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自由、欲望与革命（2012）

结语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


↘革命政治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不是虚无主义者，也不是道德论者。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他认为，由于现代道德理论（唯心主义）从市民社会的立场展开论述，因而它无法想象超越这一立场及其利己的个人主义特性的生活，除非作为一种无力的抽象命令。因此，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一样，都无法充分把握“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的丰富性。马克思认为，他的“新唯物主义”能够超越这些思想的局限，为个人能动性提供一个正当的基础，因为它以“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这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反对异化的集体斗争。[2]
　　历史形成的这种实践，是把马克思的政治学、他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对人类历史的理解和他的伦理学关联起来的关键所在。很多人之所以在马克思关于伦理道德的评论中发现难以化解的矛盾，问题就在于，他们的批判往往有赖于假定马克思坚持对科学作实证主义的理解，这就必然会把价值判断排除在外。[3]但事实绝非如此。正如上文所述，〔196〕马克思不是实证主义者，恩格斯也不是，尽管针对恩格斯的许多批评者叫嚣着相反的论点。[4]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认为，常被反复讲述的马克思主义从早期鼓舞人心的人道主义沦为教条的科学主义的故事（恩格斯在其中扮演丑角），不仅是对恩格斯科学观的严重曲解，而且极大歪曲了后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与实证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科学社会主义因为自觉地植根于人类实践而必然蕴含伦理维度。奥尼尔对比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这种人道主义观念，与阿尔都塞等人的奥尼尔称之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后者“提出社会主义不依赖伦理承诺的理由”[5]。如果正如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指出的那样，这一“科学”框架是“站不住脚的”，那它也就与马克思及后来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进路没什么关联。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以存在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为前提，还打赌这些斗争可能会统一为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由于马克思对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之间因物化所致的分离（the reified separation between knowers and known）提出挑战，因而这一赌注蕴含客观预测与主观行动号召的辩证统一：他会赞同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的观点，认为“唯一名副其实的先知，是开创其所宣称的未来的那些人”[6]。这一思考进路是合乎道德的，它因为植根于历史上出现的需要和欲望，从而克服了道德说教的无能为力。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从工作日斗争的存在概括得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制度，而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流观点所说的对人的自由的具体体现。具体来看，通过市场调节消费，必然会遮蔽我们之为人的社会性方面，以及我们同自然的关系的生产性本质。这种调节也巩固了某种形式的个人理性，这种理性因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的概念而形成社会的非理性。[7]这些非理性——可以想想当代的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从市民社会的现代道德（自由主义）立场看，成为被自然化的、更广泛的社会约束的例证。工人斗争为这些问题指明潜在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个解决方案也具有普遍意义。[8]因为〔197〕工人运动代表一种历史上的具体尝试，不论在某些特定时刻遭到过怎样的压制，它都是为了重新获得对我们与自然的普遍而密切的生产性关系的集体民主控制，这也是我们避免经济和环境灾难的最大希望所在。[9]斯拉沃热·齐泽克近来强调，这一观点即便是在左翼圈子中也遭到蔑视，他还正确地指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知识界已然备受奚落，与此相悖的是“如今大多数人都是福山主义者”的事实。[10]这些心照不宣地持福山式观点的人忽略了，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必要的“他者”。因为，尽管自由主义对自身的历史特殊性一无所知，但现代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概念是在劳动日益商品化的背景下产生的，而社会主义正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反抗这一非人化过程的政治表现。可见，自由的雇佣劳动既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平等思想的基础，也是对这些概念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的形式主义的内在批判。作为克服这种意识形态局限的具体方法，工人的团结在现代的背景下得到实现，同时为重新占有我们（普遍）的本性提供可能。
　　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概念，它们有碍于自由主义接受人的本质的概念，然而，受压制者借由一种把本质化约为利己主义的倾向实现复归：只要我们是利己主义的，就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如果说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反映出自由主义软弱无力的社会观，这种利己主义行为模式则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工人斗争的存在：因为这些斗争通过表明人性和自由的丰富内涵，指向的是人的个性不可还原的社会性、文化性（因而也是历史性）。[11]正是这种彰显历史性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模式，构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的具体内容。无论人的本性还包含什么，工人集体斗争所表现出的团结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比单纯的利己性原子集合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共同体既成为现实的人的一种需要，也是具体的历史能动者的一种可能实现的欲望。这一点还表明，人的自由不仅可以被构想为市民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自由，而且可能更深刻地被构想为克服这种状况的需要和欲望。[12]
　　可见，在现代道德理论——主要是康德主义——通过抽象地呼吁〔198〕以义务对抗欲望来应对利己主义时，19世纪的工人斗争已开始同异化的利己主义展开具体的、强有力的系统性对抗，通过把工人阶级的团结作为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表明义务同欲望的内在融合性。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者不进行道德说教，因为共产主义是“事物现实的运动”所表达的意思。这一观点既不是对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断言，也并非（在很强的公然自相矛盾的意义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缺失”，而仅仅是说明，他与康德在立场上存在根本区别。欲望与义务在康德那里的冲突反映出利己的个人主义的悲剧性质，而马克思设想的对市民社会的替代方案，则因其植根于工人自下而上的现实运动，而触及具体、明确的利害关系。因此，最好把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解为是对克服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实践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完全反对道德。工人阶级的团结指向对联合体的一种需要和欲望，故而，最初表现为阶级的团结、最终表现为人类团结的社会责任，得以不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命令。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治植根于自下而上产生的带有新型联合方式的新的阶级，所以它不能被还原为那种自上而下的暴动政治，即仅仅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传统的政治等级制度。不过，如果说马克思（在较弱的意义上）存在“伦理学缺失”，那么这也并非因为他试图回避其思想中必然蕴含的规范性方面，而是源于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指出露丝·李斯特（Ruth Lister）视为马克思思想之“根本”的，且至少隐性地对马克思的实践具有引导作用的具体的乌托邦，与马克思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抽象模型之间的差异所在。[13]
　　由于工人阶级的团结是自由作为自我决定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且必须同时作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手段和目的予以争取，因此，工人阶级作为普遍解放的潜在推动者出现，不应与工人必然会在这项任务中取得成功的论断混为一谈。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与对马克思某些著作的实证性解读相反，马克思在其历史理论中并没有作出必然主义的断言。应当说〔199〕，他把握到两个明显的历史趋势：一是劳动生产率会随着人们集体地、有目的地寻求满足需要而提高的趋势；二是因管控由此产生的社会剩余而发生冲突的趋势。为此，《共产党宣言》有名言道：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14]

　　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否认存在非阶级形式的斗争，是对这段话的曲解。反之，他们的观点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本质都是由为掌控我们与自然的生产性中介而进行的根本斗争所规定的，这种斗争影响和塑造着其他一切社会冲突。[15]鉴于上述引文所持结论的开放性，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一种机械的、还原论的社会变革模式，也是荒谬之谈。[16]迈克尔·洛伊指出：“马克思把‘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定性为‘反动的’，因为它把‘历史形成的关系与活动割裂开来’，并表明活动的条件反而‘是由这种自我活动产生的’。”[17]对于马克思而言，只有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可能设定的结果范围内，同时其所涉及的主要社会行动者的特性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塑造而成，社会斗争的结果才是确定的。毋庸赘言，作为一种消极论断，这绝不意味着在很强的波普尔式的意义上可以预言历史进程。
　　的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工进行细致分析的要义，整体上并非想以此为基础预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结果。相反，他是在尝试探讨对工人阶级起作用的碎片化与一元化的经济过程之间的矛盾，目的是通过介入这一过程帮助无产阶级从一个四分五裂的群体转变为独立的政治行动者。马克思确实预言工人运动迟早会被迫面对国家〔200〕权力，这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显而易见。[18]正是就阶级斗争这两个方面实际的影响而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是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社会斗争的一般形态和底色，而没有提供在宿命论意义上预言这些斗争结果的“历史铁律”，因此最好将其理解为革命实践的理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表明了在任何特定的关键时刻都会开放的可能性，那么，为这些可能性进行斗争和展开抗争的正是现实中的人们。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设想是具体的，因为它由已经出现的现实的社会纽带中推断而来：首先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工人和其他群体在斗争中屡屡走到一起，为了在制度内捍卫其利益而创建起集体组织（联合会、政党等）；其次是从过去一个半世纪工人所创建的走得更远的集体组织，推进至对资本统治发起的多少有些明确的挑战。从巴黎公社，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工厂理事会以及同时期的苏俄和西方苏维埃，发展到匈牙利的工人理事会、伊朗的委员会（shoras）、智利的警戒线（cordones）、波兰的工厂罢工委员会，以及近来作为2003年和2005年玻利维亚起义中坚力量的地方组织和社区组织。[19]这些组织形式或多或少开始克服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离，并至少提供了对现有生产关系的一种具体的、可能的替代方案的雏形。[20]
　　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印象，首先是从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斗争高潮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最好将其理解为这些斗争内在固有的一个具体的乌托邦，而不是从“外部”给予工人阶级的一个超验的理想。[21]如果说这种理解模式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预示性维度，那也可以说，正如马克思以及（特别是）列宁和葛兰西所坚信的那样，团结不是一个自动生成的事实，而必须通过工人阶级内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201〕的斗争去争取，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归结为那样一个预示性方面。另外，仅仅指出这样的历史例证，并没有克服理想被具体接受为抽象乌托邦的问题。正如葛兰西所坚信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对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持开放态度，这些组织形式表明反对利己主义的团结已经在组织层面上出现，并植根于工人和其他受压迫群体反对资本主义的更为寻常的日常斗争。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领导权的创造性问题包括，当这些组织出现时必须予以承认，并且要把社会主义的总目标与这些日常斗争更具体的目标结合起来。如果说在这些斗争处于较高水平时，即当工人们能够感受到其与资本力量相抗衡的整体实力时，后一项任务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则正如近几十年所经历的那样，当这些斗争处于低潮时，这一任务也是必要的。这种情形进一步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判定对工人阶级的赌注是否仍然有效。正如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所指出的，近几十年来，大量激进理论家都支持转向伦理学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再相信这一赌注是正当有理的。

革命政治


　　在左翼受挫和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下[22]，至少有两个论据可以表明，激进理论家倾向于拒斥马克思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学：其一，人们普遍接受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关注生产关系的片面解释，认为这种关注符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却又不足以理解蕴含人的能动性的目的（道德）方面；其二，人们同时普遍认为，阶级分化和斗争模式不再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23]事实上，这两个论据呈现的是同一曲解的两个方面。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虽然现代劳动分工孕育出工人阶级这一客观实体，但它同时又发挥着从内部分裂工人阶级的离心力作用，阻止工人阶级成为统一的社会行动者。由此可见，马克思为何（用恩格斯的话说）“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因为他是一个建立政党和其他组织的〔202〕政治行动者。这些组织是在作用于工人阶级的凝聚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运转的，为的是争取大多数人支持社会主义思想。因为这项事业植根于现实的集体斗争，而这些斗争反过来又揭示出现实的集体利益，所以它无法被合理地归为一种道德视角。不过，由于它必然涉及有目的的人的能动性，因而也不能将其斥为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可以明确的是，这一理解模式意味着，不仅这种斗争会跌宕起伏，而且这一运动也会预示着阶级意识以及阶级觉悟中类似的起伏。由此可见，因为这些都是依据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推断而来，故不能以工人阶级的分裂、工人阶级斗争的受挫甚或是这些斗争的低水平时期作为过分简化的实证性论据证伪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问题是要判断，这些趋势合在一起是否会促成同过去的根本决裂。
　　为此我们要指出，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阶级结构没有发生重要变化。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变化，而在于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如此深远，以致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赌注变得无效。[24]（在本书导论中反复提及的）针对杰里·科恩的相关评论的回应从一开始就比较直截了当。正如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并不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也不认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受剥削的财富生产者，或是社会中最穷困潦倒的群体。[25]更具体地说，对于早先阐述过的被西蒙·克里奇利反复提及的荒诞说法——马克思坚信一种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日益简化的社会模式，哈尔·德雷珀曾给予有力回应。他指出，首先，《共产党宣言》中通常用以支持这种解读的字句，涉及对马克思的论断——旧的中产阶级的衰落，将导致中产阶级本身的衰落——略带误导的翻译；其次，马克思无论如何谈论的都是一种会被其他相反倾向所调和的倾向；再次，李嘉图因为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包括新的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而遭到马克思的明确批评。[26]不过，尽管就指责马克思接受一种简单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模式而言，这已构成有力反驳，但它并没能回应如下指控：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一个革命阶级，其他更为分散的社会行动者〔203〕已经取而代之，占据了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桥头堡位置。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尽管1968年后的政治发展轨迹似乎毫无疑问地表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已经逝去，但是相较于简单地重述“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工人运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挫的事实，这种解读事件的方式更成问题。[27]
　　必须看到，全球雇佣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在过去数十年已急剧增加。[28]这一事实表明，工人阶级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性的：“不同类别的雇佣劳动者……成功把自身塑造成为一种集体行动者”，若真是这样，那又何以可能如此。[29]在这个问题上，内斯特·科汗（Néstor Kohan）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会混淆两个截然不同的过程：这一时期工人运动的偶发性失败为“新社会运动”随后的分崩离析奠定基础的过程，以及在他们看来“后现代”社会必然以社会运动的这种碎片化为特征的过程。他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者已赋予“普遍性的社会现实中，碎片化的政治话语盛行，社会运动变得零星分散，旧有的主体性变得反复无常。但事实上，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的特征”[30]。同理，在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看来，认为阶级随着当代社会变得日益个体化而正迅速丧失其重要性的论断，也属于对近期趋势的一种片面描述，例如从1995年法国公共部门罢工中的阶级能动性高涨来看，这种说法就无法成立。[31]
　　在对世界经济中的一些关键领域——汽车、建筑、半导体和金融界——的工人状况进行较为全面的文献调查中，比尔·邓恩（Bill Dunn）为阶级在现代世界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论点提供了证据支撑。他指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有些社会进程加速了工人阶级分裂的趋势，另有一些则带来相反的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为阶级斗争提供了背景性条件，但不会机械地决定阶级斗争的结果。事实上，他不认同劳动过程中的〔204〕变化弱化了工人力量的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并以汽车工业为例指出“劳工的决定性失败不仅先行于实质性重组，还可能为重组提供基础，而不仅仅是重组的后果”[32]。
　　凯文·杜根（Kevin Doogan）最近提出类似的观点，挑战了广为流传的这一看法：我们已进入一个“新资本主义”时期，它以向更灵活的工作模式转变为特征，这从根本上削弱了工人相对于资本而言的地位。与此相反，杜根凭借大量统计性证据突显出如下矛盾的存在：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工作稳定性没有下降”的现实，与此相伴的却是，学术界和流行文化中呼声渐高的话语所渲染的内容恰恰与此相反——工作不安定感的增加。他认为，这一矛盾更多地是根源于对失业后果而不是对失业可能性的恐惧，而且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持续攻击，这种话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在于解除工人的意识形态武装。对工人阶级的攻击在全球化语言的助力下，恐吓工人在任何反击战爆发前就范。[33]如果说这一——特别是在美国盛行的——意识形态演变过程，证明了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曾称为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34]，那么，虽然工人阶级已经过重组，阶级斗争事实上也主要（但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但工人阶级的继续存在表明，马克思并不是学术界经常描绘的死狗。
　　科林·巴克和加雷思·戴尔（Gareth Dale）的论点也与这种对当代趋势的分析相吻合，许多关于“新社会运动”的文献因其对阶级持续至今的重要性视而不见，而在方法论上遭到他们的质疑。正如杰夫里·克罗伊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批评韦伯所理解的状态概念是“静态的”，并认为它“几乎无助于我们理解或解释任何事情”一样[35]，巴克和戴尔也认为，韦伯的进路提供的是一种肤浅的描述性方法，它往往会高估这些运动相较于传统劳工运动的新颖性，由此也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斗争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属于关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规定性，而不仅仅是一个偶发性特征，巴克和戴尔在为这一论断的意义辩护时指出，马克思为把“新社会运动”解析为〔205〕对异化的具体反抗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不同于“新社会运动”的相关文献中的主流倾向，巴克和戴尔指出，马克思拒绝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抽象概念具体化（reify），因此也就没有把阶级斗争还原为生产环节的经济斗争。而且，既然他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异化的制度加以分析，就意味着他认识到，在工人同其劳动产品并与对劳动过程的控制相异化的同时，我们也都异化于构成我们人类本身的社会纽带。这种异化的制度往往会产生各色各样不同的反对其非人化影响的斗争。由此可见，巴克和戴尔认为，“新社会运动”不仅不是那么新的，而且它们所反映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内部阶级斗争的式微，而是其表现形式的改变”。这一结论源于，他们拒绝把旧的劳工运动与“新社会运动”进行太过具有典型曲解意味的对比。与这种曲解形成对照，巴克和戴尔则认为，反对压迫的斗争是劳工运动的组成部分，这种运动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工人斗争的兴起而出现的。这些工人斗争“常被视为”现有劳工运动实践的“关键所在”，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工人斗争进入低潮以来，这两种形式的斗争才被视为“对立的”。最后，尽管正是在工人运动受挫的背景下，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于许多随后被身份政治吸引的激进分子失去魅力，但巴克和戴尔断定，这一过程有可能随着劳工运动命运的转变而发生逆转。鉴于剥削持续显著地存在，劳工运动的这样一种复兴不仅在葛兰西的意义上使人们确信“只能‘科学地’预见斗争，而非预见斗争的具体时刻”[36]，还可能化作无数其他人与异化作斗争的团结性力量[37]。
　　德雷珀解构了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分工会变得日益简化这一荒诞看法，科汗批判了把后现代的世界视为格外碎片化的断言，邓恩和杜根质疑用以辩护工人阶级不再能够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中发挥根本作用〔206〕这一论断的实证性依据，巴克和戴尔重新思考“新社会运动”与传统劳工运动之间的关系，卡利尼科斯也对有关个体化进程的当代文献的片面性展开批评。这些都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解读能够很好地解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遭受的挫败及“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同时也可以看到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有可能重新出现。[38]邓恩甚至评论道，对于近来劳工状况的转变“不需要作出新的诠释，也无须从头开始重新设想政治策略”[39]。
　　虽然这样的论述不乏真知灼见，但还是必须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的拙劣曲解中剥离出来，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主义的曲解都成为对相关学术探讨的一种束缚。如果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评论都毫无价值，那么即便是对马克思思想精辟入微的重新释读——例如杰里·科恩的著作，也往往会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对历史进步的实证性说明。既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样一种解读在学院内占据霸权地位，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这些圈子里被视为兼具政治和伦理上的缺陷，也就不足为奇。而且，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已对马克思主义作为劳工运动中的一个仍具生命力的传统造成毁灭性影响，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形象往往使人就它对于当代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产生更为强烈而广泛的怀疑。
　　正如上文试图表明的，这样一种不幸的倾向掩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可能对当代激进政治作出的实际贡献。因为马克思“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愿景不仅是对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社会主义虚夸之辞的内在批判[40]，而且指向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民主模式。与斯大林主义的曲解实际上脱离瓜葛的列宁主义，成为对认为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来实现的这一思想的必要补充——在看到这一点的同时，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就指向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伦理上令人信服、政治上强劲有力的批判。第一，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当代情感主义文化与市民社会立场之间的必然联系。第二，它呈现出工人反对异化的斗争如何为理解这种堕落的道德文化的历史根源，并且为超越这种道德文化奠定基础。第三，这些斗争由此表明了我们人类本质的历史特性。第四，〔207〕通过这些斗争找到了作为共同体自我决定的自由在现代世界得以实现的具体方式。第五，这就是能在总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并且为个人的参与提供合理辩护依据的那种具体的乌托邦。
　　与自由主义的荒诞想法——先对所处情境作出判断，再对其采取行动——相反，马克思针对这种就选择和能动性问题有所设定的意识形态，阐明了作为其基础的实践所呈现的形式。马克思立足于历史的自觉意识，又影响到他对世界的认识，并使其克服了上述矛盾。这是通过把“是”与“应当”重新理解为同一实践的两个方面实现的。可见，社会主义运动是通过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自由展开内在批判，同时指出相较于此的一个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由于形成这种观点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必然表现为起伏不定、零落分散的斗争，这些斗争也就促使这样或那样的“先锋队”生产。在此情形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着眼于整个运动的利益[41]，并且旨在通过争取大多数人参与社会真正民主化的革命事业，而为自我瓦解创造了条件，由此也把自身同其他团体区分开来。与资本为了积累而积累的异化要求[42]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所植根的那些斗争，预示着如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些结构，由此可能使我们对团结的迫切需要和欲望得以实现[43]。在那些激进分子所要求的革命的实践智慧（phronesis）[44]中包含这样一种能力：批判地审视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话语，看穿其表面上的意见分歧，并且正如我们提到的米尔顿·菲斯克关于堕胎权之争的讨论那样[45]，对支配权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加以审视。在这一语境下，正如格斯所提醒的那样，每当我们面对抽象的道德论争时，都应始终牢记列宁的著名质疑“对谁有利？”或“谁为了谁的利益对谁做了什么？”。[46]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超越包含主观偏好的道德，走向一种关于现代工人阶级克服异化状态的社会斗争的客观伦理。
　　〔208〕这一观点印证了列宁如下的著名论点：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的典范“不应当是工联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47]。最好不要把这一论断理解为抽象的道德要求，而应视其为争取自由、反对异化的现代阶级斗争所普遍包含的基本政治推论。除了这一惯常的要求以外，长期来看，马克思解放伦理的政治意义就在于以自由为目标，这种自由意味着社会真正的民主化——工人的权力。


　　〔209〕


[1]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Holy Family”，p．9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译者注

[2] István Mészáros，“Marxism and Human Rights”，p.105.

[3] G.A.Cohen，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A Defence，p.46.

[4] John O'Neill，“Engels without Dogmatism”，in Chris Arthur，ed.，Enges Today，London：Macmillan，1996，pp.47—66.

[5] John O'Neill，“Engels without Dogmatism”，p.64.

[6] James Connolly，"The Reconquest of Ireland"，in Michael O'Riordan，ed.，James Connolly Collected Works，Vol.I，Dublin；New Books，1987，p.263.

[7] Maureen Ramsay，What's Wrong with Liberalism？，p.14

[8] Chris Harman，Zombie Ca pitalism，London；Bookmarks，2009，Part 4

[9] Jonathan Neale，Stop Global Warming：Change the World，London：Bookmarks，2008.

[10] Slavoj Žižek，"Beginning Again"，p.53.

[11] Steven Rose，et al.，Not in Our Genes，London，Penguin，1984；Richard Lewontin and Richard Levin，Bi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New York，Monthly Review，2007；Steven Rose，Lifelines，London：Penguin，1997.

[12] Slavoj Žižek，On Belief，London：Routledge，2001，p.121.

[13] Ruth Levitas，“Educated Hope；Ernst Bloch on Abstract and Conerete Utopia”，in Jamie Daniel and Tom Moylan，Not Yet，London：Verso，1997，p.79；Ruth Levitas，The Concept of Utopia，p.58.

[1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1页。——译者注

[15] Colin Barker and Gareth Dale，“Protest Waves in Western Europe：A Critique of +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inCritical Sociology24，1/2，1999，pp.65—104.

[16] Alex Callinicos，Theories and Narrutives，Cambridge：Polity，1995，pp.160ff.

[17] Michael Löwy，The Theory of Revolution in the Young Marx，p.1ll.

[18] Karl Marx，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p.20.

[19] Adolf Sturmthal，Workers Council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Colin Barker，ed.，Revolutionary Rehearsals，London：Bookmarks，1987；Anton Pannekock，Workers' Councils，Edinburgh：AK Press，2003，Donny Gluckstein，The Western Soviets，London，Bookmarks，1985；Chris Wrigley，ed.，Challenges of Labour，London，Routledge，1993；Paul Ginsberg，Democracy，London：Profile，2008，pp.15—21；Mike Gonzalez，“Bolivia：The Rising of the People”，inInternational Socialism2，108，2005，pp.73—101，Forrest Hylton and Sinclair Thomson，“Chequered Rainbow”，inNew Left Review2/35，2005，pp.40—64.

[20] Donny Gluckstein，The Western Soviets，p.242.

[21] Andrew Collier，“Marx and Conservatisms”，in Andrew Chitty and Martin Melvor，eds，Karl Marx and Contemporary Philosophy，pp.100—101.

[22] Terry Eagleton，After Theory，p.43，Alex Callinicos，Against Postmodernism，Cambridge：Polity，1989.

[23] Ellen Meiksins 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

[24] Alex Callinicos，“What does Revolution Mea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John Foran，et al，eds.，Revolution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London，Routledge，2008，pp.158ff.

[25] Alex Callinicos，“Having Your Cake and Eatingit”，p.175.

[26] Hal Draper，Karl M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Vol.II，pp.613—627.

[27] Paul Blackledge，“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Thatcherism”，in Mark Cowling and James Martin，eds.，The Eighteenth Brumaire：(Post) Modern Interpretations，London：Pluto Press，2002，pp.211—227.

[28] Chris Harman，“"The Workers of the World”，in InternationaI Socialism 2/96，2002，p.38.

[29] Alex Callinicos，An Anti-Capitalist Mani festo，Cambridge：Polity，2003，p.98.

[30] Néstor Kohan，“Postmodernism，Commodity Fetishism and Hegemony”，inInternational Socialism2/105，2005，p.141.

[31] Alex Callinicos，Social Theory，pp.301—309.

[32] Bill Dunn，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Power of Labour，London：Palgrave，2004，p.202.

[33] Kevin Doogan，New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2009.

[34] Ralph Miliband，span>“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in New Left Review 150，1985，p.16.

[35] Geoffrey de Ste.Croix，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London：Duckworth，1983，p.90.

[36]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p.438.

[37] Colin Barker and Gareth Dale，“Protest Waves in Western Europe，A Critique of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pp.65—104.

[38] Chris Harman，The Fire Last Time；1968 and After.

[39] Bill Dunn，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Pluto，2009，p.225.

[40] Paul Thomas，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p.122.

[41]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p.79，98.

[42] Karl Marx，Capital，Vol.I，p.742.

[43] Terry Eagleton，Trouble with Strangers，p.293.

[44] Terry Eagleton，“Lenin in the Postmodern Age”，in Slavoj Žizeck，et al.eds.，Lenin Reloaded，p.44.

[45] Milton Fisk，The State as Justice，pp.278—281.

[46] Raymond Geuss，Philosophyand Real Politics，pp.23—30.

[47] Vladimir Lenin，“Wha is to be Done？span>”，p．423．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64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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