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福斯特 -> 钢铁大罢工及其教训（1920）
九．争取和解
全国产业大会——参议院委员会——“革命书籍”——马戈利斯案——世界教派间联合运动
10月6日，全国产业大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由威尔逊总统召集，旨在解决国内工人面临的困难。总统曾要求工人推迟罢工，等待大会的决议。这是一场三方会议，资本、劳工、公众人物都有代表出席。当然，会议没有强制效力。议程规定，不仅是程序上的问题，所有采取的行动都要得到三方的认可。各方以与会成员的多数意见为准。
会议在紧张局面下召开。钢铁业几近瘫痪，矿工也要发动全国总罢工，铁路工人怒火正炽。各大重要产业的工人都要求改善条件。资本和工人前所未有地针锋相对。两方似乎决心一战。资本渴望报复，想把工人从战时赢得的有利地位上赶走，而工人决心捍卫拥有的一切，争取更多收入，抵消飞涨的生活成本。美国正行走在一场“产业战争”的边缘。
从一开始，会议的试金石，即衡量其决心的标准，就是钢铁罢工。显然，对于钢铁罢工的态度将决定会议的基本方针。与会各方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尽管有人不乐意。塞缪尔·龚帕斯带队的劳工代表团，根据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事先安排，提出了以下决议，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鉴于美国钢铁业目前的全国性罢工，不仅影响到直接的参与者，还扰乱了整个产业生活中，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并且
鉴于本次会议是为缓和产业矛盾，使雇主和雇员之间建立更好关系之故，并且
鉴于有组织的工人表达了真诚合理的愿望，亟盼有助于大会立即解决悬而未决的重大产业冲突，因此
决议：与会各方各选出两人，由这六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把钢铁业雇主与雇员的现有分歧，交由委员会裁决。在这一委员会得出结论之前，本会议要求相关工人返回工作岗位，雇主一并安排他们恢复原职。
这项决议引起了反动老板的强烈反对，以加里为首（讽刺的是，加里作为“公众人物”的代表与小约翰·洛克菲勒一同出席）的一伙人，坚持要求会议无视钢铁罢工的情况。按照他们的说法，会议目的不是解决现有的争端，而是制订原则和方案，便于今后防止类似争端。最后，工会代表们看到，如果坚持这份决议，会议肯定不欢而散，便暂时搁置了它，提交了以下内容：
应一视同仁，承认雇佣劳动者有权组织起来，进行集体谈判，能够提出自己的代表，与雇主就工资、工时、劳动关系及状况进行谈判和协商。
这样一个温和的建议，在任何国家的类似会议上，都不会受到严肃的反对。放在欧洲的话，这个提议甚至过于保守了。以英国为例，不列颠产业大会最近通过了如下决议：
雇主与劳动大众之间的谈判基础，正如国内主要行业的现状，应是一方面接受雇主的组织，另一方面接受工会为劳工的组织，全权代表成员发言与行动。
而我们边上的加拿大，几个月前就有了这种进步的理念：
一言蔽之，任何雇主不得再剥夺员工的组织权。既然雇主们宣称自己有组织权，工人也不否认这一组织权，那么，雇主没有理由不承认员工拥有同样的权利。不仅应该给予雇员组织权，眼光长远的雇主也会承认这一组织，并在所有涉及员工利益的问题上，与被公平选为全体员工正式代表的这一组织进行协商。
但加里一伙人根本不在乎美国的声誉。美国还是不是一个进步、热爱自由的国家，那帮人无所谓。他们有自己的特权，打算不惜一切代价行使特权。他们能随心所欲组织起来，挑选代表，却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剥夺了工人的权利。因此，他们否决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同时也否决了解决钢铁罢工的提议。老板们坚持自己的绝对统治。
这样大会是开不下去的。会议不肯面对钢铁罢工的重大问题，表明它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产业冲突。工人被公然剥夺了基本的组织权，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因此，工人代表采取了唯一正直的做法：退出大会，让这场无意义的闹剧见鬼去。龚帕斯在最后的发言中说道：
先生们，我已经在这次会议上退而再退。而你们已经通过行动——老板集团的行动——把我们逐出了这场会议。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非常遗憾，我们无法问心无愧地在这里多待一刻。我们对工人们，以及靠他们养活的人负有责任，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
就这样，要求钢铁工人寄予厚望的会议，不光彩地结束了。即使工人有强大的组织，产业完全停摆了，他们还是不肯让步。那么，如果罢工在当时推迟了，情况会如何呢？工人队伍将惨遭重创，一半的人自发罢工，另一半满不情愿地开工——他们是无助的，想罢工都不成，任由老板摆布。如果有人觉得，老板不会在会议上给钢铁工人致命一击，那他真是个乐观主义者。钢铁罢工是一场正直的战斗，是工人的光荣失败。它的负面影响很快就会消失。但是，如果为了命运多舛的产业大会而推迟罢工，那会是一场沉痛的灾难，工人的事业要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
9月23日，在罢工的白热化阶段，参议院通过一项议程，指示教育与劳工委员会调查钢铁罢工，尽快向参议院提交报告。因此，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在华盛顿和匹兹堡举行了会议，听取了一百名多证人的证词。它的主要成员有参议员凯尼恩[1]（委员会主席）、麦凯勒[2]、沃尔什[3]（马萨诸塞州）、斯特林[4]、菲普斯[5]。
萨缪尔·龚帕斯、约翰·菲茨帕特里克、M.F.泰伊等许多组织者和罢工者代表工人做了证，不厌其烦地说明了工人的诉求。代表钢铁公司的人，照旧是那帮工贼和公司高管、老奸巨猾的市政官员和钢铁镇商人。头号证人是加里，他老人家给钢铁业树了个典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一个莽撞的小角色，“独立公司”的人都没有向委员会申辩。他们对主子——美国钢铁公司唯命是从。
加里先生是一个很好的证人。对加里来说，像贝尔那样鼓吹“天赋权利”，或是学范德比尔特咒骂“去他奶奶的公众”[6]，都是虚张声势，太落伍了。加里用的是“摩登”办法——大肆误导和欺骗公众，以掩盖对工人的铁拳。他老练圆滑、彬彬有礼、能说会道，还是个爱国者。他把钢铁业描绘成产业天堂，把美国钢铁公司说成慈善机构，甚至说自己怀抱革新志向，领导着工会运动。
加里先生在听证会上，又阐述了自己对“开门制度”、工会由少数人统治等等的奇思妙想，书中已经讨论过许多，不必再谈。我们提到加里的证词，只为说明范尼·塞琳思夫人之死的真相，而他是那样急于为钢铁托拉斯洗脱罪名。
范尼·塞琳思夫人是美国矿工联合会的组织者，在阿勒格尼河沿岸以反工会而臭名昭著的“黑谷区”活动。她是一位能干的演说者，拥有无尽的勇气、精力、激情和理想主义。她也是干练的工人。在她的努力下，这一艰苦地区成千上万的矿工和杂工都组织起来了。当地工人运动的精神之高涨、进展之巨大，在宾夕法尼亚首屈一指，而她又是当地工人运动的主心骨。当钢铁工人运动开始时，塞琳思夫人全身心投入其中，不遗余力地开展工作。要说美国钢铁公司在范德格里夫、里奇堡、新肯辛顿的大工厂，以及所谓“独立”的阿勒格尼与西潘恩钢铁公司在布拉肯里奇的工厂，这些厂里都建起了工会，没有人比她的贡献更大。她在运动中的成果，比任何一位组织者都要突出。
塞琳思夫人为劳苦大众所做的出色工作，令蒙昧的黑谷区老板们痛恨不已，公开威胁要“做掉”她。1919年8月26日，机会来了，她遭到最冷血、最卑怯的谋杀。
当时，阿勒格尼煤炭与焦炭公司的矿工正在西纳特罗纳罢工。矿场位于阿勒格尼钢铁公司的厂区，为炼钢提供燃料。一切井然有序。突然，十几名醉醺醺的治安队员赶来对付罢工，在一名矿场经理的带领下，突然冲向纠察线，边跑边开枪。约瑟夫·斯特热列茨基（Joseph Strzelecki）中枪倒地，受了致命伤。旁边的塞琳思夫人立马冲上前，把一些孩子带离险境，然后返回现场，恳求还在用棍棒殴打地上的斯特热列茨基的治安队，不要把人打死了。9月20日的芝加哥《新多数派》报道了当时的情况：
——，矿上的人夺过一根棍子，把那女人一棍打翻。
那里不是公司的领地。那个地方，正好是在塞琳思夫人一位友人的篱笆外面。
她站起来，拖着身子朝门口走去。
——大喊：“杀了那个——！”
开了三枪，枪枪命中。
她倒在地上，——喊道：“给她补一枪！”
治安队员——站在一动不动的尸体边上，枪口朝下，目不斜视，对着不会动弹的尸体开枪。
一辆待命的卡车很快开了过来，老矿工的尸体被扔了上去。塞琳思夫人被抓着脚后跟拖上卡车。在她被扔到车上之前，一名治安队员抄起棍子，在一众男女老少的眼前，把她的头骨打碎了。人们在持枪者的面前，只好无力地沉默着。那个治安队员捡起女帽，戴在头上，跳了个舞步，然后对人群说：“现在我是塞琳思夫人了。”
高贵的范尼·塞琳思就这样死去了：被所谓的“治安官”从背后射杀。她享年四十九岁，是一位祖母，也是一位母亲，而她的儿子为了“给民主保驾护航”牺牲在了法国。
许多人目睹了这场骇人的谋杀。在报纸上，众多讲坛上，都公开提到了凶手的名字。然而，没有人为这一罪行受到惩罚。证人被偷偷赶走，要么受到恐吓，闭上了嘴。照钢铁托拉斯的作风，这件事被掩盖了。几名治安队员被捕，但很快放出来了，交的保释金要比因纠察被捕的罢工者还少。后来，这些人都无罪开释了。
塞琳思夫人在罢工的节骨眼遇害，让大家深为痛苦。不论如何，每位钢铁工人都认为，这名勇于献身的夫人是自身事业的殉道者。
1919年8月26日，工会组织者范妮·塞琳思夫人
在宾夕法尼亚州西纳特罗纳被钢铁托拉斯的枪手杀害。
11月8日，参议院听证会结束后，公开了报告。这份报告混杂了进步与反动。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承认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和八小时工作制方面，它是公正的，符合实情，尽管讲得很含糊。但在其它方面，它对工人的事业不公正，甚至非常荒唐。首先，它把未能推迟罢工的全部责任推给了工会，完全无视这一明确的事实：钢铁公司疯狂地开除工人，工会再不罢工就会被消灭。此外，报告完全无视了工人饱含苦痛的申诉：他们因加入工会而被解雇。加里矢口否认，还说什么委员会关心的问题显然已经解决了，而有几十个工人作了证（必要的话还能找出几千个）：他完全在扯谎。钢铁托拉斯的其它暴行，如压制言论与集会自由等，都一笔带过。而他空口无凭的住房和员工福利等美德，却备受赞誉。
没有哪里的工人受老板的野蛮掠夺和剥削，比钢铁业更甚了。最近在布鲁克林会议上，全国战时劳动委员会的前主席巴塞尔·曼利（Basil Manly）指出钢铁业攫取暴利，引用财政部报告第367页，表明一家钢铁公司在1917年以5000美元的资本“挣得”14,549,952美元，利润率为290,999%。由于报告有意略去细节，我们无法了解是哪家公司，以及它是怎么大发横财的。在同一页上，另有一家利润率为20,180%的钢铁公司。谈到钢铁公司的报表时，曼利先生提到，这些报表乱七八糟，外人根本摸不着头脑：
因此，我无法根据财政部的数字给出钢铁公司的纯利润，但根据公司的报告，我可以说，1916年和1917年这两年，钢铁公司的纯利润，偿付了债券利息，扣除了军用特种设备的各项费用后，达到了888,931,511美元。这比钢铁公司的总资本（868,583,600美元）还多两千万美元。换句话说，在1916年和1917年，钢铁公司的每一美元资本都能得到相对应的利润。应当记住，当钢铁公司成立时，总价五亿美元的普通股只不过徒有虚名。
其它钢铁公司也差不多，甚至捞得更狠。杰特·劳克（W. Jett Lauck）代表铁路工人向美国铁路劳工委员会提交的数字（1920年5月19日A.P.快讯）表明，1916—18年间，伯利恒钢铁公司“挣得”年均2900万美元的利润，六倍于战前的平均利润。1916年，公司的利润达到了资本的146%。我们在约翰斯顿的“老朋友”坎布里亚钢铁公司在1916—17年间，以4500万美元的资本取得5000万美元的利润。而卡拉瓦纳钢铁、共和钢铁、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琼斯与劳克斯、坩埚公司等等，都取得了类似的成绩。
无用的、不事生产的人能轻易把数百万收入囊中，而真正把这个产业开动起来的广大工人，只有每小时42至48美分的微薄工资。罢工前一年，生活成本飞涨，但工人的工资却原地踏步。然而，参议院委员会的眼里没有工人的诉求，看不到一点不公正。报告第10页有一句惊人的声明：“工资问题不在讨论范围内。”42美分的时薪，都不够给这些自鸣得意、衣食无忧的先生抽根雪茄。而他们的结论却是，这点钱够钢铁工人养家糊口了。
当然了，提高工资是罢工者的主要要求，尽管参议院委员会并不了解这一点[7]。钢铁工人非常需要钱。不过，罢工还没有结束时，美国钢铁公司就给非技术工人涨了10%的工资（不久后，独立公司也是如此），还答应对自己大肆鼓吹的少数高薪人员 “适当（向下）调整工资”。
钢铁托拉斯破坏罢工的一个策略，就是把它描绘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扑灭的“革命”火苗，让罢工失去公众的同情。在当时，公众舆论非常反感一切带有激进色彩的事物，反动报纸抹黑钢铁罢工是很容易的，毕竟它们早就东拉西扯地诽谤过矿工和铁路工人的运动了。报纸经常用来攻击钢铁罢工的武器是一本几乎被遗忘的小册子《工团主义》（Syndicalism），是厄尔·C·福特（Earl C. Ford）同我在八年前写的。
在整场听证会期间，参议员们都偏听偏信钢铁托拉斯的说辞，要知道参议院委员会的五人中，一人是钢铁大亨，三人是典型的右翼保守分子。他们对“革命书籍”大做文章，故意让报纸炒作。委员会把我传了去，一脸凶相命我解释书的内容。我回答说，钢铁工人运动是严格按照工会原则进行的，受全国委员会监督，而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为二十四家国际工会的主席。作为全国委员会的书记，我必须在他们和几十位组织者——更不要说劳联高层——的密切监督下工作。这帮工会活动家很喜欢刺探和打压队伍中的出头鸟和不听话的刺头，但也没从我这儿挑出毛病。过去一年中，钢铁公司和司法部门的密探和线人一直在追查我，同样找不出我在运动中说过哪句话，做过哪件事，写过哪行字是违反工会规定的。我辩解道，我的个人想法并不重要，因为这与组织工作或罢工并无关系。
然而，全国都在搜查激进分子，参议员一伙也嗅到了血腥味。他们要一查到底，坚持要我对雇佣劳动、国家、道德、爱国主义、婚姻等问题发表意见。为了保护受罢工影响的两百万男女老少的利益，最终我表示，如果把无良媒体（它们必然会歪曲我的话）赶出现场，我乐意向参议员们坦白我对任何问题的看法。但就连这么一点小小的公正，他们都不肯给予钢铁工人及其家人。“秃鹫”报纸想吃工人的肉，而参议员很乐意喂给它，丝毫不理睬我的抗议和预言。我不得不屈服。街上叫卖的新一期报纸，证实了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的回答遭到歪曲，让我本人和运动都陷入麻烦。
然后是马戈利斯一案。我指控它是对钢铁罢工的栽赃陷害。钢铁托拉斯要给自己的说辞——罢工是文明之敌策划的一场绝望的革命政变——找到证据，一本八年前的小册子肯定不够。必须树个靶子，编一套阴谋。因此，参议院委员会让马戈利斯先生当了替罪羊。马戈利斯先生是匹兹堡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律师，曾作为多个工会的顾问而享有盛名，在“工运界”也交往广泛。参议院委员会选中了他，说他在我的大力支持与合作下，组织了罢工背后的真正力量——世界产业工人联盟[8]、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
其实，马戈利斯与组织运动或罢工的政策和活动，没有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他跟罢工委员会搭不上半点儿边。在整场运动中，他都没有在钢铁工人的工会会议上发过言。如果说，马戈利斯在一些激进报纸上写过文章，在扬斯敦的俄国工人大会上发过言，公开支持罢工，那完全是他作为同情者的个人行为。马戈利斯在证人席上也毫不掩饰这一点，匹兹堡的每一位工会干部都知道，这才是事实。负责调查的参议员们心里也清楚。但他们想把马戈利斯描画为“大魔头”，想借他的激进名声，为了钢铁托拉斯的利益，给自己苦心经营的阴谋论添油加醋。
在最终报告中，参议员继续捕风捉影。听证会上也是这样。他们无视关键证词——运动只是工会性质的，而强调工会压根儿不是工会活动。他们把世界产业工会的某个无名小卒说成是强大的罢工领袖，把普通的来往解读成“革命密谋”。他们毫无依据地提出怀疑，给恶毒的报纸留下话柄。
虽然参议院委员会对公众在罢工中遭受的痛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还主张建立一个产业法庭防止此类事件，但参议员们仍未提出任何结束钢铁罢工的办法，看起来他们不担心钢铁罢工进行到底。在一次听证会上，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同意仲裁，但遭到加里的断然拒绝。加里先生的愿望往往能对参议员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事情就顺了他的意思。
1919年10月1—3日，世界教派间运动（Interchurch World Movement）的劳资关系委员会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酒店召开了全国大会，通过了全面调查钢铁罢工的决议，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公众话题。按照这项决议，劳资关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由全国举足轻重的教会人士组成，弗朗西斯·麦康奈尔主教[9]（卫理公会）任主席、丹尼尔·波林博士[10]（福音派）任副主席、约翰·麦克道尔博士（John McDowell，长老会）、弗雷德·贝内特夫人（Fred Bennett，外国传教士会）、尼古拉斯·范德皮尔博士（Nicholas Van Der Pyl，公理会）、阿尔瓦·泰勒博士（Alva W. Taylor，门徒会）、吉奥·科尔曼先生（Geo. W. Coleman，浸信会）任委员。
为了让专人处理数据，劳资关系委员会得到了纽约产业调查局的帮助，后者不仅参与调查，还同各大科学机构合作，组织了一支实地调查团队，主要成员有乔治·索尔先生[11]、大卫·萨波斯先生[12]、玛丽安·萨维奇小姐（Marian D. Savage）、玛丽恩·维斯哈特先生（Marion K. Wisehart）、罗伯特·李特尔先生（Robert Littell）。纽约产业调查局的希伯·布兰肯霍恩[13]先生负责实地工作，后任调查委员会书记。这一委员会在匹兹堡、芝加哥等钢铁中心都举行了听证会。
世界教派间运动自称代表了数百万有组织的美国新教徒，如果所言不虚，那么它在美国是一个极为体面的保守组织。然而，当它踏出调查这一步，踩到钢铁托拉斯的脚趾时，很快发现自己“也是”革命者了。谣言持续不断，广为传播，甚至见诸报纸，说他们的调查员是“布尔什维克”、教派间运动里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极大阻碍了调查，尤其是老板这边的求证工作。后来，运动不得不威胁起诉，迫使一个专事造谣的商业机构闭嘴。最后谣言不攻自破了。而工人这一边，调查就相当顺利了。
调查委员会表现出的科学方法和求实态度——与参议院委员会表现出的敷衍了事、杂乱无章、“讨赤”狂热、对钢铁公司的极度偏袒，形成了鲜明对比——使罢工领导人印象深刻，工会方面就要求调查委员会出面解决罢工问题。按照劳资关系委员会的章程，它有权力这样做。工人代表认为，必须用尽一切手段达成和解，如果强大的教派间运动出一份力，就有希望让加里先生回心转意。
因此，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向布兰肯霍恩先生提出了一个解决罢工的方案。但布兰肯霍恩先生认为劳资关系委员会代表的不仅是罢工者，以独立立场展开行动可能更好些，便提交了以下方案，得到了全国委员会采纳：
一．（劳资关系委员会）代表全体钢铁工人进行调解，包括正在罢工和已经复工的工人。
二．调解的目的应当是在钢铁业设立新的协议，而不仅仅是结束罢工。
三．只有在和解的前提下，才能提出结束罢工。
12月1日，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通过这一方案。接下来发生的事，记在笔者的一份正式声明中：
12月5日，劳资关系委员会的麦康奈尔主教、波林博士、麦克道尔博士三人前去拜访加里先生，此行是为了：首先，明确加里是否接受委员会的调解；其次，提出调解方案，要求雇主接受这一方案；最后，下令工人复工，罢工领导人停止动员，由委员会设立一个常驻的调解机构，以便钢铁业的雇主和雇员之间进行商谈。本委员会认为，罢工领导人已经做出了格外让步，雇主若不接受调解方案，必须给出合理说明。
加里先生彬彬有礼地接待了委员会，在详细盘问之后——加里自称收到“匿名”报告，说委员会里有“布尔什维克”——刚听了委员会方案的第一条，便立即表示拒绝任何的仲裁和调解。因此，委员会没有机会把具体方案告诉他，也没有告诉加里，罢工者决定如何让步。但加里先生非常清楚，接受调解意味着工人将立即复工。
加里先生的拒绝理由是，任何与罢工工人代表的交易，都等同于接受“关门制度”、苏维埃主义、强行分配财产。加里先生说，如果委员会代表复工人员，那些人并无不满；如果委员会代表未复工人员，那些人是激进的赤色分子，工厂不要他们。他还说，美国钢铁公司绝不谈判。
本委员会以极大的耐心和坚持，向他提出了调解的可行性。而加里一点都听不进去。
因此，委员会认为需要另寻他法，向全国委员会提交了以下内容：
1919年12月6日
致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的备忘录：
世界教派间运动为调查钢铁罢工设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于12月2日收到一封标有“机密”的信函，内容关于全国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正式行动，由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和福斯特先生签署。
12月5日，本委员会与加里先生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非正式会面，我方提议为钢铁业的劳资关系建立新的基础，结束罢工将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我方提出担任调解人，代表正在罢工的工人——他们的领导人准备命令工人复工，结束现状——及已经复工但对现状仍然不满的工人，与加里先生交涉。
加里先生拒绝与教会代表商谈，理由是仍在厂外的（工人）是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工厂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能回厂。
至于已经复工的工人，加里先生说，工人都很满意，“没有任何问题”。
调查委员会主席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在本书付印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提议尚未公布。
这是全国委员会试图解决钢铁业冲突的第六次尝试——暂不提联合协会的擅自行事。这些尝试分别是（一）龚帕斯给加里写信，要求安排一场会谈；（二）全国委员会上门找加里，提出了罢工日期；（三）请求威尔逊总统安排一次会面；（四）工会在全国产业大会上提议，要求大会选出一个仲裁委员会；（五）约翰·菲茨帕特里克向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提出仲裁的要求；（六）世界教派间运动的调解。
但一切都白费力气。加里先生奉行的是古往今来一切暴君的做法：不让我统治，我就毁了它。工会已经尽力，别无选择只好应战。
[1] 威廉·斯夸尔·凯尼恩（William Squire Kenyon，1869年6月10日——1933年9月9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892—1896年任艾奥瓦州韦伯斯特县检察官。1900—1902年任艾奥瓦州第十一司法区地方法院法官。1904—1908年任艾奥瓦州铁路顾问。1908—1910年任俄亥俄河以北全线铁路总法律顾问。1910—1911年任司法部部长助理。1911—1922年任参议院议员。1922—1933年任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中译者注
[2] 肯尼思·道格拉斯·麦凯勒（Kenneth Douglas McKellar，1869年1月29日——1957年10月25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1—1917年任众议院议员。1917—1953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5—1947年、1949—1953年任临时议长。1953年在连任失败后退出政坛。——中译者注
[3] 托马斯·詹姆斯·沃尔什（Thomas James Walsh，1859年6月12日——1933年3月2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13—1933年任参议院议员。1933年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名为司法部长，3月2日在乘火车赴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途中中毒身亡，多认为是被新婚妻子毒死的。——中译者注
[4] 托马斯·斯特林（Thomas Sterling，1851年2月21日——1930年8月26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875—1877年任伊利诺伊州贝门特学校校长。1880—1881年任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检察官。1886—1888年任南达科他州平斯克县检察官。1889—1890年任南达科他州制宪会议议员。1890—1901年任南达科他州参议院议员。1901—1911年任南达科他大学法学院院长。1913—1925年任参议院议员。1924年在共和党初选中落败，未能竞逐连任。——中译者注
[5] 劳伦斯·考尔·菲普斯（Lawrence Cowle Phipps，1862年8月30日——1958年3月1日），美国共和党政客。早年长期在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作，并担任第一副总裁至1901年。1917—1918年任科罗拉多州纳税人保护联盟主席。1919—1931年任参议院议员。——中译者注
[6] 乔治·弗雷德里克·贝尔（George Frederick Baer，1842—1914）是美国律师，曾在代表矿主与工会谈判时宣称，矿主“控制企业利益是神赐的权利”；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1821—1885）是铁路巨头，曾有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关掉一段对公众很便利的路线，他回答说：“去他奶奶的公众！谁叫他们不肯多交钱。”——中译者注
[7] 似乎这个委员会连许多大事都没听说。例如，我在证词中提到莱斯特·沃德（Lester F. Ward）时，斯特林参议员无知地问他是谁。他显然没听说过这位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此人也许是西半球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学者，受全世界的学术人士尊敬。更不可原谅的是，斯特林先生在华盛顿就职的时候，沃德教授正在那里进行他的杰出研究。对于这位如此标榜自己美国精神的人来说，不熟悉这位伟大的本土学者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原注
[8]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于1905年6月在芝加哥成立，它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的行业工会主义与阶级合作主义政策，主张按照产业原则组建工会，并奉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原则。它深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在成立后的二十多年当中领导了北美的激进工人运动，领导了一系列著名的罢工斗争，在教育工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组织广大工人群众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最优秀的一些分子后来都成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1923年它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它拥有十万会员，受它影响的群众约有三十万人。此后，由于局势的变化、政府的残酷镇压，它的影响逐渐减弱，但至今仍有数千名会员。——中译者注
[9] 弗郎西斯·约翰·麦康奈尔（Francis John McConnell，1871年8月18日——1953年8月18日），美国天主教哲学家。曾于1909—1912年任迪堡大学校长。1912—1953年任卫理公会主教。——中译者注
[10] 丹尼尔·阿尔弗雷德·波林（Daniel Alfred Poling，1884年11月30日——1968年2月7日），美国牧师。1906年起成为福音派牧师。1912年参加禁酒运动，并代表禁酒党参加了总统选举。一战期间入伍，在法国作战。1927年起长期担任《基督教先驱报》编辑。二战期间支持美国参战，并鼓励发明原子弹。战后支持政教分离。1952年获杜鲁门委任为调查政府税务丑闻的调查员。1960年支持尼克松竞选总统。1968年去世。——中译者注
[11] 小乔治·亨利·索尔（George Henry Soule Jr.，1887年6月11日——1970年4月14日），美国记者、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1914—1918年任《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杂志编辑。1919年起任《纽约晚报》社论作家。1920年创立劳工局，曾任劳工局局长。1970年去世。——中译者注
[12] 戴维·约瑟夫·萨波斯（David Joseph Saposs，1886年2月22日——1968年11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劳工历史学家。早年在啤酒厂工作，并担任啤酒厂工会车间代表。1915年获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参与报道钢铁工人大罢工，并担任联合服装工人工会教育主任。1920—1922年任劳工局经济顾问。1935—1940年任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期间是反共左派领袖。1940—1942年任白宫美洲事务协调员办公厅顾问。1945—1946年任美国驻德国占领军人力部报告和统一办公厅主任。1946—1947年任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专员特别助理。1948—1952年任美国经济合作署欧洲劳工处特别顾问。1954年在联邦政府退休，转而任教。1965年在大学退休。——中译者注
[13] 希伯·布兰肯霍恩（Heber Blankenhorn，1884年3月26日——1956年1月1日），美国记者、工会活动家。1910年进入《纽约晚报》工作，报道劳工活动。一战期间在法国担任宣传专家。1919年参加了钢铁工人大罢工。1935年参与起草《全国劳资关系法案》，并曾任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和拉福莱特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再次入伍，在心理战小组工作。1956年去世。——中译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