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第二部分 流亡的一家


5）巴黎的激情岁月



　　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一—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

　　——卡尔·马克思〔1〕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巴黎曾多次成为人类思想创造的中心，1843年便是其中之一。来自法国、德国、俄国、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改革家们与已经开始在作品中反映现实而非理想的画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和哲学家们混在一起。〔2〕赫赫有名的贵族与经历曲折的革命者聚在金碧辉煌的沙龙或是秘密协会的据点里，后者曾孕育过众多革命计划，以推翻王朝，建立新国度。政治流亡者坐在右岸咖啡馆铺着天鹅绒的座位上，享受王子般的待遇。获过奖章的士兵离开军队，走入民间，加入反对派阵营，因其无畏获得喝彩——虽然脱下威武的军装，会让时尚的女士们感到一丝遗憾。这就是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巴黎，它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来自欧洲各个阶层的激进分子。
　　法国大革命期间，18岁的路易·菲利普曾短暂加入反对阵营，推翻国王，之后，他旅居英国和当时平等主义的前沿阵地美国。他接触过最先进的政治思想，54岁时他已经学会容忍反对派的声音，反对声音不管如何喧闹，只要不影响他的商业热情，都不会引起他的过激反应。他吸取了前任遭驱逐国王的教训，明白必须保持一定的宽容，才能保住王位，让商业发展起来，让国库充实起来。巴黎因此获得了显赫的财富和声名，一件流行的礼服能耗费250码尚蒂伊花边和印度山羊绒，售价超过1万法郎——相当于当时工薪家庭一年收入的10倍。〔3〕同时，巴黎又兼容了很多宣传结束这种过度奢华的左派激进分子（他们中也有某些人的女伴穿着昂贵的顶级服装）。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在巴黎，“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4〕
　　燕妮和马克思坐马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熙熙攘攘的巴黎。他们来巴黎是因为这里有自由，作家可以说任何想说的话而不用担心受到责难。但燕妮和马克思可能会对这里的自由形式感到诧异。在普鲁士时，自由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概念、一种信念，但从未感受过。现在，他们终于见识到了：他们看到大群资产阶级响应政府的“致富”号召；他们听到各种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相互间针锋相对、毫不遮掩地公开辩论，简直要将这座城市的天空掀开。他们从未离家如此遥远，到一个如此陌生的地方。但他们知道，他们属于这座城市。〔5〕
　　他们很快便融入巴黎的生活。燕妮喜欢戏剧，尤其喜欢在巴黎绿树成荫的大道上演出的滑稽歌剧。在巴黎，绅士们都穿着紧身的衣裤，材质和颜色的样式选择甚至不比女性服饰少。女士们则从头到脚穿戴奢华，以此吸引其他人的目光，却又假装对他人的关注不屑一顾。大街上总能看到求爱的仪式，在燕妮这样的旁观者看来，这很是滑稽，似乎巴黎的上层阶级除了爱情就没其他事值得思考的。但还有另外一群人，就在他们周围，就被他们踩在脚下，这些人将来会把他们推翻。穷人虽满腔愤怒，上层社会却丝毫未加注意，他们仍然坚定地幻想着：整个社会仍处于而且将一直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经过在特里尔父母家中数年的沉闷等待，燕妮眼见自己的青春悄悄流逝，现在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等马克思到即将成立的报社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未来的生活将更加美好。马克思想着可以写些书，她可以帮忙誊抄，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他们要在巴黎相互扶持，这里的革命都是浪漫的，士兵都有自己的风格。这个莱茵省的女儿在巴黎这个大都市看到了各种可能，沉醉其中。
　　马克思和燕妮抵达前不久，卢格也才刚刚带着妻子、一大群孩子和一大块牛腿肉来到这里。他婚后虽然富有，却极为节俭，他还建议马克思夫妇也省一点。两家人跟另外一对夫妇（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和他妻子埃玛）一起租房子住。卢格为人相对循规蹈矩，在道德上相对保守，他在位于塞纳河与圣日耳曼大道间的瓦鲁路租下一栋普通公寓楼的两层。三个男人要忙于《德法年鉴》，办公室就在街对面。卢格建议：女士们负责家里的杂务。〔6〕
　　对燕妮和马克思而言，这样的安排看似不错，毕竟刚到异国他乡，跟同胞住在一起更容易适应一些，但这个安排很快便宣告破产。数年后，海尔维格家的儿子马赛尔说，当时他母亲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卢格夫人是撒克逊人，人很不错，但终究和马克思夫人差别极大，后者显然比前者更加聪明，更有抱负，知识也更渊博，两个人怎么可能处得到一起呢？”海尔维格夫妇看到有产生矛盾的可能，立马回绝了。〔7〕马克思和燕妮跟卢格家一起住了短短两周，就搬到同一条街上一所更大、更像样的公寓里去过二人世界了。
　　马克思博士和他的妻子很轻松地融入了巴黎的激进分子和民主主义者的圈子，首次以夫妻名义出现在大家面前。马克思为燕妮感到骄傲——骄傲于她的美丽，即便是在巴黎这样一个名媛云集的地方，她的美丽依然耀眼。他同样骄傲于她的智慧，自他们结婚之日起，马克思就把燕妮看作是在思想上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的人。这绝非说说而已：谈到思想方面，马克思从来不会客气，如果他不觉得燕妮足够聪明，就不会依赖于她的判断。〔8〕在马克思一生中，除了燕妮，能够得到他如此尊重和信任的便只有一个人了，那便是与他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但恩格斯只能在思想上理解和支持他，燕妮同时还是他生活中的伴侣。
　　私下里，马克思只要没有被工作弄得无法入睡或疾病缠身，一般来说都是个很好的伙伴：热情、体贴、和蔼。但在公众场合，他辩论起来咄咄逼人，在思想上极为自信，他没多少时间花在社交礼仪上，而且对于马克思来说，他有些习惯于脱离所有碰到的人。各种各样的辩论虽然让他劲头十足，却也让他心力分散。只有埋头于书中时，他才是最快乐的（他把书称作自己的“奴隶”）。马克思虽然内敛，却总在不知不觉间表现出强大的自信和领导力，吸引了众多追随者。〔9〕
　　燕妮却是社交方面的专家。有了她的安静和优雅，人们便不至于被她的稍微有些奇怪的丈夫吓到。只有在挽着燕妮的手时，马克思才些许有些私下里的样子——放松、风趣。这个思想活跃的男人，只有妻子在身边时，才会表现出一丝温顺。
　　他们到巴黎时，燕妮29岁，马克思25岁。虽然巴黎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圈子都知道马克思是来自科隆的作家，但他的光芒算不上强烈。毕竟，德国有数位知名的政治和文学人物流亡巴黎，海尔维格就比马克思更为知名。几个月前，海尔维格的一本新的著作因为政治原因被禁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亲自与他会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政府，在普鲁士共创文化繁荣。众所周知，这位诗人拒绝了，他说自己生来便是共和主义者，无法侍奉国王。因此，他被普鲁士、萨克森和瑞士驱逐，最终来到巴黎。每一次被驱逐，都使得他的名声更加响亮。他在流亡途中娶了一位柏林丝绸富商的女儿（他的伴郎是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一直梦想着能用诗歌为新德国发出声音。〔10〕
　　海尔维格和马克思一样，为卢格的报纸写作。两人很快成为好友，两对夫妇正好都新婚不久，也展开了交往。但马克思和燕妮很快发现：他们这位才华和相貌都极为出色的朋友，还因为花费无度等缺点而声名在外。
　　到19世纪中叶，艺术家（如以上诸位）与政治激进分子（如马克思）之间的界限已经愈加模糊。艺术家们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得到资助人的慷慨相助，这些被马克思称为“脑力劳动者”的人，现在也像体力劳动者一样，可能会挨饿。〔11〕面对穷困的威胁，很多浪漫主义、脱离人群的天才人物开始涉足政治。有作家称，艺术家全都能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当做最重要的政治工具。〔12〕处在这样一个特别的社会环境里，马克思和燕妮逐渐把海尔维格的缺点放在了脑后，尽管这在思想保守的德国是完全无法让人接受的。马克思一生都采用不一样的社会标准来看待诗人，他的女儿爱琳娜说，他把诗人称作“怪异的人，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不能用衡量普通人甚至出众的人的标准来衡量”。〔13〕
　　大概是在遇到海尔维格的时候，一名德国医生把马克思引见给了亨利希·海涅。虽然自马克思孩童时代起，海涅就已流亡巴黎，但他一直存在于马克思的生活中——不是因为马克思把他当做诗歌上的偶像，而是因为他是马克思母亲那边的远房亲戚。海涅虽然比马克思年长20岁，但两人还是很快亲近起来。用海涅的话说，他们“不需要说很多话，便能明白彼此的意思”。〔14〕
　　海涅年轻时非常俊秀，眼神温柔，长发稍稍弯曲，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温和的，但马克思和燕妮见到他时，却正是他处境悲惨的时候。他患上一种瘫痪症，1843年时转移到了左脸，他担心会因此失明。他刚刚跟情人马蒂尔德（一个比他小15岁的法国女子，没多少文化，也不知道他如此知名）结了婚。〔15〕
　　海涅虽然处在死亡边缘，在诗歌创作中却爆发出更惊人的能量。虽然有批评家称他为“自大狂”，但他其实缺乏信心，曾因为担心受到差评而在马克思面前流泪。（这时，马克思会交给燕妮处理，她总能用智慧和耐心安抚这位桂冠诗人，让他重拾信心。）海涅与马克思夫妇变得如家人般亲近，经常相互走动。〔16〕与海涅的关系是马克思在巴黎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海涅更多涉足于政治，马克思则变为一个更加成熟的艺术家和男人。
　　按照计划，卢格的报纸为月刊，德法双语出版，1843年11月开始发行。但此时资金出了问题，而且还有供稿问题——卢格连一个法国投稿人也找不到。实际上，唯一一个同意加入的非德国人，是当时也在巴黎的俄国人巴枯宁。卢格让马克思负责招募法国作家，他们还考虑过是否可以找找女作家乔治·桑和弗洛拉·特里斯坦。这两个人马克思都认识，但他有没有邀请她们为《德法年鉴》写文章却不得而知。最终，她们没有投稿，也没有任何其他法国作家投稿。虽然德国人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法国哲学，但法国人却似乎并不愿与德国思想牵扯到一起，他们觉得德国人现在头疼的问题，他们早在1789年就已经解决了。〔17〕
　　面对这些困难，卢格病倒了。报纸直到1844年2月才得以发行。终于面世的报纸采用了马克思的编辑方向，篇幅很长，内容包括海尔维格和海涅的诗作；卢格、马克思、费尔巴哈和巴枯宁批评德国的往来信件；巴枯宁、莫泽斯·赫斯以及被从巴伐利亚驱逐的报社编辑F.C·贝尔奈斯写的短文；还有马克思和一位身在英国名叫恩格斯的德国人各自写的两篇文章，报纸共计印了1000份。
　　卢格骨子里是一名温和的民主主义者，他对于马克思将《德法年鉴》引向更加激进的方向，以及在他看来马克思那种丝毫不加修饰的写作手法感到恼怒。〔18〕（之后还有很多人批评马克思写作时长篇大论，文字模糊晦涩，辩论过于随意，完全不理会读者是否能够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燕妮后来回忆说，这份自己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保障的报纸，“第一期出来，就以失败告终”〔19〕。
　　报纸在巴黎没有读者，又无法进入德国，卢格和福禄培尔切断了资金支持，燕妮的担心也应验了：马克思将无法回到德国，普鲁士各地政府接到命令，只要马克思、卢格、海涅和贝尔奈斯一进入普鲁士境内，就予以逮捕，罪名为叛国罪。〔20〕
　　让普鲁士人感到恼怒的是马克思在蜜月时便开始思考的两篇文章。一篇批评了黑格尔，另一篇名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融合了他在柏林和科隆所学，同时又表现出法国思想对他的影响，尤其是他对当时尚未得到认可的无产阶级的讨论。“无产阶级”一词源自拉丁语“proletarius”，原指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人或没有资产的人，马克思则用来指社会变革的牺牲品。这些人并非一直穷困，19世纪的无产阶级原本温饱无虞，但在所谓的经济和工业进步面前却成了牺牲品。比如，人力被机器所取代，工厂雇佣更便宜的女工和童工，缩减工人工作时间和工资，或无偿延长工人工作时间。〔21〕在批评黑格尔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理论本身无法带来革命，只有当无产阶级面对不公准备暴力反抗，并把哲学作为武器武装自己时，才会产生革命。〔22〕他说：“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3〕
　　关于犹太人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并非神学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在19世纪初的德国，犹太人根据国家的默许和限制，主要从事商业和贸易领域的活动，数十年后，这也成为整个社会和犹太人对自己的看法。1816年，马克思的父亲不得不做出选择，是继续作为犹太人，还是成为基督徒以融入社会，毕竟，犹太人在普鲁士无法享有平等权利。19世纪40年代初，犹太人的权利和社会地位才被重新予以审视。
　　马克思在文章中，讨论了宗教在德国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不论是政治领域的基督教，还是主导市场的犹太教，并从非神学的角度讨论了脱离宗教束缚的意义。他以犹太人为例，指出犹太人活动集中的领域——商业——已经成为国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让犹太人从商业活动（在马克思看来，这已经成为犹太精神的根本）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消除国家能够从中获得的利益，德国社会革命才能加速到来。国家的一个支柱（这里是商业）倒下了，国家自然无法继续支撑，马克思和他的同伴一直批判的政府也就崩溃了。〔24〕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主题差别极大，但都涉及德意志联邦的未来，结论也都是其解体。这与他在科隆时与政府书报检查官玩文字游戏不同，在巴黎，他的文章不再受到限制，从此他的写作开始倾向于革命。
　　《德法年鉴》终刊时，燕妮已怀孕7个月，她和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并不稳定。马克思和卢格由于在报纸的政治口径上分歧很大，又因为海尔维格发生过争吵，关系逐渐恶化。卢格对海尔维格的行为感到厌恶，说他是蠢货、浪子，“已经迷失在巴黎的灯红酒绿当中，被商店、马车、富人的奢华房间、花店和女人迷花了眼”。他愤恨于海尔维格毫无节制地花钱给迪奥高特伯爵夫人买衣服和鲜花，指责他浪荡、懒惰。一次，卢格议论海尔维格时，马克思在外面听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便离开了。回家后，马克思给卢格写了一封信，言辞激烈地为海尔维格的才华辩护，指责卢格心胸狭窄，不懂艺术。〔25〕其实，马克思与卢格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很可能是卢格拒绝按照承诺支付马克思工资，而用看起来毫无价值的报纸折算。马克思对于卢格的拒绝感到愤怒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马克思没有其他收入，又马上要成为父亲；二是他知道卢格刚刚通过铁路股票大赚了一笔。〔26〕
　　不过，在燕妮和马克思的境况变得更糟之前，科隆的格奥尔格·荣克和《莱茵报》前股东寄来一笔钱，表达对马克思的敬意，数额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担任编辑能赚到的两倍。〔27〕马克思的这笔意外之财让卢格很不愉快，他向福禄培尔抱怨马克思和燕妮花钱无度。"他妻子花一百法郎买条鞭子给他做生日礼物，但他既没有马，又不会骑。他见到什么都想要：马车、漂亮的衣服……甚至是天上的月亮。”〔28〕卢格在稍后一封信中对这位正与自己逐渐疏远的朋友的抱怨显然更加贴切。他说马克思狂傲、无礼、自大，“他这种性格做个学者或作家都不错，却绝对做不了报人。他读书很多，工作强度很大……但毫无成就，一切既有的东西全部打破，再一头扎进书海里去”。〔29〕两人之间的裂隙已经太大，无法复合。当然，马克思对卢格也没有客气，“长着一张雪貂脸的蠢货”已经算是最短、最客气的说辞了。〔30〕
　　马克思家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1844年5月1日，根据母亲的名字取名燕妮，但她的黑色眼珠和头发显然来自父亲。〔31〕燕妮和马克思对于照料婴儿都没什么经验，燕妮自小家里就有很多佣人，婴儿一生下来就交给奶妈照顾，马克思虽有7个兄弟姐妹，但对家里的事情并不上心，经常独来独往。他们在巴黎的朋友全都放荡不羁，下午五点才肯起床，之后便泡在咖啡厅、沙龙或餐馆里直到早上五点，自然指望不上。燕妮和马克思只能苦中作乐，竭尽所能照顾着小燕妮，直到孩子病得非常严重。
　　这时，一个看似不太可能的人提供了帮助：亨利希·海涅。这时诗人才46岁，正与局部瘫痪做斗争，自己一直没有孩子。他爬上楼梯，来到马克思家时，发现小夫妻正面对不断抽搐的孩子急得快要疯掉。他让他们准备些热水，给孩子洗了个澡。〔32〕小燕妮恢复了健康，但她的父母还是被吓坏了：他们决定由燕妮带着孩子回特里尔，让燕妮的母亲帮忙照顾小燕妮，度过这最危险的头几个月。
　　6月初，燕妮穿上天鹅绒大衣，戴着带羽毛的帽子，怀里抱着孩子，极不情愿地坐上回莱茵省的马车，把马克思独自留在巴黎。随着马车向东行走，离巴黎渐行渐远，燕妮陷入了担心，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她担心马克思会“真的变心，抵挡不住世界城市的种种诱惑”。〔33〕燕妮知道，在巴黎，所有欲望都能轻易得到满足。
　　她无须担心。她不在时，马克思的心思的确不在她身上，但也不在其他女人身上。这段时间，马克思开始出没于秘密社团的地下世界，开始对经济进行真正的探索，他见到了他一生中最亲密、最重要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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