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童年、青少年和大学时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另一个马克思——从早期手稿到国际工人协会（2018）

第一部分思想影响与早期写作

I．童年、青少年和大学时期

1．拉比传统的中断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特里尔，一座尤为古老的德国城市。特里尔城始建于公元前16年，彼时作为罗马殖民地被称为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是重要的军事堡垒和许多君主驻节之地，到公元300年，其人口达80000，继而成为高卢地区的首府和西罗马帝国的主要行政中心之一。中世纪时期，它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大主教区的都城，因此，整座城市浸染着辉煌壮丽的宗教风格。1792年，歌德（Goethe，1749-1832）造访了特里尔，并将这座城市称为“别具风格且令人赞叹的城堡”，“城墙内到处是教堂、修道院、大学，以及其他骑士建筑和庙宇建筑；城墙外则簇拥着各种大教堂和地基、迦太基修道院”^{1}。然而，从17世纪晚期，特里尔开始走向衰落，到马克思出生的时候，这里仅有11400人^{2}。
　　特里尔位于德国和法国的交界处——它在1795年至1814年从属于法国——这使得该城市的人能够受益于《拿破仑民法典》下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沉浸于后启蒙运动（post-Enlightenment）的文化氛围中。当时，特里尔的农民从封建奴役制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从教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同时，资产阶级争取到了其发展所必需的自由的法律的支持。1815年以后，它被划入普鲁士的莱茵兰南部管辖地区，这个地方与因冶金和棉花工业兴盛起来的北部地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本质上来说，特里尔仍旧是农业中心，小农模式使其无法催生出无产阶级^{3}。然而，普遍的贫困使得该城市成为山路德维希·加尔（Ludwig Gall，1791-1863）引介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德国出现的第一站。
　　马克思出生在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家庭，追溯马克思的族谱就会陷入一长串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拉比名单中^{4}。马克思的伯父萨缪尔（Samuel）直到1827年都是特里尔的拉比，萨缪尔的父亲列维.摩德凯（Levi Mordechai，1743-1804）（摩德凯后来改为马克思）直到去世之前都是拉比的身份，在其家族当中还有几位拉比。列维的妻子叶娃（Eva Lwow，1754-1823）是莫泽斯·里沃夫（Moses Lwow，1764-1788）的女儿，莫泽斯和他的父亲约书亚·希舍尔·里沃夫（Joshue Heschel Lwow，1692-1771）以及祖父阿伦·里沃夫（Aron Lwow，1660-1712）也都是这座城市的拉比，他的父亲还是当时犹太人中的领袖人物，祖父最初来自波兰的城市雷姆堡。在移民波兰之前，其先辈们一直住在黑森（Hesse）。此前，大约在15世纪中叶，他们居住在意大利。事实上，追溯至五代人之前，反犹太人的迫害迫使亚伯拉罕·哈-列维·敏茨（Abraham Ha-Levi Minz，1440-1525）从德国移居到帕多瓦（Padua）^{5}，敏茨是帕多瓦的拉比，他的女婿迈耶·卡齐涅伦勃根（Mayer Katzenellenbogen，1482-1565）是犹太法典大学（Talmudic University）的校长^{6}。
　　马克思母亲的家族也同样有着深厚的拉比传统。虽然信息有限，但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Henriette，1788-1863）是奈梅亨（Ni-jmegen，荷兰东部城市）拉比艾萨克·普勒斯堡（Isaac Pressburg，1747-1832）的女儿，是匈牙利犹太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由于被迫害移居到荷兰，并且以他们的家乡普勒斯堡^{7}命名^{8}。在受迫害逃亡的途中，普勒斯堡在意大利帕维亚大学教授耶胡达·伊利兹尔·哈·列维·敏茨（Jehuda ben Eliezer ha Levy Minz，?-1508）的家中逗留了一段时间。正如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Eleanor，1855-1898）所写的那样，这个家庭“子孙们数世以来都是拉比”^{9}。
　　在这样一种家庭背景下，作为家中独子的马克思很有可能继续沿袭拉比身份。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却是一个拉比传统的中断者，他的生长环境让他走向了不同于此的另一种命运。马克思的父亲希舍尔（Hirschel，1777-1838）是那一代年轻犹太人中的一分子，在这一时期，海因里希·海涅^{10}（Heinrich Heine，1797-1856）和爱德华·甘斯（Eduard Gans，1797-1839）面临着同样的抉择，他们摆脱了充斥着基督教敌意的共同体生活的限制，断绝与外界的联系，忽视外界的变化^{11}。在当时，放弃犹太信仰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付出的代价，而且正如海涅所说，这也是知识分子进入欧洲文明的通行证^{12}。
　　在经历了复杂的青年时代和艰辛的家庭困难之后，希舍尔·马克思设法在特里尔上诉法院谋得一个法律顾问的好职位。然而，1815年，普鲁士吞并莱茵兰地区，导致所有公务职位都将犹太人排除在外。迫于要么放弃自己的职业，要么放弃其犹太信仰的两难抉择，希舍尔·马克思最后决定接受洗礼并改姓亨利希。虽然特里尔的大多数人是天主教徒，但是他还是决定加入人数不多的、大约仅有300人的新教，这个组织以其更多的自由主义倾向而闻名。他的孩子（包括卡尔·马克思）在1824年8月也接受了洗礼，其妻子一年后也接受了洗礼^{13}。虽然整个家庭流露出这一宗教转变和启蒙的氛围，但马克思的家庭仍旧保留着许多犹太习俗及其行为方式，这些习俗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的童年和青少年。
　　马克思早年生活的细节鲜为人知。但情况大概是，他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教育氛围中度过平静而愉快的童年生活，并且被家庭视为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富有天赋的孩子。12岁以前的马克思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他在人生早期受到了父亲理性主义教育的影响，这对他的日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极富修养的人，信奉启蒙理论，对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等思想家的思想更是有着很深的理解^{14} 。亨利希没有宗教偏见，支持政治的自由主义，他按照现代教育原则来培养他的儿子。马克思十分敬佩他的父亲：他“从不厌倦去谈论他，总是随身携带着一张他从旧的银版照相机上取下的照片”^{15}。
　　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自结婚以后就从奈梅亨搬过来，她缺乏教育甚至无法掌握德语。罕丽达一心照顾家庭，但是易焦虑、忧愁，对儿子的智力发展并没有起到作用，也无法理解马克思的志向。在她后来的生活中，他们母子联系非常少，而且经常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一般都是围绕家庭的财务纠纷产生的。马克思与他的三个姐妹的关系也显得非常疏远，似乎她们在他的一生中并不那么重要。作为九个孩子中的第三个孩子——五个弟弟死于肺结核——马克思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单独留下和她们待在一起。在极少的与马克思有关的回忆中，她们会把马克思说成一个“可怕的暴君”，他会强迫他的姐妹们“像马一样在特里尔的马库斯堡上飞奔”，以及“吃他用脏手和更脏的面团做成的蛋糕”。然而，她们之所以允许马克思这么做，原因是他会以“动听的故事”来犒劳她们^{16} 。

2．特里尔中学生活与波恩的大学生活

　　从1830年到1835年，马克思一直在特里尔的腓特烈·威廉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由耶稣教会建于16世纪，在普鲁士占领莱茵兰之后又得以重建，学校吸纳了不少杰出的教师，其教育理念提倡理性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种教育理念与马克思的父亲对马克思的教育方式相契合，它奠定了马克思早期的思维方式。
　　然而，当时整个普鲁士充斥着对公民自由的压制与审查制度；1832年，在汉巴赫（Hambach）举行了一场要求言论自由的示威活动，作为对这一示威活动的回应，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所有异议的表达。一个旨在消除政治危险的特别委员会团体把注意力转向特里尔。在对马克思的学校进行审查之后，其中几名老师被指控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指控的矛头直接指向该中学校长胡果·维滕巴赫（Hugo Wyttenbach，1767-1848），一位启蒙精神的追随者，他被维图斯·劳尔斯（Vitus Loers，1792-1862）任命为其副手。马克思对劳尔斯有厌恶之感，诸如按照惯例，马克思在学业结束的时候，应该向其告别，但是马克思以拒绝向其告别的方式表达了他的厌恶。
　　政府委员会还将目标集中于卡西诺俱乐部（Casino Literary Society），这是特里尔进步公民的集会场所，也是其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核心。1834年，在为了纪念莱茵兰议会的自由主义代表而举办的聚会上，亨利希·马克思发表了一场支持温和宪法体制的演讲，并在会议上演唱了《马赛曲》（Marseillaise），高举了法国三色旗，这次聚会之后，这座大楼就成为警察的监视对象^{17}。
　　这些事件构成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的生活背景。马克思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之一，同时也是整个学校为数不多的非天主教学生。这两个原因使得他在学校没有交到亲密的朋友，但是，据说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敬仰“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作讽刺诗讥讽他的对手”^{18}。
　　马克思的成绩是不错的，但不是特别出色。在他的整个学习生涯当中，他的名字在学年末的优秀生表彰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因为他在古代语方面的学识，一次是因为德语作文。他的期末成绩令人满意，但也确实没有脱颖而出。通过他的毕业证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德语作文和语法知识“很好”；他能够熟练和准确地运用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并解释一些段落，在某些专题上具有深刻的洞见，并能够流利地表达其观点。马克思对历史和地理方面的知识“相当熟悉”，他能够通过辅助性手段阅读晦涩的法语作品，他还“很好”地掌握了数学知识且在物理方面的知识“中等”。“他对基督教教义和训诫的认识相当明确，并能加以论证；对基督教会的历史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考试委员会让他通过考试，“希望他发挥自己的才能”^{19}。
　　1835年，马克思参加了毕业考试，他在宗教、拉丁语和德语方面的学习成果，成为他早期知识基础的第一个直接来源^{20}。他的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显得十分有趣。尽管当时德国盛行着启蒙人文主义观念^{21}，但是，这篇文章吸引研究者注意的是，马克思对青年在择业方向上的选择涉及对每个个体责任的思考。在马克思看来，择业方向的指导方针应该是人类幸福，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人是那些能够为全人类做出贡献的人。于是他总结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2}

　　这篇论文的另一句话引起了马克思阐释者们的一场争论：“但是，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决定它们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23}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在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长期而深刻的研究之前形成的，甚至认为这是对唯物史观的第一次阐述。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复杂。马克思当时只有17岁，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职业的选择与他或她所处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24}。
　　按照他的成长背景，这位青年遵循他父亲的意愿，那就是日后将跟随父亲从事法律专业的工作。1835年10月，虽然马克思并没有这种未来意向，但还是到了波恩大学的法学院学习，这是一所离特里尔最近的大学，也是莱茵兰地区的学术中心。
　　波恩，这个人口达4万的城市比特里尔稍微大一点，但却生机勃勃，该城市无疑吸引了马克思。很多活动家聚集在这所高校，教职工达60人，学生接近700人。在教师团队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哲学家施莱格尔（August W. Schlegel，1767-1845），他深刻地影响了整座城市——充斥着谢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1775-1854）理论的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化氛围。波恩大学的学生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他们作为活跃的社会知识青年推动了许多政治活动。
　　然而，在1833年4月，这种情形发生过一次深刻的变化。学生组织试图驱散联邦议会（the Federal Diet），它们倡议莱茵兰政府独立，对学生组织的镇压行动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学生自由协会（Student Liberal Association），其成员遭到遣散和逮捕。当马克思抵达波恩时，这一镇压行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警察试图通过线人清除所有的嫌疑人。由于害怕遭到制裁，大多数学生停止了政治活动，从而陷入饮酒作乐、打斗的消极情绪中。唯一允许的学生社团，是由贵族子弟和交际圈集中在原来的城市的学生组成的。马克思和其他来自特里尔的30多名学生一起组织了特里尔同乡会，不久之后，马克思成了该会的五大领导者之一^{25}。
　　由于马克思在波恩给他父母的书信已经遗失了，因而他父亲给他的信对于重现马克思这一阶段的生活便显得十分珍贵。诚然，这也是我们了解马克思在这一阶段生活情况的直接材料。对于马克思的“大学生活”，他父亲给了他一些成熟的建议，并对他的未来寄予厚望：“你的良好愿望、你的勤奋努力，以及你想做一些有用的事情的坚定决心，我丝毫也不怀疑。”^{26}
　　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他的学习当中；他学习成绩优异，因此在第一个冬季学期中选修了9门课程。然而，他父亲劝告他“9门课程，在我看来多了一点，并且我不希望你学的东西超过你的身体和精力所能承受的限度”^{27}，他试图说服自己将9门改为6门，放弃选修物理学和化学。他孜孜不倦地努力学好每一门课，不管是法理学、法律制度和罗马法史，还是希腊罗马神话、现代艺术史和荷马史诗（后者由施莱格尔讲授）。这些专业的选择表明这位青年兴趣广泛，同时他还对诗歌拥有较大的热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也写了一些诗歌^{28}，并成为诗歌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从他父亲给他的书信和汇款的费用可以得知，马克思购买大量书籍，尤其是大部头的历史著作^{29}。他集中精力学习，不顾及父亲的敦促——“在用丰富而有益的食物来滋养你的智慧的时候，别忘记，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身体是你智慧的永恒伴侣，整个机器的良好状况都取决于它。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因此，用功不要超出你的健康所能容许的限度”^{30} ——在波恩短短数月的学习生活中，由于超负荷的学习任务，马克思的身体开始有些吃不消。
　　马克思父亲在给马克思的信中不断警告他：“伤心的经验应使你感到有必要对自己的健康更加注意一些……在类似情况下甚至连过度用功也是疯狂行为……再也没有比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更为可怜的了。”^{31}因此，在夏季学期，迫于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只选修了四门课程：德国法律史、欧洲国际法、自然法以及普罗佩提乌斯（Propertius，50/45 BC-15/？BC）的《哀歌》，其中有一门是施莱格尔上的。除了长期的体力疲劳，马克思缩减选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学生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了。为此，他花了很多钱，并欠下不少债务，所以他父亲不得不给他寄去额外的费用。他还买了一支手枪，当警察发现这支手枪时，他不得不接受私自携带枪支的调查；他也曾因“夜间酗酒吵嚷，扰乱秩序，受罚禁闭一天”^{32}；另外，他还在与另一名学生的一次决斗中，左眼上方受了伤。
　　总而言之，在波恩的这一年，马克思并没有达到他父亲对他的期望。随之，马克思的父亲决定让他转到柏林大学。在动身前往普鲁士首都之前，马克思在特里尔度过了整整一个暑假，并与他的未来伴侣燕妮（Jenny von Westphalen，1814-1881）私定终身，她因出众的美貌和社会地位备受许多青年男子的追捧。由于马克思担心燕妮家人会拒绝他的求婚——马克思只是来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犹太人的血统，而且才刚满18岁，足足比燕妮小了4岁（在那个年代，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他们一开始瞒着家里人偷偷交往。
　　燕妮对于马克思来讲，的确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1770-1842）男爵的女儿，威斯特华伦是杰出的政府官员，是德国上流社会中有教养并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人士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有魅力又思想开明的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熟悉古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因此，他与年轻的马克思关系很好，他很欣赏马克思的聪明才智。比起法国理性主义和古典主义者的作品，男爵更喜欢阅读浪漫主义学派的作品。因此，“当马克思的父亲给他解读伏尔泰和拉辛作品的时候，男爵则背诵《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的作品，这是男爵最喜欢的两位作家”^{33}。威斯特华伦男爵十分关注社会问题，这极大地引发了马克思早年对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的兴趣^{34}。总之，男爵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家庭和学校所无法比拟的，对此，马克思始终怀着感激和钦佩之情。正因如此，几年之后，他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威斯特华伦男爵。

3．深入敌营

　　柏林拥有32万居民，是仅次于维也纳的第二大德语城市。柏林不仅是普鲁士政府的中心，而且还是活跃的学术中心，是马克思所熟悉的第一个大都市。腓特烈·威廉大学（Friedrich Wilhelm University）建于1810年^{35}，当时的学生达到2100人。这里聚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从1818年到1831年去世一直在这里任教，并且是马克思继续研究的最重要、最适宜的地方。据说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也在这里学习过，在19世纪20年代，他曾这样评价这所大学：“与这所研究宫殿相比，其他大学显得像个垃圾场”^{36}。
　　在这种新环境下，出于对婚约所产生的责任，马克思放弃了在波恩第二学期高昂的兴致（high spirits），他以新的激情和勤奋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然而，他对大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柏林学习的9个学期里，他很少关注学术讲座，只选修了13门课，其中两个学期没有任何课程。1836-1837年冬，马克思修了刑法、人类学和查士丁尼（Justinian）汇编的罗马法。马克思对两门课投入极大的热情，一门是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Friedrich von Savigny，1779-1861）讲授的，他是历史法学派的奠基者和主要理论家，倡导赞美过去的一种浪漫主义，也是政治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另一门则由甘斯（一位黑格尔和圣西门的门徒）讲授，他是整个柏林进步派的偶像，在政治上具有自由倾向，对马克思相似倾向的发展及其在黑格尔主义的兴趣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无论如何，对马克思学术思想进展的描述，都未能全面认识马克思的学术努力。除了教会法、民事诉讼法、普鲁士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程序和继承法等必修课外^{37}，他还有另外四门课程：逻辑学、地理学、以赛亚书和尤里皮德斯（Euripides）。但是，他把自己封闭在房间里，开始了惊人的独立研究，这使他很快掌握了远远超出他选修科目的知识。
　　马克思的学习计划可以从他1837年11月写给父亲的信中重构出来，这是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留下的唯一一封信，也是关于他在该校第一年情况的一份无价的文献。他对未婚妻充满爱意，仍然对他们未公开婚约的未来感到担忧，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从1836年10月到12月，他创作了三本诗歌集“献给我所倾慕的、永远爱恋的燕妮”^{38}，其中两本称为《爱之书》，另一本叫《歌之书》。这些诗歌集以悲剧爱情为永恒主题，其沉重、笨拙的抒情形式并没有显示出马克思具有创作诗歌的特殊天赋^{39}。
　　然而，对马克思而言，“写诗可以而且应该仅仅是附带的事情”。他总是强烈地感觉到“渴望专攻哲学”和研究法学的责任。事实上，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阅读德国法学家约翰·哥·海奈克齐乌斯（Johann G. Heineccius，1681-1741）和安东·弗·尤·蒂博（Anton F. J. Thibaut，1772-1840）的著作，翻译了查士丁尼文集的前两部，“试图使一种法哲学贯穿整个法的领域”^{40}。在希望把两门学科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设想下，从法的经验研究过渡到法哲学，并进一步从法哲学再过渡到一般哲学^{41}。由此，他完成了一部将近300页的作品，这些手稿残缺不全，随后便遗失了；它包括两部分内容：“法的形而上学”和“法哲学”。尽管马克思没有将之完成，但这一写作过程使他“以某种方式喜欢上并总览了这些材料”。他能够窥视出“整体的虚假，这个整体的基本纲目接近于康德的纲目”，他相信“没有哲学就无法深入”。因此他“写了一个新的形而上学基本体系”，到了最后，他“又一次不得不认识到它和我以前的全部努力都是错误的”。
　　渐渐地，马克思从法的研究转向哲学研究，学术研究的生活愿景逐渐代替了他父亲给他做出的法律生涯的职业规划。与此同时，马克思在很多其他方面的兴趣也日渐浓厚。他“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并顺便写下自己的感想”^{42}。他的余生一直保持这种做笔记的习惯，其字迹基本上都是很小的、难以辨认的。马克思开始摘录莱辛的《拉奥孔》（Laocoon，1767）、佐尔格（Karl W. F. Solger，1780-1819）的《埃尔温》（Erwin，1815）、温克尔曼（Johann J. Winkelmann，1717-1768）的《艺术史》（History of Ancient Art，1764），以及卢登（Heinrich Luden，1778-1847）的《德国史》（History of German People，1825-1835）^{43}。在同一时期，马克思翻译了两本拉丁经典——塔西佗（Tacitus，56-120）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AD 98）和奥维狄乌斯（Ovid，43 BC-AD 1718）的《哀歌》（Trista，AD12-17），他开始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法，阅读了（至少是粗略地阅读了）克莱因（Ernst F. Klein，1744-1810）关于普鲁士的刑法和编年史的著作，以及流行于当时的最新文献。
　　尽管他的父亲一再叮嘱他“不要学习过度”，“不要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44}，但马克思还是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写作。他又写了一本诗集，在他16岁生日的时候送给他父亲，他补充了《乌兰内姆》的第一幕中一段精彩的戏剧情节，以及《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的一些幽默章节，这是对柏林没有教养的人拙劣的嘲讽。更有趣的是同一本笔记中出现的“讽刺短诗”，这是马克思在当时用来批判黑格尔的。最后，马克思主要的兴趣是戏剧和文学，从1837年开始，虽然他当时只有19岁，但他已经计划要创办一本文学批评的杂志^{45}。
　　终于，在全身心地投入到法律、哲学、艺术、文学、语言和诗歌等各领域工作之后^{46}，马克思病倒了，他接受医生的建议在乡村好好休养^{47}，这个地方是一个叫施特拉劳（Stralow）^{48}的渔村，这里离学校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次休养，不仅提供了一次休息的机会，还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帷幕降下来了，我最神圣的东西被毁掉了，必须用新的神来填补这个位置。”在发生了深刻的思想激荡之后，马克思在内心告别了浪漫主义，远离了康德和费希特（Gottlieb Fichte，1762-1814）的唯心主义，从而“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在那之前，他只阅读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段，那离奇古怪的调子并没有吸引他。在施特拉劳休养的时候，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然而，他很快便展开了与黑格尔主义的对话。为了澄清他的思想构成，他写了“24张纸”^{49}的对话，这部分手稿被称为《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Cleanthes，or The Starting Point and Necessary Continuation of Philosophy），现在也遗失了，其意图实现“艺术和科学”的统一。历史、自然科学和谢林的研究成果使马克思“费尽了脑筋”，结果最后还是让他灰心丧气。“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也就是，他投入黑格尔哲学的怀抱。
　　受到他的反思结果的困扰，马克思“有好几天根本无法思考问题”^{50}。这样一来，他把哲学暂时搁置一旁，重新沉浸到他的法律研究中：萨维尼的《论占有权》（1805）、安瑟尔姆·费尔巴哈（Anselm R. Feuerbach，1829-1880）的《德国现行一般刑法教科书》（1801）、格罗尔曼（Karl von Groham［？］）的《刑法科学的原则》（1812）、克拉默（Johann Andreas Cramer，1723-1788）的《论〈学说汇纂〉和〈［查士丁尼］法典〉不同版本的词义》（?）、韦宁-英根海姆（Johann N. von Wennning-Ingenheim，1790-1831）的《一般民法教科书》（1822）、米伦布鲁赫（Christian F. Mühlenbruch，1785-1843）的《关于〈学说汇纂〉的学说》（1838）、格拉蒂安（Gratian，1075/80-1145/47）的《矛盾宗规的协调》（1140）、朗切洛蒂（Giovan Paolo Lancelotti，1522-1590）的《宗规法纲要》（1563）。他同时还阅读了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论科学的发展》（1623）、赖马鲁斯（Hermann S. Reimarus，1694-1768）的《关于动物的复杂本能》（1760），以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C-322 BC）的《修辞学》（Rhetoric，367 BC-322 BC）^{51}。
　　最后，由于“徒劳无获、付之东流的脑力劳动而引起的烦恼”和“由于不得不把我所憎恶的观点变成自己的偶像而感到苦恼”，马克思处于崩溃的边缘。当他病好的时候，他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52}。他的研究仍旧任重道远。

4．一位在柏林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1837 年，经阿道夫·鲁滕堡（Adolf Rutenberg，1808-1869）（当时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引荐，马克思加入了博士俱乐部，开始频繁地与柏林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理论家、讲师和学生接触。就在这一年，马克思与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Karl Friedrich Köppen，1808-1863）、奥本海姆（Heinrich Bernhard Oppenheim，1819-1880）、路德维希·布尔（Ludwig Buhl，1816-1880）等人一道成为该俱乐部成员^{53}。正是由于接触了这些人，马克思与“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现在，他继续集中精力进行研究与写作。在11月份给他父亲的信中，他提道：“只要我还没有通过几部诸如《访问》等等这样的拙劣作品来掌握现代风格和现代科学观点的立场，我就安不下心来。”^{54}然而，他父亲的回复是严厉的，他表达了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担忧，他对马克思感兴趣的领域不以为然：

　　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难道令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应当在这么一个荒唐无用的知识的作坊里成熟吗？在这里会得到有助于履行神圣职责的收获吗？……只能证明你如何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55}

　　不久，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的健康每况愈下，1838年5月，死于结核病。之后，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没有他父亲挑剔的目光（虽然他们有时候因意见不同闹矛盾）^{56}，他以更轻快的步伐，走他自己的路^{57}。
　　博士俱乐部因此成为马克思思想形成和所有活动的中心。在左派和右派黑格尔主义者发生决裂的数年之后，普鲁士一些最进步的思想家聚集在柏林的这个圈子里——站在自由主义的一边反对保守主义。虽然马克思加入该俱乐部时只有20岁，但他令人惊叹的耀眼个性不仅意味着俱乐部的所有成员——平均年龄比马克思大十岁——都平等地对待他，而且马克思还对俱乐部其他成员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制定讨论的议程^{58}。
　　从1839年开始，马克思越来越着迷于鲍威尔，鲍威尔不停地催促马克思早日完成学业。因此，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1840年初，他已经为关于希腊哲学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写了7本笔记^{59}。这是马克思一生中唯一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60}。可能是想完成一部更宏大的古代哲学著作，它写于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之间，包括序言、两部分各五节内容（第一部分的第四节和第五节已经遗失）以及关于普鲁塔克批判伊壁鸠鲁的附录，除了一些注释外，这份附录也遗失了^{61}。
　　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他心思缜密并具有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于他的全部思想之中^{62}。虽然参与黑格尔左派的政治斗争的愿望十分强烈，但马克思意识到他应该不断推进他的研究进程、深化他的思想，并进一步澄清他的世界观。伊壁鸠鲁只是马克思研究过的众多对象之一。在1840年上半年，马克思开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De anima，350BC）的摘选，他计划写一篇关于特伦德伦堡（Friedrich Adolf Trendelenburg，1802-1872）的《逻辑研究》（1840）的批判性论文。马克思还打算完成一本反对理论家乔治·赫尔姆斯（Georg Hermes，1775-1831）和卡尔·费希尔（Karl Philipp Fischer，1807-1885）的小册子《论神性》（1839）的著作^{63}。然而，这些计划都未能实施。
　　马克思把精力都花在严谨的研究和具体的论文上^{64}，1841年1月到4月——他写作博士论文最后部分的那一段时间——他摘抄了7本笔记，其中的摘选内容包括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信件和著作、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人性论》、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的《神学政治论》（1670）以及卡尔·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1805-1879）的《康德哲学史》（1840）^{65}。这些材料涉及现代哲学家，因此，这些材料与他的论文写作并不相关，其目的是拓展知识视野以便能够在大学谋得教职。但是在1841年4月，在向耶拿大学^{66}（比柏林大学更自由）提交博士论文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发现新的政治局势使他的希望落空。腓特烈·威廉四世（1795-1861）即位后，整个普鲁士弥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基督色彩（Romantic-Christian）的浪潮，而此前受官方支持的黑格尔哲学随后被逐出了学术界。
　　同时，马克思限制了他对文学的热情与抱负，尽管在1841年初，他还在《雅典神殿》（Athenium）杂志上发表了两首诗^{67}。他决定前往波恩并加入他的朋友鲍威尔的队伍，他计划与鲍威尔一道创办刊物《无神论档案》（Archiv des Athismus），以便他们可以在上面发表批判性评论，特别是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汇编了一组新的摘录，这些摘录来自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1709-1777）的《论物神崇拜》（1760）、克里斯托弗·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1747-1810）的《一般宗教批判史》（1806-1807）、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的《论宗教》（1824-1830）^{68}。然而，这个计划最终破产了：在政治问题上，马克思与鲍威尔渐行渐远之后^{69}，马克思最终放弃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经过多年的法律、历史、文学和哲学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放弃了他父亲让他从事法律职业的愿景，随后他发现自己不可能在大学谋得教职，于是决定投身新闻事业。1842年5月，马克思为科隆《莱茵报》写了第一篇文章，同年10月一直到1843年3月，他成为该报的一名年轻的主编。
　　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必须深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这门学科在当时的普鲁士刚刚受到重视——并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在与恩格斯会面时，恩格斯就已经在英国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这对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另外他还受到了赫斯（Moses Hess，1812- 1872）作品的影响^{70}，这一年，他在巴黎密集地进行各种社交活动。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这位来自德国偏远地区的犹太家庭的学生，已经成长为一名与法国首都最激进的组织有接触的革命者。马克思的成长是如此之快，但这与他不久之后的成长历程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Campaign in France in the Year 1792,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49, pp. 178-9.

^[2] s.n., Trierische Kronik, n. p., 1818, p. 85.

^[3] 关于这一时期该城市的详细资料载于Emil Zenz,"Geschichte der Stadi Trier im 19 Jahr-hundert. Trier: Spee, 1979. 要评估它对马克思的影响，请参见：Heinz Monz, Karl Marx. Grundlagen der Entwicklung zu Lebens und Werk. Trier: NCO, 1973.

^[4] David McLellan, Marx before Marxist.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 421.

^[5] 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注

^[6] H. Horowitz, “Die Familie Lwow”, Monatsschrifft（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 vol.5（1928）, pp.487-99. 了解马克思家族的更多细节，参见：Mannfred Schöncke（ed.）, Karl und Heinrich Marx und ihre Geschwister. Bonn: Pahl-Rugenstein Nachfolger, 1993.

^[7] 今天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斯洛伐克首都。——译者注

^[8] 参见 1893年10月31日爱琳娜·马克思写给亨利·波拉克（Henri Polak）的信，in Werner Blumenberg,“Ein unbekanntes Kapitel aus Marx”, Briefe an die holländischen Ver-wandte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1（1956）, no.1, p.56.

^[9] Wilhelm Liebknecht, Karl Marx zum Gedachtnis. Nuremberg: Worlein & Co., 1896, p.92.

^[10]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与海涅交情甚好，成了亲密的朋友。参见：Walter Victor, Ma-rs und Heine, Berlin: Bruno Henschel und Sohn, 1951.

^[11]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26.

^[12] Auguste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vol.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57.

^[13]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A Biograph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4. Cf. Cornu, op. cit., pp.49-67.

^[14] Boris Nikolaevsky and Otto Maenchen-Hell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p.52. CI. Corni, Karl Marx ed Friedrich Engels, p.69.

^[15] Eleanor Marx, in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d.）, Gespräche mit Marx und Engels, vol.1. Frankfurt: insel taschenbuch, 1973, p.268.

^[16] Ibid., p.1.

^[17] 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pp.72-3.

^[18] Eleanor Marx , in David Rjazanov（ed.）,Karl Marx als Denker. Frankfurt:Makol,1971,p.27.

^[19] Karl Marx,'Certificate of Maturity for Pupil of the Gymnasium in Trier',in MECW,vol.1,p.64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33.

^[20] 关于马克思在学校的表现，参见：Carl Grünberg,“Marx als Abiturient”,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vol. XI （1925）, pp. 424-33; Monz Heinz, Manfred Henke, Rüdiger Thomas and Hans Peiger, Der unbekannte junge Marx: neue Studien zur Entwicklung des Marxischen Denkens, 1835-1847, Mainz: Hase und Koehler, 1973, pp. 9-146; and Marco Duichin, Il primo Marx. Rome: Cadmo, 1982, pp. 45-67.

^[21] McLean, Marx before Marxism, p. 54.

^[22] Karl Marx, 'Reflections of a Young Man on the Choice of a profession', 1, MECW, vol. 1, p.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9-460.

^[23] Ibid., p.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7.

^[24] 犯下这一错误的两名权威人士是弗兰茨·梅林和奥古斯特·科尔努，弗兰茨·梅林说“第一个想法的闪光……他的发展和实现将成为这个人不朽的贡献”。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 5. 奥古斯特·科尔努曾提醒读者“不要夸大这句话的重要性”，他接着写道，“马克思在这句话中首次强调了社会关系在塑造人类生活中的作用”。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p. 79.

^[25] 关于马克思的波恩时期，参见：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pp.82-7.

^[26]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19 March 1836，in MECW, vol.1, pp.65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6.

^[27]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18-29 November 1835，in MECW, vol.1, p.6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6-517.

^[28]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写了一些短诗。他们被誊写在校正本上，由他的妹妹索菲娅保存着。其中一封写于1833年的《查理大帝》显示了他的校长怀滕巴赫的影响，是现存最古老的一封。Karl Marx，“Gedichte. Aus einem Notizbuch von Sophie Marx”，in MEGA2，vol.1,1,pp.760-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6-918.

^[29]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beginning of 1836［February or early March］，in MECW，vol.1，p.64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2.

^[30]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18-29 November 1835，in MECW，vol.1，p.64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18-519.

^[31]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beginning of 1836［February or early March］，in MECW，vol.1，pp.649，65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21-523.

^[32] ‘Certificate of Release from Bonn University’，in MECW，vol.1，p.6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45.

^[33] Eleanor Marx，'Karl Marx'，Die Neue Zeit，vol.1（1883），no.10，p.441.

^[34] Maxim Kovalevsky，in Institut für Marxistus-Leninismus（ed.），Mohr und General. Erin-nerungen an Marx und Engels. Berlin：Dietz，1964，p.394. Cf. Cornu，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p.82.

^[35] 1948年，它改名为洪堡大学。

^[36] Ludwig Feuerbach到his father,6 July 1824,in Karl Grün（ed.）,Ludwig Feuerbach,Sein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Leipzig and Heidelberg:C.F.Winter'sche Verlagshandlung,1874,p.183.

^[37] Sepp Miller and Bruno Sawadzki,Karl Marx in Berlin.Berlin:Das Neue Berlin,1956,p.113,and Nicolaevsky and Maenchen-Helfen,Karl Marx:Man and fighter,p.351.

^[38] Karl Marx, Buch der Liebe, in MEGA², vol.1/1, p.47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9.

^[39] 参见：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ps, pp.89-90.也可参见：Franz Mehring,'Einleitung', in Franz Mehring（ed.）, 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le, vol.1. Stuttgart: Dietz 1902, pp.25-6.这篇报道了马克思二女儿的观点，劳拉：“我有必要告诉你们，我父亲对这些诗歌非常不敬，每当我父亲谈起来，总是为这样的年少无知而开怀大笑”。简而言之，就像梅林在别处观察到的一样，“缪斯将天赋才能放在他的摇篮里，但其中并无诗歌天赋”。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p.11.在1837年11月给他父亲的信中，也就是他写完这些诗一年后，马克思本人对这些诗的评价非常严苛：“对当代的抨击，漫无边际、异常奔放的感情，毫无自然的东西，纯粹的凭空想象，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截然对立，以修辞上的刻意追求代替充满诗意的构思、不过或许也有某种热烈的感情和奋发向上的追求，——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的头三本诗集的特点。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在这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使‘精炼’变成了‘冗长’”。Karl Marx, 'Letter from Marx to His Father in Trier', in MECW, vol.1, p.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在“致父亲的信”后，马克思也把诗歌投给了《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但该杂志认为它们不值得发表。

^[40] Marx, 'Letter to His Father', pp.1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

^[41] István Mészáros, 'Marx flosolo', in Eric Hobshawm（ed.）, Storia del marxismo, vol.1. Turin: Einaudi,1978, pp.122-3.

^[42] Marx,‘Letter to His Father’, pp.12,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

^[43] 这些摘录已经丢失。

^[44]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9 November 1836, in MECW, vol.1, p.662.信中仍说道：“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的幸福，如果我的预感没有错的话，也将为人类的幸福而生活。”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1.

^[45] 这个计划从他父亲的信中透露出来，参见：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16 September 1837, in MECW, vol.1, pp.679-8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3-558.

^[46] Marx，'Letter to His Father'，p.11：“我像考察整个生活那样来观察我的情况，也就是把它作为在科学、艺术、个人生活方面全面地展示出来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来观察。”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

^[47] Ibid.，p.15：“在做这种种事情的时候，我在第一学期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冲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大大充实起来，不仅如此，我还忽视了自然、艺术、整个世界，也疏远了朋友们。我的身体似乎也有反应。一位医生劝我到乡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

^[48] 今天的施特拉劳，位于柏林郊区。

^[49] 所谓“张”（Druckbogen），马克思的意思是16页，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超过300页的密密麻麻的手稿。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15.

^[50] Marx，“Letter to His Father”，pp.1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3.

^[51] Marx, “Letter to His Father”, p.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14.

^[52] Ibid.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53] Miller and Sawadzki, Karl Marx in Berlin, pp. 68-75.

^[54] Marx, “Letter to His Father”, p.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5.

^[55] Heinrich Marx to Karl Marx, 9 December 1837, in MECW, vol.1, pp.685-91. Cf. Ernst Bloch, On Karl Marx. New York: Herder & Herder, 197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65-567.

^[56]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p.126.

^[57] 亨利希·马克思的去世也结束了那些讲述卡尔大学生活的珍贵信件。马克思最小的女儿爱琳娜说，这些信件“说明马克思的成熟历程，在青春期里的未来的那个成年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马克思一生中对工作的非凡能力和激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任务是繁重的，他的作品从来没有任何放松或疏忽……他的目的是看清自己的内心，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他对自我和作品的批判……正如后来一样，我们已经在这里看到一位读者，他不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学科里，而是阅读、吸收和凝视一切：法学、历史、诗歌和艺术……一切在他那里都得到了研究应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中”。Eleanor Marx, “Marx Briefe an sein en Vater”, Die Neue Zeit, vol.16（1898）, no.1, pp.4-12.

^[58]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p.151.

^[59] 很可很可能这些笔记本里，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论文做准备的。Maximilien Rubel,‘Philosophie Épicurienne. Notice’, in Maximilien Rubel （ed.）, Karl Marx, Ouvres III.菲洛-Phie. Paris: Gallimard,1982, p.786.所谓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已经出版了英文版，in MECW, vol.1, pp.403-5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5-175.

^[60] Maximilien Rubel,‘Différence de la philosophie naturelle chez Democrite et chez Épicure, avec un appendice. Notice’, in Karl Marx, Ouvres III. Philosophie, p.6.

^[61] Mario Gingoli, Il primo Marx （1835-1841）. Milano: Unicopli,2001; and Roberto Finel-li, Un parccridio mancato. Hegel e Giovanni Engels. Torino: Bollati Boringhieri, 2004, pp.40-74.

^[62] Cornu,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p.225.

^[63] Ibid., pp.194-7.

^[64] Mario Rossi, Da Hegel a Marx. III La scuola hegeliana. Il Giovanni Marx, Milano: Fel-trinelli, 1977, p.164.

^[65] 这些摘录，连同对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所做的笔记，可以在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Karl Marx和Friedrich Engels,Exzerpte und Notizen bis 1842, in MEGA², vol. IV/1, pp.153-288.

^[66] Karl Marx去Carl Friedrich Bachmann, 6 April 1841, in MECW, vol. 1, p.379; 和Karl Marx去Oskar Ludwig Bernhard Wolff, 7 April 1841, in MECW, vol. 1, pp.380-1.

^[67] 这些诗发表在这本德国期刊的第四期。英文版本参见：Karl Marx, 'The Fiddler' and'Nocturnal Love', in MECW, vol. 1, pp.2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20-23.

^[68] 波恩时期的摘录可以参见：MEGA2 , vol. IV/1, pp.289-381.

^[69] 了解马克思和鲍威尔的关系，可参见：Zvi Rosen, Bruno Bauer and Karl Marx.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esp. 223-40 on their dispute; and David Leopold, The Young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0] Zvi Rosen, Moses Hess und Karl Marx. Hamburg: Christians,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