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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与列夫·勃朗施坦的初次相识
1896年尼古拉耶夫的“弗朗茨沙龙”——与革命者勃朗施坦的初次见面——勃朗施坦的家庭、学校生活以及在革命圈子里的朋友——他的民粹主义以及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容置疑的“逻辑”与决定命运的叔本华著作
1896年冬天，我与列夫·勃朗施坦相识。那时我是基辅大学的学生，趁着圣诞假期来到了尼古拉耶夫。
当时，在尼古拉耶夫，有一位深受激进社会主义青年喜爱的人物，名叫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他是捷克人，职业是园丁。他租下了一个园子，园子旁边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小房子。弗朗茨（大家都这么叫他）和他在实科中学读书的弟弟就住在那小房子里。
弗朗茨属于那种特别热情的人，第一次和他见面，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深深的好感，感觉和他像是认识了很久、关系很铁的老朋友。
弗朗茨的这些性格特点以及他的激进思想，自然吸引了那些不热衷于玩牌、喝酒这类被沙皇警察赞许的活动，并且时刻被警察严密监视的青年。
很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弗朗茨园子旁的那间小屋就成了这些青年的聚集地，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沙龙”，激进社会主义青年们像飞蛾扑火一样往这儿凑。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公共事务可以参与，他们就更热衷于讨论社会问题，没完没了地激烈争论：俄国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发展是不是要走西欧的老路？还是说俄国有特殊的发展途径，可以绕过邪恶的资本主义？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后来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核心力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自称为“民粹派”，后来形成了社会革命党。
这些聚会性质非常平和。没有什么计划、预谋，也没有任何“颠覆”的意图。大家去那儿就像去俱乐部一样，感觉轻松自在、无拘无束。打发时间也不只是争论那些严肃的话题，还会在那儿玩乐、嬉闹、庆祝新年等等。
弗朗茨的园子因为这些神秘的聚会，在城里名声大噪，被认为是各种可怕政治阴谋的中心。
警察机关，就像普通市民一样，对这个园子也充满怀疑，密切监视着它。
弗朗茨的弟弟即将从实科中学毕业，他的同学，一个18岁的少年，当时就已经凭借出色的才能和天赋引起了所有去弗朗茨那儿的人的注意。这个少年就是列夫·勃朗施坦。
我被介绍进弗朗茨的“沙龙”时，刚刚读完别尔托夫最近出版的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并认定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后来成为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妻子的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得知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后，异常高兴，以为意外找到了同盟者。在此之前，她是园子里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独自承受所有常客的攻击，从年纪最大的弗朗茨（当时他28到30岁）到最年轻的勃朗施坦等人。他们都自认为是民粹派，纷纷攻击索科洛夫斯卡娅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处境非常艰难，在这些唇枪舌剑的争论中，她几乎只能依靠非常有限的非法文献，而且这些文献很难弄到；有时候还得用手抄的，甚至是错误百出的资料。合法的书籍只有彼·司徒卢威的《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批判札记》和前面提到的刚出版不久的别尔托夫的那本书。
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对手们则拥有大量可靠的合法文献：丹尼尔逊、沃龙佐夫、卡列耶夫、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著作。列夫·勃朗施坦是最厉害、最坚决的辩手。他似乎能预见到自己的胜利，用无情的讽刺挖苦来压制对手。
在他看来，自己的话语里充满了不可战胜、不容置疑的逻辑。从争论的语调和方式来看，他就像在跟固执的对手说，反抗铁一般的三段论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徒劳的。
别忘了，当时他才18岁，住在省城，还是实科中学的学生，客观上没什么机会获得大量的知识，尤其是关于社会问题方面的。实际上，他的知识比人们预想的要少得多，考虑到他非凡的天赋，甚至比弗朗茨“沙龙”里很多他能成功辩论过的常客的知识都少。看来，勤奋刻苦地学习以获取扎实的知识、丰富自己的精神储备，显然对他吸引力不大。他积极参与弗朗茨“沙龙”里的所有争论，实际上既没认真读过民粹派（他自认为属于这一派）的书，也没认真读过他猛烈抨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书。
不过，他记忆力超群，总能当场抓住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论点，迅速吸收所需内容，然后立刻向听众呈现他才华横溢的即兴发挥成果，用无往不胜的“逻辑”这一坚固的水泥填补漏洞。
在实科中学里，他自然是第一名。但这并非因为他比别人更用功，或者对学校所授的学科有着特别的热爱，而是凭借自身的能力，几乎不用怎么学习就能掌握学校传授的知识。而且，看不出他对学校传授的学科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尽管天赋异禀，他却从未表现出有丝毫在学校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科中拓展知识的倾向。考虑到他独立的性格，乍一看，甚至很难理解他为何继续上学。小时候被父亲送进学校，或许是出于惯性继续就读，而后则是因为，在一定时间内，学校毕竟是他能展现自己优于他人之处的唯一场所。而这种优越感，对当时的他来说，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要是在毕业前一年甚至半年，有机会参与激动人心的革命活动，并且能在更广阔的领域施展道德影响力，毫无疑问，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学业，根本不理睬什么毕业文凭。
在学校所授的学科中，有一门似乎最让他感兴趣，那就是数学。可能还是因为数学在很多方面与他所钟爱的“逻辑”相近。借助数学，就像借助“逻辑”一样，无需耗时费力去枯燥地获取实际知识，凭借自己的智慧，通过复杂的推导和巧妙的数值（或概念）组合，就能得出所需的真理，并说服他人。不过，在他钟爱的逻辑领域，除了学校课程要求的内容，他也没读过什么其他的，除非把偶然得到的叔本华的《论辩术》算上。
这是一本小册子，由20到30个简短的条目、段落组成，里面讲的是如何在辩论中击败对手的法则，不管自己到底对不对。叔本华提醒读者，他的“论辩术”不是证明真理的艺术，而是在辩论中获胜的艺术，哪怕是以真理为代价。叔本华不是教辩论时该遵循的规则，更像是揭露辩论者为了获胜所使用的——或多或少粗鲁，或者或多或少巧妙的——手段。在每个揭露辩论手段的段落结尾，叔本华都会给出如何破解该手段的建议。可以想象，勃朗施坦看到这本短小却十分珍贵的小册子时是多么欣喜。他在其中找到了真正的启示。因为这正是他此前一直引以为傲的“逻辑”。在寥寥数页中，他钟爱的方法得到了“科学”的论证和明确的表述——不惜一切代价去获胜的艺术！那些最厚重的学术著作，又有哪本能替代这几页内容呢？
拿到实科中学的毕业证后，他认为自己的正式教育彻底结束了！一般年轻人毕业后会有的那种犹豫，对未来道路的迷茫，对如何规划人生的疑问等等，在精力充沛的列夫·勃朗施坦身上完全不存在。凭借天生的“逻辑”储备，他觉得自己已经为生活做好了充分准备，准备在广阔的社会活动舞台上展现自我，为全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心理学家通常把丰富多样的人类心理分解为三个要素：认知、情感和意志。
就认知而言，我们看到，勃朗施坦的认知主要来自无休止的辩论，以及那所谓的“逻辑”。至于情感，虽然我和他关系很密切，但想不起有什么迹象表明勃朗施坦对任何高雅艺术领域有偏好，比如戏剧、艺术、音乐之类的。高雅文学他当然读。因为记忆力好，他有时爱背诵涅克拉索夫的一些诗歌，但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痴迷库兹马·普鲁特科夫，喜欢引用他的“哲学”警句，并津津有味地背诵他诗歌里的大段内容。如果说他有喜欢的散文作家，那大概就是谢德林了，谢德林的讽刺风格显然很合他的心意。在交谈中，他也常常用谢德林作品里的语句和表达方式。
但勃朗施坦真正的个性不在于认知和情感，而在于意志。作为个体，勃朗施坦全身心都在行动上。积极地展现自己的意志，超越所有人，处处都要争第一，这始终是勃朗施坦个性的核心；他心理的其他方面都只是辅助的附加部分。
由于当时的情况，他的活动只能且确实完全集中在革命活动上，所以很自然地，他的整个个性都在革命活动中得到了体现。革命和他积极的“自我”是完全重合的。所有革命之外的东西，都在他的“自我”之外，所以他对其他的不感兴趣，对他来说亦可谓虚无。
他对工人感兴趣，只因为工人是他开展活动、进行革命活动所必需的对象；他对同伴感兴趣，只因同伴是他得以施展革命活动的工具。他热爱工人，热爱组织里的同伴，本质上是热爱他们身上那个“为自己服务”的自己。
列夫·勃朗施坦是富有的犹太地主之子。父亲自然看得出儿子天赋出众，作为父亲，也难免期盼儿子能有远大的前程，为此愿意不吝投入。但列夫对父母十分疏远，尽管他的学业开销似乎仍由父母承担——如果我没记错，父母还为他支付在住处的生活费用（他的父母住在城外的庄园里）。无论如何，从他的生活状态看，从未有过窘迫之虞。在他眼中，父母与其他数百万“资产阶级”和非革命者并无二致，同样是外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利用父母的资源：“为了事业”，所有资源都是可用的，父母和其他“资产阶级”一样，不过是可借助的力量。后来他完全独立后，他与第一任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娅所生的女儿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要么住在祖父母家、由老人供养，要么寄居于友人处。这让他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得以自由奔走、专心投身“事业”。
父母对他的疏远深感痛心，也遗憾无法按自己的意愿为他提供优渥生活。我与勃朗施坦往来频繁，却只见过几次他的父亲——老人从庄园赶来，想看看这个“不成器”的儿子过得如何。我记不清是否见过他的母亲。我知道他有兄弟姐妹，但只见过最小的妹妹奥莉加·达维多夫娜几次。勃朗施坦曾向我提及她，说她“尚有可塑之处”。至于其他手足与父母，他向来不愿多谈。在他看来，一个革命者，哪怕只是沾了点革命的边，都不该对父母、亲友的利益有丝毫牵挂或顾及——若在这方面流露出哪怕一丝软弱，在他眼中便是对革命的背叛。
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从彼得堡得知，她的一位密友被捕了。那段时间，索科洛夫斯卡娅明显为此郁郁寡欢。勃朗施坦在和我交谈时，多次对这种“难以理解的多愁善感”表示极度惊讶。他直白地告诉我：“即便我对你颇有好感，若你被捕，我也不会有任何难过的情绪。”而当时，他确实与我交情甚笃。他无疑是爱朋友的，而且是真心实意的爱，但这种爱，恰似农民对自己耕马的爱——马是他实现农民个体价值的帮手。他会真诚地抚摸它、照料它，甘愿为它吃苦、冒险，甚至可能对这匹马本身产生感情；可一旦马失去劳作能力，他就会毫不犹豫、毫无愧疚地将它送去屠宰场。
勃朗施坦对朋友的爱，便是这般性质。他懂得温柔相待，会拥抱、亲吻对方，用亲昵的话语呵护对方——这种态度不仅限于异性（面对异性时，或许还能让人怀疑其中掺杂着友情之外的情愫），对同性朋友亦是如此。但只要朋友变得“无用”，那份温柔便会瞬间消失。他会不假思索地将昔日好友推向“屠宰场”，有时甚至表现得格外冷酷——这种冷酷之所以更令人震惊，是因为它看起来毫无缘由、毫无征兆。
1897年新年将至时，弗朗茨家举办了一场晚会。“沙龙”的常客们自然都到场了，列夫·勃朗施坦也在其中。晚会前不久，他在与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交谈时宣称，自己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索科洛夫斯卡娅欣喜若狂，甚至忘了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感到疑惑。此前，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弗朗茨的“沙龙”里一直形单影只，如今竟意外得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同道。她甘愿原谅他过去所有的“过错”与冒犯，在随后不久举行的那场晚会上，对这位新盟友表现得格外温柔。
当众人开始发表政治祝酒词时，她更是满心期待，盼着勃朗施坦能开口发言。
可结果呢？天啊，那简直是场噩梦！他刚一张嘴，不仅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那哪里是发言，分明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俗、最恶毒的辱骂，满是不堪入耳的诅咒，活脱脱一副廉价却咋咋呼呼的演说做派。从当时的氛围和他讲话的语气来看，这次发言的唯一目的，就是羞辱索科洛夫斯卡娅，最好还能深深刺伤她——而她唯一的“过错”，不过是身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在场的人都尴尬到了极点。索科洛夫斯卡娅脸色惨白，慌得手足无措，立刻起身离开了这场原本还算愉快的聚会。“我这辈子……这辈子都不会再向这个小子伸出手！”她和陪她一同离场的朋友说着，满腔怒火几乎都要溢出来。
当时与索科洛夫斯卡娅、勃朗施坦都交好的B，后来听说了这场背信弃义的闹剧，怒不可遏地喊道：“这小子要么会成为大英雄，要么会沦为大恶棍；不管走哪条路，都不会是个平庸之辈。”
她的预言后来竟真的一语成谶。B后来还说，自那以后，勃朗施坦在她脑海里时常化作斯切潘·拉辛那样的叛逆者形象。
在那之后的好一阵子，索科洛夫斯卡娅别说看见勃朗施坦，哪怕只是听到他的名字，都无法保持平静。
当然，勃朗施坦这些性格特点，他的朋友们不可能没有察觉——事实上，他们也常常亲身体会到这些特点带来的影响。但一来，勃朗施坦确实比众人出色，才华也耀眼；二来，那些不快往往很快就被淡忘，他那些小小的道德瑕疵也容易被原谅，朋友间的关系便依旧维持着。就连新年前夜那场荒唐事，最后也不了了之：弗朗茨“沙龙”里的人，包括索科洛夫斯卡娅在内，没多久就把这事抛在了脑后。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没过多久，她和勃朗施坦之间，竟生出了格外温柔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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