加会议。她好像不敢停下来，生怕自己一停下，就要面对不愿面对的事情。她的生活一直不稳定，但她在这年秋天给自己带来稍许稳定：在伦敦南部锡德纳姆买下一处房子，房子坐落在一条名叫犹太人小径的街道上（位置让杜西很自豪）。〔23〕锡德纳姆也是郊区，与梅特兰公园路有些相似，但更偏远，价格也让杜西能够承受。杜西很清楚地知道（虽然艾威林可能不知道）恩格斯留下的钱很快就会花光，而且花完之后再也不会有了。〔24〕她很快告诉劳拉说房子虽然是自己买的，但购置家具的钱是艾威林出的。说他之前购置的产业升了值，才让他有了这个能力。很难想象艾威林能拥有产业。〔25〕
　　杜西现在有了一些财产，便在恩格斯死后不久，也写了一份遗嘱。她在遗嘱中把自己的身份定为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她明确把所有财产和对父亲的著作的权益留给艾威林，版税收入留给龙格家的孩子。但在一年后，她修改了遗嘱，把版税收入在艾威林在世时留给他，在他死后，再留给龙格家的孩子。〔26〕有人认为，艾威林迫使杜西修改了遗嘱。〔27〕这的确很奇怪，她居然推迟把钱给龙格家的孩子，毕竟她和劳拉共同对他们负有责任，而且她一直把自己看作约翰尼的第二个母亲。
　　龙格家的孩子显然需要帮助，龙格深爱他们，但又实在无法独自养育他们。〔28〕在很多方面他很像马克思：热衷政治，在财务上挣扎，但他身边没有妻子或琳蘅那样的人（更不要说恩格斯）来帮助他。1891年他的母亲死后，他只得依靠劳拉和杜西。劳拉经常照顾燕妮（小名美美），杜西则在约翰尼在伦敦期间以及跟着龙格返回法国之后，一直都在照顾他。〔29〕她知道约翰尼天分不错，但担心他会懒惰。〔30〕约翰尼17岁时便知道自己让姨妈失望了，因为他还没有选定一个职业。杜西建议他学习医学、化学或工程，但他告诉恩格斯说，自己对这些都没有兴趣，恐怕自己什么都做不好。〔31〕两年后，约翰尼把自己的一篇文章寄给杜西，对此，杜西虽然说“对我的小大人感到自豪”，却对他的未来感到担心。“我不想看到你成为一名报人。……要靠着为报纸写稿活下去，你最终会需要出卖自己的笔，甚至自己的良心。”〔32〕
　　恩格斯的离世让劳拉和杜西在相互疏远23年后终于开始和解。她们此后的信件不再像之前那样刻意表现出温暖。杜西开玩笑说，劳拉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和写信的天赋，自己则继承了父亲的鼻子。〔33〕杜西在使用恩格斯的钱购置房子时很保守，但劳拉和拉法格没有。他们在巴黎以南20英里外的德拉韦伊买下一处乡村别墅：有30间房间、一间大厅、一间台球室、一间工作室和一间温室，此外还有花园、果园、100只家禽和数十只兔子和绵羊。〔34〕经过数年生活在破产的边沿，已经分别50岁和53岁的劳拉和拉法格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体会到了安全感——这，依旧要归功于恩格斯。
　　拉法格夫妇开始享受田园生活，杜西的生活却愈加复杂。1895年春天，社会主义者举办晚间活动，为即将在1896年夏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募集资金。艾威林组织了这次活动，并把他的独幕剧《火车里》搬上了舞台。〔35〕一个名叫莉莲·理查森的女演员参加了演出，艾威林和她演对手戏。威尔·索恩后来评述说，艾威林与这位理查森小姐变得“非常熟稔”。（社会主义报界的一篇报道说她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上的侣伴。）〔36〕艾威林好像突然又想到伦敦西区去碰碰戏剧的大运。由于从他和杜西居住的地方去城里需要搭火车，他开始长时间不在家里，有时彻夜不回。
　　杜西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她正忙于工会事务和父亲的遗著。她想看到《资本论》第四卷出版，同时又忙于出版马克思的其它文章选编，比如她把马克思写给《论坛报》的稿件编成了文笔优美的《德国1848年的革命与反革命》，这是关于那一时期历史的无价记录。数年后，这其中的大多数稿件的作者被确定为恩格斯，而非马克思，但当时的杜西并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个错误。她干劲十足，41岁的她工作起来像恩格斯晚年与时间赛跑时一样拼命。
　　杜西这期间最亲密的朋友包括劳拉、威尔·索恩夫妇、爱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以及她儿时起便已认识的忠诚的朋友李卜克内西。〔37〕她依赖于李卜克内西的原因可能是他见证过她的童年，因此他也许会在恩格斯离世后承担起照看她的责任。在杜西搬去锡德纳姆的头两年时间里，李卜克内西曾三次从德国来看她。对年已七十的他而言，这样的旅途并不轻松。1896年春天，杜西和李卜克内西把记忆中的地方重走了一遍。他们去了第恩街——她那时还太小，无法记得这里；他们也去了格拉弗顿坊——这里有她青春的记忆。最后，他们来到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一家人最喜欢的酒馆，李卜克内西给她讲述那些她烂熟于心却又想重温的故事——儿时的记忆好像成了她生命的支柱。〔38〕恩格斯死后，父亲在她心目中又回到了尘世，虽然他在党内成员的心目中依然高高在上。李卜克内西这年出版了对马克思的回忆录。杜西告诉劳拉说，虽然李卜克内西讲的故事很乱，但她不同意考茨基所说的让马克思变回人会损害他的教义。“毕竟，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功成名就，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正是卡尔·考茨基说的那个普通人）生活却没那么如意。”〔39〕事实上，她甚至写信给考茨基说，李卜克内西的书只会产生有益的效果，因为“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受到了最多误解”。她甚至同意出版马克思的一些私人信件，虽然她深知父亲极为不愿他的“私生活被扯到政治中来”。〔40〕
　　到1896年底，杜西好像已经接受了家庭的过去。她心有遗憾和伤疤，但像母亲一样，她在试着接受它们。杜西努力让自己相信，伟大的人也可能有缺点，有缺点的人也值得爱。她父亲如此，艾威林也是如此。〔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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