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1921）
第八章 流亡岁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托洛茨基与他的“折叠椅”——维也纳《真理报》——对旧友的态度
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党内精英荟萃于此。孟什维克方面有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策列铁里等诸多领军人物；布尔什维克方面则有列宁、罗莎·卢森堡、阿列克辛斯基、波格丹诺夫、波克罗夫斯基、梯什卡等人。两派的核心席位均被各自骨干占据。而彼时刚从流放地逃出、赶来参会的托洛茨基，又该何去何从？他既无法归附任何一方阵营，便索性组建了自己的第三派别——后来被称作“沼泽派”。此后，作为这一派别的领袖，他在各类代表大会与会议上频频亮相，即便有时该派只有他一名代表，也毫不怯场。马尔托夫后来在战争期间曾这样评价他：“他无论到哪儿，都带着自己的‘折叠椅’，随地而坐。”
1908年，我抵达美国纽约。直到1912年，我对托洛茨基的了解都十分有限。那段时期的巴黎，革命阵营正处于涣散停滞的状态，甚至出现了一股主张“取消政党”的特殊思潮，其支持者中不乏党内知名人士——这便是所谓的“取消主义”时期。
托洛茨基本质上是布尔什维克，却在组织上与孟什维克挂钩，如今又以第三派领袖的身份活动。在这种病态的政治环境中，他很容易便占据了调解者与统一者的位置。他在维也纳创办了自己的报纸《真理报》，在上面宣扬所谓的“第三派”主张……我曾读过这份报纸，却始终未能从中梳理出任何明确的核心思想。
1912年，纽约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决定创办自己的报纸《新世界报》，并从巴黎邀请列·格·捷依奇担任主编。
有一次，列·格·捷依奇交给我一封寄到编辑部、来自巴黎的信件，收件人是我——信是托洛茨基写的。
我无法否认，收到这封信时我十分欣喜。拆开信封前，一股既熟悉亲切、又带着一丝遥远伤感的气息扑面而来。
然而，信的内容却让我大失所望。信写得很短，语气也异常克制。读完后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托洛茨基似乎在担心，自己会不小心陷入与“陌生人”的亲近，或是更糟——主动伸出的友谊之手得不到回应而尴尬。毕竟我们已多年未见，他也早已没有我的消息。信中有一处，他甚至直白地问我：是否已经“美国化”了（这又是在暗示所谓的“叛变”）。他对自己的情况只字未提，却要求我详细说说我的近况，显然是想根据我的回复，再决定后续如何与我相处。
当时我很难判断，他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想恢复旧日友谊，还是另有他图。后来他来到美国，在与我的交谈中提到，他曾给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写过一封信（时间似乎就在给我写信前后），却出乎意料地遭到对方极其粗鲁的拒绝，两人自然也就无法再继续通信——这让托洛茨基本人大为震惊。
我深知弗朗茨为人高尚、细腻且体贴，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会如此对待托洛茨基——毕竟两人曾是亲密好友。当我私下里把这件事与托洛茨基写给我的信联系起来时，才恍然大悟：托洛茨基在信中一定有所隐瞒。很可能他在给弗朗茨的信中（想必同样写得谨慎而冷淡），比给我的信更直白地暗示了“叛变”的话题，才招致如此反应。
1918年我回到俄国后，见到了弗朗茨，便向他问起了那封信的事。弗朗茨已经记不清信的具体内容，只记得信的语气充满冒犯，他除了那样回应，别无选择。
我确信，托洛茨基写信给弗朗茨时，并无冒犯之意，就像他给我写信时一样。我更愿意相信，无论是给弗朗茨还是给我的信，他都是真心想恢复友谊。但他既没有弗朗茨那般细腻体贴与高尚品格，又出于极端的自我保护欲——生怕自己那过度膨胀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反而在人际交往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事与愿违，恰恰陷入了他极力想避免的尴尬境地。至于我，一方面确实想给托洛茨基回信，与他重新建立联系；但另一方面，那封信带来的不适感总让我犹豫再三。最终，我始终没有回信。或许，我的这种沉默，在他看来，与弗朗茨那“粗鲁的拒绝”并无二致。
我之所以特意提及这段看似微不足道的插曲，是因为它恰恰反映了托洛茨基作为朋友的真实模样。无论托洛茨基与朋友的关系多么亲密，朋友对他而言，从不是目的本身。朋友的存在与价值，只在于能否为他提供彰显个人特质的机会。他或许会表现出对朋友的喜爱与依恋，但一旦朋友脱离了为他服务的角色，不再是他个人价值的衬托者，朋友对他而言便毫无意义。因此，只要朋友不再扮演那个有用的角色，友谊便会立刻消散，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没有内心的挣扎，更没有丝毫伤感。
他谈起与弗朗茨的决裂时，语气轻松得仿佛在说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初在预审拘留所，我批评了他的小册子后，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如此；后来对捷依奇，对被他抛下、带着两个孩子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他同样表现得无比冷漠，那份轻易与决绝简直令人震惊。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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