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第一部分 导言 很少有什么神话比“斯大林与苏联官僚制度是列宁及俄国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合法继承者”这一观点更被广泛接受的了。这种说法的成因并不难理解——它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立场。当然，双方阐述这一观点的动机各不相同。苏联官僚及其在东欧与亚洲的同类，试图将自身与列宁及其政党画等号，以便窃取第一次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声望，进而为自身统治正名。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理论家们则希望将十月革命与资本主义的推翻，同官僚制度造成的经济管理混乱、民族压迫及个人自由被剥夺画等号。他们企图将革命的蜕变描述为不可避免的、注定的结果，目的是诋毁作为资本主义统治替代方案的革命道路——要知道，资本主义统治本身就伴随着经济混乱、种族主义与对公民自由的践踏。 斯大林主义者为证明“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当然继承者”所采用的方法，是对历史彻头彻尾的歪曲与伪造。人们只需阅览一下莫斯科方面编写的各类苏联共产党历史著作，就会发现这些叙述会随着成书年份的不同而变化。仅将斯大林指导下于1939年编写的著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1960年的后续版本稍作对比，就会发现其中的“史实”与指控已大相径庭。1939年版本中的“破坏者”与“间谍”，在后来的版本中变成了“右倾与左倾机会主义者”；“资本主义代理人”则干脆变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冒险分子”。 斯大林在世时，所有历史著作都将他描绘成睿智全能的“人民之父”，近乎神明，从不犯错。如今，官僚集团对斯大林历史角色的官方评价，已成为其国内政策的晴雨表：当斯大林受到批判时，意味着官僚集团决定放宽对苏联国内异议的限制；而对斯大林的赞扬，则预示着镇压即将来临。所有这些“历史”都是带有目的性的历史。不用说，其目的极少是为了厘清列宁与其创建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当前在苏联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 为证实苏联官僚集团并非列宁传统的继承者这一事实，列夫·托洛茨基撰写了《论被压制的列宁遗嘱》一文。该文于1932年12月31日完成于土耳其的普林基普岛——这是1929年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后的首个流放地。 托洛茨基撰写此文的直接动因，是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所著的一本斯大林传记的问世。路德维希是时髦的“人性化传记”学派领军人物，还写过关于俾斯麦、弗洛伊德和罗斯福的研究著作。他的这本传记基于与斯大林的谈话写成，暗中将斯大林塑造成列宁的合法继承者，并且充斥着对托洛茨基的大量诽谤。但托洛茨基的回应远不止于个人辩护：通过阐明自己在苏联党内斗争中的角色，以及列宁政治生涯最后几个月里两人在个人与政治层面的关系，他意在证明苏共内部的左派反对派才是列宁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托洛茨基写作《论被压制的列宁遗嘱》时，苏联国内的左派反对派正处于被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剿灭的过程中。其所有支持者均被开除出党，数千人被投入监狱或流放至苏联偏远地区，还有许多人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并放弃自身观点。而托洛茨基则在苏联境外的流放地继续斗争。斯大林将他驱逐出境，本是为了斩断反对派的核心（当时斯大林对自己的权力尚不自信，不敢对对手采取更直接、更彻底的措施），却未曾料到托洛茨基能在国际范围内组织反对派力量——他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反对派小组。这一反对派核心后来发展为1938年成立的第四国际，如今已在约四十个国家扎根。 托洛茨基在文中引用了大量文献证据作为支撑，包括列宁晚年的文章、书信及部分早期文件。其中最关键的文献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列宁遗嘱”——它是列宁写给布尔什维克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件的一部分，信中对党的主要领导人，尤其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作出了评价。这封信并未提交给十二大，而是由列宁的妻子娜·克鲁普斯卡娅秘密保管。她寄望于列宁能康复，亲自主导这场注定引发激烈争议的斗争。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将信交给党中央，要求在预定于1924年5月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经过一番抵制，斯大林及其同伙最终同意在大会上向个别代表团宣读此信，但坚决拒绝公开刊发。 事实上，这封信直到1956年才在苏联正式发表。当时，苏联官僚集团内部斗争的迫切需要，促使赫鲁晓夫及其派系将这份文件连同列宁的其他一些文章和书信一并公之于众。这一材料的问世在斯大林主义者圈子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三十多年来，“列宁绝对支持斯大林”早已成为他们的信条。而这些“新”材料中的绝大部分，早在近三十年前就已由托洛茨基在《给党史局的信》中发表，该信收录于《俄国局势真相》一书。这本书1928年由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美国出版，随后两年内被翻译成十种文字。苏联方面的这次出版，进一步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其文章中所引用的这些材料的真实性。 本书核心内容为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文中概述了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家机关中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该文与一系列佐证文献一同呈现，其中可查的文献均依据莫斯科官方文本重印。此外，我们还收录了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其他若干文献（或全文收录，或节选收录），旨在让列宁政治生涯最后一年中日益激化的党内斗争图景更为完整。 倘若说斯大林主义者通过粗暴篡改历史来宣称自己继承了列宁主义，那么其他历史学家则用更隐晦的方式论证“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列宁主义”。这些历史学家大多以各种形式宣扬“布尔什维克原罪论”，试图将十月革命的蜕变与官僚制度的兴起归咎于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形式。在他们看来，正是列宁所坚持的集中化、纪律严明的组织模式，为革命后以斯大林为首的专断官僚集团的“自然”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存在一个根本性错误：它将组织问题抬升至超越现实的形而上学绝对高度，无视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真实环境。也就是说，它完全忽略了布尔什维克党在重建一个落后且饱受战争蹂躏的社会时面临的物质困境，以及这些困境对党组织演变产生的影响。 俄国革命的问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至1922-1923年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这段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布尔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执政时期（1917年11月-1918年3月），期间完成了初期任务（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与德国缔结和约等）；（2）1918-1920年国内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工业国有化并从农民手中强制征粮；（3）1921-1922年苏维埃政权巩固与新经济政策实施时期。 对这一时期的详细探讨超出了本导言的范围，但可以概述一下导致官僚主义滋生与斯大林崛起的主要趋势。 首要且最重要的因素是革命在国际上的孤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未曾将俄国革命视为孤立事件，而是将其看作席卷全欧洲革命浪潮的开端。他们认为，一旦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就能为俄国提供技术与经济援助，帮助俄国革命者克服因经济文化基础薄弱而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事实上，这样的革命浪潮确实出现过，北德意志、巴伐利亚、匈牙利和意大利都爆发了起义。西欧的革命高潮牵制了资本主义列强干涉俄国的力量，为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的胜利提供了助力。但最终，所有这些旨在赋予工人权力的革命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俄国革命陷入孤立，也加剧了历经空前苦难的民众的消沉情绪。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布尔什维克将希望寄托于国际革命的发展，但他们并未忽视制定应对西方革命可能长期拖延的国内发展计划。这一考量是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本书重刊）与托洛茨基《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任务》（本书节选）的核心要点之一。托洛茨基在该演讲中指出： “没错，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早在1920至1921年间，我们就已无比清醒地认识到：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将不得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生存，且这种局面或许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指望在明天，就能从一个已经组织成国家的无产阶级那里获得直接援助——那个国家本应比我们更先进、经济实力更强大。这是我们在1920年就已经明确的现实。我们不知道这段时期会是一年、两年、三年，还是十年，但我们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严肃对待、长期准备的时代的开端。
“由此可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等待西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必须以更敏锐、更专注的态度，审视苏维埃联盟内部的力量对比。”（《托洛茨基文集》，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版，第137页） 革命能否坚持到获得外部援助，关键在于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稳定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内战导致工业濒临崩溃，这也使得城乡贸易往来中断。正常情况下，农民会生产剩余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在市场出售后，用所得货币购买城市生产的工业品。但在工业近乎停滞的状态下，农民没有工业品可买，便会囤积剩余产品，等待时机好转。 革命能否坚持到获得外部援助，关键在于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稳定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内战导致工业濒临崩溃，这也使得城乡贸易往来中断。正常情况下，农民会生产剩余粮食及其他农产品，在市场出售后，用所得货币购买城市生产的工业品。但在工业近乎停滞的状态下，农民没有工业品可买，便会囤积剩余产品，等待时机好转。 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依靠红军小分队和贫农委员会强制征粮，以避免城市出现饥荒、维持军工生产。农民则以拒绝生产超过他们需要的粮食作为反抗。最终在1921年内战结束后，强制征粮政策被废止，新经济政策推行，市场经济得以恢复。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实行粮食税：农民需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作为税收，剩余产品则可自行处置。此举旨在通过物质激励促使农民增产，并争取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这一措施要求重建市场经济，让农民能够出售农产品；而私人贸易的恢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些资本可被投入工业生产。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在国有工业中允许私人租让（包括外国租让），但国家仍通过垄断重工业、对外贸易和银行业，掌控着列宁所说的经济“制高点”。 内战结束时，苏联工业状况极为糟糕：产值不足1913年的五分之一，煤炭产量仅为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铸铁产量更是只剩十四分之一。铁路被毁，所有储备消耗殆尽。此外，作为工人国家基础的无产阶级也损失惨重——许多政治觉悟最高的工人在内战前线牺牲，另有数百万工人抛弃闲置的工厂，回到农村种地求生，以免饿死。1921年，主要工业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人口，分别仅为战前的一半和三分之一。 这些状况不仅造成了显而易见的经济问题，还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问题。随着工人阶级元气大伤、分崩离析，苏维埃作为政权机关的职能逐渐失效。权力日益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手中，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也愈发交织——而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仍以旧沙皇时代的官僚体系为基础。这种发展并非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或意愿，而是填补权力真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客观需要迫使他们做出的选择。问题的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实质：并非工人不去控制工厂，而是工厂根本无法运转；并非无产阶级缺乏政治权力，而是无产阶级已无法以能行使政治权力的形态存在。任何政府颁布的民主宣言或法令，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真正需要的，是采取措施重建能行使政治权力的无产阶级，从而在真实而非虚构的基础上恢复工人民主。这正是本书所收录的列宁与托洛茨基所有文献的核心脉络：在西欧先进国家的革命援助即便存在也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如何在一个落后、孤立且满目疮痍的国家，为社会主义民主创造经济与社会前提。唯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才能客观评价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派系禁令、对反对党派的压制及其他“组织措施”。 官僚制的危险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官僚制”的含义：它并非仅仅是效率低下、作风专横的行政体系。行政机关的职能是执行决策，而官僚制的核心在于行政官员掌握特权与权力。 官僚本质上是丧失长远视野的管理者。对他们而言，行政机器不再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成为目标本身。维系机关存续及自身在其中的特权地位，便是官僚存在的全部意义。这种官僚制植根于物资匮乏，并在民众消沉的土壤中滋生——这两种现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源于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被迫面对的极端困境。 1917年之后，行政人才的短缺问题尤为突出。1920年的苏俄，识字率仅为30%，能读写的人堪称稀缺资源。而布尔什维克接手的正是这样一副烂摊子。为了管理国家与经济，他们不得不依靠唯一具备相关技能和经验的群体——旧沙皇政权的官员与技术人员。对这些人而言，利用行政职位谋取私利已是数个世纪以来的常态。这一做法甚至延伸到红军的组建中：前沙皇军官被招募来对抗白军。为了促使这些人效力于苏维埃政权，而非逃往国外或投靠白军，就必须给予他们相当优厚的物质特权。如此一来，苏维埃国家几乎从诞生之初，就患上了官僚主义的畸形症。 列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28日）中提及：他将这类物质刺激的推行描述为“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列宁全集》第27卷，第249页）[1]。 当时，列宁将苏维埃视为制约政府机关中谋私利者与野心家影响力的机关。1919年，布尔什维克还设立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俄文缩写为Рабкрин），由斯大林担任负责人——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22年春。该机关拥有广泛的职权：可随时突击检查其他任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其职责是根除低效与官僚主义。列宁对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寄予厚望，长期为其辩护以抵御批评。而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12月就对该机关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一个集政府所有智慧于一身的特殊部门”这一构想本身就不切实际，实际运作则更糟。“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自身就是政府法令与行政机器脱节的鲜明例证，它正逐渐沦为制造混乱与专断的重要因素。”他进一步指出，该机关已成为不称职者的避难所（见艾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纽约文汇出版社1959年版，第47-48页）[2]。 1922年3月至4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列宁参加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的演讲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官僚主义的危险：由于国家文化水平低下，这种状况已渗透到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导致官僚主义持续蔓延。国家正朝着与预期相悖的方向发展。列宁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阐释这一现象：“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像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似乎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本书第四部分节选）[3] 尽管共产党人在名义上执掌权力，但整个行政机器却在按另一种意志运转，这种意志正把党拖向自己的轨道：“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同上）[4] 但该怎么办呢？列宁在这里驳斥了组建新政府部门的计划，称之为“最有害的空谈”[5]。他指出：“关键在于人员安排不当，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他们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后。……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这才是人民所重视的。”（同上）[6] 1922年11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重申了这一观点。总体而言，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官僚制存在于党外的国家机关中，它正威胁着要包围党、使党沦为其俘虏。此时，列宁尚未清晰认识到党内的官僚主义，也未意识到国家计划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这两点见识后来将来自托洛茨基。 我们前文已提及，当列宁仍坚定维护工农检查院及其负责人（斯大林）时，托洛茨基就对该机关提出了尖锐批评。更根本的是，托洛茨基对缺乏集中经济计划的现状提出了批判。1920年11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人们常指责苏维埃机关染上了旧官僚的恶习（形式主义、办事拖沓等），但这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拖拉、吹毛求疵的形式主义、组织无能，并非苏维埃机关后天养成的坏习惯，其根源深藏于我国工业及其管理的临时结构与过渡阶段中。”（《苏维埃俄国》，纽约，1921年3月5日，第226-227页） 托洛茨基并未将问题归结为“人选是否合适”，而是认为其根源在于经济的客观状况及其组织缺失。在同一份声明中，他举了一个反例：在他主导下，当年春季启动的铁路运输集中化管理已取得成效。托洛茨基的基本思路包含两个核心观点，其中之一与列宁一致：苏维埃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无法通过形式民主解决，只能依靠国家的经济重建。他认同，在此期间“党必须维持其专政，无论群众自发情绪出现何种暂时波动，即便工人阶级内部出现暂时动摇也不例外”。（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转引自艾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纽约文汇出版社，1965年版，第509页）[7] 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在于，他坚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Госплан）制定中央经济计划，重点发展大规模国有工业。列宁则反对围绕中央计划进行重组，主张加强对现有机关的监管。1921年8月7日和1922年4月19日，托洛茨基两次致信政治局（后一封信收录于本书），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若无集中计划，各经济机关与企业将陷入各自为政的混乱，这本身会滋生无序并延缓国家经济发展。 这种混乱对官僚主义滋生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首先，普遍的无计划状态为“奸商和骗子”提供了无数可乘之机；更重要的是，这会导致行政人员意志消沉。即便最忠诚的布尔什维克行政官员，在目睹自己的建设性努力被失控因素（原料供应不稳定、机器配件匮乏、运输瘫痪）屡屡挫败后，也可能变得绝望与愤世嫉俗。此外，工业困境必然波及工人：混乱引发解雇、停工与欠薪。工人往往将这些困境归咎于直接负责的管理者，尽管这些问题常由管理者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结果是，工人与布尔什维克工厂管理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关系开始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何正直的管理者会蜕变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官僚。 托洛茨基的提议最初遭到拒绝，但后来列宁转变了立场，这一点可见于《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文。他的主张还体现在1923年4月提交给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尽管该提纲获一致通过，却未得到实施。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最终要等到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行的强制工业化时期。 如我们所见，直到1922年11月，列宁始终认为官僚主义问题源于党外，反对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集中计划，且对党的机关及其总书记斯大林满怀信任。但到了12月中旬，他的态度突然转变：12月12日，列宁提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共同维护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12月23日至1月4日，他口授文章严厉抨击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处理方式，建议撤销其总书记职务，此外还呼吁全面改组机关——将中央委员会成员扩至50至100人，并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尽管12月12日和22日的两次严重中风对他造成影响，这项工作仍在推进。1月23日和3月2日，他又撰写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与《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篇文章，呼吁改组工农检查院，因为“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可要求的了”[8]。尽管未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但这无疑是对其权威的直接打击——斯大林直到1922年中期仍担任工农检查院负责人，此后虽无正式职务，仍与该机关保持密切联系。 列宁的批判持续深入：他公开支持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一方，并争取托洛茨基的支持以保护格鲁吉亚共产党人（见下面）。这些文献本是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反对斯大林与官僚集团的有力武器——此次大会已推迟至4月，众人希望列宁能康复出席。但3月10日的第三次中风让列宁彻底沉默，终结了他的政治生涯。此后，他沦为事件发展的沉默旁观者，直至1924年1月21日逝世。 是什么导致列宁的态度突然转变？1922年12月，两个核心问题进入白热化阶段：其一是前面提及的格鲁吉亚事件，以及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策。本书收录了列宁关于这两个议题的所有文章与书信。 对外贸易垄断制对外贸易垄断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定位是一种“社会主义保护主义”机制，旨在保护脆弱的苏维埃经济免受世界市场冲击，同时防止私营企业涉足外贸领域。它还要避免出于短期利润考量决定商品进出口，而无视对整体经济的长期影响。 1922年10月初，列宁与托洛茨基均未出席的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若干削弱外贸垄断制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并未允许私营企业直接进入世界市场，但在列宁看来，这却为“社会主义保护主义”这道屏障打开了一个危险缺口。1922年10月13日，列宁在致斯大林的信中指出，这一决定“破坏对外贸易垄断”[9]，且决议过程仓促，未经充分酝酿与协商。他要求将该决定暂缓执行，待两个月后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再议。在此期间，列宁发现托洛茨基对此问题持相同立场，遂于12月13日致信托洛茨基，请他在中央委员会上捍卫两人的共同主张。列宁本已做好论战准备，然而正如他在12月21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所说，这场胜利“一枪不发”便实现了[10]。 这场争论极具代表性，预示了日后党内路线分歧的走向：斯大林及其理论家布哈林此时所支持的措施，实质是强化私营经济成分以对抗国营经济。这为后来的诸多争论埋下伏笔——“爬行式社会主义”与国家计划工业化的对立、扶持富农与支持贫农及逐步集体化的冲突。官僚集团的保守政治倾向此时已初露端倪。就在列宁就外贸垄断制问题致信托洛茨基报捷后仅一周，他便口授了《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札记，在经济政策上转向认同托洛茨基的观点。 与此同时，12月上旬，列宁与托洛茨基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谈。会上，列宁提议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共同反对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尤其要反对斯大林领导的组织局”（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纽约探路者出版社1970年版，第479页）[11]。尽管关于此次会谈仅有托洛茨基的记述，但列宁此后的行动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反官僚制联盟”的存在。 民族问题第二个重要争议围绕“民族问题与自治化”展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直至1922年12月30日才正式成立，此前仅存在一个松散联盟——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РСФСР）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五个民族共和国通过双边条约维系。1922年，身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的斯大林负责制定规范各共和国关系的计划。这个被称为“自治化计划”的方案规定，非俄罗斯共和国以自治地区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中央权力机关设莫斯科。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断然反对该计划，认为这是企图将沙皇帝国时期“统一不可分割”的旧俄罗斯模式强加于曾受压迫的民族之上。斯大林的计划不仅伤害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情感，更必然激起具有强烈独立意识的格鲁吉亚民众的不满。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正急于巩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因而坚决反对莫斯科的这种干涉。 斯大林及其副手奥尔忠尼启则（两人恰巧都是格鲁吉亚人）以高压手段处理反对派，进一步激化了局势。他们直接指控由姆季瓦尼、马哈拉泽、钦察泽等人领导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存在“民族主义倾向”。1922年夏秋两季，争议持续激烈。奥尔忠尼启则曾将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流放”至莫斯科，但两人在莫斯科继续抗争，试图向列宁或中央委员会中任何愿意倾听的人申诉。 同年夏季，专门委员会成立以研究规范各共和国关系的方案。9月下旬委员会再次开会时，斯大林提交了自治化计划草案，其最后一段充分暴露了他的行事方式：“若本决定获俄共（布）中央批准，将不对外公布，仅传达给各共和国党中央，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上述各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或苏维埃代表大会按苏维埃程序贯彻；待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时，再宣称此为各共和国的自愿诉求。”（莫希·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纽约兰登书屋1968年版，第146-147页） 这个极具争议的提案完全违背了布尔什维克一贯主张的被压迫民族自决权，却根本不允许受其影响的民众进行公开讨论。相反，它只会“传达”给各共和国的主要行政机关，随后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宣布为各共和国的意愿”。换言之，俄共中央委员会将把该提案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各共和国机关，再由这些机关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向各共和国人民宣布这一既成事实。 此时，列宁对斯大林提案的反对似乎还停留在纯粹的原则层面——也就是说，他尚未察觉斯大林在组织层面的真实意图。他与斯大林会面讨论该提案，并安排了与姆季瓦尼的会面。9月26日，他通过加米涅夫致信政治局，批评斯大林“操之过急”。这封信（收录于本书）的语气十分委婉，信中提到斯大林“已经同意作一个让步”，将“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与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一起正式联合成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盟”[12]。列宁明确指出，所有共和国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并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真考虑此事。至少在讨论层面，列宁愿意将斯大林提案中对布尔什维克自决权原则的违背，视为因过于急躁导致的疏漏。 斯大林将列宁的信传阅给政治局其他成员时，附上了自己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一反常态，不再谨慎地反对列宁，而是指责列宁持“民族自由主义”立场、鼓励分裂主义（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第51-53页）。尽管如此，10月6日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交最终草案时，还是纳入了列宁的修正意见，只坚持一点：格鲁吉亚需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同作为“外高加索联邦”成员加入。这源于早前一项争议极大的计划：将三个相邻共和国的行政与经济管理合并。斯大林将其纳入新苏联组建计划的目的，是让桀骜不驯的格鲁吉亚领导层服从于当时更为顺从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党领导人。 该计划虽获中央委员会通过，但格鲁吉亚方面态度坚决，坚持要求格鲁吉亚作为独立成员加入联盟，而非外高加索联邦的一部分。卡夫塔拉泽与钦察泽致信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强烈抗议该计划及奥尔忠尼启则的行为。布哈林将信转交列宁后，列宁作出简短而不悦的回复，谴责“对奥尔忠尼启则的谩骂”[13]，并通知他们此事将提交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处理（《列宁全集》第33卷，第582页）。需要说明的是，书记处正是由斯大林领导的。此时，列宁显然仍信任来自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则的信息。 但事情远未结束。两周后，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11名委员中的9人以辞职表示抗议。斯大林直接任命了两名更认同其主张的新委员。然而，旧领导层并未放弃抗争，仍在持续抵制。争论愈演愈烈，11月的一次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甚至动手殴打了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的卡巴尼泽。11月底，官方成立格鲁吉亚事件调查委员会，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汇报了这一事件，给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中写道：“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14] 捷尔任斯基的报告在官方层面为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开脱，但列宁已不再被蒙骗。1922年12月30日，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成立当天，列宁写道：“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本书第六部分重刊）[15]当然，从更直接的层面来说，所谓“需要统一机关”的主张，正来自起草自治化计划的斯大林。次日，列宁在继续撰写民族问题札记时，明确指出了责任所在：“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16]在此处，列宁还要求对奥尔忠尼启则进行惩戒性处分。 列宁并未就此作罢。1923年2月中旬，他授意成立了一个由自己秘书组成的秘密委员会，负责调查格鲁吉亚事件。根据俄文版《列宁全集》第54卷附录的年表记载，该委员会于1923年3月3日提交了报告，但报告本身从未公开。显然，报告证实了列宁的担忧，因为他在3月5日致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此信及后续信件均收录于本书第六部分）[17]次日，列宁口授了一封短信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及其他格鲁吉亚反对派成员：“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18]这是列宁最后的政治行动。 格鲁吉亚事件之所以对列宁产生如此强烈的冲击，是因为他在其中窥见了党内官僚主义化进程的雏形。所有典型特征都已显现：沙皇旧官僚体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与党内高层在态度上的惊人相似；通过诽谤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污名化指控来为上级强行推行欠考虑的决定辩护；对持异议者调离职位以示惩罚；由上级指定的唯总书记之命是从的“新领导”；对同志实施人身暴力；调查过程中的文过饰非；最关键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与原则性政治考量的彻底脱节。 尽管布尔什维克过去在列宁首肯下，曾为推行不受欢迎的政策采取过强硬手段，但始终基于革命利益的考量。例如粮食征收制，就是为了避免城市陷入饥荒。无论人们对此政策及其执行方式持何种立场，至少可以确定这绝非出于党的领导层的私利。而"自治化"方案则截然不同：既无迫在眉睫的饥荒威胁，也无反革命危机或经济崩溃风险，强行推行该方案唯一维护的，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及其派驻格鲁吉亚军事代表的个人政治威信与权力。同样，当布尔什维克迫于形势作出有违既定政策的组织让步时，历来坚持公开讨论、回应党内外反对意见，更重要的是——明确宣布这些措施属于权宜之计。正如对专家实行物质激励政策，或在新经济政策下恢复市场经济时采取的做法。倘若确实需要违背民族自决原则，依照惯例本应阐明必要性。但斯大林却声称原则毫发无损，反将反对其方案的格鲁吉亚中央委员污蔑为"民族异端分子"和"分裂主义者"，倒打一耙指控背离原则的正是这些反对者而非他自己。 尽管过去在列宁的认可下，布尔什维克曾采用强硬手段推行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但这些行动始终以革命利益最大化为考量。例如强制征粮，其目的是防止城市出现饥荒。无论人们是否认同这一措施及其执行方式，毫无疑问的是，该政策的制定并非为了增进党领导层的个人利益。而“自治化”计划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当时并不存在诸如迫在眉睫的饥荒、反革命威胁或经济崩溃等紧迫因素，可作为强制推行该计划的正当理由。在这件事上，唯一急于维护的，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斯大林）及其副手——格鲁吉亚军事指挥官（奥尔忠尼启则）的政治威信与权力。同样，当布尔什维克被迫作出与既定政策相悖的组织调整时，他们总会公开且审慎地讨论这些措施，回应党内外反对者的质疑，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公开声明这些措施是权宜性的后退。例如，布尔什维克决定为专家提供物质激励，或是在新经济政策下恢复市场经济时，都是如此。倘若确实有必要违背自决原则，按照以往的做法，理应解释其必要性。但斯大林却声称并未违背任何原则，反而将那些反对其计划的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委员斥为“民族异端分子”或“分裂主义者”——换言之，他将背离原则的帽子扣给了对方，而非承认自己的问题。 列宁必定同样对斯大林在处理创建苏联计划相关争议时的诡诈手段感到不安。过去，布尔什维克内部就政策问题有过许多激烈争论，但每次表决后，人们通常认为，那些票数处于劣势或被迫妥协的派别会执行既定政策，而非在“同意”的伪装下推行自身主张。然而，斯大林的做法恰恰是这种“假意顺从”的典型——他在附于列宁9月26日信件（该信将平等联盟方案与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对立）后的备忘录中，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列宁尖锐对立；但仅一周多后，他便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列宁的修正意见，只添入了自己的一项安排：外高加索联邦。这一安排使他得以违背名义上接受的自决原则，继续针对格鲁吉亚反对派进行报复。 这些迹象如今已确凿无疑：领导层中的一伙人已与国家官僚集团勾结，脱离了群众与党。他们的动机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源于个人私利，且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巩固自身权力与地位。列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制止这个官僚派系。 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列宁准备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展开斗争。大会原定于3月召开，后推迟至4月。但他深知，另一次中风随时可能来袭，随之而来的或许就是瘫痪或死亡。于是，他寄望于托洛茨基的支持。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两人的观点已大体趋同。前文已提及他们在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制、党内官僚主义及经济计划问题上的共识，如今只需明确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立场。列宁有充分理由相信托洛茨基会对此表示认同——因为托洛茨基此前就曾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政策提出过异议。在争取托洛茨基支持以维护格鲁吉亚反对派之前，列宁派自己的一名秘书列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旁听托洛茨基对该问题的表态。结果令他满意：两人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完全一致。 此外，在列宁无法出席的情况下，领导层中唯有托洛茨基有能力在党代会上主持这场斗争。革命与内战期间，两人的名字始终紧密相连，托洛茨基在党内也享有极高威望。列宁将自己的笔记与书信交予托洛茨基，为他展开坚决斗争提供武器。12月21日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信中，列宁曾指示“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19]，而这一态度在其秘书福季耶娃传递的口信中更为明确。当时，托洛茨基向福季耶娃询问是否可让加米涅夫查看格鲁吉亚问题的相关材料，福季耶娃带回的答复是：“绝对不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立刻把所有材料交给斯大林，而斯大林会先搞出个卑劣的妥协，回头再翻脸不认账。’……伊里奇不信任斯大林，他想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颗炸弹。”（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84页）[20] 但托洛茨基并未引爆列宁交予他的“炸弹”。福季耶娃与托洛茨基谈话后不久，列宁改变了告知加米涅夫的主意。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被迫在时机成熟前公开表态。向加米涅夫摊牌的目的，很可能并非争取其支持，而是要在斯大林的支持者中制造恐慌。 托洛茨基立即召见加米涅夫，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不要求撤销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的职务，但希望“在民族问题政策上进行彻底变革，停止迫害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反对者，终止对党内部的行政压制，在工业化问题上采取更坚定的政策，并在高层开展坦诚合作”（《我的生平》，第486页）[21]。 斯大林同意妥协：他修改了民族问题提纲，纳入托洛茨基的修正意见；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工业的决议；暂时停止了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对托洛茨基的含沙射影攻击。然而，正如列宁所警告的，斯大林再次施以欺骗：当托洛茨基遵守协议，不再坚持公布关于民族问题的尖锐札记，也不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攻击斯大林及其同伙时，斯大林一方却在代表中散布流言，暗示托洛茨基将成为俄国革命的波拿巴。 在党代会上侥幸过关后，趁着列宁因新一次中风陷入长期沉默，斯大林及其同伙——以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驾马车的形式——加紧控制国家与党机关，进一步孤立托洛茨基。承诺的改革一项未予实施。1923年10月党内斗争爆发时，力量对比已发生显著变化：三驾马车未落实十二大号召的经济与组织改革，导致内部问题恶化；加之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粉碎了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希望，全国范围内掀起新的消沉浪潮。 托洛茨基的犹豫历史学家始终困惑：为何托洛茨基选择妥协，而非按列宁的要求发起进攻？事后看来，若想遏制官僚主义，此时正是关键节点——这让问题更具探讨价值。托洛茨基本人也认同这一点，他在《我的生平》中写道：“我确信，若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前夕，以‘列宁与托洛茨基联盟’的名义站出来反对斯大林官僚集团，即便列宁不直接参与斗争，我也必将获胜”（第481页）。不过，正如他所指出的，这种胜利能持续多久则是另一回事：那些催生官僚制的因素仍会持续作用，助力其巩固。但“在1922-1923年……通过公开进攻夺取主导权仍有可能”（同上）[22]。 那么，托洛茨基为何按兵不动？他自己给出了两点原因：其一与列宁的健康状况有关——列宁或许能像以往那样，从病榻上起身，在大会期间或会后领导斗争；其二是托洛茨基担心，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发起公开进攻，可能会被解读为他“为争夺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位置而进行的个人斗争”（同上，第482页）[23]。只要列宁仍有康复希望，这些考量就颇具分量。尤为关键的是，斯大林集团正系统性地利用列宁的党内领导地位的继承问题大做文章。他们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驾马车自居，标榜为资深布尔什维克集团——长期活跃于党内，二十年来始终是列宁的忠实合作者。反观托洛茨基，则被他们描绘成一个暴发户，一个列宁的老对手，1917年8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不断将这位内战时期的红军领袖比作拿破仑·波拿巴——那个法国大革命中才华横溢的军事统帅，最终却将军事胜利转化为个人独裁，葬送了革命。 另有一个解释也有一定道理：托洛茨基单纯低估了对手。他以为，列宁的谴责已让他们心生畏惧，且他们明知相关材料随时可能公开，这些足以让他们收敛。然而后来，当托洛茨基试图启用列宁留给他的“炸弹”时，却发现自己陷入守势，被重重审查壁垒包围：他接触新闻界的渠道先是受限，后被彻底切断，既无法让全党或普通民众知晓列宁的主张，也无法传递自己的观点。 归根结底，本书所收录的文献展现的1922-1923年历史，远不止于个人错误的连续记录：列宁未能及时察觉党内官僚制的滋生，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未能采取果断行动，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站在斯大林一边、直至两年后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时才幡然醒悟，甚至斯大林本人——他所开启的道路最终导致布尔什维克党与共产国际的覆灭，尽管这绝非他当时的初衷。 过去，布尔什维克也犯过诸多严重错误——比如延误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致使俄军几乎完全溃散时，德国军队再度入侵，这仅是一例。但彼时革命正处于进攻态势，它鼓舞着布尔什维克，也给了他们挽回的机会。 然而到了1923年，革命无疑转入守势。正是这一态势，让这些错误具有了决定性影响。顺流而游时，人被水流裹挟，少划几下无关紧要；但逆流而上时——如1923年的列宁与托洛茨基那般，稍有懈怠便可能酿成灾难。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已然落幕，但捍卫布尔什维克传统、抵制官僚制侵蚀的战斗仍在继续。 在中央委员会内部试图落实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数月努力无果后，托洛茨基决定在党内公开展开斗争。1923年10月8日，他致信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清楚，我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坚决、明确地反对错误政策时，始终刻意避免将这种内部斗争提交给哪怕是极窄范围的同志评判——尤其是那些只要党的方针合理，就必定会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占据重要位置的同志。我不得不说，过去一年半的努力毫无成效。这引发了一种危险：党可能突然遭遇极其严重的危机，届时，任何察觉危机却不公开指出的同志，都可能被党公正地指责为形式大于内容。
“鉴于当前形势的发展，我认为，让每一位党员了解事情的真相不仅是我的权利，更是我的责任。我相信这些党员经过充分锻炼，成熟且自律，有能力帮助党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而不引发宗派分裂与动荡。”（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挑战》第1卷，纽约探路者出版社，待出版） 一周后，四十六位杰出的党领导人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宣言，即后来的《四十六人纲领》。宣言谴责党内出现的分裂：“党的书记处统治集团与‘普通群众’脱节，自上而下任命的职业的党内官员与不参与党内公共生活的普通党员隔阂严重”（E.H.卡尔《过渡期》，巴尔的摩鹈鹕出版社，1969年版，第375-376页）。 这两份文件标志着左派反对派的诞生，该派致力于捍卫列宁主义传统。这一阶段的斗争将在托洛茨基1923-1929年的多卷本文集《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中得到完整呈现。 这场斗争将漫长而残酷。数千人将被监禁、流放乃至杀害。为确立自己对列宁衣钵的“天然”继承，斯大林将从肉体上消灭整个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托洛茨基本人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放逐至中亚的阿拉木图，1929年被驱逐到土耳其。但这些措施并未达到斯大林预期的效果——托洛茨基在流亡中继续领导着左派反对派。 左派反对派后来的演变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与苏联国内反对派的联系虽更为困难，但也因此得以接触国外共产党人，推动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反对派组织。在土耳其流亡期间，他创立了国际左派反对派（МЛО），试图以共产国际内部派别的身份开展活动。但实际上，左派反对派被迫组建独立组织——因为即便只是被怀疑“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共产党员，也会立即被官方组织开除。 1933年形势发生转折：德国共产党（KPD）未作抵抗便向希特勒投降。共产国际拒绝从这场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宣称德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正确，甚至声称希特勒掌权并不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对此，国际左派反对派于1933年倡议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并于1938年9月正式成立。该组织主张在苏联开展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重建工人民主。 左派反对派在苏联的命运极为悲惨：成员或被放逐至劳改营，或被迫屈服，或遭处决。仅有少数孤立的幸存者在“古拉格群岛”奇迹般存活至20世纪50年代（参见《持不同政见者文集：苏联反对派之声》中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回忆录》，乔治·桑德斯编，纽约莫纳德出版社1974年版）。但苏联国内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从未停止。曾作为处在农民汪洋中的少数派的苏联工人阶级，如今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文化水平也远非50年前可比。二战后，十二个国家推翻了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使苏联得以打破资本主义包围下的残酷孤立。随着苏联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的期望也在上升——他们已不再是1923年那一代饥寒交迫、饱受摧残的人。他们在文化、经济、政治领域的诉求，与特权阶层、自私自利的官僚集团的狭隘利益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近年来，这一矛盾催生了新的苏联反对派运动。该运动最初主要围绕争取言论自由、结束对非俄国民族的压迫而组织，尽管尚显年轻、不够成熟，且总体上与历史传统脱节，但它是注定要在苏联发展起来的政治革命群众运动的先驱。 在这场持不同政见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是：力图恢复布尔什维克传统、肃清数十年来的歪曲与诽谤、继承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斗争的潮流。 1974年9月16日 注释： [1]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61页。 [2] 见艾萨克·多伊彻著，周任辛译，刘虎、施用勤、张以童校《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44页。 [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85页。 [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93页。 [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08页。 [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09页。 [7] 见艾萨克·多伊彻著，王国龙译，施用勤、张以童校《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23年版，第456页。 [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9]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20页。 [10]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11] 见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译《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17-418页。 [12]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13页。 [1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09页。 [1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页。 [1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49-340页。 [1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4页。 [1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4页。 [1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6页。 [19]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 [20] 见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译《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22页。 [21] 见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译《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23-424页。 [22] 见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译《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19页。 [23] 见托洛茨基著，施用勤译《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2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