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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旧工会运动与新工会运动
（1875—1890）
1875年以来，各业工会年会在公众看来，益觉其为工会世界之具有代表性之议会。反之，由历史家看来，各业工会年会于过去50年间绝不足以作为工会运动之真正元素。在1871与1875年间，工会为求得法律上完全承认而斗争时，年会曾集中各部分之努力，以达其所怀抱之共同目的。目的既达，其后10年间，年会几乎仅仅成为工会职员之年度集会，开会之时，彼等以一种平静一致之态度发表其对于劳动立法上及劳动政治上所抱之见解而已。[1]自1886至1890年，吾人见年会渐失其镇静风度，而变为彼此抵触之原则及互相竞争之领袖之战场。但由其全部历史观之，严格说来，若谓其足以代表工会运动之发展；不如谓其足以代表主要会员所抱之政治愿望及社会愿望更为切当。
凡曾读1875至1885年间工会年会之议事录者，恐不能承认吾书所述此数年间工会运动之特性。吾人已知1875至1885年间工会世界之显著特征即一种极端而又复杂之局部主义。是故各业代表年会可用为争论工会运动上所有难点及难题之场所(姑不谓利益冲突之战场)，当在吾人预料之中。但工会年会虽犹其他一般集会，有猛烈之风波及热烈之辩论，然自1875至1885年，此类事件皆由于人事问题，例如委员会中个别会员之行为或特别代表之是否可靠等等。至于年会所议之政策上及原则上之一切问题，各代表意见大都一致。而意见之所以大都一致，则在用尽心思将工会问题挤于年会议事日程之外。此数年间，团体协约与立法管理，孰优孰劣，无有论及之者。共济会与纯抱职业目的之协会孰优孰劣，亦无人为之比较。跨业及工作分配上之种种难题则更无人提及。此外如工资随价伸缩表、工资调解委员会、件工工资表或其他可以避免冲突之计策，亦无人谈起。件工一事虽经某代表于1876年提出，但被认为是一种危险问题而未加讨论。工会与工会间之争执，亦经国会委员会认为非年会所应过问者。[2]简言之，工会组织上之困难问题、工会政策上意见之分歧、各种报酬方法对于工会运动之影响——凡此产业斗争上之重要问题，皆被明文挤于年会议事日程之外。
当时所以狭隘限制年会之职务，亦有一种历史原因。原年会系于1868与1871年间产生，当时最引人注意之问题即为工会运动与法律之关系问题，故该会犹保持其原有之纯政治团体之性质。多年以来，年会之主要作用即在加强常务委员会国会方面之活动，而常务委员会对下议院之影响，则与其所代表之会员之多寡成正比例。若意见不一致，则公开及宣传——年会获得成功之首要条件——不但无用，且有害处。处此形势之下，工会领袖之全力拒绝于公开之年会上讨论内部问题，实无足怪。使他人易地以处，当亦不愿使外人知工会运动表面虽团结一致，但关于技术问题正在进行互相猜忌之斗争，关于政策，根本上意见亦不相同。若辈易信年会每年开会一次，自不宜辩论技术问题，亦不宜以上新法庭自任。但此种种困难本可克服。机械工联合工会五年一次之代表大会，即拒绝报馆访员旁听，以便自由讨论。矿工时常举行之全国会议，亦每以其纪录摘要发给报界，供其刊载，以达到同样之目的。即吾人上述之1863年之矿工大会，亦足以表示大会议事可为特殊问题之故，分别组织为秘密委员会，委员会聚议之后制定报告，再于大会公开会议之时向大会提出——此策工会年会尚未采用。又实际上本受会员大会支配之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亦知如何先设特别委员会研究，然后再向会员大会报告，以便将复杂问题之详细调查与政策原则上之民主议决相结合；该会依此法进行会务达50年以上。当时无人提议采此类策略，即足以表示此数年间大多数工人之反对外界干涉及其对于无关职业利益之问题所抱之冷淡态度，实使其领袖不愿予彼等以完全民主讨论之其正机会。
是故吾人不拟根据年会之议事录叙述工会运动。下列对于年会纲领及国会委员会之成续所为之简单分析，非为表示吾人前已提及之关于全国工会组织之种种事实，而乃为表示当时较有思想及多受教育之工人所抱之理想及此类理想于最后10年内之急剧变化。[3]
1867-1871年间领导小组之衣钵，于1875年由一组干练之组织家起而承之。此辈组织家于多年之间占工会世界之重要位置。1872至1875年间,阿兰及亚普尔加司为布罗德赫斯特、伯纳特、普赖尔及希普顿所代替。[4]此辈领袖所抱之政策及方法与其能干之前辈所抱者完全相同。此数人确曾得麦唐纳及柏尔特之援助，始能得到1875年之最后胜利。若辈亦犹阿兰、亚普尔加司及盖尔，或属于铁业，或属于建筑业，且皆系工会团体之永久职员。若将1875至1885年间国会委员会之秘密议事录与1867至1871年间各业联合会之秘密议事录加以比较，即知后辈领袖如何确切实行领导小组之传统政策。吾人可以察出该两辈领袖同具机警的慎重及实际的机会主义。吾人又可以察出该两辈领袖连续向下议院方面运动，且皆曾派代表往谒各规避之大臣。至少在最初数年间，吾人确见该委员会与其忠诚之法律顾问及国会友人经常协商。[5]赖布罗德赫斯特之善于指导及不倦之活动，工会运动之政治机关得以维持，其效能甚至有所加强。若此数年间，居领袖地位之人不能如其前辈之毅然指导工会运动，则错误不在于工人或机关，而在于彼等决心实行之纲领。
据普赖尔日后所言，1874年普选时对下议院所有候选人提出之纲领，乃根据于一种原则，即“所有关于工人之例外立法应一扫而空，所有工人应与社会上其他阶级完全平等。”[6]纲领中之主要条款，即废止工人憎恨之刑法修正案及法律上再度承认工会运动两事。1875年之大胜利及保守党内阁之承认领导小组之提案，已使此种纲领在后此数年间失其最显著之提议。在这一方面仅剩此后数年间吸引国会委员会注意之某数种不重要之法律修正案及诉讼手续，而此类提案后借若辈之努力亦已逐渐获得实施。[7]
但有一件大事，工人对之依然无能为力。根据英国习惯法，一人不但应对于自己之疏忽负责，且须对其雇员职务范围内之疏忽负责。此项规定有一种例外，即对方当事人如系外人时，雇主应对其所雇用之任何雇员之疏忽负责，而对方当事人如系自己之雇员，则对于共同受雇之其他雇员之疏忽，雇主不负责任。这一法律上之精密区别，自1837年方始实行，而连续不断之判决案已使其成为习惯法，因此之故，凡工人因同伙工人之疏忽而受伤害者，不得向其共同之雇主要求赔偿。反之，外人则可。[8]如铁路上之信号员因疏忽酿成事端，则所有受害乘客皆可向路局要求伤害赔偿，而司机及车守则否。故当时工人所要求者，即删去“共同受雇”之说法，使工人与社会上任何一人处于完全平等之地位，亦可要求伤害赔偿。
由于矿工全国工会及铁路工人联合工会(1872年成立)之影响，撤销此项规定，自始即占工会纲领中之主要地位。年复一年，雇主责任议案由工会代表一再提出于下议院，两党资本家对此誓死反对。通过布罗德赫斯特之坚持不懈之努力，其中一部分之改革[9]于1880年得格拉斯东内阁之允许，虽下议院两党之大雇主仍然极力反对。此时雇主保证雇员职业安全之责任第一次得到国会之明文承认。1880年国会委员会之报告，断言关于此种问题之主力战业已开始，“只须静待时机，以完成该项工作。”自此以后，提出工伤事故赔偿之要求，已成为工会一种最重要之职务；许多大工会，如砌砖工会及汽锅工工会，各能为其受伤会员或其受伤会员之亲族取得数千磅之赔偿金。[10]但“共同受雇”之原则，此时虽经法律修改，然根本上并未废止。且雇主得引诱工人“放弃”条例上此类规定所赋予之权利。[11]于是雇主责任议案——领导小组最后之一种要求——自1872年以后即成为工会纲领之一永久条款，直至1896年而后已。
除此一项提议外，工会世界之国会纲领实际上皆由此新派领袖起草。该项纲领虽缺乏趣味，不符实际，但由研究政治之人观之，则颇重要，盖此种纲领足以表示当时有思想及优秀工人吸收中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特种思想至于何种程度。
1875至1885年间国会委员会之纲领大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提案之目的在谋国家之选举、行政及司法机关之民主化。另一组改革案之目的则在使特别勤俭之工人得跳出薪水阶级之外。第三部分提案之目的在以法律管理特殊产业之状况。
完全的政治民主成为优秀工人之信条，已历一世纪以上。故其于各业工会年会中居重要之位置，极为自然。所可怪者，在于此种长期信仰在此新派领袖手中所取之形式。1837-1842年间，工会领袖曾热心采用大宪章中之“六点”。即在1867-1871年时，清醒之领导小组亦与马克思共有国际工人协会委员会之议席，而普通选举权不过该委员会纲领中一不重要之议案而已。由1875-1885年之新派领袖观之，民主主要在于刑法之编纂、陪审制度之改革、刑事上诉法院之设立及判事紧急裁判权之取缔——不难查出，此一组法律改革案，乃于工会患难之时赞助工会之少数法律顾问所拟者。[12]吾人不愿贬抑此类为社会各个阶级之利益而拟之提案之价值；但此类提案非但不能使英国司法制度民主化，且其意或根本不在求英国司法制度之民主化。[13]当年会时论选举改革时，不过欲将郡与市邑之选举权同化而已——此即中产自由主义之一种普遍主张。凡曾研究大陆劳工运动者，决难信1882及1883年之英国工匠代表大会上，犹有大多数人反对成人选举之修正案。[14]且国会委员会其始并未将郡选举权列入纲领之中，直至自由党于1880年普选中力主郡选举权之时，始将郡选举权加入纲领之中。又自1878年以后投票时间之延长固已成为大众讨论之问题，但选举费之支付直至1883年始提出讨论，即议员岁费之支付亦迟至1884年始见实行。
此数年间所主张之社会改革计划，性质上可谓同样重要。吾人前已指出，主要之工会运动者早已改信当时支配自由党之经济个人主义。此种无意识之改变信仰之重要证据，即工会年会累次一致要求下列一类改革案，如农工土地所有权、工匠自置草屋、设立自治工场、个别工人手中特许状之加多，以及势将根本上破坏工会运动或生产工具集体管理之其他改革。吾人姑且不论农工若变为小地主，其利益如何，但在此种制度之下，农会不能成立已属显然。无论市中工匠之脱离地主而独立可能如何有利，但无容争辩，工人置备房屋则失其迁徙自由，然唯有迁徙自由方能使工人借工会之力反对恶劣之雇主或离开工资较低之地区。吾人且可想象，当九小时工作日运动之领袖发现纽喀斯尔大部分机械工作系于工匠自设之工场为之，而工匠以资本家资格所得之利益与所有工人共同利益冲突之时，应如何懊丧惊诧。
然而，工会领袖之改宗中产阶级见解，在其对待某些行业工人呼求法律保障以维持生活水平一事之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工会运动素有之一种重要信条，即利用法律维持工人最低之生活水平，而此种见解，今日工会世界两大部分工人——棉纺织业工人与煤矿工人——犹深信不疑。由1875-1885年之国会委员会观之，由自由党之立法家观之，求借立法以保证劳工生活状况之任何要求，皆似系一种易招人怨之异议，只有要求者特别孤立无援或绝无能力之时始能认为正当。但许多行业确能说服年会，使其支持彼等所希望之特别之局部立法。成衣工一方面要求将工厂法之实施范围推广及于家内工人，他方面要求遭到卫生检查员干涉之时应以公款赔偿。面包师亦以同样之固执诉称公家之不检查面包店及其受“防烟条例”管理所遭之种种困难。伦敦驭者要求年会援助，而其要求援助者，非以反对雇主及车主，乃以反对公众。管理蒸汽机及汽锅之工人亦要求无论何人非先向政府求得一纸及格证书，则不得操各该业。此时对于劳动阶级或工会运动者之集体利益既无任何固定或一致之见解，则年会对于各部工人之提议皆平心静气完全接受，并将其交付国会委员会执行，概不问此种提议与若辈心中所抱之思想如何矛盾。[15]
吾人不难了解工会世界挟此纲领，何以不能于1876至1885年间对下议院产生任何有效之影响。政府方面对于工人之要求固然作过一些让步。吾人前所提及之1880年雇主责任条例虽有种种缺点，但亦足以表示一种颇为重要之方针改变。其他足以保护工人利益之有益之细微条款，由于布罗德赫斯特之坚持，亦得列入于张伯伦之破产法及股份公司条例之中。[16]但禁止在酒馆内发付工资之有益法律，则尚有赖于布莱德罗(此人始终非一工会运动者)之努力，虽此议提出之时，国会委员会(以为就有组织之各业而论实非必要)亦曾略子赞助。又于1887年使反对实物工资之法律修正案得以通过者，亦系布莱德罗，而国会委员会曾于1877年将此案挤于纲领之外，自谓就若辈所知之各业而论，尚不能发现需要此种法律修正案之充分证据。[17]但国会委员会最不能耸动当时之政府为工人立法者，乃在于法律管理劳动状况之一类改革计划。关于1878年之大为加强之工厂法，若辈只觉有四种不重要之修正案可以提出；且其中只有一种曾经实行。[18]吾人敢谓成衣工及鞋工所反对之家内工作之“血汗制度”，曾任其到处实行无阻。面包店实际上亦不受检查。累次派代表往见内务大臣，要求多派工厂调查员,而内务大臣辄谓此事需款，若予实行，势必增加纳税人之负担，直至兰卡郡棉业工人机警而有实践精神之领袖，对于年会通过若辈所赞同之更经常的工厂调查及更严格之劳动状况管理之议决案时之单调规律感到厌倦，对此种通过所给予若辈之些须援助感到厌倦而后已。1886年，“北部各郡王厂法改革会”成立，即出而为年会及国会委员会所不能为之事。其实关于此一部分之社会改革，国会委员会只有一种重要劳绩可述。盖此数年来，年会已通过有力之议决案，赞成选举实际工人为工厂调查员。1882年，木工联合工会书记兼国会委员会委员普赖尔果被任为工厂调查员，工人对此极为欢忻。[19]
在其他关系较为普通之事务中，工会领袖亦未获得较大之成功，虽改革法律及司法行政之企图曾得到数种不重要之改良。1876-1880年年会所认为甚有价值之法律改革计划之第一种结果，即1877年之判事书记条例，该条例准许判事免收讼费。又1879年紧急裁判权条例之通过，诚如豪威尔所言，“曾得年会行动上之物质援助”，该条例使被告人之被处3月以上有期徒刑者，得要求陪审官听讼。但刑法尚未编纂就绪，则无待吾人重告读者。陪审官此时仍须完全从上层及中产阶级聘请。废止判事无俸制之长期运动终亦消歇。1884年之自由党内阁未曾改变此种制度，但当亨利·布罗德赫斯特被指定时，[20]亦曾任命工会领袖4人充任兰卡郡某数市之判事。后来历任大臣无不遵守此种先例。
但在某一方面，国会委员会之希望完全实现。其采用自由党所主张之特种选举改革计划，确使其能切实援助1885年条例之通过，该条例将郡选举权与市邑选举权合而为一，规定重行分配议席，并延长投票时间。但历届年会之希望有力的劳动代表，则半因候选人勒索极昂之选举费，半因工会不允供给国会及其他公共团体之服务费用，而受挫阻。关于辩论剧烈之土地问题，国会委员会真心赞成格拉斯东于爱尔兰创立自由保有小额不动产之政策，同时亦热心赞助张伯伦之提议，将上述立法推广实施于大不列颠。毫无疑问，彼等亦以同样之精神，赞助张伯伦之旨在使穷苦之发明家从速取得专卖特许证之专卖特许条例。今若总论当时之情势，则吾人可云1880至1884年间，工会年会以其关于普通政治问题之决议，向立法机关施加压力而能成功者，皆因此类问题适与当时自由党之提案两相吻合。除雇主责任条例外，似无一事足以唤起工会领袖，使之全力以赴。此数年间国会委员会之宣言书及印行之请愿书，于措辞上、于本质上，皆与张伯伦及其他急进派资本家说明个人主义急进主义之纲领时所为之演说及论文无大差异。其实国会委员会于普选将届之时，提交1885年年会之“告全国工人书”(草案)，尚远不及张伯伦之“未被认可之纲领”。国会委员会及年会，对于威廉·哈科耳特爵士之从财政方面反对增加工厂调查员一事，皆未予以明白之答复。又吾人亦不能发现丝毫痕迹，可以证明工会领袖确知产业界在地租和利息项下每年所负担之极重之税捐。即最近数年间张伯伦所为之受捐人以“赔款”方式对于纳捐人作相当捐助之缓和之试行提案，亦未在工会世界之正式纲领引起反响。最后，年会虽于1883年同意拨付选举费用，于1884年同意支付议员岁费，然国会委员会则将此两项提议挤于草案之外，且亦如格拉斯东，不敢要求义务教育。后开三点系年会将其加入草案者。
工会领袖之政治信条与自由党当局之政治信条之同化一本真诚。吾人已于前章叙述领导小组如何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弃去工会运动之传说论点，而改宗当时中产阶级所奉行之行政上之虚无主义理论。此种对于政府及法律之职务之概念，是否即系对于社会发展之一种适当见解，吾人可以不论。但充任1876-1885年间年会领袖之干练诚实人员，则因不知其他政治学说，而将反对立法干涉或政府管理列为一种绝对之定理。[21]
放任主义乃这一时期工会领袖政治及社会信条。直至1885年，若辈尚确能代表一般工人之普遍观点。当时所有之观察家咸以为英国工会足以严重妨碍社会主义计划。但在以后10年内，吾人即发现全工会世界尽抱集体主义见解，且如“泰晤士报”早在1893年所言；社会党已于英国工会年会中占得优势。[22]此种思想上之革命乃十九世纪末叶工会史中最为重要之事；吾人拟详细分析吾人所认为足以促成此种思想革命之各种影响。吾人将追溯工会世界中智力高涨之起源。吾人将注意此种智力高涨如何影响于当时因特种性质之产业收缩而觉悟之人心。吾人将见此种智力高涨之结果，终于暴露贫穷堕落之惨况，而社会方面所抱之深切悲悯断然要求挽救此种惨况。吾人将叙述一种有似1833-1834年之欧文主义之革命的乌托邦之复兴。吾人将追溯执拗分子经逐渐训练之后，如何形成一种清醒而微有官僚主义之集体主义；最后，吾人将注意此种新信仰如何急速传布于整个工会世界之中。[23]
吾人若须追溯促成此新思潮之任何一种原因，当指出1880-1882年亨利·乔治之“贫穷与进步”一书在大不列颠之畅销情况。此书之乐观及积极论调(与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已经陷入之和平的无为主义显然相反),以及经济学中地租学说之通俗化之力量，不管宣布“新工会运动”及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之萌芽。亨利·乔治对于产业组织问题毫无贡献，且除主张地价“单一税”外，亦不思发起一种普遍的集体主义运动。然彼确能对各个阶级广泛宣传地主垄断地租之性质及结果，言辞至为生动；此乃以前之著作家所未能做到者。以吾人观之，此种地租学说传布于城市工匠之后，工会世界之经济思想大变，并努力改变政治方针。土地问题会经完全革命化。城市工匠已不再如宪政改革者之高呼“返于田园”——乡间农工及过时政客犹笃信此说——而拟对于不劳而获之城市地价提出要求，盖彼等此时眼见此项利益落于大地主之银柜中。
但是，纵使亨利·乔治此书系新工会运动之起因，然此种运动之能见诸实行，则乃由于社会主义者之宣传。会于1881至1883年间在伦敦进行改组之社会党，实际经过约30年之沉默后，即将土地国有化计划并入一种有组织之民主主义社会之较为伟大之概念中，在此种民主主义社会，集体权力及集体收入皆当自觉用以增进公共福利。[24]当亨利·乔治几乎违其本意而将农业工人土地所有权及租户选举权挤于政治范围之外时，马克思对于产业革命之影响所为之动人论述，正对一般有思想之工人解释产业生活中每日常见之事。无须社会主义者再向任何大产业中之工匠说明其升为成功的雇主之机会日益渺茫。无须鼓动家再指出财富激增之后，普通工匠之工资仍旧不足以使其家族得过舒适之生活，而其所有不熟练之工人兄弟所得工资，且不足以维持一家之生活。即熟练之工匠亦发觉其本身势将遭受恐慌、商业危机及剧烈之产业变动之影响，对此三者，无论个人或工会皆不能控制，其本人及其子女则因此而常陷于贫困。但将此种种不幸之事实为工人一一详细解释者，则乃社会主义。由于海恩德曼、威廉·摩里斯及其他马克思门徒之不断演讲，工人始知大部分工人之不能变为雇主，非因不能克己、缺少能力或不能节俭，乃因产业革命；盖自产业革命发生，生产方法改变，资本集中，小企业家为大工厂所吞并。即此而论，则手工工人之与生产工具脱离关系，并非一种过渡现象，而乃于任何产业私有制度之下势必逐渐完全形成之一种经济发展。有人且谓生产过剩与商业停滞之可怕之循环往复，货物充斥而人民反陷于贫穷之怪现象，皆系专图私利而不为满足公共需要之产业管理之直接结果。
当时之经济状况，实供给社会主义演讲者以阐发社会主义理论之生动例证。1878-1879年市面极其萧条之后，仅于1881-1883年间有一次短暂之部分恢复，但不久又复收缩，虽不甚剧烈，然为期甚长。当时某些重要产业皆曾经受骤然而剧烈之波动。例如大造船业于1870年衰落之后，乃有一期营业极为发达，1883年所造之吨数超过1879年之两倍以上。不幸翌年此种大生产忽告消歇，许多船坞相继关闭，东北海岸全部城市之造船业均暂告停顿。全部吨数由1883年之1,250,000吨，降至1884年之750,000吨，再降至1886年之540,000吨，1886年之总产量更低，仅为473,000吨。前一年请至贾劳或孙德兰工作之数千极熟练极有组织之工匠，皆发现自己完全陷于贫穷之境，此非因工人懒散，实仅为资本家急于争相牟利，将通常两年所造之工并于一年之内作成之结果。罗伯特·柰特于1886年汽锅工工会年度报告中论曰：“每一造船商埠皆有数千失业工人，徒然奔求零工。若辈及其妻子所忍受之穷困，思之令人犹有余悸。疾病到处流行，痛苦饥饿之面孔，足以表示工人所受之患难，而此种患难绝非乐观主义所能减少或掩饰者。纵使可将其掩饰，而掩饰之后内心之忧悉烦恼终不能免，而此种忧愁烦恼之完全暴露，为期亦不再远。工人或不知科学与艺术，而其所有之切实智识，或即彼于其范围狭隘之日常工作中所得者；但工人并非盲目，其思想形态，亦非如宗教家每日每时必感谢上帝，因未使其状况较其目前所处之状况更为恶劣；彼又不效萨利斯柏立平原上虔诚之牧童之所为，因慈善之上帝许其以盐佐薯而食而觉极其满足者。彼目击大批之财富，而自己独不能得。彼目击大批而且愈来愈多之人享受巨额遗产。彼目击高楼大厦连亘数里，而一楼一厦仅为少数人所占有，非如其所居住之房屋之拥挤。彼以为一种制度既使劳动所生之财富分配如此不平；则此种制度必有弊病。”
1883-1887年间，他种技术行业亦有同样之经历，惟不如造船业之甚。1888年国际各业工会年会开会之时，兰卡郡棉业工人之谨慎领袖詹姆士·摩德斯利以国会委员会委员资格，代表英国工人述英国之情形如下：“工资跌落，工人失业者甚多，……麻厂关闭者日有所闻，……全部建筑业所处之地位亦极不利；……铸铁工人处境困难，三分之一船工无工可做。……蒸汽机制造业除专营出口(对法、德及奥)之厂主外，均呈呆滞状态。……除极少数罕有之例外外，影响主要大产业之萧条现象实见于千百行业之中。既有许多工人失业，则能否设法改进之问题自然发生。彼以为若使目前社会状况继续存在，则绝无改进方法。……彼不能了解若辈之社会主义；彼未曾如其所应研究而研究社会主义。英国工人不如大陆工人之先进。但若辈至少亦有一种明确之见解：若辈深知实际从事生产之人未曾得到其所创造之一部分财富。”[25]吾人曾见此种精神甚至传布于最为保守而又极力排外之职业中。有力之燧石玻璃工人工会中央书记论曰：“以吾人观之，今日之制度既不能使工人得到一种高尚之生活，则雇主很难强迫工人承认此类制度。此种剥削工人之不公平之企图，将不能被人长期忍受，盖革命性之变化已开始发生，而影响于工业阶级之重要事件瞬将暴露于世。例如，何以都德里爵士可以承诺每日有1,000镑进款之煤矿及土地，而其矿工则终身为奴，尚不能得到温饱。”[26]
此种不满之情复得善意而略带感伤情绪之慈善家为之煽扬。彼等将调查所得各剥削工人最甚之产业及各大城市之贫民窟情况，编为专书发刊行世。“被弃的伦敦之凄苦呼声”及其他凄惨之故事，不但对中等阶级，亦且对“劳动贵族”表示全部产业生活既非工会运动所能改良，亦非合作所能改良。就中产阶级而言，此种情况，确曾引起其悲悯之心，致使若辈起而实行详细调查，但其报告不得要领。研究贫民住屋问题之皇家委员会，结果只不过稍行扩充当时教区委员会及市参事会之权力而已。研究商业凋敝之皇家委员会则毫无结果。上议院救贫法特别委员会甚至不能发现其所应解决之问题。研究血汗制之委员会经数年迁延之后，始将弊害作了准确分析，但又承认无力应付此种局势。1885年爱了堡某慈善家独出1,000镑开一大会，研究能否另创一种较为公平之产业报酬方法，实则此会既使社会人士怀疑利润分享及“自治工场”一类慈善计划，又使社会主义之提案特别突出。[27]且较上述种种尤为重要者，即大商人兼船舶所有者查尔斯·布思自己负担费用，于1886年开始系统研究伦敦全部人口之实际社会状况，此次予人印象深刻之研究结果，终于传遍全英国。[28]
此次调查之结果，对于社会改良乃是一种不可估量之推动力。原当时实行调查，不过希望经一次清醒而又科学的调查，可以证明慈善家所述及新煽动家所大量引用之不幸事件，不过是例外情形。但是，使经济学家及工会领袖同样大为惊奇者，乃感情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所作之明白叙述，皆可以统计资料加以证明。此种不应受而受之痛苦故事，皆被证明为并非颇为幸福之普通状况之偶然例外，而乃大部分人民一般生活之典型实例。剥削工人血汗者并非特别苛酷之资本家，而乃笼罩整个产业界普遍恶化之无可救药之结果。即在世界上最富而又最有生产力之城市，经布思于详尽调查之后，亦不得不谓125万工人常在“贫穷线”之下生活。伦敦全部人口中32%(某些大地方则在60%以上)处于一种长期贫穷状况之中，此种状况不但使若辈不能享受文化及公民权之基本规定，且与身体健康或产业效能不兼容。且布思之数字统计及上议院血汗制度研究委员会之报告，可以完全推翻所谓工人贫穷系缘嗜酒或沾染恶习之愉快之假定。诚如伯克之名言所说，吾人此时再不能责备伦敦三分之一居民或东郊三分之二居民。
由此观之，值此各业凋敝之数年间，全部劳动阶级之日常经验及中产阶级之统计调查，皆足以证明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之控诉完全正确。其更有影响之事实，即惟社会主义者方确信社会将起急剧之变化，惟社会主义者方能提出前人所未试行而极为需要之解决方法。1867年以前，世人尚可将工人之穷苦状况，归咎于阶级政治及政权独霸之恶势力。科布登及布赖特曾畅论黄金世界可因制造免税之货品而致。30年来，已经巩固之工会运动之领袖，久已表明工人可借团体协约及准备金向雇主求得有利之条件。但当此长期失业之时，扩大之选举权、自由贸易及管理至当之工会皆无能为力。选举权扩大已20年，而城市工匠仍受制于投机之徒，且备受贫民窟地主之勒索。自由党内阁固握实权，且可支配大多数，但对挽救经济不平等所造成之结果，并未表示强烈愿望。甚至不谋救济贫穷纳税人所受而曾经证实之冤抑。茶税依然如故；土地税尚未改革；至于利用若干国家财富为大部分人民谋舒适之生活状况之大问题，甚至未予讨论。选举权之再扩大、自由贸易及普及教育三者，仍是自由党所必须提出之用以解决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之良法。但商品之价虽廉贱，然与失业之工人无益；教育之普及，仅足以增加工人对于社会现状之不满，并提高其对新派社会改革家之理论说明及实际提案之理解能力。
工人于工会运动中所得之安乐，并不较其于政党政治中所得者为多。例如石工、木工或铸铁工，均感觉其从前强大之工会，尽沦为与疾病丧葬扶助会相差无几之小团体，甚至对于工人为反抗减少工资及加多钟点而行之罢工，亦不予任何援助，而仅向会中较为富有之会员一再借款，以维持失业津贴。[29]商业之凋敝既已年复一年，彼又觉共济利益亦渐减少而捐款加多，许多坚强之工会运动者皆脱离实际，成为“无益”之会员。工人共济会——新派领袖之“科学的工会运动”——事实上旋即失却信用。伯恩斯及托姆·曼——机械工联合工会富有魄力之年轻会员——于1884-1889年间，力于全国各地诋诽该大联合工会之因循姑息。1886年，曼告工会运动者曰[30]:“君等将长此以贵工会目前所抱之半心半意之政策自足乎?吾欣然承认各工会在过去确有良好之成绩；但各该工会目前是否在为良好宗旨服务？即使在某种特殊产业兴旺之时，全体工人中仍有许多人失业。各重要工会除力求维持现有工资外，并无其他任何政策。工会运动真正之斗争性政策似已完全消失。今日普通工会运动者乃智力业已迟钝之人，或则态度冷淡，无能为力，或则赞助一种直接为资本主义剥削者所利用之政策。……吾曾在吾所属之工会中担任一部分工作；但各坦然承认，除非目前(1886年6月)力求振奋，吾实不得不认为长此耗费时日，以事此空言调查而不实行之普通政策，乃是虚糜精力。吾深信尚有数千人士之心理与吾相同。”[31]
1887年9月，约翰·伯恩斯论曰：[32]“工会运动既如此构成，则工会运动本身实含有自取灭亡之因素。……其悍然担负惟国家或全社会始能担负之职务及责任——其性质属于疾病扶助及告老退休之福利事业——致使会员纳捐过重，造成大工会之趋于瓦解。此事使各该大工会如此力竭不支，驯致惧不能担负共济会责任之心理每使其听受雇主之进攻而不提出抗议。结果所有工会俱不能成为维持劳工权利之工会，而沦为中产阶级及上等阶级减少工资之机关。”[33]
反对共济利益与职业保护目的相结合之运动，即始于此时，而此种运动终于在短时期内成为“新工会运动”特征之一。但若此数年间工人共济会已尽凋零，降为纯粹之共济会，则纯抱职业目的之工会亦无较大之活力。1878-1879年间商业凋敝，已将各地因无共济利益而缺乏团结力之地方小工会消灭净尽。素来不付共济利益之兰卡郡及中部各地之矿工团体，或则完全倾颓，或则沦为孤立之矿井团体，皆不能采取共同行动。兰卡郡棉业工人、诺森伯兰及达拉姆矿工，及其他本质上确抱职业目的之团体互相团结之后，犹不免对雇主一再让步。盖资本家既得随时停止不生利之营业，则团体协约之不能抵制减薪，与个别订约无殊。其实当此商业长期停滞之时，特种产业盛衰无常，新旧工会运动似皆曾实行而皆无成绩。
迷梦初醒之工人阶级政治家或工会运动者，即于此种状况之下，倾听社会主义者之演说并阅读其著作。社会主义者不但对于工人所受之种种痛苦作出同情之说明，且提出一种综合之社会改革计划，自八小时工作日议案以至生产工具之国有化。吾书纯系史书，自不必讨论此数年间之社会主义者，于宣称在集体所有制之下，不但能永远保证工人之舒适生活，且能使其掌握全国剩余财富之时，所抱之乐观主义信心之正当性。但当追究1889-1890年间新工会运动之起因及工会运动于政治界中由个人主义势力下转到集体主义势力下之时，吾人敢谓此中之大部分原因，皆在于此种轻快的信仰较旧派之几近于犬儒学派之宿命论所能为者更能引人入胜。
社会主义运动于1886-1889年间曾因多次意外之宣传而得到利益。1886年2月之失业工人会议，曾引起意外之暴动，使全伦敦皆陷于恐慌状态，于是政府即以谋叛罪提起诉讼。海恩德曼、伯恩斯、钱皮恩及威廉四人，因系社会民主同盟会之领袖，经中央刑事法庭提起公诉，但审判结果，则无罪开释，此事曾引起全国人士注意若辈所抱之学说。失业工人会议仍继续举行，势益喧嚣，直至1887年11月警察总监下令禁止于特拉法加广场(30年来一直是伦敦鼓动家之开会场所)开会始已。保守党内阁此次对于自由演说所加之攻击(前任自由党内阁亦曾数次谋禁露天会议)，促使伦敦工匠急进派之队伍加入社会主义队伍之中。1887年11月13日(星期日),不顾警察之干涉，举行大示威运动，后经警察任意用警棍殴打，并召集步兵骑兵，始将会众自特拉发加广场击退。伯恩斯及国会议员肯宁汉·格累姆即因参与此事被逮入狱。同时各省亦有同样之示威运动，但规模较小。又泰恩塞德及中部各郡之社会民主同盟会及社会主义联盟之无数使者，正在展开运动，以反对工会之无能为力之冷淡态度。社会主义团体各支会在各大产业中心所作之不倦之演讲，于工会世界所有成员(除职员外)心中激起一种宽泛而甚有效力之不安。
由伦敦及其他大城市之不熟练或半熟练之广大工人观之，此新十字军不啻一种救世之福音。不熟练之劳动者已不愿求助于仅为领袖辈所承认之作为改善劳动状况唯一方法之“科学的工会运动”。盖只许赚得高额工资之工人入会，而每周收取一先令以上之会费，只许曾充正式学徒之工人入会，而常常排斥其余劳工之工人团体，久被建筑业劳工、煤气司墟或船坞工人视为一种贵族团体，其对于若辈无共同利害，正如其对于上议院之无共同利害。伯恩斯论之曰：“广大劳工名为熟练之工人所忽视。而许多次劳资争执所以无成功之可能者，即因此较高之工人从自私及势利之观点出发，弃置较低之劳动者于不顾。较低之劳动者既见挤于其同伙，自抱一种报复之心，或则反对工会运动，或则对工会运动抱一种冷淡态度，若各工会较为聪明、较为和善，则劳动者亦必予以支持，不至如今日之普遍嫉妒与不满。”[34]甚至熟练工人中晚辈之工匠，若曾入会，亦皆不满于其旧有会员之排外及冷淡态度。故机械工联合工会及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一类“贵族”团体中，吾人发现皆有青年工人所组成之一派“新工会运动者”，此辈青年工人极力反抗工会之沦为一种互保保险公司，抗议业中排斥工资低微之工人之政策，并主张利用会中之政治势力以促进社会民主。总之，在1888年，社会主义者已不但备受伦敦及其他某些城市不熟练之劳动者之爱戴，且于各大联合工会中得到一支重要之生力军。
事至于此，除绞杀外，别无他法可使新精神不传播于工会年会中。最有趣者，乃代表间之第一种表示即可谓为受马克思之直接影响。1878年布里斯陀尔年会开会之时，国际工人协会老会员维勒尔朗诵一篇演词，力主限制工作时间之立法。[35]次年年会上，有人代表国会委员会提出建立农民土地所有权，获得通过，而维勒尔独持异议。但同年维勒尔赞同土地国有化之修正案，则无一人赞助之。3年后，亨利·乔治之宣传效果始渐显露。盖当1882年土地问题又提出讨论之时，此两种意见会形成尖锐对比，虽尚有人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然宣告土地国有化之追加条款，终以71票对31票获得通过。国会委员会对此问题始终未曾改变态度，谓投票之时许多代表皆已退席，此次投票不能代表全体年会之意见。此种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此后5次年会之投票证明，盖于此5次年会上，赞同土地国有化原则之修正案皆被否决，虽然占优势之票数不断减少。最后，1887年斯旺西年会开会时，潮流转向，一种赞成土地国有化之含糊之附则获得认可。在1888年之布拉德佛德年会上，农民土地所有权之观念本身已经消失。农工代表此时只要求各人占有公有地之一部分。最后，年会以66票对5票，决定采用一种赞成土地国有化之明确宣言，同时并训令国会委员会将此提议提出于下议院。[36]
同时维勒尔又求年会协助，争取法定之劳动时间，而此种试图获得更大之成功。1883年年会上，氏提出一案，训令国会委员会为公家机关或行使国会权力之团体中之受雇人员取得法定之以8小时为最大限度之工作日。此案得铁道工人联合工会总书记爱德华·哈弗德附议，于人数不多之会议上以33票对8票获得通过。1885年运动益力，致使国会委员会亦以创议调查政府各部额外工作时间之长短以顺应时势之要求为对策，调查结果表明，有系统之加班加点之实际情况，已将九小时工作日之胜利完全抵消。[37]1887年斯旺西年会开会之时，又训令国会委员会请求工会世界对此全部问题实行总投票。投票结果显露一种料想不到之事实，即亚普尔加司之工会——木工细木工联合工会——完全改宗八小时工作日议案。[38]次年年会进行之第二次总投票之结果表明，排字工人、铸铁工及铁路工人一类历史悠久之团体，亦已完全转变。[39]
同时，吾人于前章即会预示之煤矿工人间政策之益趋分歧，促使一大队有组织之工人起而赞助新派。吾人前已述及诺森伯兰及达拉矿工领袖改宗工资随价伸缩表之原则，任工人之舒适程度随其产品之市价而定。就他点而论，此北方两郡亦已脱离矿工团体之传统政策。1863年，吾人已见矿工工会最有才干之领袖之一克劳佛德氏于利兹大会上极力反对童工八小时工作议案，其借口为诺森伯兰及达拉姆两地之杂工常分两班工作，此种限制足以妨碍成年工人之便利。此种对于干涉地方产业特殊状况之反抗，逐渐发展为对于法律管理工作时间之普遍的反对。是故诺森伯兰及达拉姆两地工人从1875年起，益与铁业及建筑业之领袖接近，而采取同一之态度，吾人已经看到，后者大都亦皆改宗当时中产阶级中最流行之经济思想。在所有矿工工会中，诺森伯兰及达拉姆两地工会独能胜利克服1877-1870年之艰难时期，且该两地工会常有一二领袖当选为国会委员会，此种事实使上述意见得人承认而变为全行业之意见。
但其他各地之矿工，则不常以诺森伯兰及达拉姆之新政策为满足。1881年12月，约克郡西南部矿工联合工会正式废止当时实行之工资随价伸缩表，且通过一种议案，赞成限制生产额之政策。此后数年间，约克郡雇主数次提议恢复工资随价伸缩表，而工人则坚持若恢复工资随价伸缩表，必须附一种协约，定明一种最低工资，以后无论物价跌至何种程度，工资皆不得少于此最低工资。但雇主对此条件一致拒绝。约克郡矿工所发起之运动，瞬即影响其他地区，就中最为重要者，应推兰卡郡。兰卡郡矿工工会运动，已于艰苦年代破灭无余。1881年，地方工会始重新组成；翌年兰卡郡矿工同盟会即告成立。在1883年之大会上，兰卡郡矿工代表议决，“矿工管理煤之生产之时机已至；所有矿工及地下工人每周工作，不得在五日或五班以上，而每班从接班至下班以8小时为限。”兰卡郡工人既知不能以罢工手段达其目的，遂仍采取作为1863年大会之特点之立法管理政策。
自1885年矿业状况开始好转时起，兰卡郡及约克郡矿工工会之会员大增，势力大张，中部各郡亦纷起组织同盟会。苏格兰矿工于1886-1887年短时期内亦纷起组织，当时成立一种全国同盟会，有会员23,000人。上述各处团体无不采用管理生产额之政策，苏格兰矿工特于1887年积极展开运动，以赞助限定工作日为8小时之条款，该条款为两苏格兰会员所力图列入于1887年矿山管理条例者。[40]但全国工会执行委员会之会务，自1881年麦唐纳逝世后，完全落入诺森伯兰及达拉姆两地领袖之手中。该会在若辈之影响下，犹守工资随价伸缩表之原则，对于八小时工作议案，仍抱反对态度。因此之故，不但新同盟会与之疏隔，即历史悠久之有力之约克郡矿工联合会亦与之疏隔。自1885至1888年，每次举行矿工大会之时，两种敌对理论之间总有论战。[41]1888年战斗员撤退，各返本营。是年9月，不实行工资随价伸缩表各区代表大会在曼彻斯特开会，议定种种方法，以便设立一新同盟会，凡实施工资随价伸缩表之各区，概不得加入。自此以后，旧全国矿工工会与新全国矿工同盟会展开竞争，力求各种地方协会效忠于各本会。竞争之结局不久即趋明朗。盖全国矿工工会渐缩成器森伯兰及达拉姆矿工团体，而全国矿工同盟会挟其进取之政策及其半社会主义之最低工资及法定工作时间学说而大有进展。会员由1888年之36,000人增至1889年之96,000人，又增至1891年之147,000人，再增至1893年之200,000人以上，其发展之速，实足以掩没当时所有之工会团体。因此，主张限定工作时间为8小时之社会主义者，自1888年以来，于工会年会及投票场二处得到一支迅速增长之有组织之矿工队伍为其后盾，这支队伍之坚决加入，在促进赞成8小时工作日议案之大规模运动上，曾作出最大贡献。
吾人此时不难于年会一般代表之已经改变之论调中，察出外界意见之较为广泛之转变。但由工会领袖观之，以及由当时大多数之政治家观之，此新思想能于熟练工匠之间占得任何真实之地位，实令人难信。此时国会委员会对于此种种革新所具之情感，与其对于1882年少数会员徒然向之兜售财政保护原则时所具之情感完全相同。[42]当年会坚持通过国会委员会所反对之一种议决案时，国会委员会往往视此种意见之发表，不过个别代表狂慕一时之风尚而已。年会经审慎计议之后，于1888年决定赞同土地国有原则以代农民土地所有权，亦属徒然。盖国会委员会正以不久将有一种“精密之议案”提出而引以自慰。但“八小时”问题则不能如此傲然应付。于是赞成立法行动之直接议决案皆被束高阁，而以提议调查相搪塞。当议定工会世界实行总投票时，国会委员会及许多总书记实际上能阻挠此种调查。投票纸上充满反对立法行动之警告及理由，并不谋实行真正之总投票。有时执行委员会得以宣达各该会会员所抱之意见自任，然后将全部会员皆算作已经投票。有时执行委员会竟可阻抑此项问题而不受抗议。于是调查结果亦不能表明工会世界真意所在。
对于年会会众之日益赞成英国工会运动者加入于国际年会一事，国会委员会同样缺乏同情之表示。国会委员会于接到年会训令之后，曾派代表参加1883年及1886年国际会议。不过此项命令虽经执行，而国会委员会则于其年度报告之中表明，国会委员会自身非但极不赞成国际行动，且以为本身组织已极完善，可为世界各国工人之冠，非至外国工人能进一步与英国熟练工匠处于同等水平之时，不至有所作为。[43]然而，1886年年会曾训令国会委员会于翌年在伦敦召集国际大会。国会委员会非但不遵行此种训令，且于1887年5月刊行一本长篇小册子，说明外国工人因不愿为其工会作任何金钱上之牺牲，故缺乏稳固坚强之工人团体。若辈决定将全部问题再付下届年会讨论。当1887年9月年会在斯旺西开会之时，立即看出国会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均不能与其任命者取得一致之意见。虽各领袖极有势力，而赞成国际年会之议决案终被采用；国会委员会仅能诱使年会实施种种限制，以摈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代表而已。国际年会卒于1888年11月在伦敦开会。虽事前备极慎重，多所堤防，而大多数到会代表皆抱社会主义之见解，贝山特夫人、约翰·伯恩斯、托姆·曼及克尔·哈第皆在英国代表之列。国会委员会所抱之强硬而不表同情之态度，曾引起极热烈、且有时不甚体面之论战；所通过之议决案，国会委员会皆认为无足重轻。
当时会务进行之结果，使国会委员会失去工会世界中所有理智领导地位。若辈既不能抗拒新思想，又不能引之使入于实际可行之轨道。1885-1889年之正式工会纲领，与当时全国政治上之飞速进展形成鲜明对比，益形暗淡；而政治上之进展促使自由党年年进步，直至1891年采用了所谓的“纽喀斯尔纲领”。此项纲领厘定了(虽极不充分)半集体主义政策之国家方面，在伦敦市参事会中以进步主义名义代替了自由主义。国会委员会所为者则拟逐一放弃各领袖极为重视之民政及司法行政民主主义化之提议，而不代之以此数年间年会所通过之较为有力之议决案。例如对于土地问题，从前本坚持农民自由保有小额不动产，后乃缩为一种无意义之要求，即对土地法作不明确之修改，最后且因年会采用土地国有化原则而根本不提此事。又九小时工作日之维持及以自愿结社方法再行减少劳动时间(此乃1875-1879年间正式议事日程上之常有项目)等问题，亦因法律管理劳动时间之新要求逐渐有力而被放弃。简言之，国会委员会纲领中之与年会新思想相冲突之各项国会委员会不得不将其放弃，同时又暗中拒绝将其个人所反对之新议决案列于纲领之中。
然而，若谓正式工会运动之根株在此数年间全无新发展，则亦非持平之论。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书记兼国会委员会之友德拉蒙德[44]曾通过政府，对实行标准最低工资一事作了初步努力。1884年修改政府印刷契约之时，德拉蒙德先生得国会委员会之助，谋使文具局采用伦敦排字工人工会所拟之工资率为订约之基础。此项企图大体成功；但新契约则仅用于雇用非工会会员工作之印刷局。排字工人并不从此罢休。当地方政府商业局局长约瑟夫·张伯伦于1886年1月发出通告，论百业不振之影响时，德拉蒙德先生则明白要求政府与各业交易时，应承认标准工资。此种意见传布极速。各业纷起要求政府当局应以身作则，支付工会所定之工资，以为雇主之倡，并应坚持其订约人采取同样之行动。1886年普选时，国会候选人因受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之请求，[45]第一次对自身愿否坚持“公平工资”之问题感到“为难”；而选举运动人亦逐渐了解若其竞选文书上印有“违背同业行规工资特低之厂家”字样，则危害极大。1886年10月，伦敦学务委员会与—“不公平”之印刷所订立印刷契约之举，激起伦敦排字工人之极大愤怒，彼等请求伦敦各业评议会派人前往抗议，但无结果。故当1888年11月伦敦学务委员会举行选举之时，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会员库克当选为芬兹柏立代表，誓为工会所定工资而奋斗，同时费边社两社员贝山特夫人及赫得拉姆教士皆以社会主义者获选。若辈凭其口才及干练，诱导学务委员会于1889年初宣布，此后将令其所有之订约人照付“公平工资”。新成立之伦敦市参事会不久亦踵行此种政策。[46]京都主要机关所实施之此种新方针，颇足以促进正式工会运动者与新运动间之谅解。吾人于此固无须叙述公平工资原则此后发展之情形。但至1894年，已有150个地方当局采用相当之“公平工资”办法。在1890年，尤其在1893年，历届政府显然发现有必要弃去从前于最廉市场购买劳力之原则，而赞成当时极为流行之见解，即政府当局本属大雇主，应以身作则，不当忽视雇员之状况，而当利用其势力以维持有关工会所承照而且实际上已经得到之标准工资率及标准劳动时间。
此数年间各领袖虽坚守其傲然之无为政策，然吾人已经看到，新思想仍有到处弥漫之势。情势如此，而对国会委员会之不可避免之批评，始自丑诋领袖个人之品性及行为，诚一极大之不幸。[47]1887-1889年国会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有意识依附自由党之时，曾有人严责其个人品性之腐化。所有各大工会之总书记(皆系终身为各该会勤恳服务之人)此时无不因人在全国广发传单，以阴险手段指控其出卖工人阶级；而自觉个人之势力渐衰，个人之品性受人攻击，自身被人诋毁。此类责难在从事新运动之一般年轻性急之人们中间，立即得到承认及响应，其实若辈对其所攻击者之历史及事业毫无了解。1889年，两方冲突达于顶点。是年夏，攻击各领袖之个人品性者较前加倍猛烈。当年会会期迫近之时，人人皆知社会主义代表将用其全力以驱逐国会委员会委员离职。年会在丹第开幕后，立时陷于愤怒之冲突，结果社会主义者完全失败。吾人已经看到，年会之经常参加者已渐吸收许多新思想，早因其议决案多被忽视而不满于国会委员会。但对个人品性之攻击，使若辈勃然大怒，所有不满，所有批评，皆因此而尽行打消。大多数代表公然坚决拥护布罗德赫斯特及其同僚，当分组表决之时，188位代表中只有11人反对布罗德赫斯特。一向赞助工厂立法之棉业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议案之矿工、由社会主义运动中心到会之伦敦代表，皆起而拥护国会委员会。少数攻击之人尽失信用；“旧派”完全得胜。[48]
凡震惊于新思想之进步者，对于国会委员会之胜利无不欢欣鼓舞。由一时情形观之，有似熟练工人有组织之工会，已与其四周正在成长之新劳工运动判然分离。吾人以为若此种分离果然实现，则诚一种无可补救之不幸。原年会所代表之工人不及全国工人10%。许多旧会已逐渐缩成不重要之熟练工人之团体，大体只图保证疾病扶助金及养老金。此时若断然排斥较大之理想势必使全部工会组织变成共济会运动之一部。此种危险，幸因当时发生一系列之戏剧性事件，使新运动复归工会之内而得避免。当布罗德赫斯特在丹第战胜敌人之时，伦敦船坞劳工正击败雇主而获得辉煌胜利，此次胜利使工会世界改变局面。
二、三年前，有人谋于伦敦组织不熟练之工人，此种企图终于酿成1889年船坞劳工之大罢工。失业劳工于商业萧条期内所受之痛苦及社会主义者之宣传所激起之乐观之新精神，使彼等起而图谋联合京师广大之不熟练工人，组织一种团体。其始此种运动进步甚缓。但1888年7月，制造黄磷火柴之女工所受之苛待，引起贝山特夫人之极大愤怒，夫人此时正编“联谊报”,“联谊报”乃因进行特拉发加广场之斗争而创办之小型周刊。一篇激烈之社论竟出人意料之外，引起火柴女工相聚反抗，其中672人实行罢工。既无基金，又无组织,此次斗争似无希望。但赖贝山特夫人及赫伯特·巴洛斯不倦之努力，舆论之被激动实为前此所未有；各阶级中数以百计表示同情之人捐款400镑；坚持两周之后，雇主迫于舆论之责备，不得不对工人作相当之让步。
火柴女工之胜利实于工会史中揭开新的一页。前此工人运动之成败几乎恰与其力量之强弱成正比例。此次则因社会之干涉，弱者胜而强者败，此诚为一种新经验。此种教训他业工人俱不能忘。伦敦煤气司炉此时正由伯恩斯、曼及提累特为之组织，而此三人又得威廉·桑为之助，威廉·桑自身即一煤气工人，性廉才富。煤气工人及普通劳动者工会于1889年5月成立后，立募得会员数千人，此辈于8月初旬同声要求将每日工作时间由12小时减少至8小时。经长期停顿后(在此期中伦敦三大煤气公司董事会曾衡量若辈之力量)，和平协商占优势，8小时工作日未经斗争，即得雇主许可，并酌加工资若干，此为工人以及社会人士所普遍诧异者。[49]
此类无组织、不熟练之工人如火柴女工及煤气司炉之成功，实使他人重新努力将船坞劳工大军带入工会运动队伍之中。过去两年间，伦敦重要社会主义者每日清晨即往各船坞门侧，向争取工作之成群之贫民宣传有组织之反抗。同时本杰明·提累特(此时系茶叶栈房之一劳动者)正竭力进行一种似乎无望之工作，即组织茶工及普通劳动者工会。是会会员总数在300人至2,500人之间升降不定；实际上毫无基金，常在风雨飘摇之中。但该会突然受到一种推动力。1889年8月12日关于某种货物之“赏金”(或除每小时5便士工资外之花红)数目之小争执，竟引起“西南印度船坞”劳工情绪激昂之罢工。工人要求每小时工资6便士，废止副约及件工，额外工作应有额外报酬，每日至少须雇用4小时。提累特即请其友人托姆、曼及约翰·伯恩斯援助，同时更号召全部船坞劳工起而战斗。于是罢工之举迅速蔓延于泰晤士河以北各个船坞。3日内，10,000工人一致脱离此种工资低微而每天早晨须在船坞门口经过力争始可得到之不稳定之工作。两有力之装货工人(专装出口货物之工资较高、受过训练之工人)工会亦与船坞工人一致奋斗，迨次星期，实际上所有河边劳工已尽参加罢工。在突然以劳工领袖而闻名于世之约翰·伯恩斯之深得人心之影响下，世界最大商埠之运输事业完全停顿达4星期以上。对于贫苦之船坞劳工表示同情之电火，燃起了社会各个阶级之热心。社会之非难，使船坞公司不能雇到“非法工人”以代替罢工者，甚至在非技术工作方面亦然。大众捐款达48,736镑，使伯恩斯得以创设一种极完善之罢工津贴制度，不但足以维持诚实之船坞工人，且可以贿东方游民使勿出而为雇主工作。最后，主笔、教士、股东、船主、商人集中压力，使曼宁主教及锡德尼·巴克斯顿(后为爵士)得以调人自任，强迫船坞董事会承认工人全部要求，约定在6星期内两方议定新办法。亦犹前一年火柴女工之罢工，此次船坞劳工罢工之最显著之特征，即社会人士几尽对工人之要求表示同情。即澳大利亚之工人亦有同情之实际表示。澳大利亚报纸每日刊载冲突之电讯，叙述船坞工人所受之冤抑，遂引起前所未有及料想不到之结果。澳大利亚洲各重要城市均公开募捐以援伦敦船坞工人；各方面捐款，纷纷汇至。电汇至伦敦者达30,000镑以上——此实绝无仅有援助罢工之捐款，极足以助工人得到最后胜利。[50]
船坞工人罢工成功之直接结果，即不熟练之工人间成立了许多工会。船坞码头及河滨劳动者工会(提累特之小工会今已并入其中)之支会几遍布于各重要口岸。此时利物浦地方亦设立一竞争之船坞工人协会，于格拉斯高及贝尔法斯特两地募得会员数千人。纽喀斯尔不熟练之工人亦加入泰恩塞德及全国劳动者工会，此会不久即推广及于邻近各镇。煤气工人工会于各省城募得各种劳动者数万人。农工亦起而再次组织农会。全国农会会员本已减至分散于各地之数千人，迨1890年又一跃而达14,000人以上。此外又有新会成立，兼收普通劳动者及农工；例如东部各郡劳动者同盟会于1892年已有会员17,000人；又如诺威奇、德维斯、里丁、希钦、伊普斯威奇及黑里福德郡之金斯兰等地，亦各有小工会。[51]铁路工人总工会于1889年成立，其始本系铁路工人联合工会之竞争会，此时亦吸收许多普通劳动者。1887年成立之全国水手司炉联合工会[52]于1889年之时会员加至65,000人。盖自船坞工人胜利后一年之间，几有20万以上之普通劳动者加入工会队伍之中，若辈从前尽被捐弃，皆无组织，今始由劳动世界中之各部分招集而来。此类工会之特点为会费极微，而会员所属之行业极多。成立之始，无不主要(若非全然)致力于职业保护，其目的皆含有颇多之政治成分。其特有之精神可于1890年11月19日铁路工人总工会年会之决议案见之：“本会须长此作为战斗团体，不可因疾病扶助金或工伤扶助金而受阻碍。”1889年11月，煤气工人及普通劳动者工会总书记报告曰：“本会今已成为英国最强之劳工工会之一。诚然，本会仅供给一种利益，即罢工津贴。但吾不信有筹办疾病扶助金、失业扶助金及他种津贴之必要。……本会全部目的在于减少工作时间及星期日之劳动。”[53]
新工会运动之波澜(可与1833-1834年及1873-1874年工会运动之波澜相比)此时扩展及于英国工业之各个角落。1888年，商业恢复，工会会员之数激增。此种经常之发展，更因船坞工人罢工之种种惊人之事而受极大之推动。即最老而最为贵族之工会亦为新派领袖信仰复兴之热忱所感动。造船业及金属业之11个主要工会自1885年以来已渐衰落，但至1888年年末，会员之数增至115,000人，1889年又增至130,000人，1890年又增至145,000人，1891年增至155,000人。建筑业中10个最大工会于1855-1888年间会员总数亦见减少，但在1889年，会员已由1888年之57,000人增至63,000人，1890年又增至80,000人，1891年再增至94,000人。就某些个别工会而论，此时期内会员之加多实前所未有。当代工会中之最大者——矿工同盟会于1888-1891年间会员之迅速加多，吾书前已述及。1848年成立之砌砖工协会，在1888年只有会员7,000人，至1891年则增至17,000人。1874年成立之全国靴鞋协会，在1888年只有会员11,000人，至1891年则有30,000人。再就一个完全不同之行业而论，铁路工人联合工会原系一旧式之共济会，于1872年成立，1888年只有12,000名会员,至1891年则增至30,000人。且工会之发展亦并不仅以其会员之人数为限。新各业评议会到处成立，其已经成立者，则前曾出会之各业又复行入会。同业工会同盟亦纷纷成立，同业中各竞争之工会亦各弃其竞争之心而组织地方联合委员会。
伦敦船坞工人之胜利及其所予全国工会运动之刺激，终使工会世界张眼四望，了然于新运动之意义。国会委员会此时不能再丑诋社会主义者为局外阴谋者，盖伯恩斯及曼(今已成为有代表性的工人社会主义者)，此时已巍然为从前毫无组织之200,000工人之领袖。旧式工会之总书记，本系领袖左右之人，在此时亦环集于进步党之四周。其所属之选举区莫不为社会主义所渗透。许多旧会员此时皆赞助新信仰。其有不赞助新信仰者，亦因工会之大发展而吸收之大批新会员所掩没。此次改宗之过程，因全工会世界诚心钦仰新运动之领袖之伟大组织能力及指导能力而极为顺利，因停止前曾一度有害于论战之人身攻击及报复而极为顺利。如上所述，1889年之丹第年会上，布罗德赫斯特及其国会委员会之同僚已战胜一切。一年之内局势全然变更。石工协会——即布罗德赫斯特本人所属之工会——以会员总投票方法决定赞助八小时工作日议案，而布罗德赫斯特处于此种情势之下不能不拒为该会代表。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选伯恩斯及曼为5代表中之两代表，并令其赞助法律限制工作时间之议案。成立最早之两个木工工会亦发同样之命令。矿工同盟会此时向旧派领袖开始攻击。而赞成八小时工作日之提案，经剧烈辩论之后，卒以193票对155票而获得通过。布罗德赫斯特托言疾病，辞去国会委员会书记之职。伦敦各业评议会书记希普顿公开宣布改宗法律上限定每日工作时间之主张。利物浦年会之系社会主义者之决定性胜利，亦犹丹第年会之系国会委员会之决定性胜利。各代表共通过60起议决案。约翰·伯恩斯说：“此60起之议决案中，有45起皆系直接诉诸本国中央政府及市政府为工人谋‘新’’旧’工会运动所不能为工人谋者。换言之，此60起议决案中之45起，皆系要求中央及地方政府抑强扶弱者。此类议决案中之为兰卡郡、诺森伯兰及伯明翰之‘旧’工会运动者所要求者，与为伦敦代表要求者相等；但20位代表之中竟有19位赞成‘新’各业工会所抱国家干涉一切——工作时间除外——之见解，乃极可注意而且深有意味之事实，其实即关于工作时间，吾人亦得到大多数之赞成，使吾等社会主义者对于吾人之成功喜不自胜。”[54]
但当此新信仰正经一般工会运动者采纳之时，社会主义者宣传之性质亦有同样之变化。集体主义思想之重要代表前此本系社会民主同盟会，伯恩斯及曼皆该会活动分子。此会手海恩德曼之占优势之影响下，采用国家社会主义之经济基础及政治组织。但当此类近代思想流行之时，1833-1834年革命的欧文主义特有之计划宣告复活。凡曾研究1884-1889年之“正义”者；当皆惊奇于该杂志之许多主张与投稿者之措辞已于不知不觉之间与1834年之“贫人保护者”及“先锋”相同。吾人于此不必提及1885年八小时工作议案之旧要求之复活，此案当前后两次提出之时，俱被视为一种“纯粹之缓和剂”。吾人亦不必提及欧文及社会民主同盟会之演说家所常为之假定，谓若承认劳动价值说，则可设法互换不能出售之货品，以解决“失业者”之困难。但在“正义”及“先锋”两种杂志之中，吾人皆可以察出世人不信任与“世界各国技术与非技术行业”组织对立之个别工会之分别行动。[55]1884年9月，社会民主同盟会曾对英国工会发出正式宣言：“劳工真正之解放，须先郑重联合文明世界数百万之工人组织一种同盟会；然后始能实现。”[56]1887年，吾人又见有下列一段文字：“孤立行业单独活动之时机业已过去，……若非各极熟练及不熟练之工人完全组织起来，则作为一个阶级之工人将无所得。……故吾人特以诚恳之态度诉诸各业之熟练工匠——无论其为工会会员或非工会会员——劝其与不熟练之兄弟及吾辈社会民主主义者抱共同之主张，庶几工人能占有生产工具，为其自身及其子孙组织一合作共和国。”[57]而且即使1885年之“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确有理由相信产业应由社会之官吏管理，然吾人曾于工人阶级中见欧文所抱之完全相反之主张——“工人应占有工厂并以投票方法决定某人为经理或工长”[58]——时时崛起。总之，吾人此时已可察出当时人士亦信不久必有一种突然爆发之革命，当时“只须少数人及时利用必然到来之良机，便能推翻现代制度，并永远将劳工从现在卑微之社会境遇中拯救出来。”[59]1885年海恩德曼有言曰：“高尚之欧文于70年前已知‘用姑息方法绝对不能永久改善人民之生活状况’。此种真理，吾人今日知之益稔。但欧文时代毫无准备之革命今则已臻成熟。……非有一种能使财富之生产者就治其国家之革命，则万事无由改善。……吾人固希望此种革命将为和平革命。但它竟如何则非吾人所能决定。不过无论是和平或暴力，十九世纪伟大之社会革命已经临头，若不免一战，则工人至少当忆深刻之历史真理：‘武力乃进步之产婆，为孕育新社会之旧社会接生者’,且当熟思若辈乃力求推翻一种较古代最坏之牛马奴隶制度为尤坏之虐政。”[60]1887年彼又为文论之曰：“愿吾人之使命为协助联合世界工人对若辈之剥削者进行伟大之阶级斗争。而树立此种国际行动于一种稳固之基础上，实以1889年最为相宜，各阶级对该年均胆战心惊，工人群众对之，则抱无穷之希望。我不赞成急遽之暴动，不赞成人民方面不待时期成熟而遽以暴力企图实现全部社会民主主义之纲领。但我敢言，自此以后吾辈英国社会民主工党将尽全力以求参加国际无产阶级庆祝法国大革命第一百周纪念，以便准备于本世纪末叶之前实行彻底之国际社会革命。”[61]
1889年，全世界之工人并未广泛结合而实行“彻底之国际社会革命”,而社会主义者之宣传潮流反由革命之途径转入宪政之途径。盖政治民主之到来已使“各业及各级工人联合攻击少数人阴险独占”之计划不合时宜。[62]当船坞工人罢工斗争之危险时期，“总罢工”之思想固曾一现，但不久即被放弃，以为不能实行。当新领袖实际上起而应付管理问题之时，社会主义宣传中欧文派之特点已暗被弃却。1889年1月，伯恩斯当选为伦敦市参事会会员，不久即觉其本人正在肇造一种官僚式之市集体主义之始基，而此种集体主义与欧文之“全国公司”及与“曼彻斯特派”思想同样相去甚远。曼作为船坞工会会长,亦觉诱导其仅能做一般工作之不熟练之失业会员制造若辈本身所需要之面包及衣服以便互相交换一事，根本不可能。是故无论在市参事会工作或在大工会总办公处工作，伯恩斯及曼二人皆觉不可能突然或同时将整个社会之社会组织或产业组织加以改变，甚或就一市一业而静，亦无法做到。
处斯情况之下，伯恩斯及曼之脱离社会民主同盟会，并受其旧同志之酷评，或无足怪。[63]自新工会运动者变节退会之后，革命的社会主义义未有进展；而宪政行动之竞争宣传则已成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之特征。宪政集体主义者，不但根本不诋诽工会运动及合作，且谓每一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皆当加入工会，皆当加入当地之合作社，亦当广泛加入所有各种团体尽力活动。此时新工会运动之领袖，不但不诋局部改革为挫败“社会革命”之恶意的企图，且劝其党徒推举代表加入市参事会，并广泛利用其选举势力以通常合法行动实现若辈所怀抱之种种改革计划。非特不到处攻击工会领袖个人之品性，若辈且以社会主义著作大量分发全工会世界，此类著作中辞藻动人之诉愿或乌托邦之愿望较少，多从经济方面阐明产业生活上种种实在之冤抑。各业工会年会之空泛提案，此时皆趋实际而详尽，或甚至并入草案之中，请当地国会议员提出或赞助。
著名之社会主义者如伯恩斯、曼、提累特及贝山特夫人所采用之新政策，自1889年以来因其成功而益见其正当。伦敦学务委员会及市参事会中集体主义之胜利，市政活动之日益扩展，及代议机关中工人阶级议员之日益增强之影响，尽足以说服社会主义者及工会运动者，使之相信为社会取得生产工具所有权及管理权之唯一切实可行之方法，即在扩大国家及市政方面公用事业之组织，而国会及市参事会对此已做过初步努力。其不宜于国家或市管理之工业，社会主义者则要求改善雇佣条件，以保证每一工人之最低生活水平。于是工厂法之扩充及卫生条例之较为彻底之实行，受到一种新的推动。在另一方面，则土地国有论者及社会主义者所要求之地租税及利息税，亦因其终能导致集体吸收一切不劳所得而经认为正当。总之，1889年起，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之主要努力不在于造成任何突然、彻底或同时之革命，而在使集体主义理想及集体主义学说充满社会上现存之各种势力之中。[64]
本章述至1889-1890年之“新工会运动”之发生为止。拟于下列各章中叙述工会运动长久受此新运动影响之方式及程度究竟如何。但吾人拟于本章之末，就吾人之见解，略述历时10年犹未消歇之一种推动力之一时特征及其较久之后果。
若吾人相信某些较为热心之“新工会运动”之宣传者，则吾人将谓不熟练工人进取性之职业团体不受共济利益之阻碍者，乃劳工组织史中从未曾有之方针改变。其实凡曾读吾书至此者所知已深，自不至怀此妄想，盖此种妄想本身即系工会运动复活之一种旧特征。原纯抱职业目的之工人团体自工会运动发生之日即已有之。吾人于全部运动史中见有两种类型工会并存。每届工会运动特别危迫之时期，此两种类型之一种或他种即居于领导地位，并成为该时期中之“新工会运动”。纯抱职业目的之工会与带有职业目的之共济会在十八世纪中均极普遍。只以法律迫害职业团体之故，工会不得不假共济会之名义以自存；而普雷斯及休谟会主要为此类工会赢得1824-1825年之解放。当1833-1834年之时，吾人见普雷斯对于不办共济利益之新“各业工会”之发生倍致惋惜之意，谓为一种有害之革新。20年后，领导权归于一完善之工人共济会之“新模范”，此“新模范”备受雇主非难，谓为欺骗勤俭之工人者历30年之久。1852年之“新工会运动”，经友善之批评家比斯利教授评为一种新创之局者，至1889年则成为“旧工会运动”，此时较为进步之人物，又起而从其新团体中铲除共济利益之致弱之影响。
吾人若将事实详加考究，当知此两种类型工会之一起一仆，迭为隆替，仅表面现象而已。公正之学者不难察出，当数种重要产业如煤矿业及棉纺业固守纯粹职业目的之团体时，其他行业如机械业及铸铁业则亦同样坚持带有职业目的之共济会；其他如排字工人及木工，则徘徊于此二者之间。但除每种产业各依本业之状况而选定一种类型之工会外，吾人亦可察出工人宁愿组织纯粹职业之团体，其理由不外会费低廉。棉纺工交与其基本上系职业性质之工会之高额捐款之非农工及船坞工人能力所及，正犹机械工联合工会疾病扶助金、养老金及其他共济利益之每周捐款非该两种工人能力所及。在1833-1834年，以及1872年和1889年，当热情之浪潮将不熟练之劳动者卷入工会队伍之中时，显然必须组织(至少要首先组织)每周捐款不过一、二便士之团体，盖若辈之收入均极微薄。是故此两种工会运动之迭为升降，互为起伏，非因工人普遍弃其一种以就他种，突因在工会史上某些危急时期中，特种职业或特种劳工之工会偶占上风而已。例如1834年之棉纺工、建筑工及不熟练之劳动者，曾被普雷斯认为是一种革命力量，纯抱职业目的之工会，由彼观之，乃工会运动中一切祸害之源。又当1848-1852年铁业正反对件工及额外工作时间时，最足以引起公众注意及资产阶级之丑诋者，乃兼有职业目的及共济利益之工会。文如1889年船坞工人罢工，使伦教各业归于停顿，而煤矿工人及棉纺业工人，正以其要求立法上之干涉而向下议院两党施加压力时，吾人又见豪威尔声言反对纯粹职业性质之工会，谓为极危险之好战团体。[65]
若纯粹职业性质之工会并非新生之物，则工会运动之推及于不熟练之工人，更非空前未有之事。1872年于数月之内募得10方农工之热诚，又曾产生无数城市劳动者之小工会，其中有存立数年始被较大之团体吸收者。伦敦及各郡劳动者协会系于1872年以肯特及萨塞克斯农工及普通劳动者工会名义而成立者，至今犹存。又1852年之发展，曾促成格拉斯高之劳动者协会之创立，据云所收会员达数千人。但在这一方面，1889-1890年之运动，与1833-1834年之热心最为相似。船坞工人罢工后，同时即有数十万不熟练之城市劳动者改宗工会运动，实使吾人忆及全国各业统一总工会代表于最贫苦之工人间迅速招募新会员之事。
但是，无论1889-1890年之波澜之表面特征如何能使研究者忆及1833-1834年之表面特征，而新运动独有之特征，极足以衡量此两期中工人在社会理论及社会方法上所取得之进步究竟如何。只有时间及经验二者将会表明，1889年工会运动者之实验的社会主义，以及其折中的机会主义、其费城市的集体主义、其力求适应现存之社会组织、其希冀工人能逐渐多多参与管理之缓和愿望，在实行之可能性上)无疑胜于欧文之革命的及普遍的共产主义。实则1833-1834年与1889-1890年之最大差别，不在于引起工人纷纷组织团体之特种社会理论。盖就大多数工会运动者言之，两期领袖之理论，不过含糊希望将来能有一种较为公平之社会秩序。至于实际上之不同——此种不同反映于参加此两期工会运动之人之性格及社会对之所抱之态度之中——则乃方法及直接行动上之不同。吾人前已述及，罗伯特·欧文轻视并反对政治行动，力图创立一种新的自愿团体，此种团体几乎可于瞬息之间以某种未经说明之方法，代替全国全部产业、政治及社会管理。在这种对于所有现存组织之轻蔑中，在其所想望之彻底的“社会革命”之突然实现方面，”1833-1834年之欧文主义于1884-1889年之社会主义者之宣传中得到了响应。反之，新工会运动者之领袖则只谋使昔在局外或虽在局中而不甚活动之广大之不熟练工人加入现存组织——工会、市政府或中央政府——之中。若辈之目的不在取现存之社会组织而代之，而在使之皆为工人之利益服务。最为重要者，若辈旨在训练广大之未经训练之工人群众，教以如何行使其新近得到之政治权力，以便依照一种完全合法之方法，取得其所希望之立法上或行政上之变更。
吾人认为1833-1834年间之“新工会运动”与1889-1890年间之“新工会运动”方法上之所以不同，可主要归之于两次运动发生时社会状况之差异。对欧文而言，其政治方面之途径，因六分之五成年工人之无选举权，公开投票之受胁迫，及城中腐败悭吝之市政府及中央之民党贵族，而被堵塞，故倚赖投票场这一宪政工具之思想，其属于妄想之处，实与其纲领在今日之属于妄想之处相同。反之，1889-1890年之新工会运动者觉有一种广大而无所不包之民主之社会组织供其利用，此种组织不但不可能被破坏，即思将其弃置不顾，已属愚不可及。两期中急进的个人主义者及“旧工会运动者”之努力，已将国内立法权及民政交与工人群众选出之代议机关之阶级组织之手。例如课税之大机关，此时亦归工人阶级投票者支配而不归地主阶级支配。内务大臣及工厂调查员，救贫法赈济员及市邑测量员均可用以执行工人而非资本家之命令。此即1889-1894年新工会运动者所采之方法，所以与1833-1834年间欧文派所采之方法不同，而与1867-1875年领导小组所采之获得极大成功之政治斗争之实际方法相同。
吾人若将此两期运动之领袖加以比较,当能察出60年间英国工会运动之变迁。欧文固一有天才之人，然其天才不能使其不为工人阶级运动一极劣之领袖。若就其主要之门徒而论，其对产业状况之无知、对事实及数字之藐视、对付度手段与目的之关系(甚至就极小之行动而言)之无能，与约翰·伯恩斯一类之人之明断显然相反之处，正犹其与阿兰及亚普尔加司之慎重的机警所形成之鲜明对比。吾人成不难察出伯恩斯及曼与阿兰及亚普尔加司间个人品性上许多相似之处。举凡高尚之品性、谨慎诚实、态度之尊严或优美，四人固皆有之，而此种品性上之相同更因若辈活动性质之相同而益甚。1889-1892年间曼在船坞工人工会所做之日常工作及1892-1906年伯恩斯在伦敦市参事会及国会旁听席上之工作，实与阿兰在机械工联合工会总办公处之活动及亚普尔加司出席国会委员会及皇家委员会之孜孜不倦之精神完全相同。一言以蔽之，“新工会运动”领袖之方式方法，不致使研究者忆及欧文运动之神秘礼节及干尸骨骼，而可使其忆及从前旧工会运动者以其聪明、热诚及信心争取立法上之改革时，领导小组或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之旺盛之精力及政治上之智巧。
1889年新工会运动之若干次要特征立即消失。反对共济利益与职业目的相结合之情感瞬即消灭，虽对工资低微之工人征收高额捐款之困难事实上使人不能完全采用相反之政策。[66]1889年开始之商业发展为期甚暂，迨1892年商业又告收缩之时，工人所已得到之利益多半失去。由此种种阻碍，不熟练之劳动者，又退出工会队伍之外。但正如1873-1874年所留下之组织远较1833-1834年所留下者为持久，1889-1890年数字之增加亦较1873-1874年所加者为多。无论如何，各旧工会确保有1887-1891年加入各该工会之20万会员之大部分，但此数字上之增加，实不如已渐衰落之团体精神上之复活之重要。1880-1885年工资较高之机械工、木工及汽锅工所常抱之自私的排外精神，此时一变而为慷慨承认工人阶级之利害一致。例如机械工联合工会之全部组织法，即曾于1892年修改，其目的显为开放此种最贵族之工会，以便机械业中无数支会之工匠皆得加入。该工会及其他大团体对于衰老及工资微薄不能照付高额共济利益之工人特予以种种便利。且不仅如此。铅管装设工与机械工，木工与造船工，皆争相帮助与之共同操作或在其下操作之劳动者组织工会。即正在斗争之各女工工会，本难加入各业评议会及工会年会，此时亦深觉男工态度之完全改变。彼等不但援助女工设立女工会，有时且欢迎女工加入熟练工人所组织之工会。此种同情心之推广及友谊之增进，亦可于同业中各竞争之工会间普遍设立联合委员会及较大之同盟会一事见之。罗伯特·柰特前曾谋设船业各工会联合会，结果失败，但1891年有人出而设立机器业及造船业联合会则告成功，且该会存在甚久。又各级工人利害一致之情感日增无已，遂使国际关系大臻友善。煤矿工人，玻璃瓶制造工人及织物业工人，咸与其欧陆上之工人兄弟共设多少正式之同盟会。在各该业常常举行之国际年会上，在国际工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英国代表已多弃去褊狭之自满，此种自满曾使1884年之国会委员会宣称，由于英国工人之优越，英国工会运动者与国际工人交际将无所神益。凡此种种皆足以表示眼光之扩大，工会运动之真正的振兴。
[1] 参阅戴维斯所著“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其中两卷已由国会委员会分别于1910年及1916年出版。戴维斯系最成功的工会职员之一，于1848年生于伯明翰。1872年全国黄铜工(此业从前概无组织)联合工会成立时，彼充当总书记，后此连任此职，只有一次短时，间之间断。6个月内彼得雇主允许增加工资15%，此项加薪当黄铜工未有组织之时为雇主所坚不允许者；彼又于全国各地设立支会，并完成一件繁重工作，即为黄铜工订定一工资表，此表已经得雇主之承认。彼于1876年被举为伯明翰学务委员会委员，1880年当选市参事会议员。1883年受任为工厂稽查员；但6年后受工人之敦促复任旧职，盖其离职之时黄铜工联合工会几等于有名无实，彼回任之后，工会旋即恢复，且超于从前最盛之时。彼同时兼任金属丝及金属管制工人联合工会书记。于1906年为保安法官。自1881年起，先后26次当选为各业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委员。除撰“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外，尚著有“窝立克郡补助货币之铸造与十九世纪之补助货币带之铸造”(见达利所著之“戴维斯传记”)。
[2] 例如1878年国会委员会议次年会不应干涉英格兰与苏格兰成衣工会或汽锅工与锅片工助手。
[3] 1871年以来，年会每年选出会员10人及书记一人，以组织国会委员会。当选委员多系重要工会之职员，且常年复一年，连选连任。1875-1889年间，委员会之组织，除因会员之死亡或改任官职另选他人者外，事实上少所变更。1869-1871年，朴特为书记，1871年奥杰尔为书记；1872-1875年豪威尔为书记(后为国会议员)。布罗德赫斯待曾连任书记至14年之久而无人与之竞争，只有1886年为内务部副大臣之时由希普顿暂代而已。被离职后，由国会议员查理·芬威克继任(1890-1893);其后又由国会议员伍兹继任(1894-1904);其后又由国会议员斯忒德曼继任(1905-1910);自1911年起，由国会议员鲍尔曼继任。
[4] 奥杰尔于1877年去世，盖尔于1883年去世，寇尔森于1893年去世(但早已引退)。
[5] 除哈礼逊、比斯利教授、克朗普顿及曼德拉所进之劝告外，1873年以后，莱特先生(后为法官)亦屡进劝告，莱特以起草员资格对于工会运动极著劳模。克朗普顿曾将其叙述积极主义者与工会领袖日后之分裂之一段文字供给吾人：
“1881年国会委员会与积极主义者之关系发生变化。此时积极主义者非如从前有效劳之机会。1883年(是岁哈礼逊及克朗普顿被邀列席年会)以后，两方之友谊虽未破裂，而关系则已断绝。在1881年前，关于政策及行动方法二者，彼此之意见固完全一致。积极主义者之政策在为工人及其合法之团体取得法律上之独立；使其多受人尊敬，且知其自身责任之重大；使其道德增进；使其成为能尽而且愿尽公民天职之公民。至于所用方法，则系通过年会及国会委员会两机关以团结并组织工人团体之力量；若有机会，且将用此力量以谋普遍幸福及职业利益。凡年会所采用或所提议之政策，应交各支会详细讨论，又关于重要问题皆应派代表与议。简言之，此即集体劳动之组织及个别工人之政治教育。
“此种力量之有效条件，乃当其被用以进行政治运动时，必须使其脱离政党关系。而分裂发生即在格拉斯东当权之时。是时自由党政府于爱尔兰开始施行恐吓政策。所有结社皆用从前取缔工人结社之手段加以压迫，此种压迫手段即为阴谋法。布拉姆威尔男爵对于成衣工要工之裁判，即被用以制定一种法律，以判定帕纳尔先生及其同僚有罪。于是爱尔兰法官亦定一科杀于政治集会之法律，此法在英格兰亦有效，仍须加以反对或废止。积极主义者即极力唤起工人阶级，使其感觉此类手续之危险，并尽力反对废止人身保护条例。但国会委员会则不愿过问此事。若辈以为工人之利益可以较狭之政策达之，换言之，可以在位之著名政治家之援助及赞许达之。若靠既不顾自成一种坚强团结之力量，握政党间之平衡，操时局之枢机，指定其自身之条件，则若辈自成为一党之附骥。结果若辈所得无多，而年会则被格拉斯东内阁所顺利操纵及蒙蔽。”
[6] 见1880年都柏林年会报告第15页。
[7] 1871年工会法实施后，发现种种技术上之缺点，旋经1876年之修正案加以修改(维多利亚第89年及第40年第22章)。关于雇主及劳工条例之施行细则，则由大法官于同年起草。
[8] 此种拥护“共同受雇”之举(实际上使大工厂之工人遇有同事疏忽肇生事端身罹灾害之时，不得要求工伤赔偿)，系于1837年普利斯特利对福勒之案件中首得确认。1868年上议院以最高上诉法院之资格，将其实施范围推广于苏格兰。后此大产业日益发达，就技术上言之，往往数千工人“共同受雇”,使此种法律更加惹人反感。
[9] 维多利亚第43年及第44年第52章法令(1880)。
[10] 后此15年间之国会年度报告表明，此项案件经法庭审理者每年达三、四百起，所付赔偿金在7,000镑与8,000镑之间。但大部分案件皆私行和解，或未经起诉即已解决。同时工伤事故确曾渐少。1877年每95个铁路工人中有一人受或轻或重之伤，迨1889年则195人中只有一人受伤。1873-1880年间，,446个煤矿工人中每年有一人死亡，而在1881-1890年间，则519人中只有一人死亡；虽然煤矿中在工伤事故(非死亡)方面，改善不多。
[11] 所谓“放弃权利”者，即劳资两方立约，劳方放弃条例上所赋予之权利，通常亦放弃习惯法所赋予之权利。条例对于此事无明文规定，但法官判决放弃权利可以准许，此则工会领袖所大为惊疑与懊丧者。“放弃权利”之普通形式即筹股工人保险基金，此项保险基金工人必须认捐；雇主亦有捐助。煤矿工人中，如兰卡那、萨默塞特及威尔斯某些煤矿之工人皆已采用此法。伦敦及西北铁路公司及伦敦及布赖顿铁路公司之雇员亦依此法放弃法律上所赋予之权利。其他产业中亦有一两种大企业采用此法者。但就大多数情形而论，雇主并不依仗此法。详情见1866年雇主责任特别委员会之报告及证据；1891-1894年皇家劳动委员会之刊物；坎伯尔所著之“矿工之节俭与雇主之责任”；及吾二人所著之“产业民主”。
1893-1894年，又有一修正案通过下议院，将共同受雇原则根本取消，使工人于要求工伤赔偿上与他人处于平等之地位。但规定工人“放弃权利”为无效之一条款，则被上议院否决，议案亦因此搁置。但此项问题终于1896年由于工党内阁通过工人工伤赔偿条例而获得解决，该条例不愿雇主之抗拒，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须付予赔偿金。
[12] 领导小组之法律顾问亦知1875年之胜利虽可以巩固工会之地位，但大体犹是道德的胜利。工会虽经认为合法，而阴谋法只有一部分得到修改，关于政治结社、非法集会、危害治安等法律，丝毫未动，至今犹然。法律专家自知偏颇之裁判官随时皆有种种方法利用此种法律以压迫工人。是故工会运动之法律顾问拟利用此政治平稳之时机修改刑法，使趋于简单，并力除陈旧之事物。虽国家审判于1881年重见于威尔斯，虽在英格兰工会运动者于1891年犹被起诉，但1881-1891年这一时期，则用以扫除一般较大之弊害。
[13] 即如陪审制度之改革，国会委员会踌躇数载，不敢公然要求陪审官应支薪给(陪审官支薪则工人亦能为陪审官)，而以提议陪审官资格应予降低为已足。1876年国会委员会重要委员约翰·伯纳特且极力反对陪审官应有俸给，其理由为，陪审官若有俸给，则将造成一班职业的陪审官(见1876年英国各业工会年会报告第14页)。
[14] 参阅1876年英国各业工会年会报告第30面；1882年年会报告第37面；1883年年会报告第41面；及戴维斯所著“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第一卷。
[15] 此处尚有一事应附带说明，即普科姆索尔曾发起大规模之运动，要求立法防止海上死亡事故。1873年年会开会之时，普利姆索尔分发其所著“吾辈商船人员”一书，且于此后3年间，实际求得工会运动之全部政治力量以支持其商船条例修正案。“普利姆索尔及水手基金管理委员会”(豪威尔为书记)由各工会处收到大宗捐款，南约克郡矿工联合会于1873年决定每一会员各捐一先令，计共捐1,000余镑。国会委员会确曾将普利姆案亦提案纳于1874年普选纲领之中，幸赖工会此种援助，普利姆索尔始能挫保守党内阁及下议院两党之船舶所有者之共同努力，使一种暂时条例于1875年通过，而永久立法亦于1876年通过(参阅1902年豪威尔所著之“劳动运动、劳动立法及劳动领袖”)。
[16] 见1882年及1883年年会报告。
[17] 见1877年9月17日国会委员会报告。
[18] 不过将度量衡条例中关于调查等之规定实施于工厂之度量衡而已。
[19] 其始派布罗德新斯特，但彼适当选连任国会委员会书记，当即由彼推荐普赖尔为工厂调查员(见1901年出版之“布洛罗赫斯特自传”)。
[20] 见“布罗德赫斯特自传”第136页。
[21] 于此有应附带说明者，年会其始本欢迎工会运动上等阶级及中等阶级之友之演说，但在1881至1883年间，则逐渐以工会运动者为限。在1883年诺廷厄姆年会上哈礼逊朗诵其所著之“工会史”之一篇，克期普顿朗诵其所著之“法律汇编”之一篇。当哈礼逊提议参加土地问题之讨论时，即未蒙允许;而自此以后即严守此种规则。在1884年亚伯丁年会上，罗兹伯利爵士曾蒙允演讲“各业工会年会之同盟主义”，但此乃最后一次之请人演讲。
[22] 见1893年9月11日“泰晤士报”醉具尔法斯特年会之社论，该文对于年会之宣称“服从约翰·伯恩斯先生及其友人”颇致惋惜，至“泰晤土报”所谓之服从，系指伯恩斯先生当选为国会委员会委员，且名列前茅，以及采用一种包括土地国有化及其他生产和分配工具国有化之纲领而言。
[23] 以下叙述1889年“新工会运动”之发生，系根据工会团体之记录及报告、“正义”杂志社之案卷、“劳工选举人”、“工会运动者”、“纱厂时报”、“工人时报”及其他工人阶级之报纸。此种文章上之证据更就当时参与此种运动之主要人物之记忆及作者本人之记忆加以阐明、加以补充，而此辈作者之中，即有一人以费边社会员之资格观察由社会主义方面产生之变化，又有一人以赫伯特·斯宾塞之门徒及查尔斯·布思之僚友之资格，研究当时从个人主义立场产生之变化。
[24] 参阅海恩德曼所著之“英国人之英国”(1881)。
[25] 见阿道夫·斯密斯所编之“1886年巴黎国际各业工会年会报告”。
[26] 见“燧石玻璃工人杂志”(1884年11月)。
[27] 见“产业报酬大会报告”(1885)。
[28] 布思及其助手20年辛苦研究之结果，见于其所著之“人民之苈动及生活”(第一版两卷，于1889-1891年出版；第二版四卷，于1898年出版),此书日后增广重刊，题为“伦敦之生活及劳动”,共18卷；“贫穷与养老金”（伦敦，1898);“老年贫民”(1894);“老年与老年贫民”(1899);及“产业上之不安定与工会政策”(1913)。布思夫人于“布思传”(回忆录)中备述布思一生(1840-1914)不辞劳瘁，尽力调查，而彼仅借社会诊断方法，即能实现其始看似完全不能实行之种种大改革。
[29] 石工协会之基金，因1878年之大罢工完全涸竭。1879年1月该会依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提议，决定将所有悬而未决之争端尽行搁置(包括设斐尔德工人反对事前不予通告即行大减工资之大罢工);且自此以迄1885年3月，虽有许多支会力抗工资之一减再减，工作时间之增加，及地方副则之违犯，有时并获得成功，然会中从不以其基金资助罢工。石业之事乃其他大工人共济会之典型。
[30] 见托姆·曼所著之“强迫的八小时工作日对于工人有何意义”(1886),共16页。
[31] 托姆·曼先生乃新工会运动显要人物之一，于1858年生于窝立克郡福尔斯希尔，少时在伯明翰某机械工厂工作，1878年由伯明翰抵伦敦，加入机械工联合工会。彼自学甚力，最初研究合作运动，日后又读亨利·乔治之著作。1884年赴美游历，并在美工作半年。回英后加入社会民主同盟会巴特西支会，不久即成为该支会一重要之演说家。彼对于额外工作时间之弊害有亲身体验，故其演说每论及八小时工作时间。1886年彼将其所抱之见解撰成一小册子“强迫的八小时工作日对于工人有何意义”，此书曾重版数次。同年彼脱离机械业，俾得注其全力为社会民主同盟会往各地宣传，谒两年以上之时间不断演讲，先在泰恩塞德一带，后在兰卡郡。1889年返伦敦后，彼即赞助设立煤气工人工会并主持船坞劳工大罢工事宜，罢工思潮既息，彼被推为船坞工会会长。此后3年间彼竭力组织该团体，后于1892年成为机械工联合工会总书记之候选人时，方决定辞职。经剧烈竞争(当时彼曾至所有大机械业中心之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之后，仍告落选，盖于35,992人之选举场中，彼仅得951票。其间彼曾于1891年被任命为皇家劳动委员会委员，并向该委员会提出一种惊人之计划，即横断大岛为泰晤士河开一新河床，以集中伦敦商埠全部造船事业。1893年伦敦改革会成立，彼充书记，1894年，因当选独立工党书记而辞职。但不久又辞职迁往新锡兰；即于新锡兰及澳大利亚两地努力于工会运动。1911年回英，极力主张工团主义；继又组织各种普通劳动者工会。1919年，机械工联合工会会员一致投票选彼为该会总书记。
[32] 见1887年9月3日“正义”中所载之一篇论文。
[33] 就多方面言之，约翰·伯恩斯先生乃劳工运动中最为显著之人物。氏于1859年生于巴特西，即在该处某机械工场充当学徒。学习期内彼即对众发表意见，曾于1877年因坚欲于克拉彭·康茫地方演说而被逮捕，1878年又于海德公园示威运动中抵抗“武力论者”之暴徒。学习期满(1879)，立即加入机械工联合工会，极力拥护缩短工作日运动。1880-1881年，彼在西非奈杰尔充当机械工，幸有余暇读书，研究亚当·斯密及穆勒之著作。返伦敦后，与维克多·达拉耶比肩工作，达拉耶后为1891年柏林劳工大会之法国代表。伯恩斯常与其讨论劳工发展问题。1883年伯恩斯加入社会民主同盟会，立成为该会重要之工人阶级会员，例如曾于1885年产业报酬大会上为动人之演说，以拥护该会之主张。同年经其本区进为机械工联合工会五年代表大会之代表，在此大会上，彼为最年轻之一位代表。1885年普选时，彼为西部诺廷厄姆之社会党候选人，得598票。此后2年间,彼以伦敦失业工人运动之领袖而著名。1886年与社会民主同盟会其他重要会员3人同被法庭以煽惑罪起诉，曾引起许多人士之注意，被释后，即将其辩护词(题为“执红旗者”,1886年，共16页)刊行，销路极佳。1887年11月13日特拉法加广场示威运动(“星期日血案”)经警察制止之时，彼与国会议员肯宁汉·格累姆冲破警察防线，因而被处徒刑6个月。1886年1月，被巴特西推举为新伦敦市参事会会员，不久即成为该会最能干最重要之会员。彼于船坞工人罢工及组织不熟练之劳动者两事烦多努力，此事已见正文，兹不赘述。1892年普选时，彼经大多数选为巴特西国会议员。1893年工会年会开会之时，以最多之票数为会委员会会员，旋复被举为该会主席。受命为坎伯尔一班奈门爵士内阁地方政府部部长，得出席阁议，工人之为阁员者以氏为第一人，且前后连任直至1914年8月欧战发生之的始行辞职，但仍充国会议员，至1918年始告退。
[34] 见1885年1月24日“正义”所载对工会运动者之演词。
[35] 维勒尔乃细木工同盟会之代表，来自伦敦。年会报告曾记其演词如次：“于审察现行制度下劳动阶级状况，且将此种状况与80年前劳动状况比较之后，彼当即断定改善劳动状况之最好办法即缩短工作日。工作时日缩短之结果，第一，可使每一工人均有较好之受雇机会，因得减轻饥饿困乏所引起之一类竞争；第二，可使工人有休息时间及娱乐机会，同时又可使其能修身进德，以便于现行制度瓦解之后起而工作，且此种瓦解非如常人所想象之远。”演词备受会众欢迎，年会亦向维勒尔道谢。但并无通过决议案。
[36] 见戴维斯所著之“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第一卷第133页。
[37] 乔治·豪威尔提议调查伍耳维奇及恩菲尔德机械工场之工作时间，调查结果表明，1884及1885年，有一半以上工匠加班加点，每人每周平均加班时间由9.4小时至17.8小时不等。
[38] 11,966会员投票赞成八小时工作日，其中有9,209会员宣称赞同以法律限定工作日为八小时。又赞同八小时工作法之总票数共17,267张，反对者只3,819张。
[39] 赞同八小时工作日之票数为39,656票，反对者67,390票，其中56,541票系代表纺工及织工。又赞同八小时工作法者达28,511票；反对者共12,283票。各业之投票及年会关于兹事之议事录摘要俱见锡德尼·韦伯及哈罗德·柯克斯所著之“八小时工作日”(1891);参阅戴维斯所著之“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第2卷第7-8页。
[40] 该条款系由柯尔马诺克自由党议员威廉逊提出，而得南拉拿尔克郡保守党议员霍济乐附议。“劳工议员”并未予以赞助，即以159票对104票被否决。参阅锡德尼·韦伯及哈罗德·柯克斯合著之“八小时工作日”第23页。
[41] 全国矿工大会，乃矿业特有之一种特征。除个别之同盟会随时集会外，矿工自1868年以来，常举行全国所有有组织地区之矿工代表大会，直至1889年此会犹以全国矿工工会名义召集；以后始由矿工同盟会召集。会议(报馆记者不得列席旁听)不过协商性质，其所议决非经各该团体采用则毫无约束效力。见奥尔巴赫所著之“诺森伯兰及达拉姆煤矿工人工作条件之调整”(莱比锡，1890,共268页)。
[42] “公平贸易”之攻击，其发生情形如下。1878年布里斯陀尔年会开会之时，有某某数代表(被人疑为当时正在运动废止糖类奖励金之团体之受俸代表),提出此项问题，请年会解决，且引起一场大纷扰。此辈代表日后变为“公平贸易促进会”(此会采由地主及资本家组成，其目的在重征入口税)之受俸代表。各领袖坚决拒人利用年会以达此项目的，因此遂受1882年年会称为“一种怯懦、虚妄及底诽之攻击，……为一种道德上之暗杀企图”。公平贸易促进会代表不就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问题进行争辩，而制造一种极完密之人身攻击计划，对布罗德赫斯特、豪威尔、希普顿及其他领袖特施攻击。例如布罗德赫斯特之于1872年管理煤气司炉救济金一事，即被利用为攻击个人滥用公款之日实，在整个工会世界中大肆散播。1881年年会证实公平贸易促进会代表之费用，非由其声称所代表之工会担任，当即将若辈驱逐出会。日后若辈又对1882年年会实施攻击，结果国会委员会完全胜利，布罗德赫斯特及其同僚皆被赦免，而公平贸易促进会代表遂告失败。参阅“布罗德赫斯特自传”及戴维斯所著之“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第一卷。
[43] 见1884年年会报告。此乃弃舍亚普尔加司及奥杰尔之较慷慨之观点之又一例证。
[44] 德拉蒙德先生于1892年辞去书记之职，翌年受任为商务局劳动司职员，1918年告退。
[45] 参阅1866年6月伦敦排字工人协会之通告。
[46] 单独反对雇主雇非工会会员之事已有若干起。伯明翰各业评议会议事录表明，因受漆匠代表之怂恿，曾于1880年7月3日通过一议决案，反对当地医院雇用非工会会员。同月，乌尔味罕普顿各业评议会反对将成立之自由党报纸雇用非工会会员，获得成功。
[47] 攻击之主要工具为“劳工选举人”。此系一种定价一便士之周报，从1888年9月至1890年4月由钱皮恩(吾人已经看到，1888年，彼曾与海恩德曼、伯恩斯、威廉等因危害治安罪被起诉)发刊，此君一度系社会民主同盟会之重要会员，后因政见不同被摈。彼日后移居墨尔本，至今(1920)犹居该处。
[48] 见“布罗德赫斯特自传”第218-224页；戴维斯所著之“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第一卷。
[49] 伦敦两煤气公司所用之工人及各省会之市政府所用之大多数工人至今犹保持此项利益。但在1889年12月，“京南煤气公司”于工人大罢工之后，坚持恢复从前12小时之工作日。雇主利用一种利润分享制之计划，以瓦解工人之工会，并诱其承受与集体协约相矛盾之个别受雇。此事(并非独一无二)益使各工会反对“利润分享制”或“合伙”计划。
[50] 此次罢工幸而得当时历史家躬自参与所有各期之斗争。休伯特·卢厄林·斯密斯先生及服安·纳希所著之“船坞工人罢工小史”(1890,共190页),不但详述此次惊心动魄之罢工经过之始末，亦且论述伦敦船坞工人之组织。
[51] 此次运动深得1891-1894年英国土地恢复促进会“红色先锋”运动之援助。英国土地恢复促进会宣传土地国有化，且以于英国中部及南部各郡设立地方农会为目的。1894-1895年农业萧条，人员及工资一再减少之时，此类新农会几等于无，或则完全瓦解。关于农会消息，可参阅1891—1895年之“教会改革报”;哈士巴奇所著之“英国农工史”(1907);及厄勒斯特·塞利所著之“两世纪来之乡村工会”(1919)。
[52] 过去100年间(尤其是1810-1825)，水手常于东北海岸一带组织暴烈之团体，但寿命不长，此外尚有许多水手共济会亦于该处先后成立。据云，一个大规模之水手全国团体于1851年宣告成立，在彼得赫德与伦敦之间有支会25所，会员达30,000人。此会似系各口岸之自治工会之散漫之同盟会，该同盟会曾于数年间极力运动，欲除去1851-1854年商船条例中某些可憎之条款，并于法庭上代表水手申冤。1879年，英国北部水手及轮船火工共济会宣告成立，但不能于孙德当外立足。1887年，会中最有力之会员哈符洛克·威尔逊深信唯有全国性团体方有力量，因即发起全国水手火工联合工会，而其有力而又不懈之“运动”,曾使该会成为国会运动方面之一支有效力量者达数年之久。
[53] 见“第一次半年报告”(伦敦，1889)中所刊之告会员书。此次运动之精神具见托姆·曼及提累特所著之“新工会运动”(1890);乔治·希普顿读是书后曾著“对于曼及提累特两先生所著之‘新工会运动’之答复”一书(1890)。
[54] 见“伯恩斯在1890年9月21日利物浦年会上之演说”(1890,共32页)。
[55] 见1885年11月7日“正义”。
[56] 见1884年9月6日“正义”。
[57] 见海恩德曼所著之“工会之式微”,载1887年6月18日“正义”。
[58] 见约翰·伯恩斯所著之“工会年会”,载1885年9月12日“正义”。
[59] 见1885年7月11日“正义”。
[60] 见1885年7月18日“正义”。两期运动之目的及方法上之相同，在他处亦经直接说明；参阅1884年4月19日“正义”所刊之“1834年之社会主义”一文及1885年7月25日所刊从欧女派报纸上摘录之文字。
[61] 见1887年8月6日“正义”。
[62] 见1885年7月25日“正义”。
[63] 1889年起，“正义”各栏内满刊攻击新工会领袖之文章。吾人固可征引伯吉斯所著之“一个福密院议员之显达及进步”(1911)一书，然吾人之征引此类文字，非因其能表示攻击情形之大略，实因其偶尔叙及当时工会运动之详情。
[64] 关于此次发展，费边社亦曾有所努力。该社于1883年成立，于1887年开始对于英国工人阶级之意见有愈来愈大之影响。1889年“费边社社会主义论文集”之刊行，1887-1898年间“费边社论文集”之销至70余万册以及在伦敦及其他产业中心每年所作之数千次之演讲，对于以实际之依从宪法之集体主义改革政策代替早期革命宣传一事，皆有很大贡献。曼、提累特及其他工会领袖，从1889年起，皆采费边社总社社员，而各省城之90所地方独立费边社，常包括许多派往各地列席各业评议会之代表。关于费边社之历史及工作之参考书如下：加发尼兹博士所著之“社会和平”(莱比锡，1891,共两卷);格伦沃得博士所著之“英国社会改良”(莱比锡，1897);法伊弗所著之“费边社”(巴黎，1911);比尔所著之“英国社会主义史”(司徒嘉德，1913),此书之另一英译本名曰“英国社会主义史”(第1卷1918年出版，第2卷1920年出版);斯刻尔顿所著之“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分析”(1911)；及厄勒斯特·巴克所著之“自赫伯特·斯宾塞以至今日之英国政治思想史”(1915)。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之粗浅的研究则见于锡德尼·韦伯所著之“社会主义在英国”(第一版于1889年出版；第二版于1893年出版)。参阅皮斯所著之“费边社史”(1915)。
[65] 见豪威尔所著之“新旧工会运动”(1891)。
[66] 如船如船坞、码头及河滨劳动者工会，不久即发丧葬扶助金——首先增加者常系此种扶助金；许多支会亦开始发给疾病扶助金。全国煤气工人及普通劳动者工会之若干支会立加地方共济基金，而全会增加工伤扶助金之议亦立即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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