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1921）
第五章 在国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与党的分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勃朗施坦-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与列宁
1902年11月，我服完流放刑，回到了尼古拉耶夫。很快，我便全身心投入到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中。尽管人们对利沃夫（勃朗施坦）那段“狂飙突进”时期的记忆尚未消退，但党组织的处境却十分惨淡。想当年，在勃朗施坦领导时，秘密的革命事业是一切的核心，革命者的个人生活不过是其附属（还记得“信仰若不付诸行动，便是死物”这句话吧）；而如今，身居组织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私事，只肯从个人事务中挤出零星时间投入革命，即便如此，还总担心会影响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事业。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开展得举步维艰。
凭借从西伯利亚带回的人脉，我成功建立了更规范的非法文献输送渠道。我设法接收《火星报》的单份刊物，与“组织委员会”的秘密印刷厂建立联系，开始印刷传单。不久后，几名新的知识分子力量加入了我们的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投入工作。我们恢复了《我们的事业》的出版——这次不再是油印，而是铅印；从第4期开始续刊，正是当年勃朗施坦中断的那一期。
组织的工作重焕生机、活跃起来。几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我们与其他城市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建立了或多或少稳固的联系。于是，我们派遣代表参加了1903年在伦敦召开的党代会。
我们热切期盼这次大会能带来成果——它本应将俄国各地分散的社会民主工党组织联合成一个统一完整的政党。但等待我们的却是失望：我们派去的代表没有回来。向我们汇报大会情况的，是一个在大会上声名狼藉、此后以“古谢夫”为代号为人熟知的人。这个古谢夫，是列宁拥护者中的一员大将。当时列宁的拥护者在大会上占多数，后来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他们迅速派遣这类人物前往俄国国内及海外的各个组织，目的是按照对列宁有利的口径来解读大会结果。古谢夫的“报告”没有让我们任何人满意。他显然语焉不详，只是含糊地暗示，少数派在搞针对多数派及大会选出的领导机关的阴谋，甚至差点引发分裂。也是从古谢夫口中，我们得知：我们的同乡勃朗施坦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带着从日内瓦获得的西伯利亚党组织委托书——同样属于这个少数派，而且显然在“阴谋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勃朗施坦曾是我们所有人都铭记的、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人，他的加入更让我们困惑不已。
大会上一定发生了无法挽回的事情，但具体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不久后，我还没理清这些困惑，就被关进了敖德萨监狱。
在监狱里，我遇到了帕·尼·马利亚托维奇（后来在克伦斯基政府时期担任司法部长）以及其他党内同志。我们都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严格的党内纪律”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一致谴责身为“阴谋者”的孟什维克，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者。
后来，我们设法打通了关节，得以相当规律地收到《火星报》。这份报纸在大会上被宣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但说来也怪——这种怪事恐怕只有在秘密工作环境中才会发生——它竟完全落到了孟什维克手中。他们自然迫不及待地将其变成宣扬自己反对意见的阵地。
我读《火星报》越多，就越困惑：每一篇文章阐述的观点，我不仅完全赞同，而且这些观点显然是从我们一直公认的基本原则中自然推导出来的。
那布尔什维克到底想要什么呢？
除了其他文章，报纸上还有勃朗施坦撰写的精彩檄文——字里行间满是愤慨，激起读者对列宁及其十足“涅恰耶夫式”手段的不满。
被捕整整一年后，也就是1904年9月，我终于出狱了。
当时，无论是敖德萨，还是其他城市，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都已白热化。两派分歧的核心内容也已完全明确：布尔什维克试图强化党的密谋性质，要求全党绝对服从中央——也就是臣服于流亡海外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行事方式中，始终透着对群众的不信任：他们担心，若让群众自主行动，群众会脱离他们的掌控，落入异己势力的不良影响之中。
而孟什维克则认为，党的成功与未来革命的希望，在于激发群众的自主能动性，并坚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广大群众的自主行动空间本就十分有限，因此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逐渐沦为毫无意义的纯粹组织层面的争吵。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勃朗施坦从海外寄来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这一次，他不再使用“安季特·奥托”这个笔名，而是署名“托洛茨基”。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笔名时，记忆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敖德萨监狱那位名叫托洛茨基的看守长的威严身影——他常傲然倚着自己的长剑，从他的狱中核心位置掌控着上千名桀骜不驯的囚犯、所有底层狱警，甚至连监狱长本人都受他牵制。
托洛茨基这位强势又有权势的人物，无疑给勃朗施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后来我对勃朗施坦的活动了解越多，就越确信：他的新姓氏，正是从敖德萨监狱这位“小沙皇”那里借来的。
1918年，我在敖德萨见到了伊·索科洛夫斯基——他曾在勃朗施坦从西伯利亚逃亡期间与后者共处一地，或许还参与了逃亡的组织工作。我跟他聊起了自己对勃朗施坦笔名由来的推测，他却笑我想复杂了。据他说，事情其实简单得多：勃朗施坦搞到了一位名叫托洛茨基的当地居民的护照，正是用这本护照逃了出去。
无论这个笔名的由来究竟如何，它无疑成了勃朗施坦摆脱那个可憎的犹太姓氏、永久改用纯俄罗斯姓氏最便捷的方式。要知道，摆脱这个时刻提醒他与犹太民族关联的姓氏，对他而言有多重要——1917年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本应忙于国家根本性变革的紧急事务，还要与仍未被消灭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可他们掌权后的最初几天里，颁布的首批法令中就有一条规定：任何公民若有意愿，均有权更改姓氏，且法令同时简化了改姓的流程。在这样的关键时期，除了托洛茨基、尤·米·斯捷克洛夫，以及其他一小撮急于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叛逆者”，还有谁会如此迫切地需要这项法令呢？
在那本名为《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小册子中，托洛茨基（此后我们便这样称呼他）首次尝试系统、有条理地阐述孟什维克策略的基本特征，并将其与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区分开来。
当时，托洛茨基深受帕·鲍·阿克雪里罗德的影响——后者是俄国首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的五位创始人之一。而《我们的政治任务》，本质上只是对阿克雪里罗德当时观点的通俗传播。
小册子中有一处，托洛茨基用寥寥数语评价了党内几位核心领导人。显然，他对阿克雪里罗德最为敬重，文中写道：“阿克雪里罗德著述不多，但他的每一句话，都能成为他人撰写长篇文章的主题。马尔托夫堪称党内的杜勃罗留波夫。而每当需要‘捆绑、绞紧、打上死结’时，列宁总能冲在最前面。”
尽管评价如此推崇，但正如我当时就听闻的那样，阿克雪里罗德本人对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以及他对自己观点的阐述方式，远非满意——托洛茨基将这些观点表述得过于简化、公式化了。
无论如何，这本小册子与托洛茨基后来的大多数著作截然不同：书中完全没有他日后撰写檄文时那种独具特色的灵动锋芒，在众多水平尚可的小册子中也毫无出众之处，既缺乏独创性，也看不到作者个人特质的印记。
这其实很自然：孟什维克的立场，与托洛茨基的性格特质完全相悖。他的位置，本应在列宁所在的地方——在那个需要“捆绑、绞紧、打上死结”的阵营。但那里的核心位置早已被列宁占据。彼时的列宁已然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地位显赫，托洛茨基别说取而代之，就连与之并肩都无从谈起。
而托洛茨基，从来都不是那种甘心屈居人下、甚至容忍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他唯一的选择，便是加入“阴谋者”的阵营——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希望跻身前列，最终登上权力顶峰。
孟什维克阵营中的普列汉诺夫，本应是比列宁更危险的竞争对手。但一方面，普列汉诺夫在那次代表大会上站在了列宁领导的多数派一边；另一方面，他本质上是一位理论家，从未在组织事务中扮演核心角色——而理论领域，向来难以吸引托洛茨基。更何况，托洛茨基从与普列汉诺夫初次见面起，就本能地对他怀有憎恶，后来还曾在报刊上屡次以令人震惊的放肆态度公开表达这种敌意。
无独有偶，普列汉诺夫也从一开始就对托洛茨基抱有难以消解的反感。早在托洛茨基从流放地逃到国外之前，人们就已广泛谈论他，称他是一位文笔出众的人才。而普列汉诺夫在第一次读到托洛茨基的文章后，曾对友人说：“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支笔杆子。”
无论如何，托洛茨基此后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政治任务》中的观点，与他的性格特质完全格格不入。这本小册子，不过是他在当时处境下被迫产出的作品。因此，它显得生硬牵强，仿佛是受人之托、为阐述他人观点而写的文章，毫无托洛茨基个人特质的印记——这一点，其实不足为奇。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