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3）24岁的《莱茵报》主编
唉，亲爱的，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到政治里去了，这的确是最危险的。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1〕 |
在亨利希去世后的3年时间里，马克思把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当做了家人。他放弃了当初选择的课程，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从1838年夏天到1841年大学生涯结束时，他只修了两门课程，其中一门，还是他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教的。〔2〕但这并不轻松，他的经济状况很糟，母亲不像父亲原来那样允许他随意超过预算花钱，毕竟，此时家里收入很少，除了卡尔外，还有6个孩子需要抚养。马克思还要随时应付燕妮的哥哥斐迪南的审查，后者强烈反对他和燕妮的婚事，并在反对意见被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否决后，利用自己在柏林的关系，让人对这位未来妹夫的活动进行调查。他发现，马克思与无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等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交往甚密，没表现出丝毫找份职业、养妻育儿的念头，还把柏林最壮丽的广场御林广场周围的啤酒屋和咖啡厅当做了教室〔3〕在斐迪南看来，卡尔玷辱了自己信奉的一切，比如，家庭、教堂和国家，但只要父亲还同意，他们的婚事就是安全的。他坚信：妹妹嫁给马克思是个错误，所以他必须早做准备，以待时机，把妹妹解救出来。
此时的燕妮和卡尔，正努力适应异地恋情，相互写信，倾吐自己的不安全感和猜忌，添油加醋地描述自己的病痛和不适，寻求对方的同情。他们的信件充满因为相思而不断加剧的焦躁。他们好像都成了悲剧大师，在一次次的彼此伤害中寻求快乐，如果说他们彼此感受不到爱，至少感受到了痛。燕妮写过一封信，让卡尔消除疑虑。
但她又不能让他觉得自己太快乐了，便继续说：
我因忧心忡忡而消瘦，担心你会由于我的缘故而卷入纷争，随后会去决斗。白天、黑夜，我总是看到你受伤，流血，生病。我把一切都说给你吧，卡尔，这种想象并没有使我感到多大的不幸，因为，我甚至想象，如果你失去了右手，这倒会使我充满快乐和幸福，因为你看，亲爱的……那时，我便能记录下你的全部可爱的绝妙思想，成为一个真正对你有用的人。我如此自然地、生动地想象着这一切，以致我仿佛听到你那可爱的声音，你的亲切的话语向我滔滔不绝地涌来，我倾听着这些话语，用心地为他人保存起来。〔4〕
燕妮和哥哥斐迪南一样，对卡尔在柏林的活动了如指掌。但她的态度是允许。她与卡尔的恋情，让她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更有意义的、与特里尔完全不同的生活。她通过父亲和未婚夫，了解到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的可能，要实现这样一个世界，自然需要战斗，她觉得，自己可以站到战斗的中心位置。她没有只是想想了事，反而认真起来，让卡尔帮她找些书看：“必须是别开生面的，稍微有点学术性……不是任何人都爱读的，但也不是童话，不是诗歌，这些东西，我受不了。”〔5〕
1840年，普鲁士国王去世，其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已故国王的生命是在对抗法国人的战争中度过的，当然，对抗的不止有拿破仑，还有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但威廉四世属于新一代，继位时45岁，臣民们普遍认为，他有才智、更加开明，能够摆脱旧时代的束缚。正在壮大的资产阶级希望他进行民主改革，以便他们取得与其在工业和经济中的贡献匹配的地位，尤其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后，各邦间实现了自由贸易，改革的需求更为迫切。正在壮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相信：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能意识到，如果不想让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就必须建立制宪政府，让商人参政，直接向国王表达意见。〔6〕在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看来，所有国王都应该被蔑视，但所有人都希望：新国王能取消对新闻和出版的限制，让人民自由地表达观点。
新国王听见了臣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但未予理睬。他的统治和父亲统治时并无二致，政府中的要职和军队里的军官都由贵族担任。新国王在资产阶级面前做了做样子，成立了毫无实权的省议会；至于普通臣民，他认为他们都是罪恶的，竟敢质疑他的神授统治权力。新国王不仅没有颁布扩大基本自由的宪法，还对新闻、言论和集会颁布新的限制措施，让反对的声音销声匿迹。〔7〕与此同时，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提出，在整个德意志联邦境内镇压所谓的危险思想。〔8〕各大学受到严密审查，甚至后来有作家称“大学成了兵营的附属”。〔9〕青年黑格尔派奋起抗争，但他们远不是政府的对手。
马克思担心柏林大学不会授予自己学位，便把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了耶拿大学。遍数各邦，耶拿大学的自由主义氛围最为浓厚，它会把博士学位邮寄给获得者。马克思是在1841年4月6日提交的论文，4月15日他便收到博士学位。〔10〕他把博士学位献给了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您，我的慈父般的朋友，对于我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明显证据，证明唯物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11〕
已经搬去波恩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说，马克思也可以去波恩教书。但由于鲍威尔猛烈攻击宗教和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他自己在波恩的位置都已岌岌可危。1841年夏，普鲁士宗教与教育大臣对鲍威尔发起一场攻击，马克思受到牵连。结果，马克思在整个普鲁士境内找到教学工作的机会越发渺茫。〔12〕
此时，卡尔23岁，燕妮27岁。她已经等了他5年，但在他找到工作前，他们还无法结合。刚进入大学时，马克思计划成为一名法官或律师，但他已远远偏离了原先的计划，而且，这一领域的竞争也极为激烈。此前20年内，德国的高等教育招生数翻了一番，结果，无数中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为了极为有限的工作机会挤破脑袋。〔13〕对他们而言，最后的选择是进入报业。〔14〕这是最低端的行业，只有那些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声名不好的、华而不实的、靠不住的”人在万般无奈之下才会考虑。〔15〕这个行业收入低微，有时甚至没有收入。但马克思没有更多选择，而且他认为，报人写作的目的也不应该是为了钱——报纸是受教育阶层挑战权威的首要方式。除了在一份关于浪漫主义的杂志上发表过一点诗歌外，马克思此前从未发表过任何东西，但他喜欢挑战权威，也知道如何挑战。〔16〕
整个1841年，马克思穿梭在特里尔、波恩和科隆之间，尽可能寻找写作的机会。他在特里尔待了6个星期，这是他自1836年启程去柏林以来，在家待得最久的一次。当他最初离家时，他和燕妮的约定还是秘密。〔17〕现在他们已得到家庭的认可，能够出双入对了。不过他们的公开亮相，还是在小城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除了燕妮，恐怕没人会觉得年轻的马克思长相英俊。一位马克思传记作家曾引用一名特里尔居民的话来形容马克思的外貌，“几乎算得上是最没有吸引力的人”。他身材像拳击手一样结实、相貌粗犷、不刮胡须、仪容不整，穿着的暗色礼服虽然质量上乘，却经常扣错扣子。〔18〕他的黑色胡须留得过长，显得不够庄重，按照普鲁士19世纪中期的社会规范，这等于是在宣告——自己是一名激进分子。他在公共场合抽雪茄，而体面的绅士只在自己家里抽。不用说话，他的身体语言已经告诉别人，他与这个保守的社会格格不人。和燕妮在特里尔一起漫步时，走在他身旁的燕妮跟他体态完全相反。燕妮个头高挑，身段柔软，优雅端庄。她有一头深褐色头发，简简单单的一串珍珠项链，让她的脖颈显得愈发修长，她的相貌和体态都极为出众，根本无需华丽的衣服来凸显，但同时，她又极为时髦。父亲的地位和母亲的品位，决定了，她的穿着打扮在特里尔绝对是最有品位的。在盯着他们的一双双眼睛看来，这两个人的差别实在太大，燕妮是如此迷人，卡尔却是如此让人生厌（甚至令人起疑）。
燕妮对关于两人外形上不协调的闲言毫不在意，却无法对关于两人年龄上的差异和卡尔没有稳定工作的碎语无动于衷，但她不会表露出任何不安让这些嚼舌的人满意。卡尔则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马克思的未来虽不明确，但充满希望。拥有金钱和民主热情的自由主义者越来越无法忍受国王的专制统治。马克思在“无能的贵族和死气沉沉、觉得一切现实都是上帝意愿的臣民”身上，也看到彻底摧毁旧制度的可能。〔19〕
为了绕过政府对公开政治辩论和政党的限制，那时的作家，经常用神学和哲学术语来遮掩真正的讨论内容，以文学或哲学协会的名义聚会。〔2〕在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看来，攻击宗教就等同于攻击宗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他们想表明，宗教不过是讲述基督的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被用来支撑腐朽的制度和专制的统治了。因此，宗教和它所支撑的制度一样，都是邪恶的。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想创办一份名为《无神档案》的刊物来传播这些思想，但他们需要资金。〔21〕马克思也尝试过向特里尔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富人寻求资助。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燕妮间接提到一个名叫罗伯特·施莱歇尔的当地医生的反应，并在信中加上了自己的提醒：
施莱歇尔刚才告诉我，他收到一位青年革命者的信，他对自己同胞的估计大错特错了。他没有估计到，他会购买股票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唉，亲爱的，亲爱的！如今你甚至都卷到政治里去了，这的确是最危险的。小卡尔，你时刻要考虑到：你家里有一个爱人，她正期待着你，惦念着你，她与你休戚相关。〔22〕
燕妮调笑自己这个满脑子危险思想、还四处传播的恋人，称他为“铁路上的亲爱小男人”和“亲爱的小野猪”，并开始在思想和学问上为他们日后的婚姻生活做准备。〔23〕她埋怨马克思，既不肯评价自己的希腊文，也不肯表扬自己的博学。她还特意提到自己很早起来，阅读发表在报上的3篇关于黑格尔的文章，以及评价鲍威尔的《共观福音书批判》的书评。〔24〕燕妮在两个人的关系上表现出急迫和不安并不奇怪。燕妮的母亲卡罗琳·冯·威斯特华伦特意安排了燕妮的弟弟埃德加跟她一起去波恩，让他看着燕妮，确保她内外得体。〔25〕但埃德加实在不是个好选择，他思想自由开放，对马克思和燕妮二人的愿望一直不能得到满足给予同情，他给了他们独处的机会。燕妮后来写信给卡尔说：
我不会也不感到后悔，我蒙住自己的双眼，紧紧地蒙住，这样，我就看到了你那幸福地微笑着的目光——看吧，卡尔，然后我自己在冥想中也是幸福的了。——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其他人什么也不给了。啊，卡尔，我清楚地知道，我做了什么以及我会怎样被人们瞧不起；我知道这一切，尽管如此，我仍感到高兴和幸福，甚至不会为人世的任何财宝而放弃对那些时光的回忆。我再一次体验每一个幸福的时刻，再一次躺在你的心上，我陶醉在爱情和幸福之中！……卡尔，成为你的妻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也许，嗅，天啊，我头都晕了！
想到两人的关系如果暴露特里尔人可能会有的反应时，燕妮说：“我的父母住在那里，我年老的父母是如此地爱你。啊，卡尔，我很不好，在我身上除了对你的爱情以外，不再有什么好的了。”〔26〕自二人相恋以来，燕妮的未来从未像现在这般依赖于马克思，而在她最需要父亲来帮助她确定和马克思的关系时，父亲却已无法给她这个帮助。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一直在与疾病做斗争。1841年12月，他病情加重。马克思回到特里尔，搬进威斯特华伦家，帮着照顾路德维希，也可以跟燕妮近距离相处。〔26〕在此期间，普鲁士内阁大臣发布了一项书报检查令。按照官方说法，检查令是国王为了让作家免受不必要的限制，但实际上它做出的限制比1819年开始施行的法令还要多。〔29〕按照新法令，凡对基督教“不严肃的或恶意的”作品；凡妄图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的作品；凡政府认定会对个别人或整个阶级造成攻击或诽谤的作品；甚至凡是可能产生不好影响的或具有此类“倾向”的作品，都不得发表。政府就此通过庞大的检查大军，对思想实施独断控制。
马克思利用在燕妮家的几个月时间，对检查令做出了回应，他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正面攻击。在这样一个不容忍任何异议的国家里，他没有把政治隐藏在宗教或哲学后面，相反，他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直面政府的新法令宣战。他把满腔怒火化作一篇长达22页的文章：“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29〕
马克思用“莱茵省一居民”的署名把文章发给德累斯顿《德国年鉴》的编辑阿尔诺德·卢格。卢格比马克思年长16岁。之前，他由于自由主义思想被关过6年，又因为所持观点在大学得不到教职，不得不四处漂泊，办了一份报纸，却因为政治论调被禁，不得不转移到氛围更加宽松的地方。但即使是在卢格这里，马克思的文章也没能通过检查。〔30〕燕妮的哥哥斐迪南已于1838年在特里尔担任重要职务，马克思的文章必然没能逃过他警惕的双眼，他肯定知道，这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出自父亲的房子。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在马克思把文章交给卢格一个月后去世，马克思在威斯特华伦家也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成为一家之主的斐迪南马上行动，想解除燕妮和马克思的婚约。他让燕妮的叔叔、保守的亨利希·乔治·冯·威斯特华伦向燕妮施压。我们无从知晓燕妮的母亲对女儿与马克思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何种地步是否知情，但她显然站在了女儿一边，急匆匆把燕妮带到自己在度假小镇克罗茨纳赫的一处住所，这里位于特里尔以东50英里，能够避开斐迪南的控制。〔31〕她们在这里躲过了这场风暴。
马克思也离开特里尔，到了科隆。他加入了一个俱乐部，成员不仅包括一些他在柏林时认识的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还有同样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本地商人。〔32〕马克思在柏林认识的朋友格奥尔格·荣克和新结识的朋友莫泽斯·赫斯，成功说服一些商人出资办了一份报纸，取名《莱茵报》。《莱茵报》的定调是“政治、商业和工业”，让读者一看便知，这是一份针对中产阶级品位的报纸。〔33〕
众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莱茵报》当中，这说明反对政府的力量极为多样，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除了来自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各种激进知识分子外，报纸的赞助人还包括自由派律师、医生和企业主。其中最知名的，当属后来出任普鲁士首相的银行家兼铁路商人卢道夫·康普豪森，以及后来担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商人大卫·尤斯图斯·汉泽曼。〔34〕
这些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都觉得当前的政府没能跟上时代的步伐。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后，普鲁士中产阶级商人变得更加壮大，他们与德意志其他各邦的商人有了更多交流，作为商人，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竭力推动贸易和发展。在他们看来，德意志联邦各邦间的联系过于松散，各有各的统治者、法律和货币，这将限制原本潜力无限的工业发展。他们希望联邦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股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当然，融合只是一方面。正如知识分子觉得如果写什么、说什么都要由国家来控制，就等于无法呼吸一样，普鲁士的中产阶级知道，除非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否则无法继续发展。没有任人唯贤的制度，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平等纳税，国家如何进步？纳税问题是最令中产阶级无法接受的，他们缴纳着重税，遍地的贵族却一分不缴。
莱茵省是普鲁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里呼吁改革的声音尤为响亮，而科隆则是莱茵省思想活动的中心。〔35〕马克思到科隆时才23岁，他还带着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但不到一年，他便成为普鲁士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报纸的编辑。
《莱茵报》于1842年1月1日创刊，只有400人订阅。4个月后，马克思开始为其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根据莱茵省议会的一次辩论，讨论了新闻出版自由。〔36〕这一主题在当时争议颇大，而且，为防止民众发表政见，普鲁士政府不允许任何文章讨论各省议会的辩论。在专制主义者看来，议会代表是“魔鬼的学徒”，他们的话只会让原本就已经很蠢的读者变得“更蠢”。〔37〕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的文章还是通过了检查。他的讨论非常复杂，以至政府派来检查文章政治纯洁度的官员也被迷惑了。同时，文章不失风趣，行文优雅雄辩，给读者以启发。文章的观点很清楚：
自由是人的本质，法律应该予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
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
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措施，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运动的措施一样。……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38〕
1842年5月5日，马克思的这篇政论文正式发表（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这天恰是他24岁生日。为安全起见，他选择了匿名，不过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作者，对他盛赞有加。副编辑莫泽斯·赫斯称赞他是“同时代人中最伟大，或者说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39〕卢格说这篇文章是相同主题的文章中写得最好的。荣克称赞文章写得极好。〔40〕
大获成功的马克思回到特里尔。但特里尔迎接他的并不是在科隆获得的称赞。因为经济和前途问题，马克思和母亲陷入一场争吵。母亲抱怨他对家里不管不顾，让她承受威斯特华伦家的白眼。争吵非常激烈，以至于马克思参加完姐姐索菲娅的婚礼便离开了，而且这期间他一直住在旅馆里。他没把这个插曲放在心上，他的全部心思都在科隆。马克思对卢格说：“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41〕
《莱茵报》稳步发展，但编辑部却陷入混乱。随着编辑不断更换，马克思的老朋友阿道夫·鲁滕堡于1842年夏天被任命为总编辑，但他酗酒严重，又与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不对路，看来任期也长不了。〔42〕
这时，马克思已经发表了一些文章，写得都非常精彩，受到一致称赞。而且，他总能把自己真实的意图隐藏起来，巧妙地通过政府的检查。投资人担心报纸在柏林极端分子的影响下，会变成理论辩论的阵地。马克思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他指出《莱茵报》不应纠缠于抽象理论，而应考虑“实际问题”。他还指出，报纸应该引导撰稿人写什么，而非受他们引导——作为撰稿人，这样的立场显得特立独行。
显然，马克思不想继续做纯粹的撰稿人。他的说法得到了资助人的欣赏，并在10月15日被任命为总编辑。〔43〕上任第一天，马克思对一家竞争报纸指责《莱茵报》支持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反驳（当时共产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极为相似的哲学，只是前者的拥护者主张取消私有制，这显然是资助《莱茵报》的商人无法接受的）。他说，《莱茵报》“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它可能实现”。〔44〕
《莱茵报》资助人，莱茵省商人古斯塔夫·梅维森说，马克思不论是身体还是思想都犹如一场风暴，“一个强有力的人……两颊、双臂、鼻孔和耳边的毛发又黑又密。他果断、热切、极为自信，同时又很诚恳、有学问”。〔45〕自此，科隆人经常看到这位编辑急匆匆的身影，他在鹅卵石街道上躲避着大大小小的马车，口袋里塞满报纸。〔46〕他还经常到咖啡馆、啤酒屋或位于地下室的昏暗餐馆里，搜寻来自德意志其他各邦或其他国家的难得一见的报纸。马克思兼收并蓄，充分利用自己在普鲁士内外发展起来的可靠消息来源，不断打败其他的竞争者，让政府中想让他噤声的人毫无办法。在马克思的引领下，《莱茵报》在普鲁士发出了自由的声音。
随着报纸越办越成功，加上马克思的卓越领导，《莱茵报》很快吸引了来自德国各地的众多杰出作家——甚至有投稿人说：“普鲁士和德国所有年轻、新近、自由思考和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才都聚集在这里。”〔47〕既然报纸吸引了众多自由思考者，编辑便需要掌握一个准绳。马克思做过撰稿人，对此颇为熟悉，他的果断之名便始于此。布鲁诺·鲍威尔说如果有人逾越准绳，马克思就会大发雷霆——但他坐在编辑这个位子上，自然经常发现有人逾越。〔48〕未经马克思同意，任何东西不能上报。这就意味着现在自称为“自由人”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如果不肯“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就不能上他的报纸。〔49〕“自由人”立刻指责马克思保守，但他说：“自己宁愿‘牺牲几个柏林的吹牛家’，也要保住报纸。”〔50〕
马克思23岁的弟弟海尔曼在10月14日（马克思被任命为总编辑的前一天）去世，但他没有回去参加葬礼的打算。〔51〕他留在科隆，专心研究一篇文章。他后来告诉恩格斯说，正是这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一起“引领他把注意力从单纯的政治转向了经济状况，并最终转向社会主义”。研究让他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物质的，也就是经济的。〔52〕
第一篇文章的内容是关于农民在私有树林里捡拾自然落地的枯树枝但被普鲁士政府界定为偷窃的讨论。之前，穷人是允许收集枯树枝取暖的，1807年农奴制被废除后也一直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对木材的需求大幅增加，林木所有者在出售中获得高额回报。政府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边（这不奇怪，毕竟他们才是在政府里担任职务的贵族），将擅自捡拾枯树枝界定为犯罪。马克思对此进行讨论时，由于贫困增加和人口激增，木材“偷窃”达到顶峰，普鲁士每6宗诉讼案便有5宗与此相关。〔53〕马克思从林木盗窃法本身的规定出发，论证其不合理性，揭露这种允许林木所有者抢夺被他称为“自然界的布施”的枯木的制度的荒谬和伪善。〔54〕
第二篇文章是关于高税负和德意志各邦间的自由贸易，导致摩泽尔河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55〕资助《莱茵报》的商人看到了自由贸易的好处——他们的市场得以扩大，利润得以提高；但马克思意识到，他们的收获是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小土地所有者和当地种植者无力在更大的市场上与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生产者竞争。
在对“实际问题”的探索中，马克思显然未能意识到——自己批判的体系正是他的读者要保护的体系，他可能会失去报社股东的支持。实际上，随着马克思的迅速成熟，《莱茵报》也变得更加激进。它对莱茵省议会和柏林政府的报道毫不手软，对事实的说明极为精细（按照编辑的真实调查结果），调查更加深入，语调充满嘲讽。它用一种全新的、大胆的语调与普鲁士的受教育阶层对话，第一年的订阅量就从400份增加到3500份。马克思采用多种策略对付被他的报道惊动的政府当局。一名被他磨得筋疲力尽的检查官说：“马克思会死于他的观点，即便他对其中的真理深信不疑。”〔56〕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感到了疲倦，况且他还要不断与众多作者争论什么样的文章能够上报，什么样的文章不过是哲学论文或纯粹的宣传资料。
12月，马克思坐马车到克罗茨纳赫与燕妮和她母亲一起过圣诞。他现在有了固定的职业，受到很多有权有势的自由主义者尊敬，收入还不错，已经在科隆安定下来。他终于有了结婚的能力，他和燕妮打算来年6月结婚。〔57〕但马克思返回科隆后，发现政府查禁了《莱茵报》，将报社定性为违法，理由是未获得经营许可、有政府禁止的倾向。〔58〕
莱茵省和柏林政府当局一直对马克思的报纸头疼不已，早在11月，他们便开始考虑进行查禁。有人认为，最后一根稻草是该报于1843年1月4日发表的一篇攻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文章。为此，俄国沙皇召见了普鲁士驻圣彼得堡大使，敦促普鲁士约束国内的自由主义出版业。〔59〕1月21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亲自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查禁《莱茵报》。政府给《莱茵报》规定的最后期限是1843年3月底，在此之前由两名检查官进行审查。〔60〕
马克思于3月17日辞职，他希望自己的离开能够挽救报社（但未能如愿，报社在3月31日关闭）。不过，马克思也早已经厌倦了把控准绳。他对卢格说：“这种气氛也令我感到十分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缩手缩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迎、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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