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第九章 卡尔·考茨基，他的学派与著作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鲍威尔、伦纳、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1]、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过去常常与考茨基学派对立，认为后者用隐蔽的机会主义来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事实证明，这是彻底的历史误解，欺骗了一些人很长时间，但最终真相大白：考茨基是奥地利式冒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和最有成就的代表。马克思的实际学说是行动、进攻、发展革命力量、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法则，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却变成了被动和逃避、庸俗历史和保守的学派。也就是说，它缩小了自己的任务范围，只负责解释和证明，而非指导行动和推翻，沦为当下议会和机会主义需要的仆人，用狡猾的诡辩取代辩证法。最后，他们尽管还说着革命的漂亮话，但还是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最可靠的支柱，支撑着它上面的祭坛和王座——如果后者坍塌落入深渊，那也不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过错。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厌恶和恐惧革命行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能够解释昨天得到的深邃思想，也有勇气预言明天。但它较少思考今天——这是大行动的先决条件。对它来说，今天总是被琐碎的机会主义忧虑带来的压力迷惑，然后这点就被解释为过去和未来之间不可改变的联系。
在发现主动性被妨碍，革命行动被阻挠的原因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不遗余力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术性的、虚荣的有关被动与投降的理论。当然，正是在奥地利，这个被徒劳的民族矛盾困扰着的巴比伦，体现了生存与发展之不可能的国家，诞生和巩固了丧失行动能力的伪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
最出风头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某种“个性”。他们经常在各种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们内部甚至有政治分歧。但总的来说，他们同根生。
卡尔·伦纳是这类人中最出风头、最花哨、最自恋的代表。他文学模仿方面的天赋——或者换个词，风格造假，是出类拔萃的。他周日的“五一”文章运用了最革命风格的文字。由于文字和它们的组合在一定范围内有着自己的生命力，伦纳的文章点燃了许多工人心目的革命火焰，而作者自己显然从来都不知道。
从奥匈帝国文化的混杂性上看，伦纳同他的兄弟们相比，更加追求外表、等级和头衔。从本质上讲，他始终只是一个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词句的帝国皇室官员罢了。
伦纳曾写过有关卡尔·马克思的革命悲怆文章，后来一转成为一个歌剧式的总理，阐述自己对北欧君主的尊敬与爱戴之情——这是历史上最为合理的悖论之一的代表了。
奥托·鲍威尔比伦纳更具学者风范，更单调，更严肃，更无聊。不能说他没有阅读书籍、收集事实并得出结论的能力——这是就他人进行的实际政策给他留下来的那些任务而言。鲍威尔没有政治意志。他的主要技艺在于笼统地切割最尖锐的实际问题。他的思想（政治思想总是与意志并存的）缺乏勇气。他的作品始终只是大学研讨会中天才学生学术作品的汇编。他的身上深刻地体现了奥地利机会主义者最可耻的行为和德奥社会民主党面对有产者政权时最卑微的奴性。他有时会恭敬地反对形式，但总是同意实质。当他在反革命斗争中引用了一堆反对革命行动的论据和事实，才能说他表现出了一种政治气质和能量。他最辉煌的那个时期（1907年后）还太年轻，当不了议员，而是担任社会民主党党团的秘书，为党团提供材料、数据、思想的代用品，指示并写笔记，似乎以伟大行动的鼓舞者自居。实际上，他只是代议制机会主义者的替代品和造假者。
马克斯·阿德勒代表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相当复杂的一类人。他是一个抒情诗人，一个哲学家，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消极哲学的抒情诗人，就像伦纳的政论家和律师、希法亭的经济学家、鲍威尔的社会学家那样。马克斯·阿德勒心满意足地接纳了维也纳小市民式社会主义和哈布斯堡国家的框架，但还是被塞进了一个立体的世界。他代表的那种人混合了浅薄的宣传、政治的耻辱、徒劳的哲学努力，以及廉价的、纸上谈兵式的理想主义，散发着淫荡的、令人厌恶的气息。
鲁道夫·希法亭和其他人一样就是个平庸之辈，他几乎是作为一个造反者进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但却是一个具有奥地利“气质”的造反者，也就是说，随时准备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法亭把培养了他的奥地利政治的外在流动性和小题大做误认为是革命的主动性；在长达十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温和地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但他很快就丢掉了奥地利—维也纳人的那种大惊小怪，很快就服从了柏林的机械节奏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动的精神生活。他把自己的精力放到了一个纯粹的理论领域，在那里确实没说过一句举足轻重的话——没有一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领域说过一句举足轻重的话，但他还是在那里写了一本算是比较严肃的书。他背着这本书，就像一个挑夫挑着重担一样，进入了革命时代。但是，即使是最有学问的书也不能替代意志、主动性、革命天赋、政治决心，没有这些，行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希法亭接受过医学训练，很容易有警惕性；尽管他受过理论训练，但在政治领域确实最原始的经验主义者。对它来说，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不跳出过去遗留给他的困境，为保守主义和小市民的浮躁找到科学的、经济的辩护。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代表的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最缺乏平衡的一类人。他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气质。在与奥地利条件下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进行的浅薄的、令人疲惫的斗争中，弗里德里希·阿德勒让他的讽刺性怀疑主义破坏了其世界观里完全革命性的基础。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气质使他多次与父亲建立的学派对立。在很多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似乎革命性地拒斥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过去是，现在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完成。他的爆炸性的革命性标志着奥地利机会主义对急剧崩溃的绝望——它不时担心自己的消失。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骨子里就是怀疑论者：他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行动能力。当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军队取得大胜，走到波茨坦广场号召被压迫的群众公开战斗的时候，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却走进一家资产阶级餐馆，在那里杀死了奥地利的首相。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用他唯一的一颗子弹试图结束自己的怀疑主义，但没有成功。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努力之后，他愈发迷茫。
黑黄色的社会爱国主义匪帮（奥斯特里茨[2]、莱特纳[3]等人）向恐怖分子阿德勒洒下了他们懦弱而悲情的所有泔水。但是当尖锐的时刻过去，浪子带着烈士的光环从苦役监狱回到自己的父辈家中时，他以这种形式证明了他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双重、三重价值。恐怖分子的金色光环被党内经验丰富的造假者蚀刻成了光亮剔透、蛊惑人心的纪念币。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在群众面前成为了奥斯特里茨案和伦纳案的宣誓担保人。所幸，奥地利工人越来越觉得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感伤和抒情、伦纳的高调粗俗、马克斯·阿德勒的高调无能和奥托·鲍威尔那分析性的自以为是是一回事。
在革命时代的伟大任务面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彻底暴露了思想的懦弱性。希法亭在把苏维埃制度纳入艾伯特—诺斯克宪法的不朽尝试中，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的精神，而且还表达了整个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精神。随着革命时代的到来，该学派试图成为考茨基的左翼，就像革命前它在考茨基的右翼一样。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斯·阿德勒关于苏维埃制度的观点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维也纳的折衷主义哲学家承认了苏维埃的价值，甚至有勇气收养它们。他明确宣称它们是社会革命的机器。当然，马克斯·阿德勒是支持社会革命的。但他可不支持暴力的、街垒的、恐怖的、血腥的革命，而是理智的、经济的、平衡的、合法的、合乎哲学的革命。
苏维埃并不符合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但是，马克斯·阿德勒并没有被这个事实吓倒。（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有不少白痴认为这是苏维埃制度的巨大缺陷！）相反，作为工会律师和社会革命的法律顾问，马克斯·阿德勒甚至觉得权力的合并是一种优势，认为苏维埃能直接表达无产阶级的意志。马克斯·阿德勒赞成无产阶级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不认可他们通过苏维埃直接夺取权力。他提出了一个更可靠的方法。在每个城市、地区和街道，工人苏维埃必须“控制”警察和其他官员，将“无产阶级的意志”强加给他们。然而，在塞茨、伦纳和考茨基的共和国中，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将是什么？对此，我们的哲学家回答道：“工人苏维埃最终将尽可能掌握较多的国家法律权力，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确保了这种权力。”（《工人报》，第179号，1919年7月1日）
无产阶级苏维埃应该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机构，就像以前根据改良主义的理论，所有无产阶级组织都应该成长为社会主义一样，然而，由于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未曾预料到的四年闹剧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在没有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无法有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另一方面，苏维埃有计划地进行社会革命的前景——不通过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方案出现了。
为了确保苏维埃不会在地区和街道的任务中陷入困境，勇敢的法律顾问建议宣传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资产阶级及其走卒依然掌握政治权力。但在地区和街道，苏维埃控制着法警和警察。为了安慰工人阶级，同时集中其思想和意志，马克斯·阿德勒在星期天宣读关于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的论文，就像过去他宣读关于工会的国家—法律地位的论文一样。
马克斯·阿德勒承诺：“这种方式可以调整工人苏维埃的国家—法律地位。国家公共生活的整个路线会保证它们的分量和重要性，而且，在没有苏维埃专政的情况下，苏维埃制度将获得一种影响力，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也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同时，要取得这种影响力，不必掀起政治风暴，不必破坏经济。”（同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方面，马克斯·阿德勒仍然坚守奥地利的传统：在不与检察官先生争吵的情况下进行革命。
这个学派的开山鼻祖和最高权威是考茨基。他在一丝不苟地维护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监护人的声誉的同时，特别是在德累斯顿单方会谈和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不时地反对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最妥协的活动。像已故的维克多·阿德勒一样，鲍威尔、伦纳和希法亭——所有人都认为考茨基太过迂腐，太过笨拙，但却把他当成是无为主义教会的德高望重、还能发挥余热的教父和导师。
考茨基在自己的学派达到革命高潮时，即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开始忧心忡忡。当时他认识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的必要性，并试图让德国工人阶级来学习俄国大罢工的经验中得出的理论结论。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崩溃立即阻止了考茨基向激进主义发展。在德国，他越是直接面临群众行动的论题，就越是拐弯抹角。他停滞不前，步步后退，丧失信心，越来越像一个迂腐的学究。帝国主义战争扼杀了所有的不确定性，直截了当提出了所有问题，暴露了考茨基的彻底政治破产。他立即在投票支持战争拨款这一最简单的问题上无可奈何地纠缠了起来。此后他的所有著作都代表了同一主题的变体：“我和我的困惑。”俄国革命最终杀死了考茨基。他一步步倒退，最终敌视无产阶级11月的胜利。他不可避免地投靠了反革命的阵营。他已经彻底失去了历史天赋。他写出的小册子越多，就越沦为资产阶级市场的低俗文学作品。
我们拆开的考茨基的书，发现它在外表上具有所谓客观科学著作的所有属性。考茨基以他特有的全部彻底性来调查红色恐怖问题。他首先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条件，以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促成残暴和人性发展的生理和社会原因。在一本专门讨论布尔什维主义的书中，共有154页涉及到这个问题。考茨基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我们最遥远的类人祖先以什么为食，并推测在主要吃植物性食物的同时，这个类人祖先也吞食昆虫，也许还吃一些鸟类（见第85页）。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明显是素食主义者的祖先会产生像布尔什维克这样嗜血的后代。这就是考茨基提出问题的坚实的科学基础！
但是，这类作品的经院学术外衣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恶毒的政治小册子。这是有史以来最具欺骗性和无良的书之一。乍一看，考茨基从哈瓦斯、路透和沃尔夫[4]的丰富餐桌上听到了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最卑鄙的消息，从而在他的学者头罩下露出了奸商的耳朵，这难道不令人咂舌吗？但这些未加修改的细节，只不过点缀了一下关于苏维埃共和国及其领导党的生硬学术谎言的帷幕。
考茨基用最黑暗的语气描绘了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残酷，说资产阶级“没有表现出抵抗的倾向”。
考茨基丑化了我们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无情，说他们是社会主义的“不同色调”。
考茨基把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描绘成一塌糊涂的局面。
考茨基把苏维埃工人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俄罗斯工人阶级都描绘成一群自负的人、闲人和懒人。
他闭口不谈俄国资产阶级背叛民族的空前卑劣的行为。它出于“教学”目的将里加[5]交给德国人；它也准备割让彼得堡；它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罗马尼亚、英国、日本、法国、阿拉伯和黑人等外国军队反对俄国工人和农民。它用协约国的钱从事阴谋和暗杀活动；它利用封锁，不仅让我们的孩子快饿死了，而且还系统地、不知疲倦地坚持在全世界传播闻所未闻的谎言和诽谤。
他闭口不谈11月政变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政府对我党施加的卑鄙虐待和暴力。关于根据有利于霍亨索伦德国的间谍条款对党的几千名有责任感的工人进行刑事起诉，关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资产阶级所有阴谋，关于他们与沙皇将军和海军将领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合作，关于社会革命党人受协约国委托进行的恐怖行为，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用外国使馆的钱在我军组织的起义（这些起义在反对帝国主义君主帮的斗争中流产了），他只字不提。
考茨基还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我们不仅多次宣布，而且在实践中证明我们准备为国家争取和平，哪怕是以让步和牺牲为代价；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迫在各条战线上艰苦奋战，以保卫我们国家的生存，避免它成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考茨基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在这场英勇的斗争中，我们正在捍卫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花费自己的主要精力、最好和最宝贵的力量，暂时放下经济和文化建设。
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甚至没有提到，先是德军国主义在谢德曼的协助和考茨基的纵容下，然后是协约国的军国主义在雷诺德尔的协助和龙格的纵容下，两者都用铁一般的封锁线包围了我们。他们占领了我们所有的港口，切断了我们与整个世界的联系，通过雇佣兵白匪军占领了富饶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切断了我们与巴库石油、顿涅茨克煤炭、顿河和西伯利亚粮食还有突厥斯坦棉花的联系。
考茨基对以下事实只字不提：在这些空前困难的条件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停地与敌人英勇斗争——近三年来，在8000俄里的战线上进行了战斗。俄国工人阶级成功地用剑代替了锤子，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为了这支军队，它动员了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的工业。而且，尽管国家已被破坏，世界上的刽子手注定要封锁苏维埃俄国，要挑起内战，但在这三年来，俄国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和手段，为数百万军队提供了衣服、食物、武器和运输工具，而这支军队已经学会了取胜。
考茨基在他关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书中对所有这些情况都保持沉默。而他的沉默是一个基本的、大写的、极其重要的谎言——不错，都是消极的，但比国际资产阶级新闻界所有骗子主动说的谎言综合起来还要罪恶，还要可恨。
在诽谤共产党的政策时，考茨基没有任何地方说他实际上想要什么或提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舞台上并不是一枝独秀。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会不停看到，一些人在掌权，一些人在当反对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少于五个流派）、孟什维克（不少于三个流派）、普列汉诺夫派、最高纲领派[6]、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社会主义的色调”（用考茨基的语言）都果断地试验了自己的力量，展示了他们想要和能够做到的东西。这些“色调”五花八门，以至于很难让人在相邻的色调之间插上一把刀子。这些“色调”的来源并非偶然：可以说，它们代表了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最伟大的革命时代下的各种变体。考茨基面前的政治按钮看上去已经非常充足，可以指出赋予俄国革命正确性的马克思主义色调的那个按钮。但考茨基却沉默不语。他拒绝了让他听着头疼的布尔什维克曲子，却并没有寻找另一种曲子。原因很简单：这位苍老的演奏者根本就拒绝演奏革命的乐器。
注释：
[1] 马克斯·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误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问题》（Marxistische Probleme）中，他指责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并用伊曼纽尔·康德的唯心主义知识理论“纠正”马克思。马克斯·阿德勒鲜明反映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堕落程度，并且拒绝革命马克思主义。在政治问题上，马克斯·阿德勒是考茨基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在他的小册子《浪漫主义原则》（Prinzip oder Romantik）中，他说：“社会民主主义的整个国际主义如果不以和平理念作为内政外交的中心，那么必然而且仍是乌托邦。”阿德勒闭口不谈促进阶级斗争和内战的必要性。——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1873年1月15日—1937年6月28日），奥地利律师、哲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中译者注
[2] 奥斯特里茨是奥地利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狂热支持社会沙文主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Friedrich Austerlitz，1862年4月25日—1931年7月5日），奥地利记者。1887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95—1931年任《工人报》主编。1919—1931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19—1929年任宪法法院终身法官。1931年在维也纳病逝。
[3] 莱特纳与奥斯特里茨两人的政治特点相同。——俄文版编者注
[4] 哈瓦斯社、路透社和沃尔夫社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通讯社，垄断了从世界各地收集的信息的传播。它们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机构，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肆意歪曲俄国革命，编造了最荒谬的谣言：关于俄国共产党内部矛盾，关于人民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以及关于红军崩溃之类的废话。它们很大程度促成了欧洲民主团体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态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哈瓦斯社，是世界上第一家新闻通讯社，今日法新社的前身。
[5] 德国人占领里加。1917年夏天，某些俄国将领默许德国占领里加。这些将军希望德国突破彼得格勒，以此阻止革命进一步发展。——俄文版编者注
[6] 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市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