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自由、欲望与革命（2012）

第五章 麦金太尔对一种合乎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超越汤普森式的马克思主义：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超越悲观主义
↘结论


　　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有两个形象始终萦绕于心。它们似乎为知识分子展示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J.M凯恩斯的形象，另一个是托洛茨基的形象。显然二者都是拥有人格魅力、天赋异禀的人。一个是既定秩序的知识分子守护者，为使社会保持他所认为的经济平衡提供新的操控政策和理论，并在此过程中赚取个人财富。另一个则是在沙皇和斯大林的统治下被俄国驱逐的革命者，他毕其一生都在捍卫合乎人性的活动，为人们自觉且合理的努力所蕴含的力量提供辩护。最后我想到的是爵位加身的凯恩斯，和头骨里插着冰镐的托洛茨基。这就是我们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对人生选择。[1]

——麦金太尔



　　麦金太尔在他的巨著《德性之后》中写道，“有关人的好的生活的暂时性结论：人的好的生活是在寻求好的生活之中度过的生活”，以及我们必须致力于“地方形式的共同体的建构，在这种共同体中，文明、知识分子和道德生活能够度过已经降临的新的黑暗时代而维持下来”。[2]如果这一结论的“悲观主义”正如麦金太尔所正确认为的那样“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相悖”，为什么还要在本书中探讨麦金太尔的思想？简单地说是因为他在写就《德性之后》一书前，曾对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理论作出重要〔172〕贡献，由此超越了本书第四章讨论过的那些著述者的局限，并走向实现由第三章论及的著述者所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本章旨在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贡献[3]从“后人浓重的傲慢态度”中解救出来。
　　如本书导论所述，阿尔都塞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形式，并批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道德理论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或者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转向伦理学”的逻辑，是从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倒退。如果像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证据表明，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ex-Marxists）在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前，受到过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氛围影响[4]，那么，尽管近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走向融合的趋势似乎证实上述猜测，但断言这一轨迹必然是由对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所带来的，则仍显得过于简单。爱德华·汤普森无疑是对的，他写道，无论如何，“1956年是充满希望的一年”[5]。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这是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之一。为避免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加批判抑或过于轻视，借克里斯·哈曼的话说，1956年这一代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驿站”[6]：它标志着一个分岔路口，一代激进分子由此趋向更为连贯一致的、即使偶尔不太令人愉悦的政治结论。如果说有很多人走上冷战的自由主义之路，那么就占少数的左派而言，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则是越过斯大林主义的泥沼，指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在1956年后的十年里，麦金太尔实现了这一转折，为复兴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他延伸了新左派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观为克服机械唯物主义所特有的科学与道德的二分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这一贡献不仅对关联于〔173〕本书第三章所论及的同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形成革命性决裂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具有补充作用，而且针对把马克思视为一个虚无主义者，认为他对道德话语的拒斥反映出他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模式的看法，也构成最有力的反驳材料。

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1956年的四起事件共同为冷战双方的左派创造出一个政治空间。其一是在2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所谓的“秘密讲话”，详述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前犯下的罪行。其二是在夏秋之季，波兰和匈牙利出现迅速蔓延的两极分化和激进化态势，并在10月和11月兴起的工人革命运动中达至高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工人理事会，作为对官僚独裁统治可能的替代形式。[7]其三是在11月，苏联军队介入，镇压匈牙利革命。其四是就在同一周末，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为夺取苏伊士运河，与以色列联合入侵埃及。
　　作为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在共产党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中出现一个新的左派，与学生激进分子、左派劳工和规模极小的革命左派成员并肩作战。[8]虽然新左派既没有固定的政治立场，也没有商定的议程，但它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在英国成为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新左派分子在一些刊物上阐述了这一要旨，包括由牛津学生编辑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以及约克郡历史学家和（前）共产主义活动家——爱德华·汤普森和约翰·萨维尔（John Saville）——编辑的《理性者》（The Reasoner）和《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理性者》和《新理性者》最初是共产党内部持不同政见者的刊物，后来在其编辑们拒绝党的领导所提出的停刊要求后，便成为一份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独立刊物，并因其作为英国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最重要的代言而〔174〕名声大噪。正是在这份期刊上，爱德华·汤普森关于针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替代方案展开一场重要争论，旨在把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那种机械的劣质变种中拯救出来。
　　在随着斯大林逝世后的苏联事态发展而形成的国际环境中，汤普森或许是最杰出的英国代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呼吁通过回归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来“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9]波兰学者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是阐明这一立场变化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责任与历史》（“Responsibility and History”，1956—1958）中提出，道德犯罪就是道德犯罪，无论斯大林是否称之为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不能以其在理智上确信这么做必然胜利为由，免除支持犯罪的道德责任。”[10]在阐发这一观点时，他指出，社会主义者必须保留“道德责任”的概念，他还进一步认为，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一概念从那种使马克思主义沦为“历史的工具”且反过来又成为“作恶的借口”的解释中解放出来。[11]与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曲解相反，科拉科夫斯基坚信“社会参与就是道德参与”，且道德参与以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力”为前提。[12]
　　英国新左派同马克思人道主义相结合的第一个主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汤普森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Socialist Humanism：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1957）。这篇发表在《新理性者》创刊号上的文章，不论是就分析斯大林主义而言，还是更一般地对于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来说，都是一个卓越且独到的贡献。正如凯特·索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该文的核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重新确认“道德自主性和历史能动性的力量”[13]。汤普森写道，斯大林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其典型的做法就包括把抽象的观念强加于现实。而且，这种意识形态代表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向官僚主义堕落的革命精英”的世界观。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机构采取行动，阻止为社会主义展开斗争，由此使支持社会主义斗争的人类反抗演化为，把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也囊括其中。从否定性意义上说，这一反抗针对的是意识形态和不人道。从肯定性意义上说，它包含着在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意义上“向人的回归”。因此，它属于一种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所以是人道主义的，因为它“再次把现实的男人和女人置于社会主义理论和理想的核心地位”；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175〕，因为它“重新确认了共产主义的革命观”。[14]
　　汤普森一开始就指出，地表范围的四分之一都处于一种新型社会的控制之下，尽管它有许多令人憎恶的特征，但它代表着同资本主义的实质性决裂：“苏联的生产工具是社会化的。官僚机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寄生于这种社会之上。尽管它具有寄生性，但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所释放的人的巨大能量，使社会财富成倍增长，并极大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15]与这种把苏联制度视为既是社会主义的，又在道德上讨人不快的描述相对，汤普森在其他地方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政治＇目的，而是人的目的”[16]。这一说法表明，在苏联的社会试验中所包含的人的目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对这些目的有所实现的非人道手段之间存在鸿沟。因此，尽管汤普森暗示可以用多重手段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但他意识到这些手段在道德上不是等价的。他认为，就苏联的情形来说，或许最好是把斯大林主义制度的缺陷理解为，由布尔什维克不够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模型所造成。他们接受对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比喻的机械理解，意识活动形式中的能动性由此被简化为结构，只能通过铁板一块的政党得以重现，政党在此已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的守护者。随后，布尔什维克“有失道德地”用虚假（cardboard）抽象的行动取代现实个人的行动；这些抽象概念变成“以“民主集中制”的僵化形式体现于制度形式中”。[17]可见，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判不仅呼吁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更为灵活的解释，而且带有对列宁主义政治组织形式的拒斥态度。
　　尽管汤普森重新确认了作为社会主义事业核心的道德能动性，但是他的论点易于遭受一些内容各异却又相互关联的责难。第一，一个民主集中式的组织所体现的机械版的马克思主义，能否充分解释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第二，在斯大林模式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如有联系，则是〔176〕怎样的一种联系？如果后者作为人的“目的”，该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用以实现这一目的的令人憎恶的手段？第三，如果说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促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出现，那么马克思主义不就会因为这一败笔而遭到强烈谴责？最后，难道汤普森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比喻的拒斥没有招致批评？他被指责在表明一种政治唯意志论的同时，非但没有纠正机械宿命论的错误，反而只是对它们加以倒置。
　　汤普森对这些问题的含蓄回应表明，他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违同时代的常识。由此可见，传统后果论伦理学包含着斯大林主义者为其行为所作的一小部分有价值的道德辩护，同时它还认为，善的目的可能出自恶的手段；而关于苏联制度的形成史，占主导的自由主义立场和斯大林主义立场至少一致认为，列宁主义是通向斯大林主义的。在默认接受这两种立场的过程中，汤普森对斯大林主义的道德批判招致一些人的内在批判，他们认识到汤普森的人道主义论断——社会主义代表着历史上（自我）造就的人的潜能的实现，与他的这一观点——认为斯大林主义制度可能以一种尽管是扭曲的形式代表着同资本主义逐渐决裂——之间存在矛盾。这或多或少就是哈里·汉森（Harry Hanson）在此后一期《新理性者》中提出的批判形式。
　　汉森认为：“共产主义在现代世界不是无产阶级的信条。它首先是由革命精英操持的一种技术，为的是以最快速度推动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18]他坚信，尽管有汤普森的一切雄辩及其无可非议的真挚态度，但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仍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汤普森的批判与斯大林主义，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包含一种后果论的道德框架，虽然他对手段与目的的相互依存关系有过精妙讨论，但也往往是使前者从属于后者，这就导致由此为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不道德所提供的基础不能令人满意。虽然对汤普森的这种负面评论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汉森自己对斯大林主义所作的正面评论也不尽如人意。他辩称在苏联的情况下，除了斯大林主义之外别无选择——强制的工业化在民主国家不可能获得成功——但他〔177〕无法接受斯大林的具体措施。由此可见，他的道德观与当代条件下任何实际的政治站位（anchorage）是割裂的：就这些表述的消极意义而言，他的道德观是抽象的和空想的。[19]
　　如果说，汉森对汤普森的道德后果论展开批判，却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那么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则认为，汤普森试图从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中，恢复一个充满活力的马克思，却回避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内在的深层次问题。因为，马克思不屑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抽象的道德批判，这虽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也把无产阶级的美德与资产阶级的道德相提并论，但这些态度和做法很容易滑向为已然演变成斯大林主义的那种革命精英主义作辩护。在泰勒看来，政党可以把自身想象成无产阶级美德的化身，来对抗无产阶级真实存在的缺陷。[20]
　　除去这些理论问题之外，汤普森关于社会主义能动性的理解模式，也为新左派的政治取向提供了启示。在新左派文集《走出冷漠》（Out of Apathy，1960）的引言中，他谈到当时关键的政治问题在于大众的冷漠。他把冷漠定义为寻求“对公共罪恶的私人性解决方案”，并解释说，冷漠之所以在当代普遍存在，主要是因为选民缺乏现实的政治备选方案。[21]在阐发这一主题时，他指出要解决冷漠问题，首先应向选民提供一个现实、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1954年《经济学人》（Economist）称之为的“巴茨克尔主义”——工党议长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与托利党议长拉布·巴特勒（Rab Butler）达成的政策共识。具体地说，汤普森的目标是争取工党对新左派社会主义愿景的支持。为此，他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把工党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在得到实现，正如他所写：“工党不再提供另一种治理现存社会的方式，而是开始追寻另一种社会。”[22]他认为新左派应该发挥的作用是推进这一过程，同时他仍然意识到，如果他对工党转型的这种更为乐观的看法受挫，“就将必须创建新的组织”[23]。
　　如此看来，这一论点的问题显而易见。和大多数新左派一样，汤普森低估了工党内部的右翼力量，同时高估了当代英国工人阶级对激进〔178〕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程度。[24]这些弱点意味着新左派没有能力应对挫败。当他们在1961年的工党大会上败北时，新左派的反应是突如其来的士气低落。[25]
　　在此背景下，新左派内部较为悲观的声音日渐显现。相比于汤普森在20世纪50年代末对新左派前景的分析中所表现出的政治乐观主义，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工人阶级发生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破坏了旧有的阶级忠诚，取而代之的是对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新的认识。[26]霍尔预言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写入《当今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中的大部分内容[27]，他认为在英国，“社会生活模式的重大转变”已经发生，以至于过去形成社会主义阶级意识的那些因素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相较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意味着，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更多地认为自己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19世纪以工人作为集体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近来也已分裂成为许多相互冲突的生活方式。霍尔认为，这些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意味着，英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同时工人阶级陷入“新的、更为微妙的奴役形式”[28]。可以看到，冷漠或需要的东西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是普遍存在的。
　　霍尔的文章在此后一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引发两条强有力的回应。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认为，霍尔神话化了19世纪工人阶级的状况，并由此制造出一种稻草人形象，与现代工人状况形成对比：“工人阶级的共同体是在压力下形成的，这种压力与今天备受关注的压力颇为相似。”[29]如果塞缪尔指出的是，霍尔对过去的误解导致他对现状作出错误分析，汤普森则有力地论证道，霍尔对工人现状的理解模型过于静态化。汤普森预料到他此后会对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提出批评，认为最好不要把文化理解为静止的“生活方式”，而应理解为积极的“斗争方式”。[30]
　　尽管这些反驳非常有力，但是仍然没有触及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179〕和60年代初，英国的阶级斗争尚未在工人阶级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意识。为此，在1961—1962年第一代新左派瓦解后，围绕在佩里·安德森周围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试图以英国工人阶级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解释这一情形。安德森透过葛兰西有关“欧洲共产主义”原型的解读，阐发了新左派思想中更为理想化的核心思想，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所特有的，是“一种不可动摇的社团阶级意识，且几乎不存在占据霸权的意识形态”[31]。
　　关于霍尔对工人阶级消费主义的静态分析模型的弱点，如果说汤普森的评论无疑是有道理的，那么正如他所充分阐明的那样，这一批评则尤其适用于安德森的论点。[32]不过，尽管汤普森先后对霍尔和安德森关于当代工人阶级生活的印象派解释提出有力批评，但他也没有提供一个可行的备选方案，来替代他们关于当代冷漠态度的深层次根源的论述。因此可以说，尽管霍尔和安德森对英国阶级结构的理解模型没能超越现存的冷漠，即对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普遍兴起的激进主义漠不关心的态度[33]，但是汤普森的论述同样无法解释这种冷漠本身。这就需要一种堪当此任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来加以解决。

超越汤普森式的马克思主义：麦金太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道德荒野笔记》（“Notes from the Moral Widerness”）是麦金太尔对20世纪50年代新左派论战的重要贡献，它既是对汤普森总体观点的批判性辩护，也是对科拉科夫斯基和汉森多少有所明确的康德主义的反驳。麦金太尔认为：“由之前的共产主义者转变为对共产主义的道德批判者的，大多是性情中人……他们以道德原则的名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但他们诉诸道德原则的做法又因其明显的随意性而何其脆弱。”[34]不应由此把麦金太尔视为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他认同科拉科夫斯基并认为，斯大林的西方支持者在机械的历史进步论中抛弃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内核。至于斯大林的历史理论，尽管麦金太尔承认，冷战双方有〔180〕很多人认为它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他无法认可，这一理论被解读成马克思青年或成熟时期著述所内含的内容是符合实情的。[35]麦金太尔坚信，若要从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只言片语中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道德内核，就必须同时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进行类似的重建，以取代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理解。
　　麦金太尔认为，斯大林主义者通过历史进步的目的论视野，把“道德上正确的事物与事实上会成为历史发展结果的事物”等同起来，由此导致“‘应然’的原则被“实然”的历史所吞噬”。[36]要想把道德原则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仅仅在斯大林的历史发展理论中加入类似于康德伦理学的内容是不够的，因为斯大林的历史理论取消了道德选择。同样错误的做法是，从某种假定为更高级的立场出发把历史事件斥为不道德的，因为“没有一套［人们］可以诉诸的通用的、公共的标准”。事实上，任何诸如此类的策略往往都会被现有的道德传统吸引，而这些传统通常是演化成了为某些特定的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由此会“给既定秩序的捍卫者以可乘之机”。[37]出于这些原因，冷战中支持东方和西方的辩护都不足以实现其辩护者所宣称的目标：提供一种能够得到合理证明的行动指南。麦金太尔坚信，“第三种道德立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能通过“在何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以更正确的观点取代错误却流行的观点”加以建构。[38]
　　麦金太尔认为，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比喻的作用，才断言历史进程是可预测的，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可避免。而马克思在运用这一比喻时所暗示的，既不是机械的关系，也不是因果关系。毋宁说，他是用黑格尔式的概念表明这样一个过程，社会经济基础通过这一过程提供的是“上层建筑产生于其中的一种结构、使人类围绕它得以紧密相联的一系列关系，以及使其他一切都〔181〕从中发展而来的人类关系的核心”。有人断言马克思相信，政治的上层建筑必然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发生重组，麦金太尔反而坚信“创造基础的同时就是在创造上层建筑。这不是两个活动，而是一个”。可见，斯大林机械唯物论的历史进步模式——根据这一模式，政治发展是随经济原因自动跟进的——与马克思的理解模式相差甚远。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特征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革命性变革”。[39]
　　人类普遍的自由本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始终是通过我们同自然实际的密切关系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正是由于这种实践具有历史维度，我们本质的发展往往同我们的需要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处于一种辩证关系。而且由于劳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因此这些变化是通过我们对变化中的欲望进行排序得以呈现的。可见，劳动必然具有伦理维度，并且它因为在人类历史中起着联系普遍与特殊的关键性中介作用，而为批判抽象的普遍主义伦理学和简单的历史主义伦理学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从生产的具体历史形式中抽象而来的普遍道德，与从人类的普遍本质中抽象而来的历史主义道德所共有的，是一种不充分的、片面的人类历史模型。这一特点削弱了这些理论用以指导人类实践的相互冲突的主张。对于人类行为所形成的实践，抽象的普遍主义和历史的相对主义都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理解，因而都不能作为对伦理生活的解释。因此，正如麦金太尔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的自由主义批评者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应该寻找一种伦理学“理论，在它看来历史上出现的事物为我们的标准提供的是基础，而没有使历史进程具有道德的至高无上性，或把历史进步视为自动生成的”[40]。
　　为此，麦金太尔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通过把伦理学与人的欲望联系起来，从而具体地效仿亚里士多德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效仿古希腊人：“通过表明个人行为和社会实践如何与典型的人的欲望、需要等联系起来，使它们作为人的行为得到理解。”[41]因此，他提议把道德同需要和欲望联系起来，这与康德的理解方式完全不同。因为在康德那里，“道德的〔182〕“应当＇完全脱离于欲望的“是””，麦金太尔则认为，以这种方式使伦理学脱离旨在满足需要和欲望的活动，“会使它作为人的行为的一种形式变得难以理解”。[42]故此，麦金太尔试图把道德与人的欲望和需要联系起来，在不忽视其生物学基础的前提下，从根本上使人性得以历史化。[43]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力量正如其所说，植根于他对人的本质的历史化：因为他既拒绝追随霍布斯，陷入对人的需要和欲望的一种阴郁的思考模式，也拒绝追随狄德罗，陷入自然状态与当代社会结构乌托邦式的对立中。相反，马克思领会到蕴含在霍布斯洞见中的有限的历史真相，但与之并行的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而是斗争中的工人现实的集体运动，通过这种运动，他们认识到团结是人的一种基本欲望。
　　在麦金太尔看来，当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理解人性的形成过程。每个时代都呈现出对人的潜能的一种发展，这种潜能是某种社会生活形式所特有的，而且具体地受制于该社会的阶级结构”，他就同时把握到这一问题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涵。特别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发展使得重新占有自己的本性［对人而言］成为可能”。从如下两个方面看确实如此：首先，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我们都有可能过上更富足的生活，无论是在道德的还是物质的层面上；其次，资本主义孕育出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能动性力量，它争取自由的斗争开始彰显出一种新型的民主精神，个人由此认识到他们的需要和欲望可以通过集体获得最充分的满足，而且认识到他们实际上也的确需要并欲求团结。[44]为此，客观上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无产阶级，能够开始与资本展开斗争，以配合无产阶级客观结构内在固有的潜能，为解决当代道德问题创造条件：它开始象征着能够克服“我们的道德概念与欲望概念之间裂痕”的实践。[45]通过这样的行动，无产阶级成员开始认识到，团结不仅仅是他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斗争的一种有用的手段，事实上也是他们自然而然的欲望。[46]社会主义者首要的目标就是争取多数人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政治实践就植根于这些新的需要和欲望〔183〕之中。
　　由此，麦金太尔把道德的历史理解为“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即人们不再把道德规范视为对欲望的压抑，而是视作人们自己所设定和认可的事物”。这一过程在无产阶级反对异化和反对认识世界的物化方式的社会主义斗争中达至顶峰。相反，“伦理学和功利主义的自主性都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层面；二者都是异化的形式，而不是道德指南”。[47]因此，一旦政治左派摆脱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神话，不再把社会主义具体接受为某种无限期的目的，也不再由此证明以社会主义名义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正当的，社会主义者就会真正理解阶级斗争历史中手段与目的之间相互渗透的关系，就会反对斯大林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理解为“对道德绝对性的断言”，也“反对针对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批评者理解为对欲望和历史的断言”。[48]
　　在延伸汤普森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式的新阐释时，麦金太尔提出要与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由此超越了汤普森的立场。因为汤普森坚信“十月革命及其在东欧和中国革命中的余波，已在财产关系方面引发根本性变革，并极大增强了这些社会实际上在知识、文化和民主方面实现进步的内在潜能”，麦金太尔则认为，马克思的作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社会主义模式，“标志着与费边主义和所有其他‘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明确对立”。[49]麦金太尔拒绝承认斯大林主义国家有资格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因而也无法接受新左派普遍流行的臆断：东欧在苏联的坦克之下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由此可见，他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汤普森也是如此，他当时受到托洛茨基把苏联的社会形态描述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影响，至少艾萨克·多伊彻（Issac Deutscher）提出过这一概念。[50]然而，麦金太尔敌不过托洛茨基主义强烈的吸引力，并于1959年加入托洛茨基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SLL）。
　　关于汤普森对民主集中制组织特有的“虚假的抽象概念”总体上持〔184〕否斥态度，麦金太尔的回应不仅捍卫了列宁之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而且成为他把社会主义工人同盟从其持有抽象的和不民主的观点的领导层那里争取过来的一份努力。[51]在《打破理性的枷锁》（“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中麦金太尔坚信，自由无法通过告诉大众去做精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帮助“他们达成他们想达成的来赢得。这里的目标不是幸福，也不是满足，而是自由。自由必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机械二分就人的操控性而言是完全适宜的，但是对于人的解放则不然”[52]。
　　在《自由与革命》（“Freedom and Revolution”）中他进一步指出：“以牺牲组织为代价实现自身自由的做法不能够理解，只有在某种组织的形式中才能体现人的自由。”此外，由于资本主义对自由的阉割，实现自由就意味着人自身参与某种挑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谈论自由也就是在谈论革命。”[53]就此，他在论证中引入一个关键的过渡性从句：虽然工人阶级反对资本的斗争自发地产生了解放运动，但是这些斗争凭借一己之力，并不足以使社会主义由可能转变为现实。假如马克思认为自由不能自上而下地给予工人阶级，那又何以可能在那种前景黯淡的物质条件中实现自由？麦金太尔的回答是，社会主义者必须加入革命党，革命党的目标应该是以一种帮助无产阶级实现自由的方式行事：“通往自由的道路必须借助这样一种组织，它不是直接致力于构筑自由，而是推动工人阶级去构筑自由。这种必要性就意味着必须要有先锋党的存在。”[54]麦金太尔指出，那些拒绝建党计划的社会主义者陷入“一种错误的观念中，以为人作为孤立的个体就可以摆脱现状对人的塑造和不易察觉的奴役”。他坚信：“个人竭力作为个体去生活、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头脑，实际上却会使自己的思想越发可能沦为对社会主导思想的被动反映；而意识到自己对他人有所依赖的个人，走上的则是一条可以导向真正独立的道路。”他的结论是，既然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改良主义的官僚机构也还在工人阶级内部占据霸权地位，那么“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与通往民主集中制的道路就是……不可分割的”。[55]更具体地说，麦金太尔认为〔185〕，因为“我们社会”中的人们在“生产环节”中“开始为了自己去行动和思考”，把他们的活动导向工人斗争就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新左派却因为没有将其活动集中在这些斗争上，而往往“耗散了社会主义的能量，一事无成”。[56]
　　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领导层在政治实践中采纳一种二元的、由学院派主导的进路。麦金太尔就此推断：“唯一能希望通过理论工作帮助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那些愿意置身于工人阶级运动并从中学有所获的人，是根据自身体验和工人阶级经验时刻修正自己观念的人。”[57]
　　这种社会主义的领导模式与汤普森认为民主集中制组织所特有的自上而下强迫接受“虚假的抽象概念”截然不同。麦金太尔的意思是说至少就此而言，汤普森的看法太过抽象。凭借从共产党和（正如麦金太尔所逐渐意识到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无疑存在缺陷的领导风格概括得出的结论，汤普森就草率断定这些都是民主集中制组织的必要特征。不过，汤普森关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事实，迫使麦金太尔与“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堕落产生交锋，也正是这一过程使他成为“国际社会主义”（IS）集团的同道中人。
　　由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和迈克尔·基德隆（Michael Kidron）领导的“国际社会主义”集团，是在战后危机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随后陷入堕落时崭露头角的众多团体之一。托洛茨基预言，这场战争会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资本主义最终的危机以及工人革命运动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而达至顶峰。如果“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对这些被证伪的观点保持教条式的忠诚，那么国际上存在的那部分更具活力的托洛茨基主义就会质问，是否可以把托洛茨基的预言剔除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部分。[58]重要的是，其中的一些集团把马克思认为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将会实现社会主义的论断作为工具，以此批驳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已成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观点。这些非“正统”托洛茨基派批评托洛茨基〔186〕既低估了苏联快速的自我修复能力，又把工人权力与中央集权经济所特有的司法关系混为一谈。除此之外，这些集团非常一致地认为，斯大林主义国家（像它们在西方的竞争者一样，尽管有过之而无不及）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东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军备竞赛是通过永久的军火经济稳定战后世界体系的。[59]除了“国际社会主义”集团，由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和C.L.R.詹姆斯（C.L.R.James）领导的美国约翰逊—福雷斯特倾向（Johnson-Forrest Tendency），以及由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编辑的法国刊物《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都阐发了关于苏联国家资本主义的种种分析。[60]有趣的是，通过把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观念置于他们对“正统”托洛茨基主义批判的核心，这三个团体都从批判“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导向质疑列宁在《怎么办？》中反复提到的论断：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61]
　　如果说这一过程导致约翰逊——福雷斯特倾向和《社会主义或野蛮》拒斥列宁主义，“国际社会主义”集团的立场则更显微妙。在与麦金太尔讨论列宁几乎同时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克利夫认为“对于先进工业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列宁最初（在1902—1904年出版的著作中）的立场并不比罗莎·卢森堡的立场更能起到指导作用，尽管她在自发性问题上言过其实”[62]。不过，克利夫坚信，建立革命党的必要性源自“工人的不同阶层、团体的文化和意识水平不平衡”。他反对粗陋形式的列宁主义，并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职能正是参与工人的日常斗争，目的是总结
　　这些斗争的经验教训，从而赢得大多数工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支持。[63]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延伸，克利夫坚信革命的领导方式不应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同盟自上而下的做法混为一谈。

　　人们可以想象三种领导方式，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们可以称之为教师型、工头型和斗争中的同伴型。小型派别表现出的第一种类型是“黑板式社会主义”（blackboard socialism）……以说教的方187 式代替参加斗争。第二种是以工头与工人或军官与士兵的关系，作为所有官僚改革派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特征：领导层参加党团会议，决定他们将会告诉工人做些什么，而没有工人的积极参与。这两种领导类型的特点是，指令其实只有一个走向：领导对群众进行独白。第三种类似于罢工委员会与罢工工人之间，或者车间主管同他的伙伴们之间的领导关系。革命党必须同党外的工人进行对话。如此一来，这个党就不应该凭空发明策略，而应从群众运动中学习经验，继而加以提炼概括，并视此为第一要务。[64]

　　鉴于这与《打破理性的枷锁》和《自由与革命》中提出的论点大体一致，麦金太尔在同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决裂的同时决定加入“国际社会主义”集团也就不足为奇。在“国际社会主义”集团的论述中，共产党和“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不在于二者共有的民主集中制结构——事实上，这两个团体都不是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组织起来的。[65]相反，它们的缺点主要在于，都没有对战后的现实作出充分的评估。其中存在两方面不同的原因：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因为党的路线源于莫斯科，而且主要是为了服务于苏联的外交政策动向。[66]抑或是因为对1938年以来托洛茨基的伪造观点的具体接受，产生了“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宗派主义，[67]
　　尽管麦金太尔在20世纪60年代认同这一论点的精髓要义，但不到十年他就离开“国际社会主义”集团并指出，克利夫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逃脱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这是错误的。[68]有趣的是，麦金太尔观点转变的根源可以追溯至他担任《国际社会主义》联合主编的那段时期。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已表明的那样，20世纪60年代初，麦金太尔通过在《国际社会主义》与联合主编迈克尔·基德隆、劳工史学家亨利·柯林斯进行交流，证实了他的论断：社会主义者应着眼于工人在生产环节的斗争。[69]麦金太尔在回应柯林斯对激进左派改良主义做法的辩护时指出，188由于工人是在生产环节才对异化感受最为强烈，因此这一阶段最有可能促成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叛。但无论这一论点有何优长之处，它都不符合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即往往并非明确反对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而更多是平淡无奇地要求提高工资。
　　如果说这一事实表明麦金太尔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原因所在[70]，基德隆与柯林斯的辩论所作的贡献则说明，麦金太尔关于当代阶级斗争具体形态的评论存在两个问题。基德隆指出，即使工人在生产环节的斗争似乎局限于为工资而战，把这些斗争视为功利主义逻辑单纯的局部表现而不予考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它们使改良主义的重心从工党和工会运动的领导层下沉至车间，并暗中挑战了管理者的管理权，由此创造出一个永远无法完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观的空间。基德隆认为，正是通过参与和促成这些斗争，革命者才能迈出尝试性的第一步，为他们的思想赢得大众支持。
　　然而，只有克服汤普森指出的冷漠，这些斗争中固有的潜能才可以得到实现。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麦金太尔就已得出结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统治阶级通过使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技术，克服了那些会导致经济危机并且可能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局部斗争统一成为更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倾向。[71]相反，基德隆则认为，尽管麦金太尔正确地看到经济扩张在当代的政治后果，但是他低估了战后繁荣的矛盾性质，并由此高估了凯恩斯主义者管理经济的能力。基德隆预言经济最终会走向全面危机，届时也将更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迈进。[72]如果说这一观点表明，基德隆既承认安德森和霍尔对劳工状况的悲观分析中所表达的189 部分真相，又不屈从于他们的悲观主义，那么它也就超越了汤普森幼稚的政治唯意志论局限。
　　麦金太尔拒斥这些论点，他首先是从一种关于在社会基础内发挥作用的、为广泛的阶级斗争创造条件的各种倾向的解释中，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剥离出来，其次又否定了社会主义更切近阶级斗争的那些方面所蕴含的潜能。为此，他不再把自己的欲望概念与20世纪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经验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争取更高工资的斗争——勾连在一起。如果说，他在短期内是试图通过越发凸显唯意志论性质的政治言辞来破局（square this circle），那么随着十年时间流逝，他得出结论：工人为提高工资而进行局部斗争的这种碎片式欲望，与工人对社会主义的合乎道德的欲望——在青年麦金太尔看来，它实际表现为工人的团结——几乎没什么联系，或者说毫不相干。[73]麦金太尔据此断定，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阐述的欲望概念，正如任何康德式的“应当”一样抽象。是故，他开始对能动性力量的形式展开探索，这些形式可以做到他当时所认为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力为之的事情：通过实际彰显出的知情欲望所内含的社会观和伦理观，来合乎道德地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74]

超越悲观主义


　　若真如此，麦金太尔成熟期对工人阶级斗争精神（militancy）的分析，则会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非难。与此相对，基德隆的进路既解释了当代普遍存在的冷漠的本质，同时又指向对克利夫指出的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与斗争中的工人的现实运动之间关系的对话模式的一种深化。基德隆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没有使用这些哲学术语表达他的论点，在他的理解模式中，欲望至少不言而喻地属于有争议的意识形态领域，是对阶级斗争的反映。在这一解释模式下，最好不要把资本主义内部的工人集体斗争理解为青年麦金太尔所说的仅仅是社会主义者反对异化的一种自发的爆发力，抑或理解为他后来所认为的是对异化的一种无可救药的表现形式。相反，基德隆指出，这些〔190〕斗争开辟出一片天地，有望通过知情欲望的概念开启对超越资本主义的探讨，并为此展开斗争。
　　有趣的是，要更好地理解麦金太尔在其成熟期作品中屡次提及阶级斗争问题时所引证的例子，或许得通过基德隆的论述而不是他自己更悲观的表述。
　　如果说《德性之后》的结论使人想起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所包含的悲观主义，那么麦金太尔呼吁构建和捍卫地方性抵抗的共同体，则超越了在他们结论中尽显无疑的苍白无力感。近年来，在评论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时，麦金太尔写道：

　　对于阿多诺，我倾向于引用约翰逊博士的朋友奥利弗·爱德华兹的话来回应，他说他也曾试图成为一个哲学家，但“愉悦感总是闯入脑海”，这一回应也许俗不可耐，却是恰如其分的。在诸如我们自身所处的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阿多诺的一些核心论断仍然成立，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人感到愉悦？这些理由想必源于对这世上许多地方、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匮乏、挫败和罪恶的不断反抗，以及很多关于这些匮乏、挫败和罪恶的绝佳思考，包括阿多诺和格斯的思考。向善、正确地生活、正确地思考就是对斗争的参与，得到完善的生活就是在冲突中并且通过冲突使关键部分得以完善的一种生活，以此可以作为对阿多诺的回应。[75]

　　麦金太尔继而把一些“普通成员形成的（rank and file）工会运动”发起的抵抗纳入为争取过上好的生活所进行的斗争之中。他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中有一个类似的说法：19世纪和20世纪的威尔士采矿共同体应该被归入那些地方性共同体，它们在对市场的抵制过程中继续着自己的实际行动，并凭借“工会斗争”的其他“德性”得以维续。[76]遗憾的是，至少可以说，这些关于威尔士采矿共同体的〔191〕评论只是试探性的。他在寥寥数语中写道，这些共同体受到“采掘现场的工作伦理、对合唱和橄榄球的激情，以及工会在首先反对煤矿所有者、之后反对国家的斗争中表现出的德性”的引导[77]。
　　虽然对威尔士采矿共同体的实证研究，与麦金太尔关于这些共同体的总体评论——认为它们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合乎道德的抵抗的焦点所在——是相符的，但这种抵抗的实际内容往往对他的悲观主义构成挑战，这种悲观主义蕴含在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生活的更具一般性的分析中。而在对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SWMF）的经典论述《联合会》（The Fed，1980）中，哈维尔·弗朗西斯（Hywel Francis）和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指出工会斗争与这些地方性共同体赖以产生的依托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认为，这类“共同体”原本只是“劳动人民的集合”，“主要”经由工会才得以形成如此这般。他们断言：“献身于矿工事业总体上是阶级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本身又转化为一种共同体意识。”[78]书中还包括活跃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的激进分子所应该吸收的经验。因为作者表明了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内部的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如何领导斗争，并由此克服来自不列颠群岛各地以及欧洲许多地区的劳动力内部的分裂：葡萄牙人、德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与操着各种地方方言和口音的说英语和威尔士语的人，一同聚集在工会里。[79]在这些完全不同的成员形成共同体的过程中，那些积极分子起着核心作用。而且，在矿工工会和地方性共同体内部都有发出重要的革命呼声。弗朗西斯和史密斯就此指出，南威尔士是“大不列颠共产党在英国……具有坚实根基的少数区域之一”[80]。并且，南威尔士的共产党吸收了当地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和辛迪加主义传统，强调工会的官方领导层是不可信的，应尽可能地由普通工人掌管工会，这一观点在1912年出版的小册子《矿工的下一步》（The Miners＇Next Step）中很常见。[81]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20世纪20年代前在各式各样的革命团体中组织起来的具有斗争精神的人（militants），以及此后共产党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作为“富有感染力的〔192〕少数赋予南威尔士劳工运动力量、国际主义和底色”，尽管有（作为一种左翼变体的）劳工主义在山谷中占据霸权地位。[82]这些积极分子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意味着，这些共同体是在与共同体意识形态的对立中创建起来的，具有斗争精神的这些人还认为，共同体意识形态遮蔽了工人之需对资本之需的屈从关系。作为对共同体思想的替代，具有斗争精神的人们提出以工人团结起来反对矿主和国家作为战斗口号。[83]这些具有斗争精神的人绝非狭隘的地方主义者，而是在为争取对工人团结作出一种国际主义的解读进行斗争。有人可能认为，他们作为葛兰西式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在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意识把工人团结在一起，反对矿主和国家对其分而治之的企图。[84]如果说这种思想意识通过地方和民族的阶级斗争得到表达，那么它同时也是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有组织的具有斗争精神的人们所争取的。虽然矿坑中的工会斗争不会自动形成更广泛的采矿共同体，但正如麦金太尔成熟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似乎表明的那样，这两个过程之间也不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在现实斗争中，当地的积极分子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建立共同体的欲望进行培养并作出要求，这种共同体就是麦金太尔所认为的培育德性的共同体。此外，这些共同体中有很多都自豪地接受敌对媒体对其的贬称“小莫斯科”，以此彰显它们的国际主义。[85]
　　这个例子表明，支持形成反抗资本主义的地方性共同体的工会斗争，也在威尔士工人阶级中促使并推进了一种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阶级意识的出现，这种意识超越了局部的和功利主义的为工资而斗争的局限。约翰·凯利（John Kelly）在更一般的层面上指出，这一过程并不是南威尔士山谷所特有的。他通过分析贯穿于20世纪的英国阶级斗争史，阐明了产业工人的斗争精神与社会主义阶级意识的产生之间的联系。在详细比较过1915—1922年、1968—1974年和1977—1979年的罢工潮之后，他得出结论：虽然从经济主义的斗争精神到阶级意识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但是前者与后者之间具有某种联系。[86]
　　这些例子表明，工人通过工业的斗争精神所进行的自我活动，在〔193〕特定的危急时刻形成一种趋势，即或多或少的确是有少数工人意识到他们对共同体的需要。更具体地说，这种需要往往被感知为一种团结起来的欲望，以反对资本和国家的原子化分裂势力。而这一欲望表明，针对麦金太尔年轻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分析，基德隆在其附文中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为工资而战（wage militancy）与资产阶级霸权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关系，而且它在（可预测的）危机时期可能会被强化。此外，南威尔士煤田的例子表明，在阶级斗争的日常经验与共同体的形成之间，最重要的中介性因素之一就是政党中组织在一起的、发挥主导作用的当地积极分子（其中的很多人把自己视为革命社会主义者），而团结的诸美德在这里的共同体中得到珍视并得以重现。麦金太尔对19世纪和20世纪威尔士采矿共同体的评论（含蓄地）表明，革命者不必像管理者那样实施领导，事实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只有在不这样做时才是成功的。与韦伯把领导权与支配、操控混为一谈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例证意味着，能够自下而上地为现实的运动发声，才是成功的、进步的革命领导权的关键所在。[87]

结论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论述过的那样，麦金太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复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最终陷入困境，属于知识分子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悲剧。[88]不过，与阿尔都塞相反，他在这一时期表明，对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批判逻辑不一定就会导向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而可能发展成为重新致力于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由此，麦金太尔驳斥了把马克思视为虚无主义者，认为他接受历史进步的宿命论的这种荒诞看法。对于把民主集中制同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或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宗派主义混为一谈，他也提出异议。相反，他认为人道主义的实践概念是马克思的科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基础，而且正是通过实践概念，责任和欲望才有可能综合起来。列宁的政治主张非但不是对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否定，而且实际上源于这一思想：社会主义领导者只有在〔194〕普罗大众同资本主义异化的这一或那一方面作斗争时发声，并且帮助他们形成自我教育的欲望，才有可能是成功的社会主义领导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其（名义上）所捍卫的组织形式，而在于其所坚持的抽象看法。正因为这些看法在组织层面上不符合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欲望，这些组织才必然沦为对列宁主义武断、扭曲的呈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麦金太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放弃创建社会主义政党的想法，而是要确保这样一个组织的政治主张植根于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的日常斗争的需要和欲望。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持拒斥态度，是源于他相信这一计划因为工人阶级斗争已然囿于资产阶级工具主义的限定范围内而不再可行。这就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仍然在于赌定通过找到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野蛮世界的一种制度性替代方案，工人斗争能够得到推广并超越它们的地方性因素，同时这一赌注也是一种行动号召。如果说再后来麦金太尔指出反对资本主义的团结美德在一些普通成员形成的工会运动助推下得以重现，由此弱化了（mediated）他认为工人集体斗争必然受限于资产阶级工具主义的论断，那么这一推论也表明，社会主义的前景并不像他曾想象的那样黯淡。尽管这些斗争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就其指向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性替代方案而言，我认为青年麦金太尔的政治观点仍然有其突出地位。他年轻时还相信凯恩斯主义者有能力摆脱资本主义易于发生危机的倾向，而在这一信念早已被证伪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致力于这些斗争以便巩固它们，并希望它们能够实现其克服异化制度的潜能。


　　〔195〕


[1] Alasdair MacIntyre，“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166.

[2] Alasdair Maclntyre，After Virtue，p．219，263．参见［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第277、330页。——译者注

[3] 许多关于英国新左派的学术文献都有一个缺陷，即往往片面强调一些重要知识分子借由新左派来告别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方式。（例如，见 Lin Chun，The British New Lef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3，p.191；Mike Kenny，The First New Left，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95，pp.200—206；Geoff Foote，The Labour Party's Political Thought，London；MacMillan，1997，p．296。）有趣的是，这些研究在渴望把新左派描绘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时，都淡化了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之争的重要贡献。

[4] Perry Anderson，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zism，p.108.

[5] Edward Thompson，"An Open Letter to Leszek Kolakowski"，in Edward Thompson，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London；Merlin，1978，p.304.

[6] Chris Harman，“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21，1983，p.61.

[7] Geoff Eley，Forging Democra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34；Andy Anderson，Hungary’56，London：Solidarity，1964，pp.66—72；Bill Lomax，“The Workers Councils of Greater Budapest”，inThe Socialist Register，1976，pp 89—110；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Letter 10th February 1957”，in Anna Grimshaw，ed，The CLR James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2，p.265；Peter Fryer，Hungarian Trugedy，London；Index Books，1997；Chris Harman，Class Struggles in Eastern Europe 1945—1983，pp.88—186.

[8] Peter Sedgwick，“The Two New Lefts”，in David Widery，ed，The Left in Britain：1956—1968，London：Penguin，1976，p.143；Paul Blackledge，“Reform，Revolu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Organisation in the First New Left”，inContemporary Politics，Vol.10，No.1，2004，pp.21—36；PauI Blackledge，“The New Left's Renewal of Marxism”，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112，2006，pp.125—153；Paul Blackledge，“Morality and Revolution：Ethical Debates in the British New Left”，in Critique，Vol.35，No.2，2007，pp.203—220.

[9] James Satterwhite，Varieties of Marxist Humanism：Philosophical Revisionism in Postuur Eastern Europe，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92，pp.3—11.

[10] Leszek Kolakowski，Marxism and Beyond，London：Paladin，1971，p.132.

[11] Leszek Kolakowski，Marxism and Beyond，p.149，157.

[12] Leszek Kolakowski，Marxism and Beyond，pp.159—160.

[13] Kate Soper，Troubled Pleasures，London：Verso，1990，p.89.

[14] Edward 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in The New Reasoner 1，1957，pp.107—109.

[15] Edward 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p.105，138.

[16] Edward 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p.125.

[17] Edward 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p.121.

[18] Harry Hanson，“An Open Letter”，in The New Reasoner 2，Autumn 1957，p.88.

[19] Harry Hanson，“An Open Letter”，pp.79—91；ef Leszek Kolakowski，Marxism and Beyond，p.161.

[20] Charles Taylor，“Marxism and Humanism”，inThe New Reasoner2，Autumn 1957，pp.92—98；Charles Taylor，“Socialism and Intellectuals”，in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2，1957，pp.18—19.

[21] Edward Thompson，“At the Point of Decay”，in Edward Thompson，ed.，Out of Apathy，London：Stevens and Sons，1960，p.5，8.

[22] Edward Thompson，“At the Point of Decay”，p.19.

[23] Edward Thompson，“At the Point of Decay”，p.29.

[24] Paul Blackledge，“The New Left's Renewal of Marxism”.

[25] Raymond Williams，Politics and Letters，London：Verso，1979，p.365.

[26] Stuart HHall，“A Sense of Classlessness”，in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5，1958，p.27.

[27] Colin Sparks，“Stuart 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Marxism”，in D.Morley and K.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78.

[28] Stuart Hall，“A Sense of Classlessness”，pp.26—32.

[29] Raphael Samuel，“Class and Classlessness”，in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1/6，1959，p.44.

[30] Edward 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es”，in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6，1959，p.52，Edward Thompson，“The Long Revolution”，in New Left Review 1，1961，p.9；cf Stuart Hall，“The Big Swipe”，in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7，1959，pp.50—52.

[31] Perry Anderson，English Questions，London：Verso，1992，p.33；Paul Blackledge，Perry Anderson，Marxism and the New Left，London：Merlin，2004，Ch.2.

[32] Edward Thompson，"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in Edward Thompson，The Pot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33] John Kelly，Trade Unions and Socialist Politics，London：Verso，1988；John Kelly，“Reply to Jack Robertson"，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42，1988，pp.137——141；Chris Harman，The Fire Last Time：1968 and After，London：Bookmarks，1998.

[34] Alasdair MacI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46

[35] Alasdair Maclntyre，"N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51.

[36] Alasdair Maclntyre，“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47.

[37] Alasdair MacI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50.

[38]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52

[39]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55.

[40] Alasdair MacI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57.

[41]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58.

[42]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n the Moral Wilderness”，p.58.

[43]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63.

[44]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64.

[45] Alasdair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63.

[46]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66.

[47]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68

[48] Alasdair Maclntyre，“Notes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p.66.

[49] Edward Thompson，“Agency and Choice”，inThe New Reasoner5，1958，p.93；Alasdair Maclntyre，“Marx”，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l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297.

[50] Edward Thompson，“Socialist Humanism”，p.102

[51] John Callaghan，British Trotskyism：Theoryand Practice，Oxford，Blackwell，1984，p.78.

[52] Alasdair Maclntyre，“Breaking the Chains of Reason”，p.163.

[53] Alasdair Maclntyre，“Freedom and Revolution”，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l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130.

[54] Alasdair MacIntyre，“Freedom and Revolution”，p.132.

[55] Alasdair MacIntyre，“Freedom and Revolution”，p.133；Alasdair Maclntyre，“Comnmunism and British Intellectuals”，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p.115—123.

[56] Alasdair MacIntyre，“The 'New Left'.”，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Int 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89.

[57] Alasdair Maclntyre，“What is Marxist Theory For？”，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100.

[58] Duncan Hallas，Trotsky's Marxism，London：Pluto，1979，Ch.5；Alex Callinicos，Trotskyis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5—26，55—89.

[59] Michael Kidron，“Reform and Revolution”，inInternational Socialism1/7，1961，pp.15—21；Michael Kidron，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68.

[60] Marcel Van der Linden，“Socialisme ou Barbarie：A French Revolutionary Group (1949—65)”，in Left History 5.1，1997.

[61] Tony Cliff，“Rosa Luxemburg”，in Tony Cliff，International Struggles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London：Bookmarks，2001，pp.59—116；Tony Cliff，“Trotsky on Substitutionism”，in Tony Cliff，International Struggles and the Marxist Trudition，pp.117—132；Cyril Lionel Robert James，“Lenin and the Vanguard Party”，in Anna Grimshaw，ed.，The CLR James Reader，pp.327—330；Raya Dunayevskaya，Marxism and Freedom；Cornelius Castoriadis，“Proletariat and Organisation，1”，in David Ames Curtis，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II，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p.193—222.

[62] Tony Cliff，“Rosa Luxemburg”，p.113.

[63] Tony Cliff，“Trotsky on Substitutionism”，p.126.

[64] Tony Cliff，“Trotsky on Substitutionism”，p.129.

[65] Tony Cliff，“Trotsky on Substitutionism”，p.122.

[66] Duncan Hallas，The Comintern；cf Fernando Claudin，The Communist Movement，London：Penguin，1975.

[67] Duncan Hallas，“Building the Leadership”，inInternational Socialism1/40，1969，pp 25—32.

[68] Alasdair MacIntyre，“Ideology，Social Science and Revolution”，pp.340—342；Alasdair MacIntyre，Marxism and Christianity，pp.99—101.

[69] Paul Blackledge，“Alasdair MacIntyre；Marxism and Politics”，in Studies in Marxism 11，2007，pp.95—116；Henry Collins，“The Case for Left Reformism”，in Interational Socialism 1/6，1961，pp.15—19；Michael Kidron，“Reform and Revolution”，pp.15—21；Alasdair Maclntyre，“Rejoinder to Left Reformism”，in Paul Blackledge and Neil Davidson，eds.，Alasdair MacIntyre's Engagement with Marxism：Essays and Articles 1953—1974，pp.187—196.

[70] Paul Blackledge，“Freedom，Desire and Revolution：Alasdair MacIntyre's Early Marxist Ethics”，inHistoryof Political Thought，Vol.xxvi，No.4，2005，pp.696—720.

[71] Alasdair Maclntyre，“Marx”，pp.291—298.

[72] Michael Kidron，“Reform and Revolution”，pp.15—21；Michael Kidron，Western Capitalism Since the War.

[73] Paul Blackledge，“Freedom，Desire and Revolution：Alasdair Maclntyre's Early Marxist Ethics”，pp.696—720.

[74] Alasdair Maclntyre，“The Theses on Feuerbach：A Road Not Taken”，pp.223—234；Alasdair MMacIntyre，“Where We Were，Where We Are，Where We Need to，Be”in Paul Blackledge and Kelvin Knight，eds.，Virtue and Politics，Londo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2011.

[75] Alasdair Maclntyre，“Outside Ethics”，2006，at http：//ndpr.nd.edu/review.cfm？id=5922.

[76] Alasdair Maclntyre，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London：Duckworth，1999，p.143；Alasdair MacIntyre，Ethics and Politics，p.180.

[77] Alasdair Maclntyre，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p．143．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刘玮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译者注

[78] Hywel Francis and David Smith，The Fed，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80，p.55.

[79] Hywel Francis and David Smith，The Fed，p.11，34

[80] Hywel Francis and David Smith，The Fed，p.28.

[81] Ralph Darlington，Syndical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Communism，Aldershot：Ashgate，2008，pp.219—232.

[82] Chris Williams，Capitalism，Communityand Conflict：The South Wales Coal fields 1898—1947，Cardiff；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1998，p.58.

[83] Hywel Francis and David Smith，The Fed，p.16.

[84] Hywel Francis and David Smith，The Fed，p.31，351，Ch.10.

[85] Hywel Francis and David Smith，The Fed，p.53.

[86] John Kelly，Trade Unions and Socialist Politics，p.127；John Kelly，"Reply to Jack Robertson"，pp.137—141；Jack Robertson，“Socialists and the Unions”，inInternational Socialism2/41，1988，pp.97—112.

[87] Colin Barker，et al.，“Leadership Matters”，inColin Barker，et al，eds.，Leadership and Sucial Movement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pp.7—8.

[88] Paul Blackledge，“Freedom，Desire and Revolution：Alasdair Maclntyre's Early Marxist Ethics”，pp.69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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