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1975） 第五部分 对外贸易垄断制 引言 对外贸易垄断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为振兴苏维埃工业，国家设立这一垄断制度，使其成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中介”。其运作逻辑可通过列宁在本章第一篇选文中的例证清晰呈现。 例如，在苏维埃俄国，某一数量的亚麻售价为4.5卢布；而在英国，同等数量的亚麻售价高达14卢布。通过对外贸易垄断制，以4.5卢布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亚麻，再以14卢布的价格售予英国，每单位亚麻可实现9.5卢布的利润。这些利润随后可投入工业、交通运输、电气化工程等领域。 进口环节的运作逻辑与此类似，只不过除获取利润外，进口垄断还承担着保护苏维埃新兴工业的职能。举例而言，假设苏维埃工厂生产一台拖拉机需耗费1000卢布；而美国工厂凭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同一台拖拉机仅需500卢布。通过对外贸易垄断制，进口美国拖拉机后，以1000卢布的价格出售给农民合作社——此举不仅能赚取500卢布的利润，更能防止美国拖拉机以低价冲击市场、摧毁尚在起步阶段的苏维埃拖拉机工业。 尽管这一制度安排符合苏维埃长期发展利益，却与农民的短期利益直接相悖：农民本可将农产品以国际市场的更高价格出售，也希望以国际市场的更低价格购买工业制成品。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差，使得走私活动利润丰厚且蔓延广泛。列宁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的企图，他写道：“在边境上专门走私者是一回事，而全体农民则是另一回事，他们将全体出动来保护自己并同试图夺去他们‘自身’利益的政权作斗争。”（着重点是原有的）[1] 1922年10月6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列宁与托洛茨基均缺席的情况下，一项旨在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提案被通过。列宁得知后，愤怒地致信斯大林，批评该决议及仓促通过决议的行为，并要求将决议暂缓执行，待12月的下一次全体会议再行讨论。 斯大林将列宁的信传阅出去，同时附上一份自己的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表示，虽会投票支持暂缓执行该提案，但列宁的信并未改变他对“原决议正确性”的看法（斯大林这份备忘录收录于莱文所著《列宁的最后斗争》，第151-152页）。 随着12月中央全会临近，列宁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出席会议。12月12日，他致信托洛茨基，询问其是否愿意在全会上为对外贸易垄断制辩护。同日，托洛茨基详细回信，明确表示“维护并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显然是绝对必要的”。当天晚些时候，列宁又致信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副委员莫·伊·弗鲁姆金与苏维埃驻柏林贸易代表波·斯·斯托莫尼亚科夫，随信附上托洛茨基的回信副本，并告知二人，他将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自己的立场[2]。耐人寻味的是，这封信未被收录进《列宁全集》。《列宁全集》（英文版）第四版的编辑在解释后续信件中提及此信的内容时注释道：“这封信尚未找到。”（第45卷，第601页注释）事实上，托洛茨基已于1927年10月将此信副本移交至党史局保存。 12月13日，列宁回信给托洛茨基，恳请其在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3]，并提议暂缓讨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能问题。同时，列宁还将自己关于对外贸易垄断制的立场声明发送给斯大林，供中央委员会参考（《列宁全集》第33卷第455-459页）[4]。当晚，列宁再次突发两次严重中风。 12月15日，列宁恢复工作，口述了三封信。第一封致斯大林，信中表示，若身体条件允许，他仍打算在12月底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他反对将对外贸易垄断制问题推迟讨论，并明确将依靠托洛茨基捍卫自己的观点，同时提及已听闻部分中央委员的立场发生转变[5]。同日，列宁还致信托洛茨基，就斗争策略提出两点意见，要求托洛茨基推动全会就此问题作出决议，并提出一个可接受的折中方案：先通过决议确认当前的对外贸易垄断制，再将该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重新讨论[6]。12月15日第二封信的最后一句——“依我看，从我们的利益和事业的利益出发，其他任何妥协都是我们根本无法接受的。”（着重点是我加的）[7]——似乎隐晦提及此前不久，列宁与托洛茨基在一次私下会面中达成的“反官僚主义同盟”。 12月18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重申维护对外贸易垄断制，同时撤销了10月通过的削弱该制度的决议。三天后（12月21日），列宁致信托洛茨基，告知这一胜利：“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8]即便在全会上已赢得立场，仍提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继续进攻”，这一主张很值得关注。从这一系列信件中阐述的策略部署可见，列宁绝非后来斯大林那般不容置疑的党和国家的独裁者。在此处，我们看到的是列宁在组织力量，与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这些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核心人物——展开斗争。而他在政治局中唯一的盟友，便是托洛茨基。列宁还将弗鲁姆金、克列斯廷斯基、斯托莫尼亚科夫、阿瓦涅索夫等一批对外贸易领域的专家纳入斗争，这些人无一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任职。后来在1927年，托洛茨基曾不无讽刺地评论：鉴于党内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列宁当时实际上是在组织一场“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密谋”（《斯大林伪造学派》，第59页）。 对列宁而言，赢得胜利后，他从不习惯“得理不饶人”——即提醒对手他们已落败。列宁关注的是取得实际成效，而非打压个人或削弱其他领导人的权威。显然，列宁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面前重申对外贸易垄断制的重要性。这场轻易取得的胜利让他心生疑虑：他不确定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是否会切实执行已达成共识的决议。而后来围绕民族问题爆发的争论，印证了他的这一疑虑。 注释： [1]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21页。——译者注 [2] 见《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第666-667页。——译者注 [3]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48页。——译者注 [4]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20-223页。——译者注 [5]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33-334页。——译者注 [6]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0页。——译者注 [7]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1页。——译者注 [8]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第553页。——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