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传记·回忆·评论 -> 玛丽·加布里埃尔《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2012）

致谢

　　如果没有机会接触到那些信件，我肯定写不出马克思一家的故事。为此我欠两个人一笔天大的人情，他们都在莫斯科，一个是我在路透社的前同事安德烈·舒克申，另一个是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担任档案管理员的马克思研究专家瓦莱里·福米乔夫。安德烈提供了开启莫斯科众多大门的钥匙，最重要的一把便是通往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他先和档案馆的福米乔夫博士取得了联系，不久后，福米乔夫博士就慷慨无比地同意安排我查阅数百页马克思家庭成员的信件，且准许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使用其中一些。福米乔夫博士还给了我一项少有的待遇——他让我看了存放在位于档案馆地底深处防弹室中的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他们为我的写作工程献出了宝贵的时间，为了帮助我，他们可能把自己的工作都放在了一旁。除了那些信件，在我写作的几年间，他们还充当了顾问的角色；每当我在研究中产生疑惑时，福米乔夫博士总会告诉我他的专业意见。我对他们如此善意和耐心的感激之情实在无以言表。同样，我还想感谢诺拉·莫吉列夫斯卡亚和莫斯科国立社会和政治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总是无比大方地备好材料，让我和安德烈一进图书馆，就能直接开始工作。在这座图书馆，我们找到了极为重要的材料，这些材料大大推动了我的工程进度。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家庭信件贮藏点位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院，这个卓越机构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值得称赞。几次前来，我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他们的专业、博学和亲切。大批量的资料查找在他们这里毫不困难。我不得不特别提起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尽管很可惜，她现在已经不在这里工作。我在阿姆斯特丹期间，米克·伊泽曼斯不仅为我提供住处（就像她为其他数不清的研究者做的那样），还把我当做真正的朋友对待。在我返回伦敦期间，米克一次又一次在研究院代我工作——安排获取写作所需的资料、图片，并以她那令人愉悦的、冷静的方式回答问题、找出疑问。在我研究材料期间，她也给了我很多提示，没有这些提示，我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故事情节。我对她的感激是无尽的，而且我确信，我绝不是唯一一个对她的热心和援助满怀谢意的人。
　　还有其他机构为我提供了无价的帮助，譬如伊丽莎白·诺伊以及德国特里尔卡尔·马克思故居和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尤其是那些带有照片和日期的资料，让我得以发现此前的马克思文本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伊丽莎白非常耐心地解答了我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疑惑。她提供的信息使我避开了那些在马克思传记间相互传递的错误；在我卡壳时，她甚至动员她的马克思研究学者圈，帮我解疑答惑。我还要感谢汉堡汉萨自由市国家档案馆以及德绍萨克森—安哈尔特国家档案馆，让我得以接触威斯特华伦家的信件，从而绘制出燕妮与她的兄弟间的更为清晰的关系图。非常感谢这两家机构准许我在书中使用部分信件。
　　在伦敦，不可不提的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这里犹如一家马克思相关物品保管所，并且是一家收藏了众多国际报纸的英国报纸图书馆。最后，我还想感谢大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尽管这家机构现在已迁出马克思曾经常造访的大英博物馆，但它仍是研究者们梦寐以求的地方，这里几乎没有工作人员找不着的东西。肯特郡兰兹格特海事博物馆的迈克尔·亨特让我对那个度假小城在19世纪时的运营方式有了更好的了解，让我可以把马克思一家放在他们最喜欢的海边。
　　还有几个人对本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无比荣幸地享受到一项殊荣：通过电话与身处巴黎的一位马克思的后代讨论马克思家的故事。她便是弗雷德里克·龙格—马克思，她和她的母亲西蒙娜及妹妹安妮一起回答了一些可能只有家庭成员才能回答的问题。我非常感激这三位家庭成员的深刻见解以及她们为此花费的时间。两位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和特雷尔·卡弗——非常热心地解答了我在写作中产生的疑问。这两位学者针对各自著述对象完成的著作一直被认为是标准的传记版本，通过邮件，我从麦克莱伦教授那里获得了与马克思相关的帮助，从卡弗教授那里获得了与恩格斯相关的帮助，这些帮助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小事，但对我极为重要，让我无比欣喜。伦敦的戴维·金让我欣赏了他宝贵的马克思照片收藏，还耐心教我如何找到一些更难得的图片。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戴维同意我使用他的一些图片。此外，伦敦还有一个人让我切实体验了马克思生活过的世界。第恩街28号的目前所有者萨姆·哈特亲切地带我参观了马克思家原来的居所，使我有机会感受这个家庭在这样逼仄的房间里生活的情景。
　　尤利亚妮·马茨在这个项目中担任我的远程助手。她不仅处理了大量德语翻译，还在德国发现了一些我没能意识到的档案资料。她非常有才干，有责任心，很大度，不管生活中出现多棘手的事，她从不会把要做的工作扔在一旁。这项工作需要她从英国前往德国、法国及爱尔兰，和她一起工作是件快乐的事。索斯藤·许尔克帮忙翻了一些难度很大的手写信件——其中的挑战不仅在于19世纪的语言，还在于很多字迹极难辨认，他在此过程中一丝不苟，是一位极其优秀的翻译。我和让·韦尔梅朗也有紧密的合作，他仔细翻译了几十封手写信件，为我讲解德语中的细微差别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另外几位参与翻译的人员有：英格丽德·蒙巴泽特、朱丽亚·里迪福德、夏洛特·赖兰和路易丝·米勒。我还要感谢尼古拉斯·迪金同意我使用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哈夫洛克·霭理士的著作中的材料。
　　最后我还想说，没有下面三个人的强烈兴趣，也根本不会有这本书。他们是来自克内里姆&威廉斯公司的吉尔·克内里姆和布雷特内·布卢姆，以及来自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杰夫·尚德勒。从吉尔获得策划一本以展现马克思家庭生活为主旨的书的机会开始，我的世界开始不一样起来。负责此项目的布雷特内，不仅帮我锤炼构想，还在我准备方案时为我提供了绝佳建议，且在项目始终都给了我出色的引导。可以说，她的帮助已远远超越我们对代理人的预期，这种帮助是无价的。杰夫·尚德勒让这本书鲜活起来。他的建议和疑问，使我所见的马克思家庭成员的故事变得更为清晰，也让我对他们所生活的动荡时代的描写更为贴切。这本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杰夫始终耐心、亲切友善，不断鼓励我——对一名作家来说，这也许是最重要的。能和这样一位天才的编辑一起工作，我倍感幸运，我要感谢他，是他的帮助让最终的书稿达到了我所期冀的目标。我还想感谢利特尔&布朗出版社的莉泽·迈耶，正是有了她的参与，这个项目才能在如此远的距离下顺利展开。
　　从个人角度，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八年来毫无怨言地容忍我忽略她，把时间花在另一个家庭身上，允许我总是手持电脑出现在她的门口，进门就抢占她的餐桌。至于约翰，我想说，感谢你和我一起加入到马克思家庭的世界里来，帮我撰写、编辑和研究这本书，没有你，我不可能为它坚持如此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