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1921）
第九章 战争年代
托洛茨基在苏黎世与巴黎——巴黎《呼声报》与《我们的言论报》——“国际主义”与失败主义——与护国派的论战——托洛茨基被捕并被驱逐出法国
两年过去，1914年，战争爆发，几乎整个欧洲都被卷入两大敌对阵营。即便是中立国，自然也无法对战争结局漠不关心，或多或少都会公开偏向某一方。
身为中立国的美国，在它的民众中，绝大多数都明确支持英国及其盟国。
而支持同盟国（中央帝国）的，主要是怀有爱国情怀的德国与奥匈帝国移民，其中包括在美国人数众多的加利西亚犹太人。这些移民群体眼界有限，自然希望自己的“祖国”获胜。
但也有另一群人——他们支持同盟国，仅仅是因为渴望自己的“祖国”战败。爱尔兰人便是如此，他们向来对英国怀有深仇大恨；此外还有俄国移民——他们大多是为躲避国内政治压迫与民族迫害，才逃往美国寻求庇护。这些人对专制的俄国政府充满憎恶，却因无知而将“俄国政府”与“俄国”本身混为一谈。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希望俄国战败、陷入困境，对与俄国结盟的英国和法国也抱有敌意。
当时的报纸大多以发行量为首要目标，故而会迎合读者的立场。绝大多数报纸支持英、法等国；而那些主要读者是德国人、爱尔兰人，或是持俄国战败立场的俄国移民的报纸，则支持德国及其盟国获胜。
社会主义报纸的情况亦是如此——其读者多为德国移民与俄国移民，因此普遍持亲德立场。英国的《呼吁报》、德国的《人民报》、俄国的《新世界报》均是如此，伊万·奥昆佐夫当时主编的《俄罗斯言论报》也不例外。
在这方面，犹太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表现尤为突出。这份报纸从头到脚都带着黄色报纸的典型特征。发行量的增长，始终是主编阿布拉姆·卡甘的主要目标与骄傲之源，他甚至会在社论中以此自夸。
《前进报》起初还持同情英方及其盟国的立场，但当它看到竞争对手《警钟报》因这一立场而破产——短时间内失去了大部分加利西亚犹太读者——便迅速转变了立场。毕竟，在《前进报》的读者中，半数是加利西亚犹太人，另一半则是对沙皇政府怀有敌意的俄国移民。此后，这份报纸不仅公开倒向亲德立场，还在浮夸喧嚣的报道中采用最低劣的黄色沙文主义报纸惯用的手段：大肆吹捧德军及其指挥官、普通士兵乃至间谍的“英雄事迹”，同时对协约国一方的类似行为极尽污蔑之能事。
1916年，早已不再担任《新世界报》主编的列·格·捷依奇，创办了月刊《自由言论》。他在刊物中始终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由理念，坚决且全力反对当地社会主义刊物的亲德倾向——无论这些刊物是像列宁那样公开的失败主义俄奸，还是用“国际主义”的动听口号掩盖其媚德本质。
尽管《自由言论》在创刊号的纲领性文章中，已清晰明确地表明了自身立场，但仍在文中宣布：为全面探讨相关问题，将为“国际主义派”阵营的同志们开放版面。
为此，编辑部向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发出了正式邀请。然而，除了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维·曼德尔伯格之外，无人响应：马尔托夫回信拒绝，托洛茨基则连答复都没有。
战争爆发时，托洛茨基正在奥地利。战争刚一开始，他便用德语撰写了一本名为《战争与国际》的小册子，在苏黎世出版。随着奥地利对俄宣战，身为俄国公民的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先是定居苏黎世，后来又迁往巴黎。
当时，德军正发起猛烈攻势，巴黎危在旦夕。而托洛茨基却在巴黎，在法国士兵的保护下，通过自己创办的刊物《呼声报》（与其说是报纸，不如说是传单），不断污蔑法国政府及其盟国。他将狂热的仇恨倾泻在协约国身上，对这些政府哪怕最微小的实际失误或臆想中的过错，都不放过任何指责的机会；与此同时，德国与奥匈帝国政府那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却被他莫名其妙地完全隐瞒。
众所周知，“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被德军击沉，数千名妇女儿童丧生，这一野蛮行径在整个文明世界引发了公愤。即便是亲德的黄色沙文主义报纸《前进报》，也觉得无法回避这一事件，刊登了数篇表达愤慨的长文。
而在托洛茨基的《呼声报》上，对这一事件却只字未提。
在这份小小的刊物有限的版面上，托洛茨基不断自吹自擂，宣扬自己的“国际主义”，同时抨击“堕落的”普列汉诺夫及其他同阵营中敢于主张“民族遭侵略时有自卫权”这一异端思想的叛徒。可与此同时，他对威廉二世及其盟国那些过于“国际主义”的行径，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纵容——这般矛盾，让人不禁哑然。
有一次，捷依奇刚读完托洛茨基刊物的最新一期，满腔愤慨地惊呼道：“要不是我认识托洛茨基本人，我绝对会相信他被德国政府收买了。”
当时，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战争与国际》是我们唯一能接触到的、相对完整阐述“国际主义”那套浅薄理论的文献。捷依奇认为，有必要让读者了解这套理论的真面目——更何况，那些“国际主义者”宁可在亲德沙文主义的《前进报》上积极撰稿（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等人皆是如此），也断然拒绝在《自由言论》上阐明自己的立场。于是，捷依奇委托我撰写一篇相关文章。于是在刊物的最初几期中，就刊出了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本小册子的书评。
托洛茨基自视甚高，认为以自己“国际主义者”的身份，不屑于在《自由言论》这类刊物上发表文章；不过，他觉得自己作为政论家，有责任密切关注这份杂志的动态。
托洛茨基的刊物本就不择手段，对基本的文风端正更是毫不在意；而面对这份远在美洲、发行量不大却让他深恶痛绝的杂志时，更是彻底撕下了伪装。那种姿态，仿佛托洛茨基在亲自报复编辑部及其主编捷依奇——要知道，他不久前还与捷依奇维持着亲密友谊，并且受过捷依奇诸多恩惠。
托洛茨基及其忠实的撰稿助手们目光锐利，《自由言论》上的任何内容都逃不过他们的审视：无论是长篇论文、短评，还是捷依奇为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一卷出版所写的简短书评，甚至连广告都不放过。所有内容都会遭到他们最严苛的“批判”——实则是极尽嘲讽与诋毁之能事。
唯独我那篇评论托洛茨基小册子的书评，《我们的言论报》却迟迟不愿提及。捷依奇甚至还就此调侃过我。
三个月后，突然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一篇长文，标题大致是《战争与国际》之类的（这类文章的标题和“国际主义”思想本身一样，单调浅薄），作者正是托洛茨基，全文都在反驳我的书评。只不过，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在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上，而是刊登在了纽约的《新世界报》。
这篇长文之后，又接连发表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全都围绕我那篇简短的书评展开。
这四篇文章通篇都是对我的恶毒谩骂，却从未引用过我书评中的任何一句话，哪怕是只言片语，来证明我这个乡下业余爱好者竟敢涉足政论领域、挑战俄国政论界公认权威的行为，是多么幼稚可笑。
在巴黎的刊物上，托洛茨基依旧不知疲倦地用仅有的两版篇幅攻击法国及其盟国，对德国及其盟国的暴行则始终刻意隐瞒。让人费解的是，法国政府为何能容忍这样一颗虽然细小却因此更显恶心的木屑，扎在自己身上。
最终，法国政府的耐心也耗尽了：托洛茨基的刊物被彻底查封，他本人也遭到逮捕。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法国后，辗转抵达西班牙。而西班牙政府——或许是迫于法国的压力——也不愿让他自由居留，甚至威胁要将他流放到远在南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多亏美国社会主义者的介入，为他筹措了路费，托洛茨基才得以启程前往纽约。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