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1921）
第十章 在美国
纽约欢迎集会——“立即停止前线战事”的演说——“反动的帝国主义协约国”与“进步的”德国——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
托洛茨基即将抵达纽约的消息一经传出，当地的社会主义报纸便立刻展开宣传攻势，为这位贵客的体面迎接预热造势、引导舆论。
当时的舆论环境对这场美式规模的宣传极为有利：托洛茨基被塑造成俄国自由与民主的老牌斗士（彼时他仍以“自由民主拥护者”自居）、社会主义者与革命家——他被奥地利驱逐、遭德国拒绝入境、在法国与西班牙被追捕，因热忱且无私地献身和平事业而在全欧洲遭受迫害。对于那些持反战立场的社会主义报纸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再完美不过；这些报纸还日复一日地用托洛茨基过去与当下的事迹激发读者的热情。
不仅《前进报》、《新世界报》、《呼吁报》上满是关于他的文章，就连部分资产阶级报纸也刊登了对这位满怀期待的客人的友善短讯——毕竟，他不仅是反战人士，还是为俄国自由而斗争的积极参与者，而美国社会向来对此抱有深切同情。
甚至在托洛茨基踏上美国领土之前，当地报纸经验丰富的记者们就已抢先对他展开密集盘问：从过往与当下的生活状况，到政治观点、思想理念与未来计划——凡是他熟知、略知、全然不知，乃至不应不知的话题，无一遗漏。
次日，社会主义报纸便刊登了这些专访的详细报道。《前进报》更是用近半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关于托洛茨基的一篇最长的报道；到了第三天，后续报道又接踵而至，没完没了。
在一次专访中，面对十几名记者的围堵，托洛茨基显然对这种意外的隆重待遇感到受宠若惊，他感慨道：“就算在宪兵最严厉的审讯中，我也没像现在这样，在这些‘行业专家’的交叉提问下汗流浃背。”
报纸上还刊登了他的各类照片——既有旧照，也有刚拍摄的、摆出不同姿势与神态的新照。
托洛茨基抵达纽约后不久，人们便在库伯联盟的礼堂为他举办了一场所谓的“欢迎大会”。
显然，这场大会事先通过文章与公告进行了大肆宣传，声势与排场完全是纯粹美式风格——喧闹而盛大。
我自然决定去参加这场集会。尽管我到得很晚，但出乎意料的是，礼堂外并没有人山人海的场面，大厅内甚至近乎空旷，我轻而易举便在靠前的一排座位坐下了。
我还记得1912年在同一个礼堂里举办的另一场集会——那是为欢迎捷依奇而举办的欢迎会。距离集会开始还有很久，大厅就已座无虚席：不仅舞台上的讲台、环形看台上的所有座位与过道被挤满，就连座位后方、座位与舞台之间的空隙，甚至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只要能落脚的地方，都有人驻足。要知道，捷依奇当时不过只是一份小型俄语报纸编辑，却已拥有如此高的人气。
而如今，即便动用了最精巧的宣传手段，刻意触动移民群体最敏感的情感神经，显然也不足以在一夜之间，为一个此前远在大洋彼岸、且对出席这类集会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全然陌生的人，营造出受欢迎的假象。
大厅里的人来得很慢，原定开始时间早已过去，集会最终只能在半空旷的大厅里拉开帷幕。
按照惯例，在托洛茨基发言之前，先是一群演讲者轮番上台，用不同语言对这位客人极尽溢美之词。其中，德国社会主义报纸的代表洛雷，尤为激动——他语速急促、情绪激昂（当然，他是个“国际主义者”，并且希望德国获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想要把“我们亲爱的导师”捧上神坛，却完全忘了：在场至少四分之三的人不懂德语，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托洛茨基只用俄语写作，怎么就成了连俄语都不懂的德国人洛雷的导师？这位热忱的吹捧者口中的学术著作，哪怕只是俄语著作，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些始终是他的个人秘密。难道仅仅是一本《战争与国际》小册子，就足以让这位朴素的学术编辑茅塞顿开？
当听众们被这群语言杂乱、冗长乏味的演讲者折磨得疲惫不堪时，这场庆典的主角——托洛茨基终于登场，迎接他的是一阵友好的掌声。
在美国，衡量一位演说家受欢迎程度的标准，是听众用狂热的方式（掌声、口哨声、跺脚声等简单却喧闹的举动）表达喜爱、尊敬与崇拜，以至于让演说家迟迟无法开口的时长——这种场景被称作“cheering”（欢呼致敬）。
没人知道，若不是托洛茨基尚未习惯这种美式“礼遇”，在欢呼刚开始时就用明显不耐烦的神情断然打断，且在“不耐烦的信号”未达效果后，不顾掌声正热烈便直接开口，这场“欢呼致敬”还会持续多久。
听众瞬间安静了下来。
要对“对手”的演说水平做出评价并不容易，但我必须承认：单从艺术层面来看，托洛茨基的这场演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聆听时，我甚至感受到了纯粹的审美愉悦——尽管我完全反对演讲所基于的核心思想，但这种愉悦感却丝毫未减。可以说，这是一场演说艺术的典范之作。
此后我还听过他多次演讲：有时平平无奇，有时还算不错，偶尔也有精彩的，但再也没有一场能比得上这一次。托洛茨基显然为这场演讲做了精心准备——他极少有这样的机会；而且，他投入的精力，无疑是其他演讲无法比拟的。这场演讲完全没有使用那些粗糙的煽动性手段（至少没有那些稍有文化素养的听众一眼就能识破的、可被称作“煽动”的手段）：毕竟，讨好的主题本身已让这类手段变得毫无必要。他用大量事实震撼听众，描绘出战争的真实恐怖，以及战争当下造成的、未来还将更大规模引发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不可逆破坏。
他用惊恐的语气告诉听众，巴黎从傍晚6点起就陷入一片黑暗。“这不是因为害怕德国齐柏林飞艇！”他用激昂的语调高声喊道，“而是因为在经济衰退中，法国已经穷到连煤炭都短缺；女人们提着袋子走在街上，捡拾散落的煤块，只为给冻得发抖的孩子取暖，为他们煮一点热饭……”
所谓“道德的沦丧”，在他口中成了法国政府的罪证：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当时正值德国胜利的顶峰时期），法国政府与同样野蛮的盟国沆瀣一气，为拯救所谓的文明，竟派遣非洲黑人等野蛮人对抗德军——讲到此处，托洛茨基的愤慨情绪达到顶点——声称这些黑人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德军士兵被割下的耳朵。
在他的渲染中，战争引发的道德堕落已无底线可言。他用一件比一件恐怖的事实震慑听众，将自己的满腔怒火与崇高激情传递给在场每一个人。听众们被他的雄辩所感染，由衷地对法国政府及其盟国产生愤慨，认为正是这些势力将欧洲推向经济、社会与道德全面崩溃的深渊。
然而事实是：即便这些恐怖景象确实存在，与后来俄国爆发的无休止内战所带来的恐怖与堕落相比，也不过是无伤大雅的小打小闹。更值得怀疑的是托洛茨基的“道德”——要知道，这场内战的煽动者与领导者，正是后来掌权的托洛茨基及其同伙。他们用尽各种手段，试图将这场内战的“神圣火焰”蔓延到整个欧洲（而欧洲好不容易才迎来托洛茨基曾热切期盼的和平），甚至想将战火燃向全球所有文明与未文明地区，让更多人陷入这种致命的堕落之中。
但当时的听众不可能知晓这些，就像他们无法预见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日后会赏给中国佬“共产主义开化者”的面具，更无法想象他们还会犯下无数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些罪行的血腥程度，足以让托洛茨基在纽约听众面前描绘的战争恐怖相形见绌。
因此，听众对演讲的“艺术完整性”感受丝毫未受影响，托洛茨基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演讲中关于“战争的恐怖”的部分，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种特点，在所有“无条件拥护和平”的抽象主义者身上都能看到，无论他们被称作“国际主义者”、“反战分子”还是“中立派”。
这场演讲的独特之处，不在于思想新颖或见解深刻，而完全在于其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既然战争是如此可怕的灾难，那么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坚决、无条件地反对战争——这是托洛茨基的主要逻辑。在他看来，任何接受战争、以任何形式（哪怕最微小、最怯懦的方式）有意识地参与战争、导致战争多延续一天的人，都是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必须与这些叛徒划清界限，将他们视作工人阶级的死敌，并与之进行无情斗争。他从演讲一开始就明确表态，因为他不想任何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疑问。在他眼中，与这些社会爱国主义者和叛徒（他始终用这种斩钉截铁的措辞）划清界限——无论这些人此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地位多高、名气多大，比如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托马、盖得等人——是每个正直社会主义者的首要任务。
尽管我被演讲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但从“战争的恐怖”到“抽象、空想的小市民式反军国主义”的奇怪逻辑跳跃，还是让我感到刺耳。
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在演讲中毫不妥协，倾尽雄辩之力抨击法国社会主义者托马等人——因为这些人参加资产阶级国防政府、承认战争合法性、有意识地参与战争，而被他视为“永远蒙羞”，认为他们要为自己刚描绘的所有经济、社会与道德灾难负责。
当讲到“十名俄国志愿兵因违反军纪在前线被处决”时，托洛茨基的言辞激昂到了极点，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他宣称：法国政府休想将这一“可怕罪行”的责任推给前线军方，政府必须承担全部责任；托马也休想以“未签署死刑令”为由自我安慰——或许没有他的书面签名，但他的名字已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用无法磨灭的字母刻下道德污点。他甚至怒吼：“那些在这之后仍能与托马之流握手合作的社会主义者，都该被诅咒！”这番发自肺腑的斥责，让全场听众屏息凝神，情绪被彻底点燃——这正是演讲的高潮。
彼时正值1916年末，距离俄国革命爆发已为时不远。而到了1918年初，托洛茨基已不再是卑微的流亡者，而是以“大元帅”身份在莫斯科汇报其管辖军队的军纪问题。昔日的“反战激情”与“和平主义愤慨”已荡然无存。他以上位者应有的沉稳与干练，平静地汇报自己采取的措施，安抚众人“一切进展顺利，十个逃兵已被逮捕”，并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遗憾的是，他们还没被枪毙。”
但当时在欢迎大会上的听众，当然不可能想象到这些——他们更无法想象，不久后托洛茨基会以何等惊人的轻率，枪毙、屠杀远超“九人”“几十人”“几百人”的士兵，甚至连士兵的妻子、孩子及亲属都要连坐，只要这些士兵试图逃脱他的惩罚……因此，演讲的“艺术完整性”再次未受任何影响。
我屏息聆听，仍期待他能解释：为何从这些无可否认的战争恐怖中，能推导出“比利时人、法国人、塞尔维亚人等应在威廉二世的胜利大军面前放下武器”的结论？这种做法能为战败的比利时人、法国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以及战胜国统治下的人民带来什么好处？
答案很快就来了，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在托洛茨基眼中，他描绘的战争恐怖如此巨大、毁灭性如此显著，以至于有一点毋庸置疑：深受其害的工人阶级从前线归来后，绝不会容忍催生这些恐怖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他们回家后，定会立即在各地发动起义，推翻本国政府，连同这些政府所代表的腐朽资产阶级制度一同扫进历史垃圾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毫无悬念。
所有参战国的工人（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经历了战争恐怖，因此从前线归来的工人，无论本国政府胜败，都会在各地发动革命。
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若前线归来的工人必然会发动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无论哪个国家获胜，似乎确实无关紧要。
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让所有士兵尽快从前线回家——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那如果工人没有发动革命呢？”面对这个潜在的疑问，托洛茨基高举拳头，威胁般地怒吼：“那我就会成为一个憎恨人类的人！”瞧，这便是他给出的坚实保证。
“立即停止前线战事”——这才是关键。至于“无割地、无赔款”等宣传口号，不过是吸引士兵回家的诱饵，无关紧要。
毕竟，按照托洛茨基在《战争与国际》中详细阐述的纲领，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将被彻底重建，欧洲乃至全球的版图都将重新绘制——在这样的宏伟蓝图面前，那些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毫无疑问，这场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
托洛茨基很快在纽约俄国移民群体中赢得了声望，也迅速与当初促成他赴美、热情迎接他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彻底决裂。
他成为《新世界报》的主编后，迅速将这份报纸变成了《我们的言论报》的翻版。
托洛茨基抵达纽约时，恰逢各类舞会活动密集举办的季节——对任何能邀请到他担任演讲嘉宾的组织而言，托洛茨基都是极具吸引力的招牌，能显著提升活动收入。我曾在多场舞会上见过他演讲。
但我始终没有机会与他交谈，他开场演讲中那副决绝的姿态，让我完全失去了交流的意愿。更何况，他始终保持着高高在上的疏离感：发表演讲、点燃听众热情、享受片刻的胜利荣光后便走下讲台，从不走进人群与普通听众打成一片（像一位亲切的老战友那样），而是迅速消失在后台，周身环绕着一种傲慢冷漠的气场——这层厚厚的铠甲，甚至使他最热烈的崇拜者也望而却步，除非是党内或组织内的高层人物。
这种疏离感，不仅我有所察觉，所有试图靠近他的人都深有体会。一位曾奉命在托洛茨基抵美时对其进行专访的报社工作人员，曾向我分享他的印象：“1912年捷依奇来纽约主编《新世界报》时，我也曾采访过他。两人的反差太大了！捷依奇为人朴素，从见面第一眼起，你就感觉像是与一位平等的同志相处，即便年龄差距悬殊；而在托洛茨基面前，你始终感觉自己在面对某位重要的显贵，一刻也不让你忘记你们之间存在的距离。”
要知道，1912年捷依奇抵美时，早已是声名远扬的俄国老革命家——他从苦役营逃脱后来到美国，其著作《在西伯利亚的十六年》被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他的名气不仅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普通民众中也广为人知。
而托洛茨基在被法国驱逐前，非社会主义群体对他一无所知；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只有俄国流亡者的小圈子才了解他。
然而，托洛茨基越是表现得傲慢，就越能无形中引发人们对他的敬畏。我此前提到的那位报社工作人员，曾带着难以掩饰的自豪告诉我：托洛茨基答应会去拜访他。坦白说，我也希望能与托洛茨基见一面——我们之间有太多共同的过往交集与回忆，实在难以轻易忽略。于是我对那位工作人员说：“要是托洛茨基去你那儿，麻烦转告他，我向他问好。”如果托洛茨基本人有见面的意愿，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联系到我，可他始终没有打来。
第二天我问那位工作人员：“怎么样，托洛茨基去你那儿了吗？”他回答：“去了，他就说‘哦，我记得这个人’——这就是托洛茨基对我转达的问候的全部反应。”
托洛茨基抵达纽约已过去三周。一天，我接到电话：“是你吗，格里沙？听出我是谁了吗？我是托洛茨基。”
他说自己早就想见我，一直在四处找我（若真心想找，其实再容易不过）。他说自己在舞会上听说过我的身影，却总在他到之前或离开之后；总之，他希望与我见面，让我定个方便的时间和地点。
我赴约了。我们的见面还算友好，只是不算热络。彼此间没有丝毫尴尬，因为我们仿佛达成了默契，都避开了所有敏感的政治话题（当时二月革命尚未爆发），即便不谈政治，也有足够多的话题可聊。从他口中，我得知了许多久未联系的朋友与同志的近况。
“帕尔乌斯怎么样了？”我问道（他曾是托洛茨基的导师与精神引领者）。
“正在赚他的第一千二百万呢！”托洛茨基轻蔑地答道。
后来我又去拜访了他几次，几乎从未谈及政治。有一次，他随口评价了普列汉诺夫，语气明显带着不以为然。“爸爸，那他就是反革命分子吗？”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当时就站在旁边，认真听着我们的对话，突然问道。托洛茨基笑了笑，没有回答。
他曾提议和我下象棋，似乎自认为棋艺不错。结果却暴露了他的棋力平平——输了棋后，他明显有些不悦，当即要求再下一盘。在他赢了第二盘后，他便不愿再下了。
这个小插曲不仅体现出：一旦面临输棋（即暴露对手比自己强）的风险，托洛茨基就不愿继续；更关键的是，以他的性格，根本无法学好会象棋。要想棋艺精进，就得常与高手对弈，也就是说要接受输棋——而托洛茨基，从不愿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
我此前已提到，托洛茨基的第一次演讲让我看清了他对所有“国际主义者”反复提及的“立即和平”口号的真实用意。我终于明白，为何他如此迫切地要求“立即停止战事”，完全不顾当下的战局走向。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为何他的倾向明显偏向德国？为何他对德国的胜利抱有毫不掩饰的同情？
他的一次讲座，彻底揭开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讲座中，他描绘了一幅图景：欧洲乃至整个文明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正日益走向联合；这种发展必然会摧毁各国的经济独立与自主，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正确”结论：文明国家间经济上日益紧密的联系与依存，必然要求政治上的统一；而任何维护国家政治独立与自主的尝试——无论是比利时、塞尔维亚、奥地利、法国还是俄国——在政治上（进而在社会层面）都必然是反动的。因此，所有关于“保卫祖国”的言论，都是极其有害且反动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宣扬的“保卫祖国”思想，只会误导民众，阻碍他们尽快放下武器。
在所有参战国中，只有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规模足够庞大，拥有如此雄厚的经济、精神与文化资源——唯有这个国家获胜，才有可能自上而下地强行实现整个文明世界的统一，从而扮演“极具进步意义”的角色。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托洛茨基在表达时极为谨慎，显然是害怕表述过于明确，会暴露自己亲德分子的面具。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生怕错过他论述的主要逻辑。他显然不愿从这一观点中直接推导出结论并明确表态，原因很简单：当时他正满怀希望，试图通过另一种方式——即各国分别爆发革命与起义——来实现世界的统一。而德国征服世界的想法，或许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心理储备，一种备用方案，以防第一条路走不通。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战略家，他自然不会去谈论自己认为可能性极低的失败前景，以免影响潜在的胜利。正如他在《战争与国际》中权威地宣称：“资产阶级解决国家间悬而未决问题的方法是战争，而无产阶级的方法是革命。”作为革命者，他优先选择第二种方法；只有当这种方法失败时，才会接受第一种方法——即由专制的德国征服世界。
在与推行专制统治、毫不掩饰其强权的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布尔什维克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了迷茫。当时无论是外部局势还是内部状况，都让他们无法对近期未来抱有乐观期待。这些统治俄国的新贵们，此时的心情相当沉重。就在此时，传来了日本经盟国同意、准备入侵苏维埃俄国的消息——托洛茨基随即在报刊上公开宣称：“若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威胁要对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将与德国（当时威廉二世政府刚刚击败俄国，仍在与协约国进行争夺胜利的战争）缔结攻防同盟，将其视为更进步的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对抗更反动的协约国。”
此前被他深藏于自身与他人视野之外、隐匿在意识深处的“德国征服世界”备用方案，就这样被推到了台前，呈现出真实的轮廓。
有时，我会与托洛茨基一同从讲座现场离开。途中，他会对我表现出“关照”，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随行的几名下属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他只需在法国待上两个月，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者。”
有一次，趁周围没有其他人，我向他询问起纽约时期几位“国际主义者”同僚的情况。其中有个叫谢姆科夫的人，文化程度不高，却天生一副大嗓门，说话带着极强的“革命”腔调。此人有个特殊才能：能不间断地输出各种精选的革命语录，哪怕说上几个小时都不停歇——尽管这些话毫无逻辑关联，彼此之间也毫无联系。对这个完全没什么学识的人来说，世上没有难解答的话题或问题，所有事在他看来都清晰明了。没人能难住他：无论何时何地，面对任何问题、任何话题，他都随时准备“反驳”。他那狂热的发言总给人一种错觉：仿佛他出门参加集会前，会像揣香烟火柴一样，匆忙往口袋里塞满列宁、托洛茨基语录里随手翻到的句子；到了会场，甚至没听清对方演讲者说什么，就急忙掏出口袋里的存货，一股脑倒出来——这些句子支离破碎、扭曲变形，没有开头，没有结尾，也没有中间逻辑，却总能带着震耳欲聋的“革命”声响砸向听众，而他本人也总能在“革命”人群中收获巨大成功。在“国际主义者”圈子里，谢姆科夫被视为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才。我带着几分戏谑，向托洛茨基问起了这个人。
“不管怎么样，”托洛茨基用他惯用的语气，毫不犹豫地回答：“每当需要的时候，谢姆科夫总会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而那个N.N.（在各种集会上始终与托洛茨基唱对台戏的人），只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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