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与人性——破除一个迷思（1983）
第三章 人性和历史唯物主义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唯物史观的出现，许多人都注意到马克思对人性观的抛弃。毕竟，《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提出了这一著名的概念，明确地批判了一些人的错误，即他们忽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称的“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从而把“人对自然的关系”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1]人们可能会认为，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对立只在关于外在自然的问题上是错误的，而在关于自然作为人类固有的东西的问题上不是错误的。但是，很容易证明的是，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把这种内在的人性完全包含在“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之内。
事实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神圣家族》中的一段文本，这段文本既强调了自然的内部维度，也强调了其外部维度。在这两部作品中，坚守在这种强调背后的是一种唯物主义意图，一种与唯心主义相反的“双重的”自然约束。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责布鲁诺·鲍威尔“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以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切”都纯化了，并指责他对自然的攻击——“他既反对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反对人本身这个自然”。马克思还指出，鲍威尔不承认“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文本中，批判的对象反而是基督教：“基督教之所以要使我们摆脱肉体的和‘作为动力的欲望’的统治，只是因为它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欲望看作某种与我们相异的东西；它之所以想要消除自然对我们的制约，只是因为它认为我们自己的自然不属于我们。既然事实上我自己不是自然，既然我的自然欲望，整个我的自然机体不属于我自己（基督教的学说就是如此），那末自然的任何制约，不管这种制约是我自己的自然机体所引起的还是所谓外界自然所造成的，都会使我觉得是一种外来的制约，使我觉得是枷锁，使我觉得是对我的强暴，是和精神的自律相异的他律……，基督教一直未能使我们摆脱欲望的控制……”[3]
这些段落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惊人，无须赘述。两者都肯定了某些非人为的决定因素，利用相同的语言技巧，将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分为人之外的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机体。因此，两者都指的是人类正是通过自然而不是“特殊的社会形态”所拥有的“本质”，也就是相对于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言，一种持久的和普遍的性格，即我们所定义的人性。我们将看到，它的这种唯物主义用法——“人的（各种）本质力量”、“自然欲望”（更常见的是：“需要”）、“自然机体”——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时发挥了重要的解释性作用。
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还通过同一个观点的第二种规范用法来呼应《神圣家族》。在第一个著作的几句耳熟能详的文本中，马克思曾提到无产阶级对自己被唾弃的状况产生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4]《德意志意识形态》同样把无产者描述为：一个“他连他那些和大家一样的需要都不能满足”的人；一个“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连直接属于他的人的本性的那些需要都不能满足”[5]的人。由于他们与共同人性的需要相冲突，造成无产阶级地位和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这里受到了含蓄的谴责。
这两部作品中的这些相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关联理解。从马克思著作的写作顺序来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介于《神圣家族》（1844年末完成）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季开始写作，次年夏季停止）之间。《神圣家族》是一部“早期”著作，换言之，它先于历史唯物主义。它对人性的提及不会令人感到惊讶，因为众所周知的是，这一概念可以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到。另一方面，《德意志意识形态》本身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管它对人性几乎完全相同的提法是否会使任何人感到惊讶，它们都是思想连续性的初步证据，而这恰恰是《提纲》第六条被认为标志着断裂的论据。
和《提纲》一样，《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出版，但对于这一点不应过于大惊小怪。他和恩格斯花了两年时间努力出版这本书，但都失败了。[6]尽管该著作最终没有出版，后来又因老鼠的批判[7]和其他沧桑经历而受损，但它却是我们理解其作者彼时希望提出的各种观点的最可靠指南。如果需要一个线索来理解《提纲》中的难点，它会像任何文本一样有可能提供一个这样的线索，因为它是在《提纲》之后不久写就的，明显与《提纲》有着相同的关注点并进一步扩展开来，其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一节被部分地用作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性评论。当然，该作品还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初步的，因此有些粗糙的表述。但是，它比后来写的任何文本都更切合于解释《提纲》第六条的涵义，无论如何，我们将能够看到，它是如何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保持一致的。
与刚才注意到的《神圣家族》的相似之处一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确实找到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段，这是类似的几段中最著名的一段，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不仅是作为对马克思新历史观的表述而存在于同一部作品中，而且是激情浓烈的表述。其中有一处表达，在性质上与《提纲》第六条中的核心表达几乎完全相同。然而，这一处表达与那个表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被植入一个更能说明它可能是什么意思，也更能说明它不可能是什么意思的语境中。“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8]
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是指个人表现其生活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与他们是什么样的密切相关。因此，个人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生产方式相一致，而且这一句表述，即这段文本的倒数第二句，正是至关重要的一句。尽管术语上有所变化，但其倾向与《提纲》第六条的第三句话实质上是相同的。很显然，“个人是什么样的”，就其所表示的存在而言，很接近于他们的“自然”，而且它在这里被说成是与生产方式相一致，而不是正好是生产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不大的差别。不论我们是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与他们的生产方式相一致[9]，还是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有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内容却有些模糊，需要更明确的界定。事实上，这只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有意使用的一整套类似表达中的两个。我将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介绍其他的类似表达。
在当前这个例子中，我们找到了关于这个表达在它的直接语境中的意思的一些线索。就在它之前，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在生产方式中，个体以某种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并通过他们这样做来表现他们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或许倒数第二句话只是要补充完善前面的内容，肯定在生产方式和个体是什么样的之间的这种表现关系。那么，它就像上面的（2）那样，即人的“本质”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表现出来。或者，可能在紧随其后的文本，即对一种依赖关系的断言中对它的含义加以说明。根据这种假设，如果我们认为这种依赖关系——个人是什么样的对生产条件的依赖——不是一种完全的、唯一的依赖关系，那么我们就会得到类似于上面（1）的一种观点，即人的本性受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制约。无论如何，我们所考察的表述都没有暗示对人性的任何摒弃。
但是，可以合理地认为马克思有意将其作为一种摒弃吗？是因为他这样做的意思是将个体还原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还是因为他确实在脑海中有一种完全依赖的关系，或其他什么吗？在这里，能否认为他的意思与（3）类似呢？不行，他不能。他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在这本著作的同一个地方，作为所引用的段落的直接前言，恰好使用了一个人性的概念。不仅如此，这种使用表明，它是提出历史概念的基础，而不是提出历史概念的附带结果。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确切地说，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一部分。
在我巳经引用的这段摘录之前是这样的文本：“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0]这段文本中的斜体字格式是我添加的，但请注意该段文本本来的重点：“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此外，历史研究必须从自然“基础”之一——人的肉体构造——“出发”。那么，为避免任何人可能会依据最后一个与其“变更”有关的短语而忘却这里明确提出的出发点，随后的文本立即将这个肉体构成基础与一种相当普遍的人类属性勾连起来。这种属性，实际上，被马克思称为具体的、特别的人的属性：“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只有在这一点——关于人性的一个观念，如果它存在的话——之后，我们才得到我们刚才所断言的在个人是什么样的和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之间的一致。
同样的思维模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部分还找到了更为凝练的形式。而且正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中，马克思有了这样的观察：“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我要说一句题外话，在文本中，意识被等同于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2]我们已经证实了早些时候关于语言问题提出的这一假设，即马克思在用最强烈的措辞来竭力主张某些能力的社会维度时，很可能已经认识到它们是个人的自然结构中所固有的。
现在，让我们来解释清楚已经确定的思维模式。它可以表述如下：如果人类性格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看作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变化，对于人类有这种关系的这一事实，即人类从事生产和人类有历史的事实，他反过来用人类的一切普遍的、恒定的、内在的、体质上的特性来解释；简而言之，用人性来解释。因此，这个概念在他的历史理论中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奠定他在理论中提出的作为社会和历史的物质基础。用本书自始至终所使用的术语来重新表述这一点如下：如果人的本性依赖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它并非完全依赖于它们，它由它们所制约而非决定，因为它们本身依赖于（即，部分地用人性来解释）人的本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关于这种思路，再举一个例子。在其他地方，马克思再一次提到了人类的那些独特的力量，他说：“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在同样的地方，他以一种现在肯定很常见的方式继续说：“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这样……，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13]请注意最后一句的形式。之前我们认为在个人的现实和他们的生产条件之间的是相一致，现在我们认为是相适应。与之前一样，语境允许这样一种解读，即个人的性格受到生产条件的制约；或许它也可能允许这样一种解读，即在生产条件下——个人的“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这些条件——他们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得以表现出来。但是，与之前一样，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句式解读为一种还原论表达，即对人性的抛弃。
通过马克思唯物主义概念中暗含的人本学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遇到了关于普遍的人类能力或力量的观点：首先是生产能力，其次是语言能力，后者是人类意识的体现。《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包含许多关于个人需要的观点。当它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总是把他们束缚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把个人的这些需要同化为他们的“本性”。[14]如果马克思对人类普遍的或永恒的需要有什么看法，那么这就与本书关于固有人性的论断是一致的，而且马克思确实也这么做了。它的基本性质再一次尽可能地明确了。除了刚才提到的那句表述中隐含的那些需要，即提示说明的“两性关系”中的性别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本身——正如在其他地方表达的那样，“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15]——还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短语“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中的这个：“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被这样告知，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法国人和英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即为首次书写市民社会史和工业史而给历史编纂学提供一个“唯物主义基础”。[16]
所以我们看到，将历史研究置于一个“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在这里的含意是：不是“……动摇了人本学的理论需求”[17]等等，而是充分考虑到人类基本需要的持久命令。似乎这一点仍然缺乏强调，马克思后来重申，连同新需要的创造和物种的繁衍一起，对这一命令的响应，是“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之一，“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18]另一个地方的一段文字也包含了大致相同的观点：“即那些在一切关系中都存在、只是因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在形式和方向上有所改变的愿望”，并在此引用了性欲和食欲；与其相对的是“那些只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一定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下的愿望”。[1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论述中，人类基本需要不仅实现了一种理论功能，还结合人类的普遍力量解释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基础设施。由于符合马克思的革命立场，它们也具有明显的实践意义，作为判断和行动的一种规范。因此，举例来说，正如在阐述一切历史的上述第一个前提时需要是重点一样，在阐述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时需要同样也是重点。马克思抛弃了这种思辨观念，他写道：“……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20]类似地，有鉴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对社会革命的迫切需要在以下针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被证明是合理的：“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21]
不是健康的人，而是那些需要休息和食物的人没有得到充分满足，他们缺乏健康。这符合已经证实的关于人性的规范用法，是对没有满足人类共同的内在需要的社会条件的不利判断，不利是因为社会条件让他们失望。此外，在该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有某种相似之处。它的第二个断言直接来自于《提纲》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而第一个句子是对《提纲》第六条本身的一个清晰的呼应。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这更加密切，并与我们目前的关切更相关。因为，就在所引用的几行文本之前，费尔巴哈在这些方面受到了批判，这毫无疑问与《提纲》第六条和第七条的问题同源，或者是对《提纲》第六条和第七条的问题吹毛求疵：“……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22]根据这段引文，由于正是它们的社会条件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它也可能一直被视为否定人性的证据。可是，我们从后文中知道社会条件使人们在特定情况下成为的样子是疾病缠身、积劳成疾和饥饿不堪，所有这一切都唤起了人类的需要，但人类的这些需要并不归因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而仅仅归因于人们作为人的自然构造，即使人们确实归因于前者，这些需要也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所说的“使……成为”，在我们看来，是人的本性的条件作用；上述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温和的而不是严厉的批判，是对关于人类固有性格的这一假定的限定而不是否定；它是这样的批判，即只为了把它与特定历史环境对人的影响分开来处理（因此，他停留于抽象的“人”）。我们也可以关注这一概念：感性世界作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概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这就是马克思在这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文本中的意思，很可能也是他在《提纲》第六条中的意图——很明显与之相关。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看起来比解读（3）更有可能。
如果我们现在根据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一切表述或暗示来制作一份人类普遍需要清单，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了这些需要：对其他人的需要，对两性关系的需要，对吃喝穿住和休息的需要，以及更笼统地说，对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不是患病的环境的需要。在我们结束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考察之前，还有一种需要有待加入到这份清单中，那就是人们对广泛的、多样化的追求的需要，以及对个人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表达的“全面的活动”“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等等。[23]毫无疑问，有些人会质疑这种需要的普遍性。但是，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它都存在于这本著作之中，而我现在的目的只是诠释而已。当然，马克思不把它看成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比如像营养品那样。然而，除了思考一切人类生存的共同需要之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还意识到对“健康的”人的需要，以及“获得解放”的人们对“充分保证”的需要；他还谈到了“正常的”一切需要的满足。[24]这些修饰语清楚地表明，尽管他对人类需要的历史可变性的强调广为人知，他仍然认为这种变化处于一定范围之内，而这些范围不只是最低生存水平的范围。即使高于生存水平，对某些共同需要的供给太少，也会同压制一样造成一种一定程度的痛苦或疾病、残疾、营养不良、身体疼痛、从不间断的单调生活和身心疲惫、不幸、绝望。马克思认为，必须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对各种活动的需要，前提不是生存本身，而是一种得以实现或满足的、快乐的生存。
看看他是如何谈论对这里所说的需要的忽视。他谈到“个人屈从于分工”，谈到“强加于他的”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25]他谈到了劳动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被剥夺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再次谈到“强加于他”；[26]他谈到了工人本身“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27]劳动被说成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个人的生命和现存的社会关系，而现存的社会关系要对他们的“缺陷”[28]——“生理的、智力的和社会性的缺陷和束缚”负责，其中的一个方面是由于分工的原因，大多数人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29]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迄今为止，“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30]从措辞上来看，这并不是说人的本性仅仅依赖于历史上给定的社会形态，而是说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其前提显然是人类的持久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以上是我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的论断。在该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对人性的明确提及；对马克思的新历史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属于基本解释性的概念的使用；同样的规范性用法；他的人性观的部分内容，即包括能力和需要的某些人类普遍特征。此外，我们还看到多段与《提纲》第六条相类似的文本，而我已经试图表明，这些文本段落支持我的解读（1），也可能支持我的解读（2），但决不支持有争议的解读（3）。尽管我已经适时地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向前推进，但接下来我想要回到先于《提纲》一年写就的一些文本中去。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相当无意义的事，因为认为马克思与一切人性观决裂的那些人通常把决裂确定为从1845年开始。在这种情况下，1844年的著作可能会揭示什么呢？事实上，它们揭示了最相关的问题：对这样一个传说，即《提纲》第六条的简练的核心句式——在所有事物当中，马克思的句式将人的“本质”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联起来——证明并且表达了这一概念上的决裂，进行名副其实的反证。因为事实是，最接近这个言简意赅的肯定的那些段落，也就是在形式、变化、强调等方面与它最相似的段落，在日期上实际上先于它。准确地说，它们属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我们曾碰到这样的说法：个人是什么样的、即他们的现实，与他们的生产方式，或他们的生产条件，或者他们的其他东西相一致或相适应，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生产条件造就了他们。我认为这种说法与《提纲》第六条的第三句话非常相似。不过、在早期文本里，基本内容的相似性被形式的同一性所补充、正如马克思提出的那样，确切地说是以《提纲》第六条的方式提出，即现在的人，现在的人的“本质”，现在的个人，仅仅是社会或共同体或社会整体。就他在其中这样做了的这些段落而言，认为它们是对人性的否定，确实会很荒谬。一方面，它们从字面意思来看就不是对人性的否定。另一方面，这是对前者的解释，它们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已知的普遍存在的整个人性概念同时存在，与异化和人类解放等以它为依据的思想紧密相连。在列出这几个段落之际，我再次提请读者注意对（1）和（2）作为《提纲》第六条的两种解读方式所提供的证据。
第一个段落来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31]就像在《提纲》第六条中的那样，这里的出发点是宗教，并且正如《提纲》第七条中所说的那样，宗教是一种社会产物。因此，这完全是同一个语境，你看：但是，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德语是Wesen）……人就是人的世界……社会——毫无疑问也完全是同一个思想。这里再提一句也许是恰当的，即正是在这篇《导言》中，马克思发表了以下有点“人道主义的”宣言：“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2]
现在这里有一段来自马克思《巴黎笔记》中《詹姆斯·穆勒评注》的摘录：“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
几行之后，马克思再次谈到这个社会联系：“人们——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就是这种存在物。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
而在这之后不久，又提道：“人们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的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他们在类生活中……的相互补充。”[33]这样，人的“本质”和社会存在就被反复确认了，这里很明确的是，前者被认为在后者中得以积极实现。
这些段落摘自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它们的主题随后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再次出现。其中有一段文本与第一条摘录明显呼应：“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接下来又依序回应了第二条摘录：“因此，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34]
换句话说，这种形式的表达在1845年以前就出自马克思的笔下，而且显然没有表明对人性观的放弃。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个完全相同的表达突然就变成了这样一种放弃的表达呢？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论断，可能是用来回应这个问题，但在这里它失败了。也就是，每一个理论要素——句式、断言或概念——只从它所处的更广泛的概念领域中取得其意义。在两个互不相同的“总问题”之中，表面上类似的要素可能在含义上南辕北辙。然而，要使这种推理适用于目前的情况，显而易见的是，只在马克思1845年之后的著作中发现一条新理论是不够的。此外，我们应该已经知道，这一理论包含的材料允许这样推论，即他现在摒弃了对人性的假设。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问题所在。
切记，马克思在《提纲》第六条中对人的“本质”的特征描述本身就应该是对它的证据。一旦我们通过展示它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系列类似表达之间的连续性来表明它是多么糟糕的证据，那么仅仅指向“总问题”观念便无法恢复其可信度。这将需要从更广泛的概念语境中寻找更有说服力的、更加实质性的证据，来证实这种表面上的连续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连续，是一种迄今完全符合人性假设、现在却断然地与之相矛盾的断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描述的更广泛语境，起初仅仅是通过几个简短的注释，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其余部分，而形成的。这些注释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含义突变。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当我们拓宽视野进一步考察紧随其后的著作时发现了什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讽刺：这一句式，尽管被如此娴熟地、频繁地引用作为揭示马克思抛弃了他年轻时对人性的存在的信念，却在他年轻时的著作中有着最清晰的渊源。
顺便说一句，我对这一观点，即马克思的思想在1845年前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任何异议。那时开始成形的理论集成，即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知识的丰富性和力量，以及其政治影响等方面，要胜过他早期著作中的内容。阿尔都塞提出的认识论断裂，其优点在于，当它面对这样一个普遍趋势，即以马克思晚期著作为代价来宣传其早期著作，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代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伦理，以及以马克思的科学和政治成就为代价来宣传他的人道主义的趋势，而需要突出重点时，就能将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但是，没有人会为选择上的简单性所迫，“是一个马克思还是两个马克思？”真正的图景是一种理论上的发展，它在某些地方表现为真正的新颖性和变化性，但同时也表现为概念的某种稳定性，表现为明确的连续性和强烈的连续性。它的细节经得起仔细研究。除了提供有益的服务外，认识论断裂概念还带来了许多多余的学说包袱和一些不良的知识习惯。
“总问题”概念完全是故弄玄虚，使得在马克思著作中发现其中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新奇”——巴黎人最近爱用的词、立场、不连续性等成为可能。在如此“不出现的在场”之中的是他所谓的与一切普通人本学的断裂。事实上，这里有一种连续性：他从头到尾都赞同关于一般人性的假设。现在我要从《提纲》的直接文本语境转到之后一段时期的著作来完成对这一点的论证。
马克思成熟期的作品，特别是《资本论》和与它最密切相关的一些作品，为上面已经阐明的几乎一切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要一一细述之，不但会枯燥乏味，也毫无必要。我的论断实质上已经提出，我对（3）作为《提纲》第六条的解读的反驳已经使得我提出异议的这一观点被剥夺了其唯一拿得出手的证据。在这个阶段，只要我们证实已经确定的观点的大致轮廓继续延伸到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那就足够了。
首先，仍然有对我们所定义的人性的公开谈论。其中的一个例子〔部分是对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负面评论〕如下：“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35]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区分与这里始终贯穿的区分十分吻合，边沁也因此受到指责，但只是指责边沁的肆意概括，而不是就这个观点本身而言对普遍人性的指责——实际上是指责边沁未能严肃地探索人性是什么。第二个例子——这次是规范用法——涉及马克思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分。关于前者，即物质生产的领域，他写道：“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6]
另一个例子涉及我们早些时候遇到的自然界的划分。马克思讲的是抽离了资产阶级形式的财富，称之为“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而且他将这一点与我已经遇到的其他东西联系起来，即将“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与“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37]联系起来。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其对李嘉图的辩护中：“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38]而且通过对比，反复提及这种“天性”，即天赋和力量之所在，同时也设定了某些自然界限，如劳动生产率、工作日长度，以及劳动力价值的下限。[39]
除了以直接的方式提及人性之外，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收集到的所有补充的理论内容也依然存在。如果再也没有任何表达与这种以《提纲》第六条的第三句话为范例的表达类型相对应，而与《提纲》写作时间相近的著作中都充满了这种表达，那么对至少一部分中心观点的断言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人是社会存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0]当然，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把这种对人的社会性的坚持，看成是反对关于人类同一性的任何假设，这并非不常见。但这是最简单的逻辑错误。无论这种思想在历史上有多大程度的变化，它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概括。作为对历史主义回应的一个告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思想中明显的自然主义（毫无疑问，有人甚至会说是“庸俗唯物主义”）维度。在《资本论》的《协作》一章中，马克思提出了这一观点：“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41]之后不久，他又重申这一点——个人之间的结合“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几个方面之一，事实是工人通过与其他人协作，“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42]
在人类的这些能力之中，马克思的首要兴趣仍然是生产。它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特征，其普遍性既表现为可能性，又表现为必然性。作为可能性，它是劳动力，“每个……普通人的有机体……的……劳动力”，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43]在劳动过程中，人就使这些——“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44]——运动起来，而劳动过程本身是必要的。它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5]。此外，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46]。而且，它区分了种属。马克思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并将它与“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相对比，在著名的建筑师和蜜蜂的比较中，他强调了其合目的性或意向性，即根据预先设想的目的有意识地调节活动模式。[47]同样地，“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48]。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的要素，即物质条件、劳动资料和工人的活动，描述为“不变的自然条件”和“这一点实际上是人类劳动一旦脱离纯粹动物的性质就具有的绝对规定”。[49]
我们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发现了关于这种人类力量的生产能力，以及关于人的需要的论述——这证实了之前所阐述的立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发现了相同的概念组合，只不过现在的形式是“我的需要……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的自然”[50]，与我们的情况相一致，即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自然”包含了一个不变量，即我们所定义的人性，这又有了一种永恒的、普遍的需要。它们出现在不同的条目之下，既有“自然需要”“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身体的需要”等，又有“社会需要”。[51]可以肯定的是，第一类会随着气候和其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第二类则受“文化水平”的制约。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一定普遍性的需要未受影响，像以前一样，我们可以为这些需要制定一份清单，不过这份清单要比第一份稍微详细一些：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燃料、休息和睡觉；卫生、“维持健康”、新鲜空气和阳光；智力需要、社交活动，以及以“两性关系”为前提的性别需要；对为婴儿、老年人和残疾人士提供帮扶的需要，以及对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的需要（“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否则，“还以牺牲……全部五官为代价”）。[52]
这种需要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物质变换”，构成了劳动力价值的一个要素，它们规定了工作日长度的上限，并负责必须总是代表无工作能力者完成的剩余劳动部分。然而，除了马克思要求它们作出解释的内容之外，它们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性作用。不管它是理论和社会解释，还是科学解释，这本著作都体现了一种基于一个关于人类基本需要的概念的道德指控和一种伦理立场，换言之，其中涉及了人性观。面对《资本论》中清晰、持久、激情的论述，我们真的有可能怀疑或忽视这一点吗？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过度劳动的“暴行”“折磨”“残酷”；[53]看到了劳动过程中资本对工人健康的最基本条件的“掠夺”和“剥夺”，“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54]在这里，追求节约是“杀人的”——因此，是工业“暴行”，超过了但丁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中的那些情景——而且资本还“侵占”和“掠夺”了满足其他重要需要的时间[55]，而且“生活资料”不足以满足大量人口“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恶劣的居住条件”“贫困积累”“体力和智力的衰退”。[56]我们看到了资本不关心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只关心劳动力达到最大的耗费，而“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57]我们看到了劳动力被“无耻的浪费”“无情的浪费”“破坏和衰退”，因此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力”；[58]我们看到了一种生产方式不但“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还“对人身材料非常浪费”。[59]马克思将工人的命运描述为需要“不断牺牲”，是“殉难史”。[60]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财富增长“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61]
最后，“工人的发展需要”是他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因此需要有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发展才能等等的用武之地”，以及从事各种各样的追求——马克思说，因为人的“精力是在活动……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62]。当然，时间、范围和多样性并不一定意味着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事实上马克思也没有这么说。他认为，劳动力的耗费是人的“正常的生命活动”，是从事某种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克服这种障碍……就是自由的实现”。真正自由的劳动是一件“极其紧张的事情”。[63]但是，这是自我规定的事情，被认为是个人广泛发展的一部分。从《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著名表述，到《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探讨[64]，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但显著地存在于他直接相关的纲领性著作中，而且在他的理论性著作中也充满了这方面的迹象：个人的“艺术、科学等等方面的发展”和“充分发展”及“自由……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65]“自由活动……不……是在……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66]，“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和教育相应地造就“全面发展的人”。[67]
在这些和其他类似的表达中，马克思为人类设想了一个更美好的生活。与此同时，他试图用一种充满苦难、压迫、残缺和缺陷的语言和意象，来描绘一种长期而持续的缺憾体验，这是另一类别的未被满足的人类需要。因此，在剥削和外部强制的情况下，劳动是“令人厌恶的”，是一种“折磨”，是“奴隶制”。[68]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在其形式上是“令人厌恶的”或“可怕的”[69]，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一种“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发展起来的片面的能力，“畸形物……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在“智力上和身体上”畸形化，“从生命的根源上”受到侵袭，“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70]有“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和对“肌肉的多方面运动”的压抑。[71]工人在年龄还很小的时候就变成了“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或者不得不“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它的一个“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因而被扭曲成为一个“局部的人”。[72]
[1] CW，Vol.5，p.55.
[2] CW，Vol.4，p.141.
[3] CW，Vol.5，p.254.
[4] CW，Vol.4，p.36
[5] CW，Vol.5，p.289.
[6] 参见David McLellan，Karl Marx：His Life and Thought，London 1973，p.151。
[7] 译者注：由于书稿长期未出版而布满老鼠啃咬过的痕迹，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不无风趣地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第593页）
[8] CW，Vol.5，pp.31-32.
[9] 德语是“falltzusammenmit”。
[10] CW，Vol.5，p.31.
[11] Ibid.
[12] CW，Vol.5，pp.43-44
[13] CW，Vol.5，p.82；英文“the reality of their conditioned nature”翻译自德文“ihrerwirklichenBedingtheit”。
[14] CW，Vol.5，p.437；“需要”在原文中是斜体，其余部分的斜体是我添加的重点。
[15] CW，Vol.5，pp.44，57.
[16] CW，Vol.5，pp.41-42.
[17] 参见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ual，London 1970，pp.163，166。
[18] CW，Vol.5，p.43.
[19] CW，Vol.5，p.256.这段文本摘自手稿中删去的一段内容；但就它只是证实可以独立确定的东西而言，利用它是合理的。
[20] CW，Vol.5，p.38.
[21] CW，Vol.5，p.41.
[22] CW，Vol.5，p.41.
[23] CW，Vol.5，pp.255，439，78.
[24] CW，Vol.5，pp.255，256.
[25] CW，Vol.5，pp.64，47.
[26] CW，Vol.5，pp.74，87，79.
[27] CW，Vol.5，p.79.
[28] CW，Vol.5，pp.87，425.
[29] CW，Vol.5，pp.432，394.
[30] CW，Vol.5，pp.431-432.
[31] CW，Vol.3，p.175.
[32] CW，Vol.3，p.182.
[33] CW，Vol.3，p.217.
[34] CW，Vol.3，p.299.
[35] Karl Marx，Capiual，Vol.I（Penguinedition），Harmondsworth 1976，pp.758-759.
[36] Karl Marx，Capiual，Vol.Ⅲ，Moscow1962，p.800
[37] Karl Manx，Grundrisse，Harmondsworth1973，p.488.
[38] Karl 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Moscow 1968-72，Vol.Ⅱ，pp.117-118.
[39] Capital I，pp.647，664，526-527；Capital Ⅲ，p.837.
[40] Grundrisse，p.84；andcf.Capital I，p.144n.
[41] Capital I，pp.443-444.
[42] Capital I，p.447.
[43] Capital I，pp.135，270.
[44] CaplalI，p.283.
[45] Capital I，p.133.
[46] CapilalI，p.290.
[47] Capital I，pp.283-284，287，290；CW，Vol.1，pp.166-167.
[48] Capital I，p.286.
[49]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otion”，pp.1021-1022.
[50] Grundrisse，p.245.
[51] Capital I，pp.275，277，341；cf.Capital Ⅲ，p.837.
[52] 除最后一项以外，这份清单摘自以下来源：Capital I，pp.275，341，375-376，621；Capital Ⅲ，pp.826，854。最后一项参见Capital I，pp.552-553，586，591；Capital Ⅲ，p.86。
[53] Capital I，pp.345，381，599.
[54] Capital I，pp.553，591，599；Capital Ⅲ，p.86.
[55] Capital I，pp.592，356，375-376.
[56] Capital Ⅲ，p.252；CapitalI，pp.813，799，381
[57] Capital I，p.376
[58] Capital I，pp.517，591，618，638；Capital Ⅲ，p.793，
[59] Capital Ⅲ，p.86.
[60] Capital I，pp.618，638.
[61]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p.1037.
[62] Capital I，pp.772，375，460；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Ⅲ，p.256.
[63] Capital I，p.138；Grundrisse，p.611.
[64] CW，Vol.6，p.506；Selected Works，Vol.3，p.19.
[65] Grundrisse，pp.706，711；Capital I，p.667，同时参见Grundrise，pp.158，708；Capital I，p.618；Capital Ⅲ，p.854。
[66]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Ⅲ，p.257；CapitalⅢ，p.800
[67] Capital I，pp.739，614；andcf.p.638.
[68] Grundrisse，p.611；Capital I，p.799；“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p.989；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Ⅲ，p.257.
[69] Capital I，pp.547，614.
[70] Capital I，pp.469，474，481，484，614，615，
[71] CapilalI，pp.638，548.
[72] Capital I，pp.523，547，61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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