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会运动史（1920）
第六章 局部发展
（1863—1885）
自1851年至1863年，工会运动之全部有效力量，皆集中于伦敦一隅。如前章所述，1863-1867年间，各地方团体如设斐尔德及格拉斯高各业评议会，各地方之领袖如亚历山大·麦唐纳及约翰·琼斯，在总的运动中开始占重要之地位。1867年之重大危机及其后之政治斗争，使吾人不得不中止叙述工会运动之发展，以便专述伦敦领袖在国会方面之活动。但当领导小组及其盟友于威斯敏斯特获得伟大胜利之时，工会世界之中心于不知不觉之间，由伦敦移往杭伯以北之各产业区。此实两大地方团体，即煤矿工人同盟会与棉业工人同盟会之急速的发展有以致之。
矿工此时乃英国工会部队中一最有力之支队，但在1863年以前尚无任何一种有力之组织。吾人已知1841-1843年间极为发达之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已于1848年瓦解。1850年，马丁·玖德虽力谋重设全国矿工联合会，并于是年在纽喀斯尔地方召集大会，但因当时煤业仍甚萧条，致使此举完全无成。此后数年间，“尚存之矿工工会之残余部分逐渐式微，至1855年年底，全国矿工间之团体几乎完全消灭。”[1]至于1858-1863年间之复活，大体由于某干练人员不断之努力，此人为矿工之可靠领袖前后凡15年。
英国矿工幸赖麦唐纳毕生之努力，始得于英国工会中占重要之地位，而麦唐纳亦如牛顿，实处于旧日工会运动之偶然的领袖与新式之受俸职员之间。彼本系一矿工，又系矿工之子，其所受之教育及其所得之足以独立生活之财产，使其能从1857年以后不断注其全力于矿工事业。至其翩翩之风度与华美之人品，并无害于其所领导之粗鲁未受教育之旷工。然而，麦唐纳之所以有力，其主要原因既不在于辩才，亦不在于组织能力，而乃在于其确知足以解除矿工痛苦之特种变更，及其将此类特种变更制为国会议案之奇才。盖犹其友人阿兰及亚普尔加司，彼亦纯恃国会方面之运动为达其目的之一种方法。不过领导小组以取得工会运动者之政治自由为已足，而麦唐纳自始即坚持从立法方面改进劳动状况。又彼虽犹其伦敦之同盟者，常与工会运动之中产阶级朋友结交，多赖若辈之助力以便于下议院实施运动，但彼始终毫不弃工会运动之根本原则——强迫维持工人生活水平。此点足以证明其原意之高尚及意志之坚定。
日后麦唐纳会说：“1856年各越边境，端为主张一种较好之矿工条例、真实之秤量、青年之教育、12岁以下儿童之不得受雇、减少每日工作时间至8小时、管理员之训练、以国内通行纸币每周发给工资而废止实物工资制度，及其他许多有益之事不能于此时枚举者。不久，斗争逐渐深入。迨1858年，吾人即极力活动以求较好之法律矣。”[2]所有提出此类要求以压迫立法机关之矿工社团及非正式之委员会，皆变为地方团体之中心，而麦唐纳不断与之通信。1858年南约克郡煤矿矿主随意停业，使数千工人失所，于是该地煤矿工人组织一坚强之地方团体，而麦唐纳因此能于是年在赖恩下游艾希顿召集全国会议，不过当时出席代表仅能代表4,000工会会员而已。1860年矿坑管理条例通过成为法律之时，麦唐纳卒于“核重”条款中占得胜利，兹事容后叙述。然而，1863年年底以前，全国矿工工会不能谓已完全成立；而是年利兹全国大会之会务，即表明麦唐纳毕生始终劝服矿工坚持之政策，此政策亦系今日大多数矿工于暂时放弃之后重又主张217之一种政策。
就多方面而论，利兹全国大会实系颇为重要之集会。此次集会非如上次之仅非正式交换意见，麦唐纳罗致51位代表，于1863年11月9日至14日，在人民合作厅开会，欲以全国社会科学促进会为模范组织一种会议，将会员分为3组，即法律组、冤抑组、社会组织组。每组皆当向大会提出报告。[3]每日开会之时先由“大会牧师”斯提芬司(此人以反对新救贫法及拥护工厂立法及宪章运动闻名于时)祈祷。[4]吾人于各组报告及大会之许多议决案中，皆能发现麦唐纳纲领中所有之要点。例如从立法上改进劳动状况以保证工人生活水平这一当务之急，即经收入某组之详尽议案中，该组议案，几完全收入矿坑法详细法典之中。又如管理产业使工人生活不受侵害之原则，亦已明白表出，以别于旧日使工资随物价伸缩之见解。报告书中有言曰：“工人过劳，则生产过剩，因而价格低，工资亦低；恶习惯，不健康，亦随之而起；最后则生产减少及利润减少，皆为不可避免之结果；减少劳动时间，则工人身体日健，自能增加生产，亦即增加利润;故宜限制生产以免供给过剩；又工资厚则工人之习惯良，而工作亦复经济……是故过劳及供给过剩，对于工资及劳动者之为害，实系应予申诉之事；吾人以为上述诸事既皆由于习惯上之办法，自属人为，既属人为，自可设法管理。管理方法必须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强迫的法令制定；但原则必须自愿议定。”[5]于是矿工力主每日最多工作时间为8小时，但后受领麦唐纳之劝告，不坚持要求成人之法定工作时间，专向国会方面运动儿童工作时间之议案。指出如下一点颇为重要：诺森伯兰及达拉姆矿工与他处矿工，此时即已开始发生深刻之裂痕。达拉姆矿工未来领袖威廉·克劳佛德会说明法定儿童工作时间与规定成人工作时间有密切之关系。当日会众则多主法律上应规定儿童矿中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克劳佛德则谓“八小时工作日议案在该地不能实行。彼盖主张儿童每日工作10小时，成人6小时。”[6]于是彼提出童工十小时工作日之议案，但会众不愿弃八小时工作日之主张；而依此主张所拟之议案终得通过，无提异议者。
麦唐纳向来所主张之另一种改革，对矿工团体有极大而未能预见之效果。原矿主借口工人装矿不当而随意克扣工人工资，久已激起矿工之公愤。肆无忌惮之煤矿矿主每责矿工所装之煤车不满，因而对其所采之煤之一部分得免付工资。且因矿工在矿中工作，其工作量完全依赖地面矿主代理人记载之是否准确为转移，使冤抑情况更加严重。于是矿工即要求准许派工人代表于矿井称重处，以便核对依之发放工资之重量。1859年南约克郡矿主与矿工之间曾因此事发生极大之争执，经极力坚持之后，有数处矿井之雇主让步，允许工人此种权利。不久南约克郡矿工工会得到麦唐纳之助，深欲于矿山管理条例中加一条款，使秤煤成为强迫的，并许工人代表核对重量。关于工人此种修正案，国会方面辩论极烈。结果1860年之条例准许每一矿井之工入派一核重员，但此人须确系在该矿坑中工作者。[7]工人此次重要之胜利，因煤矿矿主之推诿规避早已无效。例如巴恩斯利所派之核重员诺曼塞尔会被雇主无端斥退，不许其入矿井之口。若雇主因此种违法举动被处罚金之时，彼即向最高民事法院上诉；结果工会穷两年之力进行诉讼，所费甚巨，始得再派工人代表为核重员。[8]后此20年间，各煤矿主力谋抗此法律。若矿工不受劝诱或不因威迫而放弃其选派核重员之权，则雇主必用尽种种方法以妨害核重员之工作。或不许其行近秤重机，或将秤重机围起，使其看不明白。又雇主对于核重员之计算则百般挑剔，对于核重员之干涉则深致愤懑。但矿工工会对此奋斗不懈，以使核重员之地位绝对独立。1872年之矿山管理条例略能巩固其地位。后来又为1911年之条例所巩固之1887年之条例，终于规定矿中工人得依大多数之决定共同雇用一核重员，费由公摊。该员有独立据实核对工人工作量之全权，于是工人之此项权利始告确立。
研究矿工团体之特质受此次立法改革之影响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当甚有趣。此次立法改革之承认并促进工人之共同行动，曾直接引起工人之结社。盖强迫矿中全体矿工以过半数之议决共同出资雇用核重员，实际上即为每一矿井设一支会书记，而工会不必有所花费。但此种改革对于职员性格之影响尤大。核重员须系一不受经理或雇主之威迫利诱之人。彼须具极有规则之习惯,头脑须清晰，计算须迅速。结果，核重员成为理想之补充军，实际上源源提供干练之工会书记或劳工代表。
1863年之利兹大会，不过矿工代表年会或半年会之滥觞，而此种会议大足以加强其组织。麦唐纳对于1867年主仆法运动所予之有力资助，吾书前已述及。但在1864-1867年间，各郡停业及罢工之举，此仆彼兴，毫无间断，遂使全国矿工联合会不能严行约束较无组织之地区之工人。1869年有一竞争之工会称为矿工联合工会者，系由兰卡郡某些矿工组成，期为地方上之罢工取得较有系统之援助。此次分裂只有增加矿工工会会员之人数，数年之内竟增至20万人，为数空前。
矿工大军由一干练之军略专家统率，以从事国会运动，其能大大增加工会领袖之政治力量，不难想象。虽仅有一部分矿工享有选举权，但其对1868年之普选之影响极为显著；且当1871年工会年会设立国会委员会之时，麦唐纳即被选为主席。翌年，彼将其历年所主张之许多不甚重要之法律修正案收纳于新矿山管理条例之中；其后至1874年，如前所述，麦唐纳及其同僚托马斯·柏尔特当选为下议院第一届之劳工议员。
兰卡郡棉业工人之坚强团体，并不较稍为分散之煤矿工人队伍为不重要，盖此辈棉纺工自1869年以来已被认为工会世界之一重要组成部分。十九世纪之初，兰卡郡织物工人已于工会运动占极重要之位置，而其有力之“缩短工作日委员会”亦于1847年取得十小时工作条例，但此后数年已陷于无组织及不团结之状态。迨1853年，棉纺工联合工会确已成立；但该联合工会因重要地区(如奥德姆及博尔顿)之地方团体袖手旁观，态度冷淡，势力顿衰。此时棉织工之状况大略相同。1853年成立之布拉克本联合会亦渐为1858年成立之兰卡郡东北联合会——若干较小市镇之地方织工协会之同盟会——所掩没。后者本系布拉克本联合会出会会员所组织，其特殊之目的即在于共同赞助一善于计算工资之人，能于经常讨论英国棉业所特有之复杂之件工工资表时，保卫工人之利益。[9]
吾人于此颇难使一般读者充分了解此类精心拟订之工资表对于兰卡郡工会运动者之重大影响。兰卡郡工人对于件工制度所以皆能满意，甚至宁愿有件工制度者，端因在件工制度下有此确定之印成工资表。工资表尚有一种较此尤为重要之结果，即造就一派特别之工会职员。原工资表之编制虽极完善(如博尔顿工资表共有85页，满载数字)[10],但计算上之困难，不特非普通工人及工厂主所能胜任，即一般昧于棉业技术上之详情之从事调查研究之数学家亦复莫名其妙。但数万工人每周之所得，即依据此种工资表作精确而且往往是分别之计算。故当每次发生修改工资表问题之时，整个地区之标准工资；端赖工人代表之能迅速而又精确了解计算上许多种因素中任何一种因素之预拟的变更将生何种结果。显然，成功的组织家或“天生的演说家”亦往往不能胜任此种工作。所以织工及纺工间即有一种以考试方法选任职员之新制度，此制度亦因考试员——即现任职员——本人逐渐熟练而逐渐完密。首先受此考试之书记为托马斯·柏特威斯耳[11],此君从1861年开始为兰卡郡织工服务，前后历30年，成绩卓著。数年后，彼即得到因同样特点而当选之其他职员之助。自1871年以来，工会运动之顾问因引用此辈“棉业工人”之故，势力益强，盖此辈尽系敏锐聪慧及心思灵动之职员，于工会世界中实以一身兼任会计员及律师两种职务。
在此种指导之下，兰卡郡棉业工人得到极大之成功。其第一项工作即取得并改善各地之工资表。报酬率及酬报方法既经决定，工人即竭其全力以适当之立法改善劳动状况。其实自1830年以来，兰卡郡工人(尤其是纺工)即已极力赞助立法上管理棉业工作时间及劳动状况之举。1867年，兰卡郡织工举行代表大会(推斯提芬司教士为主席)，议决“争取一种立法上之限制之议案，期能为工厂男工、女工及童工取得划一之八小时工作日之议案(用膳时间除外)，并议决此八小时工作日议案应以限制动力为基础。”[12]迨后1871-1872年棉业兴旺，工会之势力复活，工人又求助于此种政策。奥德姆纺工确曾于1871年谋以罢工方法取得“星期六半工”(至中午十二时为止)。但当此种企图失败之时，各地方工会(纺工工会及织工工会)之代表——通常系各该业工会之职员——复行集会，并于1872年1月7日设立工厂法改革会，其目的在修正工厂法，将每星期工作时间由60小时改为54小时。
此辈机敏之策略家所抱之国会政策，不过英国工会运动者之实际的机会主义之别一例证而已。1872年棉业职员反对公然与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联盟，该委员会此时正猛烈运动废止刑法修正案。年会恬然报告曰：“缩短工作日委员会之少数会员以为即与年会委员会合作亦属有害无利……因沙甫慈白利爵士及他人一致宣称若辈无须进行为各业工会之利益而提出之议案。”[13]就公众及下议院而论，则有人告诉吾人谓此案“完全以他种理由为根据”。其中之规定正如十小时条例中之规定，显以女工、童工为限；且除工会领袖如托马斯·休斯及曼德拉之外，更有慈善家如沙甫慈白利爵士及塞嫪耳·摩莱起为之助。但兰卡郡棉业工人之干练领袖之以国会运动方法而不以罢工方法进行缩短工作日之议案，非全为——甚至非专为——女工、童工打算，则无待烦言。工厂法改革会之秘密议事录中始终未载妇孺所受之痛苦，但屡屡反映成人之缩短工作日之要求。且吾人于该会创立时所发之通知书“致工厂工人”中，发现织工书记反对“立法方面干涉成年男工之工作时间，乃是经济上错误”之谬论，同时更要求“立法机关应制定一种大减工厂工作时间之法律”,庶其会员——纯系成年男工——可享“每日9小时工作或每周64小时工作之利益，如曾对他部分工人如此慨然让步者。”[14]然而公然采取此种政策既非必要，亦属非计。盖一世纪以来之经验，早已昭示兰卡郡工人，凡有效限制厂内女工、童工之工作时间，则与女工、童工共同操作之成年男工之每日工作时间亦必随之缩短。且依1872年下议院议员之心理观之，甚至依他业工人之心理观之，此时欲公然减少成年男工之工作时间，与1847年同样不可能。
是故缩短工作日草案乃如此起草，使其明白规定仅适用于女工及童工，而女工及童工于十小时工作制度下所受之痛苦，则于演坛及报章上多方宣传。此种战争，诚如某重要战斗员所言，“乃于妇女裙后进行者。”[15]但正如布罗德赫斯特后来所指出，该议案竟“遭妇女团体剧烈之反对”,[16]实乃对当时情势之一种讽刺；而1873年国会开会时，福塞特教授之提议拒绝此案，事实上确为女工之利益打算。[17]且即以女工、童工为限，此案亦受各业厂主及资本家之坚决反对。下议院方面之意见已不愿再限制雇主之自由。内阁方面亦不加以援助。此案于1872年及1873年先后两次提出，但俱无成。最后，政府于1873年特设一皇家委员会，以研究工厂法实施情形，遂将该案搁置。但普选为期已近，“女工及童工九小时工作日议案”并入国会纲领，由全工会世界起而向候选人施加压力。[18]
吾人业已指出保守党此时如何倾听工会之要求。故当曼德拉于新国会中重提其议案之时，内务大臣克洛斯(后为子爵)即宣布政府将自提一案，实无足怪。政府提案委婉称为“工厂(妇女健康等)议案”，亦未能怀柔一般反对该案所担保之较短工作日之人；但此种反对未曾成功，使纺工所大为满意；且即非九小时工作日，然无论如何每周工作56 1/2 小时则已成为法律。此次短时期而且成功之国会运动，使棉业工人与伦敦领袖益为接近；自1875年起，兰卡郡代表对于工会年会及国会委员会皆有一种极重要之影响。此后工厂法之详细修正案及其实施上之加多的效能，几乎成为正式工会纲领中之经常项目。
吾人可于棉业工人与煤矿工人之间划一有趣之等号。就外表观之，棉业与矿业最不相似。两业之利害不相一致，并无公务往来，彼此之间又未曾互相仿效，而两业团体之历史，组织发展，以及政策、方法及目的上之特征则完全相似。此中许多相同之点或皆系因两业均显然集中于特殊地区之故而产生者。此种地区上之集中，或足促成不借集中基金而能存在之强有力之同盟团体，及纯抱职业目的，尚无共济利益而能永久存在之工人团体之可能。此外尚有一相同之点，即两业皆有一批特殊之工会职员，此辈职员若就其与会员数目之比例而论，实远较机械业或建筑业为多。但其中最堪注意且或系最为重要之相同点，则乃矿工及棉工皆始终以争取从立法上保护生活水平为其工会运动之首要原则。
当上述工会队伍中各重要师旅正求立法上保护之时，他方面之胜利使全部工会运动者倾向于另一种结论。盖1871-1872年间机械业及建筑业之九小时工作日运动——以集体协约办法争取缩短工作日——得到之成功，实足以与矿工及棉工立法上之胜利相比拟。
自1859-1861年伦敦建筑业大罢工以来，缩短工作日之运动在国内各地仍勉强继续进行。石工、木工及其他建筑业工人，经过或多或少之冲突，已于许多城市中得到所谓九小时工作日。1866年泰恩塞德之机械工亦起而实行运动，以求得到同样之让步；但当时该业忽尔萧条，此项计划暂难实行。迨1870年机械工联合工会于纽喀斯尔“中央区委员会”重论此事之时，会众皆主慎重，未实施何种行动。1871年初，孙德兰工人忽尔旧事重提，于4月1日实行罢工。经4个星期之斗争后，几在他处机械工均以为无成功希望之前，雇主忽然让步，工人遂赢得九小时工作日。
孙德兰运动势必蔓延于邻近机械业中心，自属显而易见之事；于是全东北区机械业雇主遂于4月8日在纽喀斯尔集会，商议联合拒绝工人之要求。工人方面必须先组织其团体。盖自此以后，纽喀斯尔虽已变为工会运动主要中心之一，而机械工联合工会于1871年在市中只有五六百会员；汽锅工、蒸汽机、制造业工人及铸铁工各工会亦极无力，而机械业中每三人殆有两人不属于任何工会。于是包括工会会员及非会员之“九小时工作日促进会”立即成立，以便实行此种运动；此会幸举约翰·伯纳特[19]为会长，氏系联合工会地方支部之重要会员，日后成为人人尽知之该团体之总书记。“九小时工作日促进会”，事实上——虽非名义上——变为一种临时工会，其委员会代表工人进行一切谈判，向工会世界募款以为之助，且处理冲突期内一切事宜。[20]就多方面而论，此次使工人得到空前胜利之为时5个月之罢工，实工会史中极可注意之大事。领导并训练数千无组织无基金之工人从事运动而克底于成，以及于冲突期内之掌握工作中所表现之能力，使运动领袖大大闻名于整个劳动界。提出工人问题时策略上之高明及文字上之有力，获得前所未有之成果，致使“泰晤士报”[21]及“旁观报”亦支持彼等之要求。款项之募集其始诚缓，但经3个月之后，各处捐款纷纷汇至。“纽喀斯尔每日纪事”记者约瑟夫·考恩自始即系工人之热心赞助者，且曾以多种方法援助。全国各地之雇主皆为之惊愕；遂于机械业厂家发起捐款，按所雇工人人数计算，每有一工人捐款一先令，以补助纽喀斯尔雇主之巨额开支。虽“国际”多方努力，仍有数百工人由外国输入，但其中大多数皆被劝出境。[22]最后雇主终承认工人要求之原则，而54小时遂变为地方公认之机械业之每周工作时间。
此种多方宣传之成功，适值此商业发达之时期，自极足以促进九小时工作日之运动。全国各地各小工会支会纷纷讨论此时通告雇主是否得策。伦敦、曼彻斯特及其他大产业中心之机械工，皆劝诱雇主承认工人之要求，未曾罢工。克来德造船所之工人大军成功尤大，若辈争得之每周工作时间为51小时。建筑业工人立即继起。缩短工作日及加多每小时工资之要求，经木工、石工、砌砖工、铅管装设工人各工会及他种团体之地方职员同时提出。非工会会员指挥此类运动者亦不在少数，但不久工人即发现若辈之要求能否直接实现，在于雇主认为工人之财力是否充足及工人之暂时罢工能否使雇主事业发生困难为断。无论何时，苟雇主知此事必至如此，则若辈无不让步而得免于冲突。是故累次成功，皆使有关产业宁愿以结社及团体协约两法改善其劳动状况。又当时有系统之加班加点颇为风行，大足以减少九小时运动所得到之利益，但热心之职员对此每每忽视，而个别工人反暗中欢迎，以为借此机会可以多得报酬。[23]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显然事实，即织物业工厂雇来照看机器之工匠，独不能享其工人兄弟所享之减少工作时间之利益；而其不能享此利益，则乃立法上之限制之偶然结果。故如以上所述，当织工及煤矿工益为显然倾向于国会行动以保护生活水平之时，所有呈现于机械工联合工会或木工联合工会前之种种事实，则使此两业工人趋向绝对相反之结论。
工人信仰结社及团体协约之心，虽因九小时运动之成功而益坚，然工人之胜利并未增加两大联合工会之威信。领导小组之益信其中产阶级友人之经济学说，可于阿兰、亚普尔加司及盖尔之默弃工会领导工作见之。1865年，吾人即发现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已经说明若辈虽亦同情前进运动，但自觉不能以基金实行援助，亦不能劝告会员票决一种特捐。[24]“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之落后”，每引起怨怒之批评。据云最足以阻碍进步者为执行委员会主席丹忒尔及总书记长，此两人之心思早“因频年之例行公务变为褊狭锢蔽……自合并成功以来，该会从未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即在今日亦不作将来进步之想。会中款项尽用于无益及不得策之处(即使颇有守财奴之作风)，而其会议则具有倦怠不堪之传道团所有之冷淡态度。”[25]已证明为1852年以来之最大工会运动，乃不顾会中管理部门之正式反对而进行者，而其成功亦始终未得会中领袖之指导。为九小时工作日而进之罢工，虽于1871年4月1日在孙德兰发生，而伦敦执行委员会对此问题，直至7月犹保持沉默。7月底，纽喀斯尔工人已罢工7星期之后，会中始发通告，请求各支会自愿募款以援助其正在斗争之工人兄弟。最后，在9月份，“临时基金”——罢工津贴即于此中开支——经支会投票赞成复告建立；除通常失业津贴外，于斗争14周之后，另发每周5先令之罢工津贴与少数会员。同时会中派遣代表前往大陆，以粉碎雇主输入外国机械工之企图，而代表旅行费用亦由会中担任。但除此以外，全部斗争时期中之一切费用，皆借九小时工作日促进会所募集之款项以资挹注。[26]若吾人暂置机械工联合工会不论，而注意当时其他之大工人共济会，则亦不难于其执行委员会及支会之议事录中察出各该业亦有此种倾向。无论其为石工、成衣工、铸铁工或木工，吾人均见其执行委员会悉弃工会政策上任何主要原则于不顾，皆不思发起工会运动，且于不同程度上力阻支会职业上之活动。例如木工联合工会总部于此数年中既不谋提高工资较低地区之工资，使与他处相等，亦不谋解决加班加点及件工两问题。反之，支会方面且须对执行委员会申述理由，为其地方上突发之小规模活动作辩护，又为向不热心之出纳处取得罢工津贴起见，且须说明地方支会乃被“总工会”(旧式之敌对职业团体)较为进攻之政策或非工会会员不负责任之“罢工委员会”拖入“进步运动”之中。
时间及发展二者确在揭露阿兰及牛顿两人为其联合工会拟定而经他业广泛仿用之组织法之种种缺点。企图联合机械业许多各别支会中之工人于一团体之内，实有种种困难，而此种种困难，皆须经常加以考虑及注意。产业上急骤之变化，尤其是关于新机器之日益广泛使用方面，须有一种考虑周详之适应策略(此种适应策略当然须先完全了解事实始能拟定)及相当远大眼光始能应付。在数百个支会中维持一种和谐而又进步之工会政策，其事巳足以用尽不理他务之一般专家之心机。今乃将所有此类职务尽萃于一受俸职员身上，[27]此受俸职员则受命于工匠委员会，而该委员会之委员，又大都于日间疲惫之余晚间相聚开会。
结果如何，不难想象而知。工会之发展既速，会务亦日益繁重。工伤津贴及养老金之准许，皆由执行委员会核定。每一星期执行委员会须讨论决定20起以上要求津贴之申请书。每当数万会员中之任一会员，不能从地方支会领到其所欲领之津贴时，即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请求。此外执行委员会每月尚须发刊一种包罗宏富之职业报告。支会账目亦须按季加以审查、分析，并列于一精密之一览表中，只此一事所费劳力及心思已不在少。又各地方支会之数百名书记及会计员须时常加以监督，用特种之审计加以矫正，其有因疏忽违反本会复杂之管理章程者，则又须时时加以劝诫。事实上，执行委员会之力量仅为办理“会计”事务即已消耗殆尽，且须用其大部分时间以保护会中基金，使免蹈奢侈、管理上之松懈或挪用之危险；总书记之全部精力，均须用以应付从各方涌来之繁重而琐碎之事务。
此种繁重之共济会事务尚有其特殊之倾向。阿兰对于所积存之基金日益注意，因基金乃新会成功之保证及象征。无论事务如何重要，彼绝对不许挪用此神圣之余款。其实机械工联合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事实上已弃去罢工之武器。阿兰于1867年皇家委员会前说，“吾人相信所有罢工尽是浪费金钱，且此种金钱上之浪费不但属于工人方面，而且属于雇主方面。”[28]“临时基金”(罢工津贴仅可于此项下开支)于1860与1872年间由会员之投票屡废屡复，屡复屡废。凡犹忆旧日冲突之工会运动者，观于前曾一度积极之工会此时所抱之精神，当无不惊愕诧异。如前所述，即素有阅历、曾以其温和态度草成含有新精神迹象之首次宣言之丹宁，亦起而诋毁阿兰态度之冷淡。彼于1866年为文论之曰：“一度强盛之机械工联合工会，今亦如“槲木”“看林人”或其他大规模之共济会，不能再从事罢工运动。……该会从前本负两种任务，今则只有一种任务，即共济会之职务，只对失业或寻觅工作之会员，予以救济而已。……作为工会之机械工联合工会已不复存在。”[29]
但若因此之故，即假定“联合”工会之冷淡及怠慢，乃其存积基金及共济利益之必然结果，则亦一种误会。炊具工人及铁船工人联合会(于1832年成立，1865年与1875年间会员及基金两者俱激增)卓著之毅力及成功表明，考虑周密之共济利益与一种坚强之工会政策并不相违背。以吾人观之，此种例外之成功乃因汽锅工工会聘有许多受俸职员，专司职业上之事务。1873-1889年间派往各重要地方之“区代表”，绝不过问共济利益管理事宜，而专事团体协约之工作。机械工、石工、木工或铸铁工各工会之总书记仅有一受俸职员佐理，而汽锅工工会多才之书记罗伯特·柰特则有一批专业人员受其指挥，故不但能使雇主及顽强之会员就范，且能使工会之政策依产业状况之变化而转移。总而言之，大工人共济会管理上之困难不在于共济利益，乃在于缺少如煤矿工人、棉业工人及汽锅工各大团体所有之一类专业组织人员。[30]
此种拒绝工会领导之直接结果，极足以妨害联合之倾向，就某种情形而言，且使已经入会之各部分退出会外。各独立之工会，如汽锅工、蒸汽机制造工人及合作五金工人各工会，此时皆完全放弃联合较大竞争者之想法。模型工人久因其特种职业上之利益被人忽视，深抱不满，即于1872年自行组织一种团体，该团体自此以后常与机械工联合工会竞争吸收此一部分特为熟练之机械工。又阿兰亦不致力于扩大该团体之范围，使能包括全部机械业。其实从前合并之时所抱之主要思想，原为保护曾充正式学徒者之从业权，而此种思想在当时即已排斥许多确在支会工作之工人。同时共济会抱有反对不胜利之新来者之偏见，又帮同限定只有机械业之某些部分及每一部分之某些会员始得加入为会员，此所谓某些部分及某些会员者，即能赚得区委员会为每地方所定之最低工资者。
此种排斥精神势必引起他会之发展，盖大会所不肯吸收之工人，他会无不设法加以罗致。机器工人及刨金工人之小型地方社团皆于1867-1872年间扩展为全国团体，且开始要求为彼等前导之报酬较优之机械工人予以重视。新工会如全国黄铜工人联合工会，机械工及机器工独立同盟会，炉灶、炉格、煤气灶、热水、艺术金属及其他五金工人及装配工人联合工会，于1872年纷纷成立，坚决反对排斥所有低薪工人之“贵族”章程。苏格兰铁工联合会系于1857年由一般未经联合工会会章承认之铁工组成者，此时会员之数亦逐渐加多。最后，在此10年之内，各种地方团体均不得享受合并之利益，其理由或为此类地方团体尽系会章所不承认之部分工人所组成，或因会员平均年龄已使其成为发给巨额养老金之无益会员。是故联合工会于创造一种“劳工贵族”之倾向外，又益之以保险公司挑三拣四之倾向。
由此观之，此时有许多种原因互相结合，将工会势力中心由伦敦移于各省。最大之机械工、木工及铸铁工人共济会皆失去领导小组在政治活动上曾为其取得之工会事务中之领导地位。领导小组本身此时亦告破裂。就多方面而论，亚普尔加司皆系该组之领袖，但彼忽于1871年辞去书记之职，并脱离工会运动。奥杰尔活至1877年，但自1870年以后即日益竭力从事普通政治运动。阿兰早已病入膏肓，卒于1874年逝世。此时各省工会运动则为长足之进步。机械工联合工会久以会员众多闻于时，此时则为煤矿工人及棉业工人之同盟团体所掩。即以铁业而论，汽锅工人(即铁船工人，其总部设于纽喀斯尔)及铁工(集中于达丁顿)之日益发达之团体，亦复起而与之竞争，同时各机械业小工会亦在北方各郡纷纷崛起。更足以表明舍弃伦敦之趋势者，乃木工联合工会于1871年议决将总机关迁往曼彻斯特，这一变化产生一种附带效果，即剥夺了伦敦领袖听取亚普尔加司之继承人普赖尔之忠告之机会，而普赖尔乃领导小组最能干之门徒之一。
伦敦虽失去支配工会运动之力量，。但其他城市亦未能继承其领导权。曼彻斯特固已招来许多全国团体之总机关，且在此数年间最坚强之工会职员或皆驻节于此，[31]但此时全部有效力量未能如从前之集中于领导小组者而集中于此。曼彻斯特虽亦可称为工会内阁之核心，然麦唐纳或在格拉斯高，或在伦敦，罗伯特·柰特初在利物浦，继在纽喀斯尔，约翰·凯恩在达丁顿，矿工代表则遍于全国各地，同时布罗德赫斯特(于1875年继豪威尔为国会委员会书记)、机械工联合工会总书记约翰·伯纳特及伦敦各业评议会书记乔治·希普顿皆在伦敦。是故工会运动中心离开伦敦之结果，并非于他处创立工会运动之新中心，而乃在各业中兴起了局部精神，各促进其局部利益，各致力于其局部政策。
吾人详述1867-1875年间工会运动之内部发展，俾读者了然于1878-1879年间令人痛心之失败，及此后工会世界又一次显然分裂为新工会运动者及工会运动者两个敌对阵营。但1871-1875年所有不能令人满意之特征，则已于此数年间为非凡之商业发达及工会发展之巨浪所掩没。吾人已经看到，1871-1875年间在国会方面之累次成功，使工会领袖得意扬扬。由领导解放运动及法律承认运动之少数工人观之，此数年间之进步殆不可信。1867年之时，工会职员尚被目为酒馆煽动员，“肆无忌惮，生活疏懒，借受欺者之捐款为生”，且以暴力及暗杀方法维持一种恐怖主义，而此种恐怖主义不但有害本国产业，且有害甘作若辈牺牲品之不幸工人之个性发展及独立。携带卡片旅行各地寻觅工作之工会会员，皆被警察及判事目为介于犯人及革命家间之人物。而在1875年，工会之职员已当选为地方学务委员会委员，甚至当选为下议院议员，受政府之怂恿，加入皇家委员会为委员，旁听席上之人无不恭听彼等之言论。凡此政治上之结果，皆工会运动大发展之表征。1874年1月国会委员会之报告有言曰：“方始告终之一年，实工会运动成长与发展最速之一年。无论何种产业莫不如此。而一向组织不完善之地方支会尤其如此。”准确之数字统计如今自难搜寻；但1872年之工会年会自谓仅代表375,000有组织之工人，但1874年选派代表之工会几3倍于前，共代表1,191,922个会员。[32]实则1871-1875年工会运动者之数不止加倍，亦属可能。
吾人见此种进步反映于雇主之心。1873年末新成立之全国雇主联合会宣称，“个别雇主之自动的及时断时续的努力”，甚或某一行业或某一地区的雇主联合会，对于“工会之异常发展——远大的但公开宣布的计划——及其完密之组织”，实已无可奈何。宣言中又云：“很少有人知道工会之范围、组织之坚强、丰富之财源，及雄厚之势力。……工会有巨额基金可用以达其目的，工人所捐以供领袖之款为数之多骇人听闻。……工会拥有待遇优厚人数众多之领导者，其中大多数对进行罢工深有经验，更有许多人雅善组织，各自形成一种阶级,一种专门职业，其利益与其所领导之工人之利益虽不相冲突，但颇有别，不过就其地位而言，固与雇主及社会其他阶级之利益相反。……工会因有基金供其支配，故其组织之外观极为显赫，且半因某些有声望之文人抱有错误之人道主义见解，工会又得许多富有天才之文人于劳资纠纷之时欣然为其效劳。工会有其报纸以为此类努力之阵地。工会之著作人可自由出入伦敦某些主要报馆。工会又常组织公开会议，开会之时受俸之演说者以其自身所抱之见解灌输于工人脑中，且怂恿工人对国会候选人提出条件。因此之故，工会能对国会议员及愿任国会议员之人施加压力，而其作用超于其实力之上者，凡未目睹其效果之人皆难置信。工会有一常设之国会委员会，亦有一种纲领；国会中积极议员且热心为之效劳。当时内阁又倾听工会之主张;工会所发之通告无不敬谨接受，且加以考虑。每次国会讨论工会运动者之议案时，工会即派许多代表驻于伦敦。夫既不受经济之压迫而专事此种特殊工作，又无其他相冲突之职业，则工会代表有似组织严密供给充裕之军队之参谋部，举凡为一定目的而为此参谋部预先筹备之物，无不归其掌握。”[33]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既由上述之领袖组成，则必有人将此种揄扬各该领袖办事效能之文字重行刊布，而在各组成分子间广为宣传，亦无足怪。
研究1873-1875年之形势者所为之推测，必较扬扬自得之工会运动者及其惊疑不定之雇主为得当。首先，此数年间数字上之发展固大，但读吾书前数章者当知此较大之发展并非空前。1830-1834年间工会运动之爆发，以吾人估计，且较1871-1875年为甚，即其发展亦较速。其实十九世纪时英国工会史中有三次高潮，前1833-1834年、1872-1874年及1889-1890年。吾人既无完全可靠之统计以资比较，自难确定此三期中何期会员最多。但1873-1874年间之发展所有之特征，有与从前相同者，有与从前不同者，则固容易辨认。
其与1833-1834年之爆发相同者，即1872年工会运动亦扩展及于农业劳动者。自输入达彻斯特劳动者后之30余年间，此辈农业劳动者之遭遇或顺利或艰巨，但始终未曾致力于结社，以改善其状况。1865年苏格兰似有一次短期之结社。吾人曾闻1867年巴金汗郡农业劳动者实行一次突发之罢工，并曾延及赫福德郡。1871年赫福德郡组成一个较为强固之农会，采取一种秘密之移民政策，于6郡中征得会员30,000人。但此时有一种更有力之运动发生。1872年2月7日，窝立克郡某些教区中之农业劳动者于卫尔斯鲍恩地方集会，讨论其所受之种种冤抑。在不久之后召开之第二次会议上，巴福德农业劳动者约瑟夫·阿奇(此人拥有不动产茅屋一间，曾以原始之美以美教传教士闻名)做了演说，收效极宏。3月11日，有200人决定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即每日工作时间自晨6时起至午后5时为止，每周应发工资16先令。此次罢工与其他罢工不同，自始即引起舆论界之支持。[34]报纸既为之宣传，于是有捐募基金者，有表示同情者。3月29日，窝立克郡农会成立大会即于利明顿举行，举国会议员赫伯特为主席，当时即有一富友捐金百镑。赖阿奇之口才、热诚及不倦之努力，此次运动遂如火燎原，展开于中部及东部各郡农业劳动者之间。此后数月间，国内农业工人之结社狂，使人忆起40年前全国各业统一总工会之盛况。两月之内，全国26郡代表相聚讨论，将地方团体改组为全国农会，于国内各地遍设区农会，并于利明顿设中央委员会，是年年底，该中央委员会夸言会员之数已近10万人。[35]
有组织之工会立即起而援助农工，且捐款不少。农场主拒绝农业工人之要求，将农会会员悉予辞退，此举遂引起全国各业评议会及个别工会对农会之援助。[36]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书记豪威尔、新近复活之伦敦各业评议会书记希普顿，及其他许多领袖，皆竭日夜之力以使农工团体臻于完善。各技术行业供给新工会以许多职员。约瑟夫·阿奇为其总机关觅得一干练之总书记名亨利·泰勒(系一木工),同时肯提希之农工另组一肯提希农会，亦得一排字工人为之服务。此种种援助连同有声望之慈善家之捐款及赞许，使此次运动非如1833-1834年之倏起倏灭。在许多乡村中，仅仅支会之成立，即使得工资顿为提高。但农工之敢于效法城市工人之结社，则亦如1833-1834年，曾引起绅士及绅士左右之人不可言说之恶感。凡农场主力所能及，无不悍然“牺牲”任何加入农会之农工。至于农场主此举曾得乡村判事之热诚赞助，自不待言。两保安法官(皆系教士)为援助契拚·诺顿附近地方之停工，曾将16个农工之妻(其子有未断乳者)逮捕入狱，罚作苦工，以惩其“威吓”非农会会员之罪。又借口“阻碍通衢交通”而拟处罚法林顿会议之领袖，此企图幸頼伦敦某著名皇家律师对地方法院下警告始归挫败。诸“公爵”——尤其马尔巴娄及拉特兰德两公爵——皆力诋“煽动者及演说者”，谓其“易于离间劳资间之好感，使之不克和衷共济”。其他无数之细小暴虐行为及压迫行为，皆足证明在结社自由问题上，农村雇主实远落于资本主义雇主之后。国立教会对于农工亦不表同情。在埃克塞忒厅大会(为农工而开)上，国会议员摩莱就主席之位时，教徒中出席者只有主教曼宁一人。其实乡村教士对于此种社会革命所抱之见解，可以某博学之僧正之公开谈话为代表。1872年9月2日，格罗斯特之僧正埃利奥特博士出席格罗斯特农会演说之时，曾建议村中饮马池最宜为“煽动家”或农会所派公开组织新支会之代表之目的地。此辈农场主、绅士及教会又得军队之助。当1872年8月农工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之时，牛津郡及伯克郡之官吏派兵供农场主调遣，俾能照常收获，以挫农会。
吾人以为乡村之起义及其于地主身上所引起之专制精神，有极大之政治影响。其对于国教废止运动及各地方兴未艾之急进主义之影响如何，因与吾书无涉，可以不论。然而，于此数月之间,吾人发现工会纲领之中有了关于土地法之改革及判事紧急裁判之提案，此类提案，初视之，似与城市工人所受之冤抑无关。但是农工对于工会运动虽有影响，而工会运动此时则不能多助农业工人。兄弟工会运动者曾自由以其基金及人力供给农业工人。各大工会及各业评议会之议事录及账册表明，机械工、木工、矿工及其他各业工人，均曾应农工之请求，慷慨解囊，热心援助。伦敦各业评议会确曾力阻派兵以供农场主调遣，且采取一种新章程，禁止将来“农业工人罢工或农业工人与农场主发生冲突时”,再有派兵援助农场主事情。[37]大众之反对契拚·诺顿案件之判决，被工会领袖利用为废止刑法修正案之一种有力之理由。
但凡此种种，皆很少有助于农业工人。时人对于结社可以疗治所有社会疾病之强烈信心，已渐消失。农场主于其第一次惊异之后(此时有些地方农业工人每周得到由18便士至4先令之垫款),乃以一种坚强之反抗以对付农会之要求及成功，且尽力利用机会以恢复其势力。1874年农会第一次惨遭失败。初萨符克之某些农会有要求每周工作54小时，工资由13先令增至14先令者。农场主对此立即以停业抵制，此举旋为东部及中部各郡普遍采取，农会会员因此“受牺牲”者不下万人。全国农会于付出失业津贴21,365镑之后，会款已竭，斗争不得不于1874年7月停息。自此以后，会员人数大减。每届冬令，农场主即以停业为压迫农会支会之一种方法。且于此项破坏工作中，农场主因与某些农业工人建立密切之私人关系而受助不少。盖农场主易使此辈未受教育之农业工人怀疑其所送往远方中央财库之便士究作何用也。且农会组织初不健全。对于援助受威吓之支部及受牺牲之农业工人极感困难，极为濡滞。教士、医生及村中酒馆主人，无不经常极力譬说，使农业工人不信任此辈“受雇之煽动家”。所以数年之内，大多数独立之农会，皆不能继续存在，即阿奇之全国农会之会员亦逐渐减少，大抵皆分散于中部各郡而沦为地方疾病丧葬扶助会。又自1876-1877年英国农业衰微以来，农业工人到处被辞，千万公顷之田地置之荒芜，于是农业劳动力之需要锐减；即阿奇本人亦屡劝地方支会勉受低额工资。迨1881年，全国农会只有15,000会员,再至1889年，则会员只有4,254人。[38]
是故此次“田间工人”运动之忽盛忽衰，与1833-1834年普通各业工会为时之短暂，颇为相似。但1871-1875年工会运动之发展，与前次之高涨尚有一点类似，盖在1871-1875年，亦犹1833-1834年以及1852年，争取生产工具所有权之计划又复勾起大工会之想象。此时工人团体谋设工场。1871-1875年合作生产计划之与1852年合作生产计划相似之处，较其与欧文粗浅之共产主义相似之处为尤甚。就1833-1834年工会运动而论，维持生活水平这一工会基本原则，为欧文所抱之由全体工人组成之全国生产者联合会经营全国产业之思想所掩没并吸收。但在1852年及1871-1875年两个较为实际之时期，“自我雇用”计划则严格附属于团体之主要任务。[39]无论个别慈善家所抱之想象如何，此两期之工会委员会皆视合作工场或仅为工会一种便利之附属机关，或为给予某些会员以一种摆脱工资劳动状况之机会之一种方法而已。[40]由此观之，所有此类企图之失败乃由于合作之历史，而非由于工会运动之历史。吾人兹所应知者，即此类试验之损失达数万镑，已使旧工会职员，了然于不可利用工会组织及工会基金以从事合作生产。不过生产者联合会管理产业则犹为一派合作者之理想，且时时犹能勾起个别工会运动者之想象。但生产工具集体所有制之其他理想，则取1833-1834年之欧文主义及1852年之“基督教社会主义”而代之。从此以后，吾人实际上已不闻工人团体再以集体力量为合作生产之试验。[41]
大体言之，1873-1874年与1833-1834年工会发展上之差异，较其相似之处尤堪注意。原1833-1834年间工会运动者之目的，在于消灭资本主义之雇主，结果则雇主绝对不肯容忍其组织，甚至不肯承认其组织。至于1873-1874年间发展之新特征，则乃工人以一种和缓态度，求将营业发达时优厚利润之一部分分配工人而已。在另一方面，雇主亦大都极力反对承认工会，甚至不肯让步，但于累次拒绝之后，终亦承认以劳资和解委员会或业外公正人委员会管理产业之原则。自1867至1875年，设立无数之和解及公断委员会，劳资两方代表以平等资格出席与议。是故此时工人极难想象，1850-1870年间雇主究以何种强硬态度拒绝他人干涉若辈所认为私事者。当1851年机械工联合工会将当时悬而未决之争执交付公断时，机械业雇主完全不理。1856及1860年下议院特别委员会觉工人方面之证人极端赞成公断，但雇主对公断之是否可能，则深为怀疑。即1860年诺廷厄姆之曼德拉袜工公断委员会及1864年乌尔味罕普顿建筑业中之鲁伯特·克特耳爵士之联合委员会之成立，亦不能感化他处雇主之意见。但在1869-1875年，产业界大王之意见渐与工人接近，工会领袖对之深为满意。1875年麦唐纳论曰：“25年前吾人提议公断办法时，曾备受雇主之讥笑。但无一种运动蔓延之速或扎根之深，有如吾人夙所主张之公断方法者。请看今日英格兰及威尔斯两地光荣之事态。诺森伯兰之工人与雇主同席共议,……达拉姆公断委员会亦告成立；75,000人皆绝对信赖公断委员会之决议。约克郡亦有40,000工人处于同一之地位。”[42]
但1869年以来，虽劳资公断委员会及联合委员会之成立，足以表示工会之大发展及大雇主之完全承认工会，但此种胜利产生之种种结果却大大抵消了其所产生之利益。[43]盖就政治上之胜利情形而论，工人之得达其目的，乃以采纳其敌人之聪明主张为代价。当劳资两方代表共同集议讨论将来工资表时，多次工会斗争之坚强领袖于不知不觉之间，渐渐接受雇主之工资应随利润升降及甚至应随物价伸缩之理论。[44]即以达林顿而论，某机敏之雇主领袖名戴尔者，能使凯恩及整个后一代之铁业工人深信工资应随物价厘定之原则。1870-1873年间之高价，更释工人对于此新学说所抱之种种疑团。1874年诺森伯兰矿工代表大会决定采取执行委员会所拟之正式宣言。[45]“物价应支配工资”之一项议决案，曾于1877及1878年之代表大会重用两次。迨1879年价格跌落之时，执行委员会仍谓“吾人始终以团体资格力主工资应以煤之售价为根据”。[46]1878年2月1日，矿工工会受俸职员柏尔特、尼克松及杨格曾连名共草一封有趣之信，于叙述工资表谈判情形时，连带提及若辈已对雇主表示同意，此后不再有最低工资。[47]且虽创立自动工资调整法有种种实际困难，因而工资随物价伸缩之制度不能推广及于他种产业，但此种原则则为全部工会运动者所默认。于是无论商情盛衰，应强行维持工人生活水平之主张逐渐失势，起而代之者，乃对于依照市场操纵者之商业投机而随时升降之一种工资表所抱之信仰。
其实新学说之接受曾遭到较有思想之工人领袖之剧烈反对。劳埃德·琼斯于1874年为文警告工人曰，“依照市价厘定工资之原则含有危险。今则此种原则既经承认,又已实施，则已得各业工会赞同。此类团体于公断时承认此种原则，与雇主谈判时亦承认此种原则，是对于一种极有害于劳工主张之方法予以最高之裁可，真不胜遗憾。……故工会当局之首要任务，即决定一种最低工资，并认定此后雇主所给之工资，永不得再低于此，……此最低限度之工资，应能为工人担保食物之充足及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之相当舒适；换言之，非令人饿死之工资，而乃可借以活命之工资。若辈目前签订之凭价格之涨落而定工资之协约，实际是将工人命运委与他人之手。此不啻将子女之面包，投入竞争之漩涡,由雇主盲目及自私之努力来决定一切。”[48]比斯利教授论曰：“吾完全赞同劳埃德·琼斯[49]最近于某期‘蜂巢’内发表之一篇令人佩服之文章。“彼于该文中主张煤矿工人应设法拟定一种最低工资，并强迫雇主承认此项工资为其一切投机中一种固定不变之元素。所有工人皆当注意此种根本理想。”[50]
怀抱此种见解者，非仅工会运动之友而已。以下吾人将有机会讨论棉业工人及汽锅工人如何猛烈反对工资随价伸缩之方法。麦唐纳本人虽赞成联合委员会，但对此工资随价伸缩之原则亦显然抱敌视之态度。[51]麦唐纳关于工资及劳动时间之主张，与诺森伯兰及达拉245姆矿工领袖所抱之经济见解二者之矛盾，不久即将有组织之矿工分为两个敌对阵营。
是故1871-1875年之工会世界，实较惊疑不定之雇主及得意扬扬之工会运动者所想象者为复杂，即其许多内部问题，亦较若辈所想象者为困难。仅时世之艰难，即足以对工会运动者自身表明若辈并非全国雇主联合会所描写之组织严密之坚强队伍，而乃个别部分之集合，各行其互不相干而且有时是相反之政策。
前者商业发达，工会运动于1873-1874年形成一次高潮，而今商业发达忽告整止。发达之时，铁煤两业澎涨可能最大，今则铁煤两业首先收缩。[52]【1】（关于此类事件之有用之概述，见克兰瓦克特尔博士所著之“1871年及1874年之英国劳工运动史”(耶拿出版，1878年；共150页)。）第一次工资之锐减发生在1874年2月，此时苏格兰东部煤矿工人工资每日减少一先令。2月以后以至年终，该两种主要产业之价格及工资无不暴跌。1875年1月，南威尔斯发生剧烈之冲突，数千矿工及铁工不肯承认第三次减少10%之工资。斗争持续至5月底；工人始行复工，此时工资不减10%，而减12.5%，并约定“将来工资率再有变更，应根据依照煤价厘定之工资随价伸缩表行之。”[53]【2】（见1875年6月5日“蜂巢”。）翌年织物业亦告萧条，全国各业逐渐皆呈萧条之象。但建筑业独极发达，曼彻斯特木工即乘此机会采取一种进攻性之加薪运动。1877年初，发生了不幸之罢工，持续一年，结果，作为当时建筑业中第三个大工会之木工及细木工总工会完全瓦解，曼彻斯特建筑业工人遂陷于一种无组织之状态，始终不能完全恢复。1877年4月克来德船工要求加薪，雇主遂使船坞中所有工人尽行停业，希望经此压迫之后，船工将收回其要求。克来德主要产业停顿3个多月，两方争持，终于1877年9月请蒙克里夫爵士公断，结果工人完全失败。1877年7月，石工亦与其雇主发生冲突，伦敦新法庭之承造商布尔公司遂输246入德国工人多名，以破坏罢工，此事引起工人之极大愤怒。其始工人仅要求增加伦敦工人之工资并减少其工作时间；争持既久，遂变为石工工会与全国建筑业雇主间之斗争。工人募得大笔款项，并由他业工人团体募得2,000余镑；但经8个月冲突之后，所有继续罢工之工人卒于1878年3月依雇主之条件复工。棉业此时亦形成历史上最大之产业斗争场面之一。1877年几次少量减薪之后，导致1878年3月之地方罢工。据“泰晤士报”报道，“雇主于周围70英里以内之道路上遍揭通告，通知该地25万工人，谓一月后将减薪10%。”结果发生大罢工，因而棉业劳资两方所主张之敌对理论遂得显露。工人承认厂主亏本，厂内应行改革。但当雇主自谓营业损失乃因货品充斥市面之时，工人则谓救济方法在于防止生产过剩；于是彼等以每周作工4日为条件，承认将工资减少10%。两方展开激烈辩论，但雇主坚持要工人无条件降服，拒绝一切调停之提议。工人之主张不幸因布拉克本之大暴动(当时雇主联合会领袖杰克逊之房屋被掠夺并焚毁)而深受不良影响。经10星期之斗争后，工人卒依雇主之条件复工。[54]【1】
（1878年6月机工宣言中所述工人之要求颇为得体：
“各位工人兄弟——过去9星期中吾人已进行世界历史上劳资两方最可纪念之斗争。十万工人正与雇主作战，以寻求防止货物充斥市面及解除棉花原料缺乏所生之种种困难之良法。为补救此类事势起见，雇主提议将25年前协定之工资减少10%。反之，吾人主张工资减少既不能免除布匹市场之积货过多，亦不能援助吾人解除有限之原料供给所引起之困难。但雇主之理论总是如此，而在两方斗争之各个时期中，吾人累次提出下列各种提案，以为解决此种最不幸之斗争之根据：
(一)减少10%之工资，每周作工4日，或减少5%之工资，每周作工5日，至布匹市场之充斥及棉花缺乏所生之困难解除之时为止。
(二)将缩短工作时间或减少工资，或缩短工作时间并减少工资之整个问题，交与一公正绅士或数公正绅士公断。
(三)将全部问题交予两曼彻斯特商人或经理人、两熟悉曼彻斯特商情之运货人及两银行家；上述每种人员中，一人由雇主推举，一人由工人推举，此外加工人两人，雇主两人，以曼彻斯特主教德比或其他公正人士为主席，或(必要时)为评判人。
(四)吾人自行息事，无条件复工，减少5%之工资。
(五)由伯恩利市长调解，复工3个月，减少工资5%。若届时产业情形并无进步，则再议减薪。
(六)无条件复工，减少工资7.5%。）247
1875至1878年间各次伟大之斗争，不过工会队伍总溃败之先兆而已。当时商业上之萧条日甚一日，终于1878-1879年陷于停滞。此实英国工业所曾受之一种最剧烈之打击。苏格兰之产业停顿，因格拉斯高市银行破产所引起之普遍倒闭而益甚。全国各地大厂家均告破产，矿山及铁工厂均停止工作，船泊于岸。一种失望怀疑之情，有似病菌一般，侵入产业界之各个角落。每种产业中皆有成群之失业工人，载在工会簿籍上之失业工人之比例有时高至25%。资本家利用此种艰难时期，企图收回前数年所已允许工人之其余让步，自在意料之中。1878年12月，铁业雇主联合会之秘密通知书中曰：“雇主等以为时机已至，一方面必须减少徒供不生产的消费之多余工资，他方面应收回虚糜之空闲时日，将其用于生产工作，以便振兴产业，增加利润。”兹事结果，可于工会报告中见之。1879年1月，木工联合工会之月份报告中叙述曰：“全国各地减少工资，加多工作时间之通知书，已由雁主纷纷悍然毅然发出，此种悍然毅然之精神与年景较好时不断向英国工人灌输之容忍及缓和之教训完全相反。”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曰：“历史中从未见全国产业之纷扰有如今日之甚者。商业不振；而吾人之雇主此时组织空前严密，似蓄意尽量多多提出争点，以与吾人较量。此处大减工资或正谋大减工资；他处之加班加点之工资亦行减少，且就大多数情形而论，劳动时间又受攻击，自克来德一地攻击成功之后，全苏格兰之每周工作时间俱加多3小时。……此次萧条之另一显著特征，即雇主继续压迫最顺从之地区之工友，致使和解方法，终被采用，即有新规定，“亦未遭工人之反对。克来德地区即系兹事之显著范例，于突然攻击工作时间之后，又两次大减工资。且雇主宁采不规则之攻击方法，而不愿由雇主联合会实施任何普遍运动。”[55]【1】（见1878-1879年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之会务报告摘要第18页。）故1878-1880年各业罢工之次数几乎无不248大增，[56]【1】（参阅菲利普·比万所著之“过去10年间之罢工”(载1880年3月“统计学会杂志”)。吾人查明1876-1889年间“泰晤士报”所载之罢工次数大略如下：
1876年 17次 1877年23次
1878年 38 次 1879年 72次
1880年 46 次 1881年 20次
1882年 14 次 1883年 26 次
1884年 31 次 1886年 20 次
1886年 24次 1887年 27 次
1888年 37 次 1889年 11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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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罢工结果工人大都惨败。所有各种产业无不大减工资。诺森伯兰矿工在1873年3月每日工资本系9先令1 1/2 便士，在1878年11月已减至4先令9便士，迨1880年1月文减至4先令4便士，苏格兰机械工工资之减少较此尤甚。格拉斯高石工之工资在1877年原为每小时9便士或10便士，1878年年底即减至每小时6便士，且即此每小时6便士之工作亦不易觅。其更为危险之使犯则是关于工作时间问题。各地雇主尽求延长工作日。克来德机械工失去一度争得之每周51小时之工作时间。又铁业雇主联合会(吾人前已征引其通知书)议决一致攻击9小时工作日。该会书记之言曰：“得他业雇主普遍赞助之铁业雇主联合会大多数会员，决定对各工厂发出通告，言明工作时间应恢复9小时工作日未实施前之状况。”[57]【2】（见1878年12月伦敦铁业雇主联合会书记(锡德尼·斯密斯)所发之秘密通知书；该通知书重见于1879年1月3日机械工联合工会之通知书及1878-1879年执行委员会报告第31页。）然而，雇主之共同行动为当时机械工联合工会总书记约翰·伯纳特之魄力所挫。彼于接到此项通知书两小时后，将其重新印发，并以合理有力之言辞请工会会员予以公断，同时更送往各报刊登。此事一经公开，则雇主之计划受挫，因而未曾采取一致或有系统之行动。但机械业雇主亦分别多方谋复从前每周57小时或59小时之工作时间；仅在有工会之工厂中，以最坚强之行动始能保持每周54小时之正常工作时间。
其他各业在保持正常工作日方面，并非皆获得同样之成功。许249多城市中之木工工作时间，每周皆加多二三小时。[58]【1】（曼彻斯特、博尔顿、腊姆斯博顿、勒克散、法尔默恩、奥尔得萧特等地每周工作时间皆加多二、三小时。）较为重大之事，乃是在许多小行业中，实际上已不复有固定正常工作日之概念。即组织严密之各业如机械工、木工、石工等，亦因实行系统的加班加点，再加以件工之盛行，使正常工作日完全失效。[59]【2】（吾人不妨对普通读者说明大多数行业之工会，皆曾确立加班加点应付较高报酬之原则。但就多数情形而论，此种原则仅限于计时报酬之工人，对于计件报酬之工人并不另给津贴。
显然，若表面上享受九小时工作日之工人，仍须时常操额外工作，而其额外工作又悉按件报酬，别无津贴，则虽限定每日工作时间，然工人并未因此享受何种利益。就机械业及建筑业成千累万之工人而论，虽名义上工作时间仍系每日9小时，然其意义在1878年及后此数年间罔不如此。关于“正常日”之全部问题，请参阅吾二人所著之“产业民主”。）吾人观于此数年间许多任务会之纪录，即知此类经济上之失败之经过情形及结果。要求失业津贴之工人逐渐加多。1872-1873年间铸铁业及汽锅业失业工人不及1%，迨1879年则超过20%，此辈失业工人皆赖工会之基金维持。机械工联合工会于1878至1880年3年间支出失业津贴287,596镑之巨。铅管装设工工会于1880至1882年两年间不得不排斥三分之一未付会费之会员。铸铁工于1876年时每一会员所积基金已超过5镑，迨1879年年底，此项基金已动用一空，幸赖较为富裕之会员货巨款以济急，始使会中免于财源涸竭。石工协会之财源，此时亦告涸竭，不得已向会员告贷，以免破产。苏格兰各工会应付此次危机之方法为况尤惨。格拉斯高市银行之破产所引起之全面崩溃，使大多数工会完全瓦解，存者只有6所。苏格兰工会运动，自受此次打击之后，在本世纪内迄未恢复原状。
诚然，1879年之显然为工会运动低潮，亦犹1873-1874年之显然为工会运动兴盛高潮。1879年工会运动所遭遇之经济困难可与1839-1842年遭遇之经济困难相比。但吾人前文所述之稳固发展，则使此次工会运动不致如上次之完全失败。1879年商业之萧条，确250使数百工会默默无闻。农会前此如雨后春笋，到处成立，今或完全消灭，或缩小范围，成为不重要之共济社团。又全国各地数以百计之杂业小工会，当从前商业发达之时无不兴盛，今则于灾难之前趋于消灭。大全国团体，实际上亦皆缩小为地方团体，集中于各该业之根据地。1862-1863年成立之全国矿工工会，在1879年以后，仅能于诺森伯兰、达拉姆及约克郡三处继续存在。其较年轻之竞争工会，即矿工联合工会，直至1875年尚能支配南威尔斯及中部各郡，此时亦告瓦解。1862年成立之全国铁工联合会，当1873年之时，有会员35,000人，分布于全国各地，及至1879年，会员已减至1,400人，且仅限于英格兰北部之几个产业中心。[60]【1】（依工会年会之就计，1881年会员最少，盖各代表自谓只能代表1874年会员人数之三分之一稍强。不过此类统计颇多令人误会之处；1879年之年会出席人数较1872年以来各年年会出席人数皆少，且自1872年以来，选派代表出席年会之工会亦以1879年为最少。）再就其他数处(如南威尔斯)而论,工会运动实际上已不存在。[61]【2】（布里斯它尔桶工协会会员于1878年论曰：“4年以前此地(南威尔斯)加入团体者有40,000工人，今日整个地区则无一工会”(见1878年2月13日“布里斯它尔新闻”所刊地方商业萧条讨论会之演词)。）其实工会运动之全部人员，或已降至1871年之数。然而虽有此种种收缩，但工会运动之骨干则乃无恙。机械业及建筑业之大型全国工会基金固已涸竭，但会员之数犹如往昔。其实不但共济会能经此风暴，即棉业工人及诺森伯兰与达拉姆矿工纯抱职业目的之团体亦能维持其原有之地位，不过会员之数暂时减少而已。又工会运动之政治组织亦未受何种影响。地方各业评议会亦未遭何种纷扰。工会年会照常举行，且继续委派其常设国会委员会。总而言之，许多个别工会虽已消灭，其他许多工会之基金亦消耗殆尽，会员逐渐减少，然1879年之患难证明，工会运动并无灭亡之危险，工会组织已成为英国社会组织中一种永久元素。
由此观之，阿兰及亚普尔加司进行之巩固工会运动之工作并非251毫无结果。但在目的日益坚定之同时，政策及利益亦日就分歧。各业无不自由解决其产业上之问题。例如矿工及棉业工人谋以劳动立法管理劳动状况之时，机械工及建筑工则深信该两业领袖所抱之立法放任主义。煤矿工人及铁工受北部各郡干练代表之影响，承认工资应依物价厘定之原则；而棉业工人及汽锅工[62]【1】（见总书记于1862年3月月份报告中之期诚；1882及1888年之年度报告。罗伯特·奈特坚决反对“工资之剧烈波动，有时不足糊口，有时则又过高”。）(就某种程度而言)之见解则完全与此相反，谓标准工资应为产业上首要之开支。又当矿工及棉业工人认定各该团体主要是保护职业之团体时，领导小组在铁业及建筑业中之继起者，皆渐信真正之“科学的工会运动”乃在于创立一种完美之共济利益，并将剩余基金慎重投出。若商业发达，各种政策实行之结果无不奏效，各部分亦不至发生冲突。棉业工人以一种极为和善之态度，赞许机械工9小时工作日运动，而机械工亦赞助兰卡郡纺工所希冀之工厂法议案。矿工对于棉业工人极力拒绝1877-1879年间工资之减少至为赞许，而棉业工人对于矿工之承认工资随价伸缩之原则亦不反对。且各工会对于机械工联合工会巨额之捐款及存积之基金无不起敬，同时对于诺森伯兰煤矿工人不问时世如何，而能维持其纯粹职业性质之坚强团体达半世纪之久，亦备致尊崇之意。是故1885年以来政策上之分歧，虽使工会运动再次分为“新””旧”两派，彼此对垒，然其始并未妨害工会运动之为共同目的而热心合作。唯有1878-1879年以后之黑暗时代，即各工会尽遭不幸之时，工会政策之内部纷争始见剧烈，一种新批评精神于是发生。直至纯抱职业目的之工会自觉不甚稳固，而共济会自觉对于职业上之事务过于冷淡之时；直至兰卡郡及约克郡之煤矿工人被迫反对以煤价为准而定之工资之不断减少，而兰卡郡棉工之某些领袖对于拥护合法之工作日有所跨躇之时；最后，直至一部分有力之矿工反对矿山条例再行扩充，而一部分机械工及建筑工开始拥护法定工作日之252时，吾人始发现有人宣称，“新旧工会运动不能并存；二者互相矛盾互相对抗。”[63]【1】（见国会议员乔治·豪威尔所著之“新旧工会运动”(1891年)第235页。）
由此观之，商业萧条使工会政策上之意见大呈分歧之象者，不仅一方面而已。但当时不利之产业状况，更使某数种产业中显露出更为惹人反感之分裂。制造过程因发明之进步及原料之代用(例如造船业之以铁代木)而日益发展并且时有变更，一业中之熟练工人即常发现其本人于某种工作中已被淘汰。近世大西洋上之汽船——不啻一设备奢侈装有电灯之铁制水上旅馆——自非彼得大帝时之船工所能建造。但旧式船工自不肯即此罢休而不争取制造各种船只之权利。1879年商业上之萧条影响于造船业及机械业者最为剧烈，该两业各有大批工人失业。两业工会俱觉其基金将因支付失业津贴而涸竭，于是对于他会工人之“侵入”本会会员合法工作范围者益有嫉视之势。是故此数年中工会与工会间关于工作之跨越及分派两问题纷争无已。除对雇主作战外，各业工人之间彼此亦有争端。机械工申诉汽锅工不应独占所有有关山形铁之工作；模型工亦极力反对木工之制造机器模型。格拉斯高之黄铜工则反对熔铁工制造大黄铜铸件，实则此种铸件为黄铜工前此本不能制者。铁船业中船工工作与汽锅工工作之界线常起争执。皇家船厂当局忽视各业之一般分类，曾引起机械工极大之不满，盖因彼等眼见船工亦操装配机械之工作。于是布罗德赫斯特即于1882年将此事提出于下议院。[64]【2】（见下议院议事录，1882年3月14日之提案：“凡重要监工所监之工非其所习，或工人并无某种职业之训练或经验而操该业者，则无不妨害公务，减少战舰之效能，且无以对皇帝陛下船坞中装配机械之工人。”参阅“布罗德赫斯特自传——由下议院中石工之席位升至议长右侧第一席位之故事”(1901年)。）其实此种争执并不限于特殊职业间划分界线之难题。1877年新成文之锅片工助手工会向工会年会愤怒申诉汽锅工工会之倾全力以破坏锅片工助手之团体。253原此辈锅片工助手乃船坞中之一大帮劳动者，非船坞主人所雇用，乃为汽锅工工会会员所雇用者。就建筑业而论，砌砖工及石工与建筑业劳工亦时有纠纷。自使用瓷瓦后，砌砖工与墁工又因此业应由何人操作之问题而发生一系列之争执。其实此类争执本非新生之事。但此事之在当时所以特别重要，则因工人共济会于熟练之工作中独占优势所致。每届商业萧条之时，个别工会会员失业，而工会之发给罢工津贴者其基金多为之涸竭。故当个别工人相争不下时，吾人发现有力之工会亦互相冲突，盖每一工会皆支持其本会会员之要求，以争操争执中之工作。某大工会之总书记有言曰：“工人若不组织为工会……则此等小事无人注意，但当两业之组织皆极完备之时；则每业无不注意本业会员之利益。”[65]【1】（见当时之木工及细木工联合工会书记钱德勒先生出席1892年劳动委员会所举之证。）
拙著“产业民主”一书中，曾分析同业各部间竞争之历史、性质及范围。吾人于此只须叙述此种纷争削弱工会世界各有力部分间之团结之结果可已。地方各业评议会本可于政治上占得势力，但因互相竞争之各业间之纠纷而常呈分裂之象。例如曾于塞缪尔·普利姆索尔之争取新商船条例运动中起重要作用之利物浦有力之船业评议会，即系因独立之船工工会、船舶细木工工会及家屋木工工会之争夺造船工作而于1800年瓦解。各业评议会——尤其各海港之各业评议会——之议事录，载有解决此类争执之无数善意之企图，然结果非竞争之一会退出，即他会退出。又此类争执更使任何有效之总同盟团体不能成立。1875年，机械工、汽锅工、铸铁工及蒸汽机制造业各工会之职员会曾谋组织一同盟会，互相保卫，以抗雇主之攻击9小时工作制度。数月后，一方面由于机械工与汽锅工发生争执，他方面由于联合工会会员与蒸汽机制造工人工会发生争执，此种企图遂予放弃。[66]【2】（见1876年6月30日机械工联合工会报告摘要。）254汽锅工人于1881年发起之同样运动，亦遭同样之失败。[67]【1】（但在1890年，罗伯特·奈特(始终是同盟会最积极之发起人)确曾设立英国机械业及造船业同盟会(吾人所著之“产业民主”一书对此事有所叙述)，但机械工联合工会对此则袖手旁观。此后多年中同盟会执行委员会大部分之工作，皆为调处工会与工会间之跨业及工作分派两问题。关于全部问题，请参阅吾人所著之“产业民主”。）
其他较大之同盟会所遭遇之情况，亦不较机械业及造船业同盟会为佳。工会年会早已一再宣称赞成工会运动者之普遍亲善，赞成各会间建立一种同盟关系，但各业间固有之不同、工会类型之繁多、吾人已经叙述之关于工会政策之极大纷歧、尤其是同一产业中各互相竞争之工会间之争夺会员及受雇机会，使任何普遍的同盟会皆成为不可能。1874年设斐尔德年会闲幕后，铁业及建筑业中主要工会代表发起一种“有组织之各业工会同盟会”,邀请所有工会加入，以便实行互助。但棉纺工人本赞成立法上之管理，遂拒绝过问此类纯以罢工利益为前提之同盟会。其实全部计划与其谓为赞成共同行动之普遍情感之一种表示，毋宁谓为某些工会职员之一种企图。如上所述，每一工会各有其政策，且几乎专注意本会之利益。在此种情况之下，谋设有力之同盟会尚嫌过早。然而，1879年爱丁堡年会重提此议；国会委员会并向全国各个工会发出通告，阐明彼等提出之另一“有组织之各业工会同盟会”章程。通告发出之后，答复者不及6工会。[68]【2】（1890年，普遍的同盟之议复活时，不过将1879年所起草之章程重刊而已。）在1882年年会上，将组织同盟会之议决案再次提出之时，殊少赞助之者。地方各业评议会代表自谓各业评议会已尽同盟组织之能事。棉纺工代表托马斯·艾希顿所言更为有力。其言曰：“此数年来，国会委员会及其他人士屡思实现议决案中所提及之一种组织，但兹事决不可能。……其实通过该议决案已毫无意义。国内各业合并势不可能，盖各业利害本不一致，而对于彼此之争执又互相猜疑。”[69]【3】（见1882年曼彻斯特年会报告；参阅1910年出版戴维斯所著之“英国工会年会史”第1卷。）255
以上所述关于1875-1879年间工会世界内部关系之研究虽未详尽，亦足以表明此数年间工会运动之受较为狭隘之“本位主义”支配之程度。至1880-1885年，各工会又全力以谋加多会员及基金，盖因商业萧条之时，会员及基金曾大见减少。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及此数年间之政治行动，实孤立而又往往互相为敌各部分之间仅有之共同结合。在一切产业问题上，工会世界每分裂为互相竞争之数部分，其间并无共同宗旨，每一部分均以主要力量处理其本部分之事务，且常与其余部分之政策及目的相冲突。工人间利害及意见之分歧较前更甚更频。在下章，吾人将可看到工会运动者之不能互相完全了解彼此之立场，如何引起“旧工会运动者”与“新工会运动者”间之冲突，使全部劳工运动有破裂危险者达数年之久。255-256
[1] 见1873年亚历山大·麦唐纳出席于利兹大会所致之演说词。亚历山大·麦唐纳原系某水手(后来为拉拿尔克郡矿工)之子，1821年生于埃尔德里，8岁即入矿井工作。氏少有大志，欲受教育，因尽力所及，预备投考格拉斯高大学，卒于1846年考入，借平昔之储蓄及夏季做矿工之所得聊以自给；方其在大学之时，即以矿工领袖闻名于全苏格兰。1850年为矿井经理，1851年于块尔德里地方开一学堂，迨1855年置学校于不顾，而注其全部时间从事矿工活动。1868年全国矿工工会成立之时，被举为会长，后此继续连任直至去世时为止。其间以累次商业上投机之成功而获得相当资产，始能注其全力以促成其所主张而曾感动矿工之国会方面之纲领。1865年特别委员全时论主仆法时，曾出席举出重要证据。1868年自愿为柯尔马诺克议员候选人，但终于退让以免投票分裂。1874年普选时，彼较有成功，当选为斯塔福议员，遂成为国会中第一届“劳工议员”。不久受任为劳工法皇家委员会委员，并对此问题提出其少数报告。于1881年逝世。氏生前拟撰煤矿工人史，惜未动笔，故除许多会员演词及他种演词并一本小册子——“1872年煤矿管理条例注释”(格拉斯高，1872,共50页)——外，吾人并未发现彼有其他者述。1888年11月17日“纽喀斯尔每日纪事”登有劳埃德·琼斯一篇对彼之称颂文，此文大部分重刊于贝恩来瑟博士所著“英国工人团体”第408页。
[2] 见1873年利兹全国矿工大会演说词。
[3] 大会设一附属委员会，专司编纂及发刊议事录之事，实诚如序言中所言，“此乃劳工纪录之创举。”诚然，一册极精密之纪录于1864年由有名之郎格门公司准时出版，名曰“1863年11月9日、10日，11日、12日、13日及14日大不列颠煤矿工人，石灰工人及铁矿工人全国联合会利兹大会之会务及结果”，全书共174页，其扉页印有带麻点之女子，里封面载有摘自格拉斯东著作中之警句，给读者以可信之感觉及深刻之印象。
[4] 关于这位战斗之宪章运动者(1805-1879),可参阅1881年出版之霍利约克所著之“斯提芬司传”。
[5] 见“1863年11月9日、10日、11日、12日、13日及14日大不列颠煤矿工人，石灰工人及铁矿工人全国联合会利兹大会之会务及结果”第14页。
[6] 同上(217页注③)第17页。诺森伯兰及达拉姆采煤工大都作两检班，儿查则只作一轮班。
[7] 见1860年矿山管理条例第29段。
[8] 诺曼塞尔对普拉特案件。诺曼塞尔系南约克郡矿工联合会之核重员，1863-1875年间，为矿工工会领袖，仅次于麦唐纳一人。彼系某银行家之子，于1830年生于切歇尔多金顿地方，早失怙恃。7岁即入矿井工作，19岁娶妇时，尚不能自署其名。自迁居南约克郡后，彼为矿工核重员运动之领袖，而煤矿主人终于1859年让步。诺曼塞尔被选为其本矿井之核重员，不久且成为该区矿工领袖。1864年矿主停业后，彼当选矿工工会书记，此时该会仅有会员2,000人。8年内彼将会员加至20,000人，且建立一种完密之共济利益制度。诺受塞尔之胜利当选为巴恩斯利市参事员，实工人中任市参事员之第一人，工会特提出1,000镑以其名义存于银行，使其能宣言具有当时所需要之财产资格。诺曼塞尔去世后，此款即归其妻。诺曼塞尔曾于1867年出席煤矿特别委员会举证，亦曾出席主仆法委员会举证，1868年代表工会出席工会皇家委员会举证，1873年又出席煤之供给委员会举证。
[9] 关于英国棉业计件工资表之最优而又最为准确之叙述，当推西季威克教授、福克斯威尔教授、阿克兰(即后来之阿瑟尔爵士)堪林干博士及曼罗教授诸人所组织之委员会为英国协会经济组所撰者，文出诺曼罗教授之手笔，题为“论棉纺织业借工资表管理工资”(曼彻斯特出版，1877年)，共分两部分，一部分关于纺，一部分关于织。参阅伍德所著之“过去百年间棉纺织业工资史”(1910)；麦康纳尔公司所编之“精细棉纺业之一世纪”(1906)及商务局劳动司所编之“标准工资表与工资随价伸缩表”(1900)。
编制工资表所根据之原则极为复杂。吾人承认于长时间研究之后，关于某数点尚不能完全了解。虽曼罗教授曾为吾人解释许多难点，但吾人以为即曼罗教授本人有时亦未能正确叙述兹事之某些细节。“产业民主”一书中曾论及此全部问题。
[10] 见“博尔顿地区股线纺工、纺纱工、粗股线纺工、经线纺工及自动纺机纺纱工之净赚工资表”(博尔顿,1887,共85页)。
[11] 1892年柏特威斯耳年事已高，由内务大臣依据“特别条款”(见1891年工厂及作坊条例第24段)派为工厂司调查员，彼熟悉织物业中报酬方法之复杂情形，故为唯一之适当人选。
[12] 见1867年2月23日“蜂巢”。宣布此议决案之通知书由当时棉纺工工会及棉织工工会之重要职员签名。
[13] 见1873年2月国会委员会向工会年会所作之报告。
[14] 1871年12月11日之通知书系由托马斯·摩德斯利代表委员会签名——此人并非后来继任书记之杰姆斯·摩德斯利，请勿误会。
[15] 托马斯·艾希顿(1919年去世)当时为奥德姆纺工工会书记，常发此言。1893年5月26日工人机关报“棉厂时报”论及八小时工作日运动，曾谓“假面今宜揭开，此次运动应于其真正旗帜之下实行。不可再利用女工及童工为借口，以达减少成年工人工作时间之目的。”
[16] 见1878年布里斯它尔各业工会年会之演词。
[17] 比斯利教授于1874年5月16日“蜂巢”中论曰：“据吾所闻，吾以为无一事实较福塞特教授在上层国会论九小时工作议案之一篇演说更能使自由党于前届选举之时在兰卡郡遭受失败。”
[18] 见1874年1月设斐尔德各业工会年会报告。
[19] 约翰·伯纳特于1842年生于诺森伯兰之安威克地方，于为争取九小时工作日而罢工之后，即充全国教育促进会讲师，且加入“纽喀斯尔纪事”编辑部。1875年阿兰去世后，彼被推为机械工联合工会总书记。自1876-1885年，彼连任各业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委员。1886年被任为商务局劳工通信员，而即以此项资格编制并发表一系列论工会及罢工之报告。1893年劳动司成立时，彼于劳动司司长之下充总劳工通信员，并被推赴美调查犹太移民之影响，以便编写报告。于1907年退隐，1914年逝世。
[20] 此次冲突详情具见伯纳特所著“纽喀斯尔及盖茨赫德机械工罢工史”(纽喀斯尔出版，1872年，共77页)。机械工联合工会执行委员会之叙述，则见于1872年12月31日之“报告摘要”。“纽喀斯尔每日纪事”自1871年4月至10月载有当时之详细纪录。又1871年9月“泰晤士报”之社论及通信至为重要。
[21] 见1871年9月11日“泰晤士报”社论。此篇判定“全部冲突时期中雇主之行为过于轻率，过于失策”之社论，曾引起威廉·阿姆斯特耶爵士代表“雇主联合会”发出一纸慌乱之抗议。该产业大王曰：“吾人观贵报论文谓吾人所处之地位备极困难，不胜诧异；实则吾人以为苟九小时促进会有劝诱贵报草此文章之权力，则其所用之文字必不较专文所用者为尤能达其目的。同时旁观报上亦有一篇同样之论文为同样之偏袒，亦使吾人为之惊异。吾人以为纯用团体之力量力求雇主让步，当非一般曾受教育而较有智识之人所能嘉许之事，而此辈人士之意见通常亦在贵报上发表。”(1871年9月14日“泰晤士报”)。
[22] 此时“国际”协会亦有作用。经伯纳特之怂恿，常驻伦敦之丹麦书记寇恩先生立往大陆各地阻止外侨入英，其旅费系由机械工联合工会支给。
[23] 关于加班加点，伯纳特曾语吾人曰：“当1871年罢工时，不可能达到纯粹九小时工作日之目的；而加班加点仍须根据需要照旧进行，乃雇主所坚持以为解决争端之首要条件。”
[24] 见1865年10月21日“蜂巢”所报道之伦敦模型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之会议。
[25] 见1867年1月19日“蜂巢”所刊“合并者”来函。
[26] 普通工人较执行委员会尤表同情。募款机关多以支会及委员会充任。
[27] 其后曾增补“助理书记”一人，最后又增一人。此辈助理书记亦同总书记，系自一般工人中选出，对工会事务虽颇有经验，但亦不能完全适合书记工作之要求。石工、砌砖工及铸铁工之大共济会，于长时期内仅有助理书记一人，并无书记处。
[28] 见1867年3月26日工会委员会报告中第827问题。
[29] 1866年1月“钉书业通报”。
[30] 1892年之时，机械工联合工会不但如汽锅工工会之有区代表，且有受俸体之执行委员会。木工联合工会此时亦有区代表。其他各全国工会亦逐渐仿行。
[31] 吾文于此应提及曼彻斯特及区工会职员联合会。该会系由为援助南威尔斯矿工1875年罢工而设立之联合委员会演变而出。该会时常召开之半为工作半为交际之会议(曾被新入会者认为是“特殊人物”之会议);实于多年间予曼彻斯特许多工会之领袖以商决工会政策之机会。该会尚有另一种目的，即保护工会职员免受各本会不合理之待遇(参阅戴维斯所著之“英国各业工会年会史”第一卷第89页)。
[32] 见1874年设斐尔德工会年会报告。新版附录中所载工会会员比较表，已引述于正文中。
[33] 见1873年12月11日“全国雇主联合会之组织及目的说明书”,该说明书后由各业工会年会国会委员会翻印。该会为当时大部分之“产业界大王”所组成，包括造船商如莱尔德、哈兰德及沃尔夫公司；织物业厂主如克洛斯利、布林顿、马夏尔、泰塔斯·索尔特、亚克洛伊德及布罗克尔赫斯特，机械业雇主如摩德斯利、孙·斐尔德、科谟、巴波尔及科谟、培尔及皮各克；铁业雇主如戴维·戴尔及约翰·曼纳劳斯；建筑业雇主如伦敦之特罗洛普及曼彻斯特之尼尔及大产业贵族之代表如詹姆士·拉姆斯登爵士(代表得文郡公爵)、斐啻·斯密士(代表达德里侯爵)。
[34] 当时运动之立即宣传于全社会，首因“利明顿纪事”主笔马修·文森特表示同情，次因“每日新闻”之作用，盖该报立派其战时通信员阿奇波德·福贝斯至窝立克郡，且撰写一系列之论文“鼓吹”此次运动。关于约瑟夫·阿奇从前之生涯，可阅阿腾波罗教士所著之“约瑟夫·阿奇传”(利明顿出版，1872年；共37页)。另参阅克来登所著之“农工运动纪事”(1874年；共234页);克兰瓦克特尔博士所著“1875年国民经济及统计年鉴及1878年增订本卷一中所刊之“1872-1873年英国劳工运动史”;劳埃德·琼斯所著之“英国最近农业年鉴”；希斯所著之“农工生活传奇”(1872年)及“英国农工”(1872年);克特尔所著之“农业劳动者”(1887年);“约瑟夫·阿奇自传”(1898年)；哈士巴哈博士所著之“英国农工史”(1908年);1872年“组合教会报”所刊之一篇有价值之论文，题为“会议中之劳动者”；1873年“评论季刊”中之“农会”一文；第28卷“麦克美伦杂志”中卡侬·格德耳斯敦所著之“农会”一文；1892年“教会改革”中维林德所著之“农工”一文及1891-1893年该志中所刊之其他许多论文；豪威尔所著之“劳资冲突”(1878年及1890年版)及“劳动立法、劳动运动及劳动领袖”;及塞利所著之“两世纪中之乡村工会”(1919年)。
[35] 尚有其他农会成立，但各该农会皆拒绝加入全国农会；伦教各业评议会于1873年3月召集会议，以求行动之一致。会议时频有嫉妒集中政策者，最后由五六个小会组织一农业工人及普通劳动者同盟会，会员共50,000人。
[36] 例如伯明翰各业评议会即发出下列告示：
“农业工人遭受大停业!”
“诉诸舆论。劳动者值得受雇乎?”
“上项问题系对所有爱好自由及和平进步之人而发，请其答复，农业区域内劳动兄弟、胸中已燃之生命及希望之火，应否为此次停业所灭。答案皆曰否，且千万人同声附和。但吾人宜请求实际；些须之援助较深刻之同情更有价值；吾人不可徒抱怜悯之心，吾人须勉力实行救济。农业工人之事即吾人之事；各种劳工之利益有密切之关系。故每个劳工应自问吾所能助者几何，且如何迅速赴援。若吾人考虑过久，则吾人之行动或虞失机。此辈农业工人，皆吾人之兄弟，今方备尝艰苦，即吾人力为援助，亦仍有牺牲之可能。今会中存款因有许多工人被迫停业，耗去颇多，而若辈失业之故，则不过于此食物昂贵之时，求将每周工资由13先令增至14先令而已。农会需款孔殷，若有款项接济，则胜利可操左券。故吾人希望伯明翰再起而援助，使农工胜利抵抗雇主利用停业所施之压迫。
“此辈人民之大教士及救助者今方求吾人授助。吾人万不可使其申诉毫无结果；其过去之努力十分高尚，其所进行之事业极合正义，事业结果关系极大，不能等闲视之。顺吾人立即采取行动。吾人皆能捐助些须，而每人皆应劝其邻人捐助。此次冲突或系一种剧烈之冲突。而冲突原因则为求结社自由，此亦吾人所曾企求者。吾人多少已曾享受工会之利益；今应援助农工使其亦能设立工会，勿任吾辈富有耐心但甚坚决之劳工兄弟前途之一线希望为其雇主之狂愚所摧残。此辈雇主为其在上者权威之奴隶，只要力所能及，必将使在其下者尽受束缚而后已。此事绝不可听其如此。吾人不可任农业工人失去结社之权利，亦不可任其将来尚不如过去之有望。愿各厂中人人向愿捐之人劝捐，从而协助农业工人反抗其所受之种种压迫，并对胁迫者表示吾人已知彼此应比肩并立，互相援助，直至吾人合理之努力成功而后已。
“伯明翰各业评议会全体会员皆得募集、并代收凑成此项基金之捐款，且皆愿受他人之助。
“奉伯明翰各业评议会命令”
“书记格利佛。”
[37] 见“1873年帝国陆军条例”第180款：原面见1873年6月伦敦各业评议会报告。
[38] 敌对之肯特工会(一度成为肯特及萨塞克斯农业及一般劳动者工会)吸收各种劳工，于1889年尚有会员10,000人，每年进款10,000夸，此款多用以为疾病丧葬扶助金。
[39] 见罗伯特·詹姆士所著之“罢工、合作及产业合伙”(柏林出版，1868年；共66页)。
[40] 当工人热烈赞成合作生产时，吾人颇难于每一情况下均能判别孰为工会以团体资格所为之投资，孰为个人于工人团体支持下或由工人团体经手所认之股款。南约克郡矿工联合会于1875年付30,000镑收买歇兰德地方之煤矿，以生产者联合会名义经营。但经营未久，屡受损失，即将其出售，然所有投资完全损失。诺森伯兰及达拉姆矿工于1873年组织“合作矿业公司”,收买一煤矿。此次投机矿工工会亦曾加入，但不久所投之资本亦完全损失。1871年纽喀斯尔机械工为九小时工作日而罢工时，得同情者之援助，开设乌西本机器制造厂。此厂于1876年惨告终结。1875年累斯特袜工工会(有会员2000人)开始自出资本制造，且购得一个小厂，翌年会员投票反对将会中基金投入袜厂，工会即以累斯特袜业协会名义将其售予少数人。其后工厂成绩颇佳，但工人之为股东者不及十分之一，最后则合并于合作批发社。此数年间，其他工会运动者或多或少得工会之助，曾为无数次小规模之试验，但大多数皆因营业失败归于消灭。只有少数迄今犹能存在，不过已久与工会运动断绝关系。此后数年间，少数工会曾重新作此打算。例如靴工全国工会及鞋工全国工会之若干地方支会，即曾加入累斯特靴鞋制造合作社。伦敦韧皮工会，斯塔福郡陶器工人工会，伯明翰马口铁工人工会及其他数种工会，亦皆加入各该业之生产合作社。关于此类详情可参阅本杰明·琼斯所著“合作生产”一书(1894年)。
[41] 1872-1874年工会之发展，尚有一点与1833-1834年工会之发展相似。此两期中之工会皆思吸收女工入会。女工之临时团体不时设立，但存在不久，即归消灭。历史最悠久之女工团体于1872年始告成立，即爱丁堡室内装饰女缝工协会。2年后，帕忒孙夫人——近世妇女工会之真正先行者——于此方面开始工作，迨1875年，伦敦钉书女工、女装饰工、女衬衫工、女衣领工、女裁缝各小工会相继成立，此后数年间，女缝工及女洗衣工等工会亦先后成立。帕忒孙夫人生于1848年，原系伦敦学校某教师之女，自1867-1873年充工人社团及妇女选举权促成会等团体之副书记。伊于1873年嫁与细木工帕忒孙。游美之时，始知“纽约女伞工工会”之组织法，1874年返国后，即于英国南部向女工灌输工会运动之思想。在报端发表数篇论文后，彼即发起女工保护俭德会(现称为女工会促进会)，目的为促进工会运动，同年又于布里斯它尔设立全国女工工会。1875-1888年，经常出席工会年会，且数次被指定为国会委员会委员，在赫尔年会上，其名且为落选候选人名单之冠。1886年12月去世时，“女工工会杂志”上刊有一文赞美其生活及工作；参阅“全国人名大辞书”以及麦唐纳所主编之“印刷业女工”第36及37页。
[42] 见1875年8月16日“资本与劳动”所引麦唐纳之演词。
[43] 吾人有须谨记者，此时所用之“公断”及“和解”一类名词为义至泛，通常仅指雇主与工会代表两方相互辩论或讨论而已。关于此全部问题之名著，当推克朗普顿所著之“产业和解”(1876年)一书。此外详论本问题者，尚有普顿斯先生之各种著述，就中尤以“产业和平”(1887年)一书及日后之补充材料(题为“产业和解与社会改良之关系”及“产业和解之现状及前途”,刊于1890年6月及9月之“统计学会杂志”)为最佳。就美国刊物而论,则有威克之“英国劳资争端解决上公断及和解之实际工作报告”(哈立斯堡出版，1897年)及“劳资争端”(纽约出版，1886年)。详述公断之作用者则推鲁伯特·克特耳爵士所著之“罢工与公断”(1866年);曼德拉于1868年在工会委员会所举之证据；曼德拉之演词“公断为防止罢工之一法”(布拉德佛德出版，1868年；共24页);及斯宾斯·沃森博士之演讲词(题为“公断及和解委员会与工资随价伸缩表”,发表于1886年3月20日之“巴恩斯利纪事)。最先叙述诺廷厄姆之经验者则为雷那尔斯之论“密特兰各郡袜业公断”一文(载1867年12月“统计学会杂志”)。此外可参阅布伦塔诺博士所编之“墨工与劳动契约之订立”(来比锡出版，1890年);及加发尼兹博士所著之“社会和平”(来比锡出版，共两卷，1892年)。至于工会与雇主关系之全部问题，则吾二人合著之“产业民主”一书中论之纂详。此外亦可参阅关于这一问题之英国官方公报第6608、6962及9099号。
[44] 1870年以后之物价表明，此种原则如果普遍实行，则贻害工人不浅。1870-1894年“经济杂志”所编之表示物价之平均指数，由2966直降至2082，纵商业发达或履主之利润极厚，然若工人之工资与生产物之价格全然相当，则工人必不能享受生产之改良、运费之廉贱及利率之跌落之利益；面此数者原皆可提高工人之生活水平。就他方面言之，当价格升涨，此种种影响为通货膨胀、生产困难或世界原料缺乏所抵消时，则货币工资与生活费之自动适应自属有用，若此种自动适应不致使人误认加薪之唯一理由即为生活费之加多。工人仍须不问利润如何，力争生活水平之提高。
[45] 见1874年10月12日执行委员会通知书。
[46] 同上，1879年10月21日：工资随价伸缩表实际上已经采用，见附录(3)。
[47] 见1878年2月9日“矿工之看守入及劳工之哨兵”——北方矿工之非正式机关报，1878年1月起至5月止在伦敦发行。
[48] 见1874年7月18日“蜂巢”所载劳埃德·琼斯所著之“工资应否随市价而定?”一文，并参阅1874年3月14日一期中琼斯所草之一篇论文。
[49] 劳埃德·琼斯系工会运动最干练最忠实之朋友之一，于1811年生于爱尔兰之班东，其父乃一剪布业小店主。彼本系一剪布工，后亦进而为小店主；但最后则弃此改业新闻。彼热心拥护合作，曾于1850年邀同托马斯·休斯及范西塔特·尼尔往兰卡郡各处演讲。数年后彼卜居伦敦，与工会领袖往还甚密，遂成知交。自1861年“蜂巢”创刊后，18年间彼经常撰稿，其文章以文才、产业事实之熟悉及敏锐之先见三者见长。自1870年至1886年逝世时，彼屡受各工会之聘，提出案件付诸和解。1885年普选时，彼为达拉姆切斯特尔斯特里区候选人，但因受在朝之自由、保守两党反对，未曾当选。彼与拉德罗合著“劳动阶级之进步”，日后又出版“欧文之生活、时世及工作”，其于琼斯先生日后曾附一篇记录文字于其后。
[50] 见1874年5月16日“蜂巢”
[51] 此种消息吾人系麦唐纳之友人及同僚，国会议员托马斯·柏尔特及腊尔夫·杨格处得来。关于此点，柏尔特及杨格二人与麦唐纳之意见不同，即关于煤矿工人及煤矿公司所宣传之生产额应依需要而定之问题，彼此之意见亦不一致，而麦唐纳始终主张生产额应依需要而定。参阅麦唐纳出席地方商业萧条讨论会所作之演说(原文登1878年2月13日“布里斯它尔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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