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2）学术与诗歌里的大学时光
如果有一支像我一样的人组成的军队任我调遣，德国将成为一个共和国，罗马和斯巴达与之相比，都不过是些尼姑庵。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 |
17岁的马克思离开特里尔时，壮志凌云，要为人类的幸福牺牲一切，到波恩后却租下公寓，加入了波恩大学诗歌协会。他留起了胡子，卷曲的黑发虽然很长，也不加梳理。
卡尔是全家第一个上大学的，1835年10月15日，他从特里尔坐船离开时，整个家族的人清晨4点就来到河边，为他送行。作为家中长子，一家人的未来都落在卡尔身上：他要给予母亲和5个姐妹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将来还要把亨利希·马克思的遗产发扬光大。此外，他将是家里第一个脱离犹太传统桎梏的男性，父亲相信，不论是法律、文学还是政治领域，都有大把机会在等着他。〔2〕卡尔刚到波恩不久，满怀自豪的父亲便写信给他说：“我希望你能成为出生在你这么好的条件下可能成为的人。你可能会实现我的最美好的愿望，你也可能会摧毁它”。〔3〕
马克思并未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他正融入新的生活。到法学系报到之后，他第一学年选了10门课程，但很显然，他更沉醉于哲学和文学，他还发现了自己的诗歌天赋。父亲担心他社交生活过多，也不希望他完全钻到学术的牛角尖里去，因此，父亲提醒他说：“一个体弱多病的学者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4〕他还非常直白地说，欣赏不了马克思的诗：“你的诗，无论就它的真正含义，还是就它的意图来说，我都不理解。”〔5〕
亨利希有时被儿子丝毫不加控制的自负搞得手足无措。他实在无法理解卡尔怎么会同时有那么多想法——既想当律师，又想当剧作家、诗人甚至戏剧评论家。他和罕丽达恳请儿子缓一缓，想想自己的健康，想想自己和父母的声名，想想家里的经济状况。
1836年春，父母决定让他离开波恩，去更受人尊敬也更严格的柏林大学。〔6〕在马克思1836年8月22日离开时，波恩大学在给他的介绍信中说他学习刻苦、学业优秀。
对于马克思的乖张举动，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肯定从好友索菲娅·马克思那儿了解得很及时。每次父亲给弟弟写信，索菲娅都要在信末附笔说几句，期盼听到弟弟的下一个华丽篇章。与特里尔的生活相比，马克思的经历显然更为精彩。所以，就算他花了不少钱，就算家里本不富裕，也只能如此了——通过别人来欣赏外面的世界，总是要付出些代价的。
卡尔回到特里尔时，离家虽然不过10个月，却有了很大变化。他已经18岁了，身体更健壮，也更善于思考了，他的身上有了更多外面世界的气息。燕妮的变化也很大。她已经22岁，正是最为貌美的年龄。〔7〕这两个原本因为两家人的交往和共同学习而相熟无比的年轻人，再次见面时却羞涩起来。燕妮后来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提到了他们的这次见面：“啊，我的心上人，你第一次这样看了我一眼，然后急忙把目光移开，然后又看了我一眼，而我也是这样，最后，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长久而深情地相互注视着，再也没有力量把目光移开。”〔8〕
卡尔是在8月回到特里尔的，10月出发去柏林前，他和燕妮私定了终身。他们告诉了马克思家，由于担心威斯特华伦家反对，便没有告诉他们，毕竟两个人的年龄差别很大，卡尔没有钱，前途未卜。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阻力，便是当时的社会契约。普鲁士社会等级制度极为僵化，上流社会间的通婚没有问题，但没有哪个父母愿意女儿下嫁到贵族阶层之外，另外还有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数年后，当有人说他因为生为犹太人而婚姻受阻时，卡尔表现得非常愤怒。但终其一生，马克思不管是在朋友还是敌人眼里，都是犹太人，他父亲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但没能改变特里尔人的这一看法。（在莱茵省，连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结合都难逃争议。）〔9〕同样改变过宗教信仰的亨利希·海涅称，皈依基督教是“通往欧洲文化的通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会被接受。〔10〕
得到马克思家的默许后（亨利希·马克思说自己感觉就像身处浪漫小说当中），〔11〕卡尔和燕妮决定在找到办法让燕妮的父母接受前暂时保密，两个人也不直接书信往来。激情的马克思踏上了前往柏林的旅途，他决心勤奋学习，找到工作，尽快独立，做一个合格的丈夫。〔12〕燕妮则开始等待。她决定非马克思不嫁，世俗的阻力只会让她觉得爱情更加甜美。
当然，如果马克思能够出色地完成大学学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肯定有助于说服父母接受两人的结合。马克思肯定也深知这一点。但每当他深感应该履行作为丈夫的责任时，总有让他分心的事情出现。他的一生都是如此，总是有更多的书需要读，更多的数据需要消化，更多的语言需要学习。而在柏林，他找到了让他分心一生的东西。
第一学期，马克思陷入了一位作家所说的“孤独天才的疯狂”模式。当时，柏林居民多达30万，是继维也纳之后德意志联邦的第二大城市；〔13〕柏林大学学生多达2000人，比波恩大学多了将近3倍；同时，柏林大学是当时欧洲最出色的大学之一，强调个体学习和原创性研究。〔14〕因此，马克思已经完全沉浸于学术文化当中，加上对燕妮的渴求，马克思的变化很大。父亲气急之下说他：“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各个知识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虽不在啤酒杯中消磨放纵，却蓬头乱发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15〕亨利希想让儿子整洁一点儿，在担负责任的同时，注意应该具有的风度。但这时的卡尔，已经无法听进父亲的建议。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第一学年过后，写给亨利希的一封长信中，说到了自己的“转变时刻”，这封信是他大学时期写给父亲的信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封：
亲爱的父亲：
……
当我离开你们的时候，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爱情的世界，而且起初是充满渴望的、没有希望的爱情的世界。甚至这次柏林之行我也漠然置之，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欣喜若狂，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起我对生活的兴趣。这次旅行甚至异乎寻常地使我心绪不佳，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心灵感受更峻峭、更粗犷，宽阔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饮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耐消化，就连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他还谈到自己到柏林以后，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专心于学习和研究。最开始，他选择写诗，为燕妮写了三册诗，但又觉得这些诗不足以表达自己“无边无际的、广泛的渴求”。之后，他开始倾力于法学和经典著作。他研究刑法、民法和教会法，把罗马法全书头两卷译成德文，用300页的篇幅阐述自己的法哲学思想。他把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部分内容从希腊文翻译为德文，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哀歌》从拉丁文译成了德文。他开始自学英文和意大利文，写了一部幽默小说《斯科尔皮昂和费利克斯》，还受《浮士德》影响创作了剧本《乌兰内姆》。但他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使自己大大充实起来”。〔16〕
实际上，马克思的身体和精神都出现了问题。医生让他离开城市，到乡村去待一待。卡尔听从医生的建议，徒步走了4英里，来到位于柏林大学东南方向的施特拉劳，一个紧邻施普雷河的小渔村。〔17〕他在这里住了下来，和房东一块儿打猎。他告诉父亲：“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18〕
这时，黑格尔去世已经6年，他的光芒在柏林大学的众多年轻教授和学生中间，已经稍有黯淡（他曾在柏林大学任教〉。马克思要想继续自己的哲学追求，就必须首先迈过黑格尔。
黑格尔哲学中最基本的前提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冲突的结果。两个观点发生冲突，便产生了第三个观点，而这第三个观点继续与其他观点冲突，继续产生新的东西。因此，生命的本质是动态的，核心就是变化。黑格尔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逻辑的，将其称为辩证法。虽然辩证过程的根本在于紧张状态，但这反而应该是让人放心的，因为冲突不由主观决定，而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黑格尔的辨证论赋予了冲突新的含义，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19〕黑格尔还提出了“精神”的概念，他认为，精神存在于根据历史条件聚集到一起的所有人身上，而当任何个体从这个大的世界中脱离或者不再作为其中的一个生产力量，就会出现精神的选择和异化。
黑格尔的哲学统治着德国的浪漫主义时代，数十个黑格尔派随即出现，纷纷对他的理论进行研究，并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思想。对于在运动中心——柏林的学生而言，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中蕴含的希望让他们感到兴奋。他们见证了改革的最初呼声和基本的自由受到腐朽保守力量的阻碍和镇压。同时，他们看到在法国西部、比利时和英国，政治、艺术和经济都在大踏步前进，因为那些地方的国王敢于让子民说出和写出心声，甚至允许政治投票。他们看到钢铁被加工成铁轨，让火车以闻所未闻的每小时60英里的高速驶向未曾开发的乡村；他们听到电流的劈啪声，知道第一块电池已经生产出来；他们听说有一种通信发明，叫做电报，就像魔术一般。按照黑格尔的教义，“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冲突论不仅适用于变革，还同样适用于社会革命。〔20〕
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柏林成了一块磁铁，受到吸引的不仅有躁动的德国心灵，还有来自东方国家的思想者——来自处在封建统治下的受压迫程度更深的俄国。马克思恢复健康，从施特拉劳返回柏林后，结束了自己的浪漫主义孤独。他加入了一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组成的“博士俱乐部”，在这里，他能兼顾自己最喜欢的两项活动——哲学辩论和喝酒。〔21〕
在柏林的头几个月，马克思过得很艰难，燕妮在特里尔也过得并不轻松。由于考虑到燕妮的父母，两人决定不直接通信，这使燕妮陷入猜疑当中。想着远在柏林的卡尔可能已经把自己忘到脑后，燕妮病了，无精打采，她父母以为是身体上的原因，亨利希却知道她是忧愁使然。亨利希作为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书信传话人，受到的折磨并不比燕妮少。在写给儿子的一封接着一封的信中，他提醒儿子对燕妮负有的神圣责任，提醒他只有自己努力、赢得人们的好感和同情，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她自己心目中的地位”。他向儿子强调，燕妮答应嫁给他的那一刻，做出的牺牲难以估量，“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就太可悲了！”〔22〕
卡尔的回答是写了整整三册诗给燕妮，1836年圣诞节期间通过家人交给了她。前两册叫《爱之书》，第三册叫《歌之书》，三本书都题着“献给我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23〕燕妮一直珍藏着这三本诗册，并在数年后取笑马克思那时的青涩。但在1836年12月，当她经过数月苦苦等待、终于收到卡尔的诗集时，心中又是高兴，又是痛苦。卡尔的姐姐索菲娅告诉卡尔，燕妮对他的爱没有变，而且她会逐渐在父母面前做些铺垫，让他们以后更容易接受自己和卡尔已经订婚的消息。〔24〕
然而，铺垫的结果却是新的痛苦。我们找不到燕妮在那个时期写的任何信件，但还是可以透过亨利希写给儿子的信，对她所经历的心路历程有所了解，因为当时亨利希写信给卡尔，不仅劝告他尽快想想以后做什么，还越来越多地建议他该如何安抚心绪不宁的燕妮。一方面，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心想着拯救和指点在学问和精神上都过于不羁的儿子；另一方面，他像是一位追求者，看到心仪的女子为了一个并不值得的对手牺牲了青春和美丽，因此表现出沮丧，甚至敌意。在1837年3月写给卡尔的一封信中，亨利希言语心酸（却又极具预见性）：
有时，我的心沉浸于对你和你的未来的想象中。但我有时仍不能摆脱那使我感到害怕的忧郁的怀着预感的念头，有时，它们会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天赋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那个在苦海中煎熬的多愁善感的人，以很大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显然在你心里活着并受其主宰的那个魔鬼，并不是附着在一切人身上的魔鬼，那么，这是什么样的魔鬼呢？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的家庭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这一疑虑使我心里感到十分痛苦。而自从我将你的爱人当做自己孩子一样来爱的时候起，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在燕妮身上，我看到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她把天真无邪的纯洁感情全部倾注于你，有时会无意地、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恐惧的心理，一种孕育着不祥预感的恐惧，这一点是瞒不过我的。我不知道，这该作何解释。只要我一提示她注意这点，她就马上想法解除我的忧虑。这应该如何理解？这会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然而不幸的是，我的生活经验不允许我轻易受到迷惑。
亨利希告诉卡尔，之前自己一直希望他能声名远扬（亨利希虽然从未明说，但他很可能希望通过卡尔与燕妮的结合，提高自己家的社会地位），但他现在只想知道：自己的儿子还有能力去爱。“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会眼看着我一生最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谈到燕妮，他说：“只有充满温柔爱情的生活，才能补偿她已遭遇到的和即将遭遇的一切。……主要是由于我对她的关怀，才使我非常希望，你尽快迈出幸福的一步进入社会，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内心的平静。……你看，这个富有魔力的姑娘，把我这旧脑筋也弄得有些错乱了，我最希望的是，看到她平静和幸福。只有你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值得你全神贯注的目标。”〔25〕
马克思没办法全身心投入浪漫的感情。虽然多年以后，他也曾向孩子们描述，自己当年是如何迫切地想要见到和拥有燕妮，但同时，他还有青年黑格尔派的朋友们要交往。〔26〕也许是因为与这些朋友的亲近，又或者是，因为终生对知识的痴迷，当时的马克思至少暂时把在柏林的生活，放在了比在特里尔的爱情更加重要的位置。
马克思受阿道夫·鲁滕堡的影响很大，他是一名地理老师，表面上看，他是因为被发现醉倒在臭水沟里而被开除，实际上，他很可能是因为在报上发表煽动性文章而遭解职。〔27〕马克思还受到激进神学家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响。黑格尔的早期追随者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曾在1835年的著作《耶稣传》中提出，基督教是基于历史的神话，鲍威尔则继续了该书没有完成的讨论。黑格尔曾认为，上帝是一种理性的力量，指导着历史的辩证过程。青年黑格尔派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从浪漫主义思想出发，认为命运应该由自己主宰，而不是由某个看不见的却又仁爱的存在来决定。按照这个思路，接下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危险了：既然上帝不是傀儡主宰，国王也就不是由其指定的，那他的权力也可以而且应该受到其他人的挑战。〔28〕
这简直就是个政治炸药包，而19岁的马克思就身处这争论的中心。他很快被伙伴们选为领袖，虽然他们很多都已是知名教授或作家，比他至少年长十多岁。（他们中有人甚至说，年轻的马克思已经集卢梭、伏尔泰、海涅和黑格尔于一身。）〔29〕在这种炙热的煽动性讨论中，马克思形成了毫不妥协的风格，他的哲学理论也在一点一点地完善，并终于在数十年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当年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与他在莱茵省的小山上漫步时讨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他正在进行的争论相比，就像念给小孩子听的童话故事，而此时，马克思的思想像一股风暴，席卷柏林的大小咖啡馆和啤酒屋。
在这种令人膨胀的氛围里孵化出来的马克思，被称作“摩尔”。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头发漆黑，肤色偏暗，另一方面，它来自席勒在《强盗》中刻画的主人公卡尔·冯·摩尔，此人虽然凶狠，却能力非凡，如绿林好汉罗宾汉一般，带领一帮强盗对抗腐朽的统治阶级。此后，马克思的好友都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但亨利希·马克思并不认可“摩尔”这样的儿子。1837年8月，亨利希身心俱疲，指责卡尔在他11岁的弟弟爱德华病重（4个月后夭折）、母亲愁得要命、自己也已抱病七八个月时，仍对家里漠不关心。亨利希说，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着“你还没有摆脱利己主义，它在你身上超过了保存自我所需要的程度”。〔30〕到12月时，亨利希仍在努力，希望能劝动迷途的儿子。他列举了卡尔应尽的责任，首先便是“作为一个青年”对燕妮应该肩负的责任，“……就是为她在现实中创造一个配得上她的前途，而不是让她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守着一盏放在一个放荡不羁的学者身边的昏暗油灯”。亨利希说，卡尔欠燕妮的父亲很多，因为他顶住家族的反对，同意了这门亲事。“真的，千千万万的父母都不会同意的。你自己的父亲在忧郁的时刻，也希望他们这样做——因为我太关心这位天使的幸福了，我爱她，犹如亲生女儿，但正因如此，她的幸福才令我十分担忧。”〔31〕
亨利希非常愤怒，说自己和卡尔“从未有过理智的通信所带来的享受”。他为此责怪卡尔，说他已经自我膨胀到无礼的地步。他把卡尔写给他的一封信（信里只有几行字和以《访问》为题的日记摘录）评价为“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如何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他说自己的“儿子先生”一年花的钱比最富有的人花得都多，不无嘲笑地问卡尔“一个人怎么能每隔一两周，就要发明新花样并不得不把过去辛辛苦苦地完成的工作全部推倒，我要问，他怎么能考虑一些琐碎小事呢？”〔31〕
亨利希知道，死亡正在向自己靠近。他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卡尔身上，却看不到它们得以实现。更糟糕的是，他想象不出，自己的这些希望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1838年2月，在写给卡尔的最后一封完整的信中，亨利希没有为自己的愤怒道歉，他说自己已经厌倦，不想再跟卡尔争辩。但他希望卡尔明白，自己对他的愤怒源自于爱：“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我把你放在我心灵的最深处，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我累极了，亲爱的卡尔，我不得不搁笔了。可惜，我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去写，我多想倾尽全心拥抱你啊，可是我的病情使我无法这样做。”〔32〕
马克思原本没打算在复活节期间回特里尔。他在柏林的花销超过了父亲当年的收入，父母都觉得，让他坐5天的邮车回来花费太大。但他从母亲和姐姐冬天的来信中得知父亲病重，因此决定回家。马克思在4月底回到家中，待到5月7日，也就是他20岁生日后不久，便启程了。〔33〕3天后，亨利希因肺结核和肝炎去世，5月13日下葬。〔34〕
有些传记作家认为，马克思对父亲的冷漠不可原谅，说他肯定觉得自己有更值得的事情要做，才没有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但这是一个误解。卡尔刚刚离开特里尔，没有回去参加葬礼，是因为他根本赶不及，而且他毕竟已经道过别了。虽然没有描述马克思这一时期失去父亲后的痛苦的信件留存下来，但他的痛苦肯定异常深重。马克思一生都在胸兜里放着父亲的一张银版照片，在他45年后去世时，恩格斯把这张已经破损不堪的照片和他葬在了一起。〔35〕
亨利希死后，马克思作为天资聪颖却又任性的长子，家里再也没有人要求他不要沉迷于危险的哲学，要专心成为一个受社会尊敬的人。但一个新的、更加关键的声音出现了，它来自威斯特华伦家，但不是要求，而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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