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任务（节录） （1923年4月5日） 现在来谈头等重要的问题：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在我多次提及的列宁同志那篇遗作中，他对国家机器的论述——恕我直言，换作其他人绝不敢如此表述——那些尖锐措辞实在令人难以复述。（笑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器是“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1]，其本质还是那套旧官僚机器。 这话够刺耳吧？对国际孟什维克而言，这简直是复活节彩蛋般的“大礼”，（笑声）比工业亏损的消息还要“悦耳”。但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显然，列宁是刻意用这样的表述，要让全党刻骨铭心，即便用狠话也在所不惜——换作旁人说出这种话，恐怕早已招致严重后果。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面，更要深究：这台国家机器是凭空出现的吗？当然不是。 是谁缔造了它？它脱胎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与哥萨克代表苏维埃。是谁领导了这些苏维埃？是共产党。我们清楚党是什么，也明白苏维埃是什么。我们始终强调：苏维埃是最符合劳动群众利益的政权形式；我们的党是最先进的政党，是共产国际各成员党的引领者——这是公认的事实。可偏偏就是在最能代表劳动群众的苏维埃基础上，在这个堪称共产国际典范的政党领导下，却诞生了一台被评价为“与旧沙皇机器没多大差别”的国家机器。 或许，某个头脑简单的人——比如所谓“工人真理派”[2]的成员——会由此得出结论：是不是该拿起一把锤子（光拿锤子，不带镰刀），（笑声）对这台机器来一番机械改造？但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样做只会剩下一堆碎片，到头来还得从头重建。缘何？因为这台机器即便再糟糕，也不是凭空砸到我们头上的，而是我们在历史必然性的逼迫下，用手头仅有的材料亲手打造而成的。谁该为此负责？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也必须承担这份责任。 这台国家机器的这一“特质”究竟从何而来呢？根源在于，过去我们不会、如今也仍不擅长很多事，却被逼着要完成大量任务；在用人上，往往只能启用那些懂行的、半懂不懂的，甚至是敷衍塞责、阳奉阴违的人。在我们的工作中，核算与糊弄常常混为一谈，而在国家机器内部，更有不少人故意把糊弄当作核算。再看看这台机器的人员结构·：既有热血无私却毫无工作经验的年轻党员，也有麻木度日的小职员，还有满头白发的“专家”——后者有时会披着看似无可挑剔的外衣暗中搞破坏。 那么，我们能一下子废除这一切吗？能脱离这台机器运转吗？当然不能。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任务是接过这台糟糕的机器，着手推进系统性改造——这绝非胡乱应付，而是要有计划、长期坚持地去做。迄今为止，国家机器的构建全凭临时应付：先仓促组建一批机关，之后再着手精简；哪个部门膨胀得过头了，就简单粗暴地砍上一刀。列宁同志在文章中说，过去五年若说有什么收获，那便是学会了估算时间——明白了五年内能做成的事其实少得可怜，因此必须系统性推进这一重大任务。 同志们，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夺取政权是一回事，而重新教育民众、培养他们掌握新的工作方法，乃至教会他们这样一件事（这事看似微小，却意味着整个心态的彻底转变！）——我说的这件小事，是指苏维埃公职人员应当如何对待这样一位老妇人：她目不识丁，走进高大宽敞的办公厅后茫然四顾，甚至不知道该对着哪个墨水瓶低头求人。可我们的官僚呢，只是用指尖朝某个编号随意指了指；老妇人迟疑着，在那个编号前打转，全然无助，最终只能一无所获地离开办公室。 倘若她能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我想她会用列宁的话来描述：七八年前是这般模样，如今还是老样子。当年她走进办公室是这般遭遇，如今想办的事还是办不成；因为人家用她听不懂的话跟她说些她弄不懂的事，根本不想帮忙，只想着赶紧打发她走。当然，并非所有地方、所有时候都是这样。但即便只有三分之一的情况属实，那么国家机器与劳动群众之间也已形成了一道可怕的鸿沟。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3]，谈的正是这个“大问题的冰山一角”，文章已通过电话传送至你们的报纸转载，可遗憾的是，我们苏维埃的技术还是不尽如人意，登出来的内容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陌生。（笑声）不过，文章的核心思想，正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 同志们，列宁同志提出的方案——如今已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其意义何在呢？这一方案意味着，我们要着手有计划地改造国家机器。党缔造了这台机器，没错，是党亲手将它打造出来，而后审视自己的造物……记得《圣经》里的话：上帝创造万物后，看着自己的作品，说了声“甚好”。（笑声）可是，党造出了这台机器，看过之后……却摇了摇头。（笑声，经久不息的掌声）如今，在这无声的摇头之后，终于有人敢于大声点破这台造物的真实面貌。 但这绝对不是绝望的呐喊——绝对不是！从当前局面能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花了五年时间，造出了这台笨拙、吱呀作响，且在很大程度上“非我所愿”的机器，那么至少还需要再花五年时间去改造它、重建它，让它最终不再需要我们如此尖锐地批判……正因如此，列宁同志括号里的那句话，我格外留意。是的，我们终于第一次学会了估算时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被限定在这个框架之内。这需要大量时间。这项事业需要大量时间。所以，这已不再是小修小补的问题（未来当然仍会有必要的临时调整），而是要以系统性、计划性的方式重建国家机器，这才是我们面临的根本任务。 依靠什么力量呢？依靠缔造它的力量——党。为此，党自身也需要一个全新、更完善的机关，来充当探测这台机器的探针：这个机关不仅要有道德权威，更必须具备政治判断力与实践能力。这绝非形式主义的国家监察（其彻底失败已有目共睹），而是要让党深入问题的核心，在关键工作领域开展筛选整顿。至于这个机关初期会以何种形式存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又该如何协同运作，仍需在实践中逐步探索；任何头脑清醒的同志们，绝不会幻想这种变革能一蹴而就。 但如果我们动辄说“这计划行不通”，或是念叨什么“胳膊拧不过大腿”之类的丧气话，那就太卑劣了。这项任务固然艰巨，可正因为艰巨，才更要按计划、系统性地推进，而非敷衍应付。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个权威的党和苏维埃联合的中央机关，从整体效能与对普通民众（比如那位目不识丁的老妇人）的态度等全新角度，重新检验国家机器。或许，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关能承担这一职责——它将遵循“选拔优秀人才”的原则，系统培养兼具正规行政经验与工农检查院优良传统（即其核心优势）的骨干。这样的尝试必须开展，我们也正在推进。…… 同志们，尽管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宏大规划的框架之下，但进程依然十分缓慢，成效也尚显局部。我们的工作方法或许“平淡无奇”：核算收支、制定预算、征收粮食税、组织粮食出口——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一砖一瓦地扎实推进……如此一来，党是否存在陷入琐碎事务、逐渐变质的风险？我们绝不能允许这种变质发生，正如绝不允许党的行动统一性出现丝毫动摇。因为即便当前的历史阶段“确实将长期延续”，它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或许，它甚至不会延续太久。 大规模的革命浪潮——比如欧洲革命的爆发——可能比我们许多人现在预想的来得更早。在列宁关于战略的诸多教诲中，有一条我们尤其应当牢牢铭记，那便是他所说的“急剧转折的政治策略”：今日或许还在街垒战斗，明日可能就要进入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猪圈”[4]；今日高呼世界革命、全球十月革命的口号，明日可能就要与屈尔曼、切尔宁[5]谈判，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份屈辱的和约[6]。 局势变迁，或是我们对局势做出新的评估——比如西线战役[7]期间，我们喊出“我们要解放华沙”的口号；而当对局势重新评估后，便有了《里加和约》——如大家所知，这份和约同样带有几分屈辱的色彩。再之后，便是一砖一瓦的扎实工作：精简机构、反复核查——比如电话接线员，若三人足够，就绝不能用五人，因为多雇两人，农民就得多交出好几十公斤粮食来支付薪资。这便是琐碎、日常甚至看似“吹毛求疵”的工作。看呀，革命烽火的已在鲁尔地区[8]熊熊燃起！倘若革命真的到来，我们岂能陷入蜕变的泥潭？不，同志们，绝对不能！ 我们并未蜕变，我们只是在调整工作方式与策略；但对我们而言，党的革命性坚定立场，始终高于一切。我们在学习编制收支报表的同时，也在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西方与东方，绝不让局势变化打我们个措手不及。通过党的自我净化、壮大无产阶级根基，我们必将不断巩固自身力量。 我们与农民、小资产阶级达成共识、携手前进，也容许新经济政策下的耐普曼存在；但在党内，绝不容忍“耐普曼主义”或小资产阶级倾向——绝不！我们要用硫酸与烧红的烙铁，将这些腐朽思想从党内彻底铲除！（掌声）即将召开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将是十月革命后首次没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参与的大会，也是我们党历史上少数几次没有他出席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将彼此告诫，并用锐利的凿子将这条基本准则铭刻在心——切勿因循守旧，牢记“急转弯”的策略艺术；要懂得灵活周旋，但不可迷失方向；可与短期或长期盟友达成协议，但绝不能让他们渗透进党内；要始终保持本色，做世界革命的先锋队。 若西方传来革命的信号——这信号终将到来——即便那时我们还在埋头处理核算报表、深陷新经济政策的事务中，也必将毫不犹豫、即刻响应：我们从头到脚都是革命者，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永远是，我们将战斗到革命的最后一刻。（暴风雨般的掌声，全体起立欢呼） 注释： [1]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50页。——译者注 [2] 工人真理派是1921年前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的一个小团体组织。该团体除批判官僚主义外，还提出了工团主义和半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工会诉求。——编者注 [3] 指《恳切和礼貌是日常关系中必需的润滑剂》，收录于托洛茨基的《日常生活问题及其他文化与科学的论著》。——编者注 [4] 国家杜马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革命的压力下设立的议会机关，仅拥有纯粹的“咨询”职能。1905年革命浪潮消退后，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9月召开。当时有人主张抵制这一虚假议会，列宁则坚决主张布尔什维克应参与其中开展工作。——编者注 [5] 里夏德·冯·屈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曾任德国外交大臣（1917-1918年），是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奥托卡尔·切尔宁·冯·丘德尼茨伯爵（Ottokar Graf Czernin，1872-1932）曾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1916-1918年），代表奥匈帝国参与布列斯特和约谈判。——编者注 [6]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俄波边境的一座城镇，1918年3月，苏俄与德国在此签署和约，结束双方战事。该和约条款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极为不利，在列宁提出的“接受和约”主张获得通过前，苏维埃领导层内部就是否接受条款存在尖锐分歧。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及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后，苏维埃政权得以收回因该和约丧失的大部分领土。——编者注 [7] 西线战役，此处指苏波战争（1920年）。1920年4月，波兰军队入侵苏维埃乌克兰，企图夺取领土。红军成功击退入侵者，但后续试图向西推进、攻克华沙的行动以红军溃败告终。双方于1920年10月宣布停战，并于1921年3月签署《里加和约》，正式结束战争。——编者注 [8] 鲁尔危机爆发于1923年1月，因德国政府未能按《凡尔赛和约》要求支付一战赔款，法国出兵占领了德国工业化程度极高的鲁尔地区。此次危机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动荡，直接促成了1923年德国革命的爆发。——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