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Ⅱ．邂逅政治经济学
1．巴黎：19世纪的首都
巴黎是“一个巨大的奇迹，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集运动、机器和思想于一体的中心，是一座浪漫之都，是世界思想的汇集地”[1]。这就是巴尔扎克在他的一部小说中描述的这座都市对那些不了解它的人所具有的影响。
在1848年革命之前的一个时期内，这个城市里居住着工匠和工人们，他们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中生活。从这座城市的被驱逐者、革命人士、作家和艺术家以及一般社会动乱的逃亡者可以看出，这座城市具有其他时代所少有的力量。有着不同才智的人们在这里出版图书、期刊和报纸，并创作诗歌、参加会议演讲，在咖啡厅、大街上和公共长廊中滔滔不绝地争论某些话题。他们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彼此间思想火花的持续碰撞和相互影响[2]。
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1814—1876）决定跨越莱茵河，他猛然发现他自己“置身于德国尚未诞生的那些新元素中……政治思想已经在社会各阶层流传开来的氛围中”[3]。劳伦斯·冯·史坦恩（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写道：“大众生活开始创造新的联系，并构想新的革命。”[4]阿诺德·卢格（Arnold Ruge，1802—1880）认为“在巴黎，我们应该活出成败的模样”[5]。简言之，这是一个改写历史命运的地方。
对巴尔扎克而言，“巴黎的大街到处充满着人文气息，如此的城市形象给人们留下了不可抗拒的印象”[6]。1843年10月，25岁的马克思搬到了巴黎，这些印象触动着他，并在他的思想演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巴黎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就已经决定性地走向了成熟[7]。
有了《莱茵报》的编辑经验之后，马克思放弃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观念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激进主义，这意味着他在到达巴黎之后，理论视野也得以拓展，从而具有更大的开放性[8]。然而，这被无产阶级的实际愿景动摇了。由时代问题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见证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现实的迅速巩固。一旦马克思在理论和经验上与巴黎工人阶级及其生活、工作条件接触之后，这种不确定性便烟消云散了。
通过对无产阶级的考察，进而进展到对革命的探究，共产主义的新承诺仍然是不确定和半乌托邦的，他在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以及黑格尔主义左派的批判中，首次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并且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些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系列研究的基本主题。
2．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异化劳动
政治经济学并非一开始就是令马克思着迷的知识领域。在马克思青年时代，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德国刚刚兴起，马克思只是在研究其他不同的主题之后才开始与之邂逅。当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的时候，他就已经把握了某些特定的经济问题，虽然当时只是从法律和政治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9]。然而，书报检查制度打断了马克思的编辑事业，“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10]。因此，他继续研究国家和法的关系，在这方面黑格尔是权威。1843年，马克思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并在其去世后发表。在提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现实基础之后，他首次阐明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只是在巴黎的时候，马克思才开始“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11]，他获得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它源自法律与政治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无法在自身的领域中自主消解，因而也无法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方案。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两篇论文首次发表在《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ucher）上，这些论文对当时的马克思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哲学、政治和历史，从这一刻开始，他转向了一门新的学科，这门新学科将成为他日后科学理论的支点，开启了他一生坚守的理论新视域[12]。
在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1845）的影响下，他对异化概念的思辨性设定转向了对社会-经济学层面的探讨，马克思首次聚焦于作为人类本质实现之阻碍的货币这一经济媒介的批判。在反对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1843）中，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代表着整个资本主义文明进程的哲学和社会-历史的假定：
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
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既然犹太人的真正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普遍的实现，普遍的世俗化，所以市民社会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的
宗教本质——这种本质只是实际需要在观念中的表现——的
非现实性……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
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
[13]
马克思在大量阅读了这一新领域的研究成果之后，随即借助这些阅读材料写下了手稿和摘录笔记、汇编的评论（如往常一样）。他研究的主线是揭示和反对政治经济学最神秘之处：其范畴不管何时何地都是永恒的真理。部分经济学家缺乏历史意识的盲目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困扰着马克思，他们试图通过把经济状况视为自然事实来掩盖和论证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状况非人道的倾向。在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的一篇评论中，他表示“私有财产是一种事实，其构成与政治经济学无关，然而它却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因此，一切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缺乏必然性的事实支撑”[15]。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察觉到了同一个问题，因此他强调“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家……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假定为事实、事件”[16]。
政治经济学将私有财产制、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范畴视为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似乎表现为自然人。简而言之，“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17]。马克思对这一存在论转向的拒绝意向再明显不过了。
马克思对历史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为其解读社会结构的时间性演化提供了首要前提，他继承了被他称为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最具深远洞见的思想，其中包括蒲鲁东对私有财产被视为一种自然权利的观点的批判[18]。有了这些前期准备，马克思就可以掌握历史的、暂时性的特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看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规律。相反，马克思考察了他所处时代的特定关系，把“支离破碎的［Ⅱ］工业现实”[19]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概括了历史转型期的连续与断裂，他开始考察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内在矛盾。
对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方式引起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无疑是关于异化劳动（entfremdelate Arbeit）的概念[20]。与其他经济学家和黑格尔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认为它是自然的且不可改变的社会条件。马克思开始以特定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历史观而非人类学向度来解读异化这个概念：工业劳动条件下的人的异化。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被视为这样一种现象：劳动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是与劳动相对立的。对马克思而言，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
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
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
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21]
对马克思而言，他与黑格尔不同的地方是认为异化不同于对象化，它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即特定经济形式中的特有现象：也就是说，雇佣劳动以及劳动生产转化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对象。这两种立场的差距是很大的。黑格尔把异化视为劳动的本体论呈现，而马克思则把它看成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特征，并且它有可能通过“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24]而得以克服。他在笔记中摘录了穆勒（James Mill，1773—1836）《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的相似观点：
我的劳动是
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
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它是
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
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
不是我的生命……因此，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
特点。劳动是我
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
活动为我所
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
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
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
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
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
不是由于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
[25]
从马克思摘录的穆勒的观点来看，他强调“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对马克思来说，这并非工人生产中的一种恒定的客观化的条件，异化劳动表示在当前劳动分工范围内劳动的社会性，同时它使人变成“旋床等等，直至变成精神上和肉体上畸形的人”[27]。
个体的特殊性，即他的必要需求的满足，是在其自身特殊需要的劳动中得到肯定的。但“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28]。劳动成为人类有目的的、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然而，“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29]。
马克思是通过收集他认为的比较充分的经济科学的理论，批判它们的构成要素，推翻它们的结论而得出如上结论的。为此，马克思做出了最为紧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然而，由于他还未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及他的政治经验还不是十分成熟，他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仍旧十分抽象。在某些场合，他把它称为“否定之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精髓，甚至称为“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30]。在其他场合中，他则受到费尔巴哈的精神鼓舞，他写道：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
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31]
巴黎时期的马克思不分昼夜地阅读文献。马克思是个满腔热忱，并且善于规划的人，他的计划设定得十分宏大以至于未能贯彻下去，他十分细致地研究与考察对象相关的文献，并沉浸在知识的快速进步和兴趣的转变中，这一段时间使他拓展了新的视野、推进了解决方案和进入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对此，从当时马克思所接触的一些朋友的记录中可以获知。比如，卢格（Ruge）在1844年5月的时候写道：“他大量阅读，以非凡的强度从事写作……然而却未能将事情贯彻到底，他经常半途而废又开始投入书的海洋中；他的高强度写作致使他常常生病，不到深夜三四点他都不入睡。”[33]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月份：
如果马克思没有因他的放纵、骄傲和极度绝望的工作而毁灭，如果共产主义的夸张没有使他对形式的简单和高贵失去任何敏感，那么我们应该期待他的无休止的阅读，甚至是他的辩证法带来的东西。他总是想把他刚读完的东西写下来，但之后他总是又开始读，并做笔记。不过，我认为，他迟早会完成一部非常冗长而深奥的著作，在这本著作中，他将倾吐他积攒下来的所有材料。
[34]
3．摘录手稿和笔记：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虽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不完整和片段性的特征，但几乎所有读过这些手稿的人要么无视它们，要么把它们视为不重要的文献学问题[37]。
甚至有一种更加严重的误读：马克思的这些文本不过是政治经济学名著的摘录的编排[38]，而事实上，马克思在创作过程中不同组的手稿交替进行，相对应的摘录贯穿在巴黎时期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即从《德法年鉴》的论文到《神圣家族》的文献写作。
尽管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形式问题，不同版本的发行带来了混乱，但毕竟大部分的第二手稿（最重要并且最散乱的那部分手稿）从一开始就丢失了，哪怕是最杰出的诠释者和新版本的编者都难以再勘定原版的手稿内容。然而，这对于马克思的不同解读方式的争论却是十分必要的。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5月到8月之间，这不是一部完整和提前纳入写作计划的作品。从这些材料中我们既可以看到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也能看到与马克思科学成熟期相反的概念，只要认真地研究一下文献学，就能够反驳马克思思想是沿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发展的观点了[39]。这些手稿之间性质不一，一些段落之间有时甚至显得逻辑不连贯，它们表现了马克思运思过程的某种立场。仔细考察一下关于手稿的9份笔记，这些总长不超过200页的摘录和评论所构成的笔记表明马克思对其他有益的阅读材料的吸收和利用[40]。
巴黎笔记记录了马克思邂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历程，以及他最早构思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形成过程。深入比较这些笔记与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不同写作文稿（不管是已经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对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尤为重要。这一时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家的系列摘录[41]，包括让·蒂斯特·萨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32—1790）、李嘉图（Ricardo，1772—1832）、穆勒、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1789—1864）、纪尧姆·普雷沃（Guillaume Prevost，1751—1839）、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欧仁·比雷（Eugène Burel，1810—1842）、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1646—1714）、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和劳德代尔（Lauderdale，1759—1839）[4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和通信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中的参考文献涉及如下作者：蒲鲁东、舒尔茨（Wilhelm Schulz，1797—1860）、孔斯通坦·培克（Constantin Pecqueur，1801—1887）、查尔斯·劳登（Charles Loudon，1801—1844）、西斯蒙第（Sismondi，1773—1842）、查尔斯·盖尼尔（Charles Ganih，1758—1836）、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1806—1879）、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爱德华·德·蓬佩里（Édouard de Pompery，1812—1895）以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马克思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1803）所做的第一份摘录是马克思经济学知识形成的基础[43]。后来他在含有问题页面的右上角补充了唯一一个标注，他一般会把自己的疑问标注在这个地方。基于同样的原因，马克思从斯密的《国富论》（1776）中做了摘编[44]。事实上，虽然这些摘录极为宽泛，但他几乎没有评论。然而，马克思的思想从他蒙太奇式的段落中，以及从他将几个经济学家的不同论点——罗列出来的方式（这在其他地方也经常发生）中，都清晰地脱颖而出。然而，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45]中，情况发生了变化，马克思首次观察到关于价值和价格的概念，在当时两者仍然被认为是完全相同的。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同等关系存在于马克思最初的概念中，这种关系只有通过竞争产生的交换价值才能获得其现实性，而把自然价格置于抽象的领域。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马克思的评判性笔记不再是分散的，而是在他的总结中不断体现的，他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的阅读中扩展了他的知识。先是个别的句子，然后是较长的评论，最后——根据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货币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性评论，认为它代表了事物对人类的完全支配。在这里，摘录和马克思自己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后者逐渐取代了前者在他思想中的地位[46]。
为再次强调这些摘录的重要性，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笔记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何等重要。1844年，笔记中的一部分发表在《前进报》（Vorwärts！）［在巴黎的德国流亡者（émigrés）双周刊］上，作为给读者知识教育的稿件[47]。
总之，马克思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这些阅读摘录的笔记的写作，使其思想进一步深化。手稿上到处都是引文，这几乎是文献汇集的笔记，虽然大部分内容是以他在这段时间的文本阅读为主，但上面已经开始出现他自己对这些文本所做的一些评论意见。这些评论意见，由于其分栏、分页设计以及创作时间的问题，使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身难以成为一部著作，它仅仅是马克思的批判性产物，是他在其他读物中的摘录、对材料的批判性反思以及他写在纸上的草稿，这些内容要么是一口气写完的，要么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将这些手稿从其他手稿中分离出来，从它们的上下文中进行推断，可能会导致解释上的错误。
只有全面地了解这些笔记的整体性以及马克思这些思想的演变历程，才能真正地彰显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思想演变及其复杂性[48]。
4．从批判哲学到革命实践
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其理论和实践水平产生影响的背景，值得我们最后做一个简短的评论。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壮大。随着他对无产阶级的发现，马克思能够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分解为阶级术语。同时，马克思还意识到无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与“贫困”人群是不一样的，因为工人的贫穷是由其工作条件所决定的。这一任务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在于：“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 [49]
1844年6月西里西亚的工人运动为马克思思想的演进提供了最后的契机。对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革命，一个普鲁士人所作”的批判旁注中，马克思采用对卢格的批判以及此前的一篇论文的批判方式，指出他们缺乏政治精神，由此他与黑格尔渐行渐远，黑格尔把国家视为一般利益的唯一代表，把市民社会活动归结为特殊利益的私人领域[50]。
与之不同，对马克思而言，“社会革命……采取了整体观点”[51]，在西里西亚工人运动的刺激下，工人们团结一致的革命性促使马克思否定了一些学者的严重错误：他们认为社会弊病“不在于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一定的国家形式；他们要用另一种国家形式来代替它”[52]。
一般而言，马克思认为那些倡导社会革命（当时社会主义教条的目的）、工资平等和重新组织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劳动方式的人仍旧无法摆脱这样的想法：他们抵制（蒲鲁东），最要命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理解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真实关系。“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3]与此种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相反，马克思主张彻底的经济体系转变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54]。
马克思从自己的观念中得出的结论，使他不断地将周围的思想和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结果做比较。如此之快的学习进度使得他的思想快速成熟起来。黑格尔左派所面临的命运也是如此。诚然，马克思对这些拥护者的批判是最严厉的，因为这些批判代表了他对自我的批判。鲍威尔主编的月刊《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在其版面上断然宣称：“批判家从不把个人的忧喜情绪带到社会评价中……他总是庄严地独自分析社会。”[55]对马克思而言，“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56]。马克思反对“批判的批判”[57]的唯我论，因为它从一种抽象的信念出发，认为认识异化就是克服异化，但马克思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社会存在只有通过人类实践才能得以改变。发现和意识到人的异化状况同时也意味着要努力消解这种状况。一场孤立封闭的哲学战役带来的只不过是毫无结果的概念之争，哲学的批判实质上不过是一场“搏斗式的批判”[58]，两者的差异也就这么大。不过，追求自由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劳动之间确实产生了鸿沟。
在巴黎的这一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他开始确信改造世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59]。他永远地告别了无法通达这一意识的哲学，完成了向实践哲学的必然转变。从那时开始，马克思自身的分析起点并非异化劳动的范畴而是作为悲惨存在的工人的现实。他的结论不是推测性的，而是直接指向革命行动[60]。
他的政治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抛弃当时任何形式的狭隘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教条，始终与之保持距离，并完全意识到经济关系是影响社会关系的核心所在，如“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61]。在此，国家失去了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首要地位；它被社会所吸纳，被视为人类交往关系所决定而非主动起决定作用的领域。据马克思考察，“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62]。
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的概念框架随着革命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从最初提到的“苦难的人”[63]（suffering humanity），他开始注意到无产阶级的特殊定义，是一个基于辩证对立的抽象的概念——理论的“被动因素”[64]——在他开始进行社会-经济分析后，这一概念又作为它自身解放的“积极因素”，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唯一一个具有革命潜力的阶级。
因此，对国家的政治中介和货币的经济中介的一些模糊的批评，被认为是实现费尔巴哈类本质的障碍，这让位于对一种历史关系的批判，在历史关系中，物质生产开始作为当前变革的分析基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65]。马克思诉求的不再是解放人类需要，而是现实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当马克思得出这些结论时，他正计划要开始其他的考察研究。他继续深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摘录，概述了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的批判，勾勒了关于国家的写作计划[66]，写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的笔记，以及开始起草不久后他就要完成的对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的批判[67]。
一些马克思的访客证实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激进的记者毕尔格尔斯（Heinrich Bürgers，1820—1878）在1844年末称：“马克思开始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并构思要写一部重新构建批判经济科学的著作。”[68]恩格斯也一样，当他在1844年夏天第一次与马克思相遇时，他就与马克思建立了友谊，并且两人的理论和政治立场相同，这种友谊在他们的余生中一直延续下去。恩格斯深受即将到来的社会运动的鼓舞，他在他们40年通信的第一封信中催促马克思：“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公诸于世。早就是这样做的时候了。”[69]马克思意识到他自己知识的不足致使他无法完成和出版这些手稿。但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反对鲍威尔的《神圣家族》[70]，使其与鲍威尔和黑格尔左派同僚分道扬镳，马克思在1842年对鲍威尔进行了批判，其原因是黑格尔左派是在思辨孤立的情况下运思的，并只针对毫无意义的概念斗争。
在某些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采用了异化的主线。首先，他们称：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71]
但是，群众的这种自我异化的
实际后果既然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也就不得不以
外在的方式和这种后果进行斗争。群众绝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异化的这些后果仅仅看做
观念的幻影，看做
自我意识的单纯的
异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
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
物质的异化。
[73]
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的情绪已经成熟了，就要趁热打铁。……而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
以前写完你的书，要象我那样做：给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
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
[7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摘录笔记开启了马克思在这一新领域的批判研究。这些研究作品充满了来自经济学先辈和当代学者的理论元素。这一时期的大纲和著作无一不是学科交错的研究成果，没有纯哲学、经济学或单纯的政治学。马克思有能力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经历融入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他以蒲鲁东的洞见来解读斯密，以对黑格尔的国家概念的批判来理解西里西亚工人运动的反抗，以共产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毕莱（Buret）的贫困说。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对经济问题的洞见的发展不是突然爆发出来的，而是深入研究的结果。
[1] Honoré de Balzac，The History of the Thirteen. Ferragus.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2，p.33。
[2] Isaiah Berlin，Karl Marx.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p.81f.
[3] Mikhail Bakunin，Ein Briefwechsel von 1843，in MEGA²，vol.1/2，1982，p.482。
[4] Lorenz von Stein，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Ein Beitrag zur Zeitgeschichte. Leipzig：Otto Wigand，1848，p.509。
[5] Arnold Ruge,Zwei Jahre in Paris.Etudien und erinnerungen.Leipzig:Zentralantiquariat der DDR,1975,p.59.
[6] Balzac,The History of the Thirteen.Ferragus,p.31.
[7] 关于马克思在巴黎的知识分子传记，参见：Auguste 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vol.Ⅲ.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2;Jacques Grandjone,Studi en zu Marx erstem Paris-Aufenthalt und zur Entstehung der“Deutschen Ideologie”.Trier:Schriften aus dem Karl Marx Haus,1990,pp.163-212;and Jean-Louis Lascade,Les métamorphoses de jeune Marx.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02,pp.129-62.
[8] “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Karl Marx to Arnold Ruge,September 1843,in MECW,vol.3,p.1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
[9] Karl Marx,'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Rhine Province Assembly, Third Article. Debates on the Law on Thefts of Wood’ and‘Justification of the Correspondent from the Mosel’, in MECW, vol.1, pp.224-63 and pp.332-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4.
[10]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ECW, vol.29, p.26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11]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MECW, vol.3, p.23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19.
[12] Maximilen Rubel,‘Introduction’, in Maximilen Rubel(ed.), Karl Marx, Oeuvres.Economie 11. Paris: Gallimard,1968, pp.liv-lv.
[13]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MECW, vol.3, p.1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197-198.
[14] Walter Tuchscheerer, Bevor“Das Kapital” entstand. Berlin: Dietz, 1968, p.56.
[15] Karl Marx, “Exzerpte aus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MEGA2 , vol. IV/2, p.316.
[16]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p.270-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66, 267.
[17] Ibid., p.28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79.
[18] Pierre-Joseph Proudhon, What is Property? New York: Humboldt Publishing Company, 1890, p.44f.
[19]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 29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91.
[20]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异化”（entfremdung）与“外化”（entäusserung）一词并存。这些在黑格尔看来有不同的含义，但马克思将它们作为同义词使用。Marcella D' Abbiero, Alienazione in Hegel. Usi e significati di Entäusserung, Entfremdung, Verizusserung, Rome: Edizioni del' Ateno, 1970, pp. 25-7.
[21]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MECW, vol.3, p.2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68.
[22] Ibid., p. 2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70.
[23] Ibid., p. 27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74-275.关于马克思的四种异化形式，参见：Bertell Ollman, Alie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36-152.
[24] Marx，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p.28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8.
[25] Marx，'Comments on James Mill，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in MECW，vol.3，p.2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8.
[26] 当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再次分析政治经济学时，他不止一次地使用了“异化”这个词。马克思在很多方面回顾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对这两者之间的研究使他的分析更加深刻。《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异化的叙述，因对经济范畴的更深入理解和更严密的社会分析而更加丰富。Marcello Musto，‘Revisiting Marx’s Concept of Aliension’，in Marcello Musto（ed.），Marx for Today，pp.108-14.
[27] Marx，'Comments on James Mill，Élémens d'économie politique'，in MECW，vol.3，p.217and p.2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9.
[28]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27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68.
[29] Marx,'Comments on James Mill, Élements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MECW, vol.3 p.2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8.
[30]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29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31] Ibid., p.29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32] Ibid., p.2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7.
[33] Arnold Ruge to Ludwig Feuerbach, 15 May 1844, in Enzensberger（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vol.1. Frankfurt: Sulrkamp, 1973, pp.23-4.
[34] Arnold Ruge to Max Duncker [1811—1886], 29 August 1844, in Enzensberger（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vol.1, p.31.
[35] Paul Laafargue, in Enzensberger（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p.32.
[36] 关于这一复杂的关系，参见：David Ryazanov, 'Einleitung', in MEGA, vol.1/1.2, p.91.他首次指出，在简单的摘录手稿和应被视为真正准备工作的笔记之间建立精确的界限是多么困难。
[37] Jurgen Rojahn,'Marxismus-Marx-Geschichtswissenschaft. Der Fall der sog."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XXIII, no.1, 1983, p.20.此外，它们直到1932年才以两种不同的版本首次完整出版。在社会民主党学者朗兹胡特和迈耶尔所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以“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为标题论述。Die Frühschrieben(eds) Siegfried Landshut and Jacob Peter Mayer. Leipzig: Alfred Krüner, 1932, pp.283-375.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它们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O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 1844, in MEGA, vol.13, pp.29-172）。两者不仅名称不同，而且内容也不尽相同，在章节顺序上也有较大差异。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版对原编进行拙劣的解读，错误百出，未能收录第一组论文，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手稿”，并错误地将其直接归于马克思的第四手稿，这实际上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摘录。然而，人们很少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第一部MEGA的编辑在为手稿选择名称时，把序言放在开头，并以他们的方式组织整理手稿，而实际上序言是第三手稿的一部分，这使人们以为马克思的意图始终是要写一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文章，并且所有原始文本被以章节的方式划分开来。Jurgen Rojahn,‘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 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 Rethinking Marxism, vol.14(2002), no.4, p.33.另见Margaret Fay,“The Influence of Adam Smith 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47(1983), no.2, pp.129-51.
[38] 例如，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就犯了这个错误。Davi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p.210-11.
[39] 虽然他们并没有停止关于马克思文本的永无休止的争论，但读者可以参考推进各自立场的两本最重要的著作。朗兹胡特和迈耶尔第一个将其解读为“马克思的中心著作”——是他整个概念发展的节点”，这“在无形中已经指向了《资本论》”。Karl Marx, O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 in MEGA, vol. I/3, pp. 29–172。而第二个则存在于路易·阿尔都塞著名的《保卫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学说中，见Louis Althusser, For Marx,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p. 33f。另见Marcello Musto,“The myth of the“young Marx”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Critique, vol. 43 (2015), no. 2, pp. 233-60。
[40] They are included MEGA2 , vol. IV/2, pp. 279-579, and MEGA2 , vol. IV/3, pp. 31-110.
[41] 尤根·罗扬认为，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实际上是从他那个时期的作品中发展出来的”，“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 p. 33.
[42] 在此期间，马克思仍在阅读英国经济学家的法译本。
[43] Karl Marx,‘Exzerpte aus Jean Baptiste Say: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MEGA 2, vol. IV/2, pp.301-27.
[44] Karl Marx,‘Exzerpte aus Adam Smith: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in MEGA 2, vol. IV/2, pp.332-86.
[45] Karl Marx,‘Exzerpte aus David Ricardo: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 l’impôt’, in MEGA 2, vol. IV/2, pp.392-427.
[46] Karl Marx,‘Exzerpte aus James Mill: Élément d’économie politique’, in MEGA 2, vol. IV/2, pp.428-70.
[47] Jacques Grandjone, Marx et les communistes allemands à Paris 1844. Paris: Maspero, 1974, pp.61-2.最重要的是，鉴于马克思有隔段时间重读笔记的习惯，他能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和《资本论》第一卷中使用这些详尽的材料。
[48] Rojahn, ' The emergence of a Theory: The Importance of Marx's Notebooks Exemplified by Those from 1844', p. 45.
[49]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p. 27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67.
[50] Michael Lowy, 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Young Marx, Boston: Brill, 2003, pp. 29-30.
[51] Karl Marx, ‘Critical Marginal Notes on the Article “The King of Prussia and Social Reform. By a Prussian”’, in MECW, vol.3, p.20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52] Ibid., p.1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5.
[53]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27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7.
[54] Ibid., p.29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4.
[55] Bruno Bauer (ed.),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vol.6. Charlottenburg: Verlag von Eg. bert Bauer,1844, p.32.
[56] Karl Marx,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MECW, vol.3, p.17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2.
[57]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用这个词来指代和嘲笑布鲁诺·鲍威尔和以《文学总汇报》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
[58] Marx,“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p.1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2.
[59]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30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6.
[60] Ernest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210.
[61]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29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8.
[6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Holy Family, in MECW, vol.4, p.12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54.
[63] Karl Marx, 'Letters from 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ucher', in MECW, vol.3, p.1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15。
[64] Marx,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p.1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9。
[65]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p.28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78。
[66] Karl Marx, 'Draft Plan for a Work on the Modern State', in MECW, vol.4, p.6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8。
[67] Karl Marx, 'Draft of an Article on Friedrich List's Book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äschen Oekonomie', in MECW, vol.4, pp.265-9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39-271。
[68] Heinrich Bürgers, in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p.46.
[69]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 beginning of October 1844, in MECW, vol.38, p.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22.
[70] 实际上，恩格斯只写了10页左右。
[71] Marx and Engels, The Holy Family, in MECW, vol.4, p.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4.
[72] ibid.，p.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
[73] ibid.，p.8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4.
[74] Friedrich Engels to Karl Marx,20 January 1845, in MECW, vol.38, pp.1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9.
[75] 这份合同出版在MECW, vol.4, p.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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