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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步
以“全体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名义发声的失败尝试——勃朗施坦宣称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却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南俄工人联盟的组建——利沃夫与拉萨尔——勃朗施坦在工人集会与地下刊物中的首次亮相——被捕
1897年，民粹派杂志《新言论》落入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本杂志也因此成为俄国第一份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刊物，我们对此欣喜万分。就在此时，勃朗施坦在市立图书馆专门用于意见反馈的登记簿上，写下了一篇长文陈述反对理由。文中，他以《新言论》办刊方向转变为由，要求图书馆管理层停止订阅该杂志，或者至少减少订阅份数。
不仅如此，他又以同样的立场给《俄罗斯新闻》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写道：“全体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对该杂志的转向深感愤慨。”他曾找到同为民粹派的奥西波维奇，提议对方在自己起草的抗议书上署名，奥西诺维奇则自然地表达了疑惑：“哪来的‘全体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到头来恐怕只有三四个人署名，而且连一个工人都没有。”勃朗施坦却面不改色地回应：“这没关系，我们就写‘已征集到数千人签名’。”
这是他最早的政论写作尝试。在这些文字里，年轻的列夫·勃朗施坦已初露端倪——他对当时公认的新闻自由抱有某种特殊态度，而这种态度后来在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关于“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法令、演讲与文章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尽管朋友们对勃朗施坦针对政治对手的手段颇有微词，但不得不承认，他这些政论文章在朋友中反响热烈——更何况他们大多数本身就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次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不久后，他便撰写了一篇完整的论战文章，专门批判马克思主义者。
这篇文章不仅让他在弗朗茨“沙龙”的密友们赞叹不已，连敖德萨一家小型民粹派报纸的编辑部也为之倾倒——他专程将文章送到了这家报社，希望能得以发表。
然而，尽管编辑部对文章赞不绝口，最终还是拒绝了发表请求。他们担心，一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反驳，无论是编辑部还是勃朗施坦，现有的知识储备都不足以应对。
1897年1月，我回到了基辅。同年春天，我趁假期再次来到尼古拉耶夫，自然第一时间就去了弗朗茨的园子，也在那里再次见到了勃朗施坦。
他天性热情活跃，显然无法长期满足于在弗朗茨的园子里消磨时光，也无法满足于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空洞的论战、在小圈子里练笔写政论。他迫切地想要向外寻求突破，渴望投身更广阔的社会活动。但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尼古拉耶夫这样闭塞的地方，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机会呢？
显然，当弗朗茨提议组建一个小型团体，专门采购通俗廉价的小册子并向农民传播时，他立刻欣然应允。这个“团体”的经费来源，是从弗朗茨园子的访客中招募的少数成员缴纳的微薄会费。尽管这个组织的性质本无任何风险（计划传播的全是合法小册子），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仍须严格保密。
即便如此，这个“组织”的规模本就十分有限，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完全无法为勃朗施坦这样的人提供任何发展空间。
但“身份决定使命”。勃朗施坦当时仍自居为民粹派，可在尼古拉耶夫，若坚持走民粹派的道路，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这种与勃朗施坦天生掌控欲相悖的“小打小闹”，显然很快就让他心生厌倦——事实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他神秘地把我拉到一边，提议我加入他正在组建的工人联盟。民粹主义已被他抛在一边：按照计划，这个组织本应是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勃朗施坦却刻意回避这一名称，就像他刻意避开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议题争论一样，最终提议将组织命名为“南俄工人联盟”。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除我之外，他还邀请了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以及后来成为《敖德萨新闻》编辑的伊利亚·索科洛夫斯基。
我加入时，联盟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勃朗施坦当时已与工人群体建立联系，还与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及其他城市的革命圈子有往来——这些城市也已出现类似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团体。
联盟的工作充满活力，引人入胜。勃朗施坦以他一贯的热忱投身其中，很快就彻底忘了自己曾经的“民粹派”身份。他忘了自己不久前在图书馆意见簿上写下的抗议；忘了就在不久前，还在用他自认为“无懈可击的铁一般逻辑”论证“俄国绝无可能发展资本主义”；忘了曾用嘲讽的语气建议我们“既然要坚持言行一致和逻辑性，不如去开几家小酒馆来培植资本主义”。这一切都被他轻轻抛在脑后，坦然地简直令人惊讶。
只有在偶尔与我私下交谈时，他才会隐约流露出想为自己的前后矛盾辩解的念头，还试图让我认同“人可以是社会民主党人，却不必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四人（我、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兄妹）的关系愈发亲密，彼此以“你”相称，甚至违背最基本的秘密工作原则——为了巩固友谊，还一起拍了张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了警察查办我们案件时的物证。照片上的勃朗施坦穿着随意，敞着领口；他还坚持让我穿得更朴素些（我当时没有敞领衬衫）。他从过去的民粹派那里继承了过朴素生活的特点，总是用挑剔的目光打量我的立领衬衫和领带；在他看来，我衣着整洁、遵循欧洲风尚的习惯，简直是对革命纯粹性的冒犯。不过后来，他不仅改掉了这个“偏见”，还摒弃了其他许多类似的想法。
正如我所说，勃朗施坦全身心投入联盟工作后，对任何他认为不够忠诚于事业的人都充满怀疑。尽管他与我交情深厚、以“你”相称，却在送给我的照片背面写下这样一句话：“信仰若不付诸行动，便是死物。”
当时已对他怀有爱慕之情的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看到这句话后，既尴尬又难过，强烈要求他修改。但我没有同意，这句话最终被保留了下来。他之所以怀疑我未来可能背叛，并在照片上写下这句警示，源于我当时的一个决定：假期结束后，我要去喀山完成大学学业（我当时在读医学院五年级）。在勃朗施坦看来，若我真心投身革命，就不该为了拿到一张医生文凭，而中断几个月的组织工作。
我不清楚勃朗施坦对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有何设想——尽管他看似对这场革命满怀热忱；我想，他自己恐怕也说不清。至少，他从未有过任何言行能让人觉得，他对此有什么明确的观点或“计划”。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对勃朗施坦而言，革命的唯一意义，就在于让他能在革命进程中积极彰显自我。革命的走向、可能的结果——这些对别人而言是“最终目标”的东西，对他来说，不过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从这一点来看，尽管他始终标榜自己“最为革命”，本质上却是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那句名言“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毫无意义”，在某种意义上，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他关心革命，与其说是关心革命本身和它的发展，不如说是关心自己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也正因如此，民粹派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才能在他身上和平共存——既没有引发这类情况下常见的内心挣扎，也无需急于化解这种矛盾。
毫无疑问，那时他心里已满是对在俄国革命中扮演卓越先锋角色的憧憬。他曾多次沾沾自喜地跟我说，工人们似乎不相信他的化名是利沃夫，而是把他当成了拉萨尔。
坦白说，我从未从工人们的言行中看出他们把勃朗施坦当成“改头换面的拉萨尔”——况且拉萨尔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去世了，工人们恐怕都没听过这个名字。真相更可能是：他长久以来都怀揣着成为俄国拉萨尔的隐秘梦想，久而久之，竟自己深信不疑，仿佛这已是既定事实——正如那句俗语所说：“愿望是思想之父”。
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我们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有一定文化的教派信徒中开展活动，而且成效显著。难怪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勃朗施坦）一想到眼前燃起的宏伟前景，就不由得有些飘飘然。
我们团队里有几位工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骄傲。我们会像骄傲的父母炫耀孩子的“天赋”那样，互相转述这些工人说过的话。
有一次，勃朗施坦和一位工人去阅览室。管理员为了统计信息，随口问那位工人的宗教信仰。“我信仰公社，”工人自豪地回答。管理员愣住了——这辈子从没听过这种“宗教”。“我只信我看到的，没看到的我都不信，”工人庄重地解释道。
我们组织里还有另一位工人，也是我们的骄傲。他听了两三次关于革命的演讲后，用小俄罗斯语（当时还没有“乌克兰语”的说法）写了首诗，我至今还记得其中几句：
“伟大的先知已然降临，
人们称他为马克思，
他要推翻罪恶的沙皇统治，
为劳动者争取权益……”
可就是这个被后来的托洛茨基称作“天生的革命者”、“俄国革命的骄傲与荣光”的人——一个红发、已不算年轻的工人，后来竟成了告密的暗探，把我们整个组织都出卖了。
我们的小组是尼古拉耶夫首个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它的成功让我们越发投入，几乎始终处于一种慢性的狂热状态。而这些成功，毫无疑问，绝大部分要归功于勃朗施坦——他精力无穷，头脑灵活，做事不知疲倦，仿佛永远没有极限。
有一次，勃朗施坦来找我，提出要在树林里组织一场小型集会，让我们联系的工人再带上些尚未加入组织的朋友参加。我和他约定，两人各自准备一篇演讲。我们都清楚，彼此的宣传素材本就不多，能参考的资料更是一模一样，所以非常担心演讲内容会撞车。于是，出发去集会前，我们特意跟对方说了自己的演讲思路。好在结果让人欣慰，我们的内容并不重复。
勃朗施坦先上台发言，讲了大概十分钟。可轮到我时，我却突然怯场，未能把准备好的内容说出来。
这次演讲是勃朗施坦在演说领域的首次尝试。不得不承认，和他早期的政论写作不同，这次演讲完全看不出他后来会成为托洛茨基那样的演说大师；要说他那时就想继承拉萨尔的衣钵，实在是为时过早。
或许，这次算不上成功的尝试，可以这样解释：当时没有一个能让他直接发力的“靶子”——没有可让他尽情施展讽刺才华、展现应变能力，或是发起大胆坚决攻击的具体对象。
无论如何，勃朗施坦的这次初体验并没有在听众中引起轰动。尽管我们的工人朋友努力用各种方式（如点头、鼓掌）调动气氛，可到场的听众总共也就十来个人。或许，正是这寥寥无几的听众，让天生热情的他没能完全发挥出状态。
不久后，我们搞到了一台油印机，工人聚居区里开始出现我们自己印制的宣传品。就在这时，有位同志来投奔我们——这人见识有限、学识浅薄，但在某些特定的小范围内，倒是有几分实践头脑。他设法在几个地方搭建了小型地下印刷厂。这事让他格外自负，甚至宣称：只要有十万卢布，他就能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他的计划简单得很：用十万卢布建一千家印刷厂，在他看来，这样足够用地下文献淹没俄国，革命自然就能成功。这些事都是勃朗施坦告诉我的——那位“天才”当时正和勃朗施坦进行秘密商谈。
我不知道勃朗施坦当时如何看待用十万卢布、靠印刷品制造革命的计划。但如今，他已步入成熟期，却仍在执着地尝试通过用法令淹没全国来推行社会主义——这不禁让人想到，当年那位访客的荒唐想法，或许早已在他心里扎了根。只不过实践证明，要实现这个简单的想法，还需要一个同样简单的补充手段：砍掉那些无法正确理解这些法令的人的头颅。
无论如何，建一座小型印刷厂的想法，显然让勃朗施坦十分心动。唯一的阻碍，就是那必需的一百卢布启动资金。而这个愿望，在当时终究没能实现。
还有一次，他又提出了一个新计划——利用他叔叔的印刷厂印制地下小册子。和往常一样，他提出的方案事先已考虑得极为细致，所有细节和可能出现的意外都做了周密安排。他详细摸清了印刷厂手稿需经过审查的流程，还想出了一个规避审查的简单办法：等合法手稿通过审查后，除了封面和印有审查官签名的页面，其余内容全部替换成地下文本。
按他的说法，这事办起来很容易——因为他深得其叔叔信任，能自由出入印刷厂，还能毫不费力地安插自己人进去当排字工。
他心里其实很清楚：即便这个办法能成功，也顶多只用一次；无论如何，很快就会败露。而一旦败露，他那位与革命毫无关联、对侄子的革命活动毫无好感的叔叔，轻则面临多年监禁、流放西伯利亚，重则印刷厂被查封，整个家庭也会因此彻底破产。可这些细节，当时根本没进入勃朗施坦的考虑范围。不过，这个计划最终还是因为这些“细节”遭到反对，没能付诸实施。
1897年8月，我前往喀山完成大学学业。我离开后，我们组织的工作仍在不断发展壮大。尽管勃朗施坦和其他人的文字宣传工作仍需依赖简陋的油印机，但规模也在迅速扩大。
勃朗施坦那股无法遏制的干劲成了推动一切的关键。他甚至创办了一份名为《我们的事业》的报纸。第一期印了200到300份。虽说只是油印刊物，但其制作水准却堪称精良——不仅不逊于其他地下印刷品，甚至还要更胜一筹。所有文章都用工整美观的印刷体书写，内容还配有精心绘制的插图。比如，报纸中报道巴黎肉贩罢工的文章，就配了几幅漫画，这些漫画全都是勃朗施坦亲自设计的，颇具才华。为了绘制这些插图，他查阅了过去好几年的幽默杂志，但凡有稍微贴合文章内容的素材就借鉴过来，还常常对这些素材进行组合、修改。
无论是技术层面最核心的工作（更不用说文字创作本身了），几乎都由勃朗施坦一人承担。
《我们的事业》总共只出了三期，却在工人群体乃至整个城市里引起了极大反响，人们都在谈论这份报纸。就连市长都亲自去小作坊巡视，核查《我们的事业》中报道的“学徒遭受残酷虐待”的事实。
1898年1月，当《我们的事业》第四期已全部编排完毕、做好油印准备，甚至部分内容已经印好时，我们的组织从上到下，所有成员无一幸免，全部被捕。只有当时身在喀山的我，侥幸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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