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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俄国革命
1917年三月事件——托洛茨基离美赴俄——在温哥华遭英国当局逮捕
1917年3月，俄国革命的首批消息传至美国。
美国社会各阶层都以近乎狂热的同情态度迎接这一消息。人们举办盛大集会，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向俄国革命者致以最诚挚的祝愿与问候。
自然，纽约的俄国移民群体率先匆忙组织了多场集会。托洛茨基自然成了每场集会的核心人物。有时集会会拖延数小时——只因托洛茨基要同时参与多场活动，实在无法及时到场。但听众们仍耐心等待，渴望从他口中听到能为俄国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带来启示的声音。
可惜！对于那些不满足于空洞演说效果、希望从演讲中找到解读事件意义的深刻指引的人来说，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首次演讲，注定会让他们失望。
他完全没有尝试客观分析革命爆发的原因、革命可依托的力量，以及可能的发展走向。相反，他只是从纽约“贝多芬音乐厅”隔着大洋，向俄国抛出一份“革命操作技术指南”，仿佛在等待自己抵达后，再亲手将一切安排妥当。这份“指南”的核心，不过是用些还算有冲击力的言辞抨击临时政府的成员。
比如提到米留科夫，就只说“他把红旗称作破布”——仅此而已。若有哪位替米留可夫作传的先生，其良知竟应允他，在那政治账册上只记下“侮辱红旗”这一笔，而略过所有其他，那他的传记可就太好写了。
提到古契科夫，就只说“他曾为斯托雷平残酷的战地法庭祈福”（可惜啊，这些法庭对于如今生活在契卡神圣荫庇下的俄国人来说，竟也成了人类正义的典范）。
至于克伦斯基，托洛茨基称他“不过是获胜的资产阶级的俘虏——资产阶级留着他，只是为了在无产阶级过于激进时，把他当做人质”。还说克伦斯基“刚进入临时政府，就以司法部长的身份逮捕了沙皇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实则是救了他——不然革命民众定会按其罪行将他处决”。诸如此类，全是这种腔调。
如果说托洛茨基在美国的首次演讲曾让我为其准备之充分、语言之优美而赞叹，那么这次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讲，其肤浅空洞则让我倍感失望。
他的演讲以这样一句话收尾：“我为自己属于那个点燃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火药桶的阶级而自豪。”可托洛茨基口中的“阶级”究竟指什么？是他作为记者、作家，还是富农之子的阶级？他始终没有向听众说明。
此后他发表的无数演讲，也都延续了这一风格。有的稍显文采，有的平淡无奇，但在政治内涵上全都空洞无物——显然，他无心启发在美国的俄国移民，一心只想尽快返回俄国“创造历史”。更何况，此前那些与他并肩宣扬毫不妥协的“国际主义”的俄国移民，在沙皇专制倒台后，也迅速与他疏远——毕竟，他们所谓的“国际主义”，本质上不过是源于对沙皇政权的仇恨。
“这托洛茨基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要怎样？”人们困惑地耸耸肩，议论纷纷。
最终，托洛茨基与首批流亡者一同前往加拿大温哥华，计划从那里经太平洋、日本返回俄国。不难想象，这段旅程在他眼中该是何等漫长——当轮船在无边无际的大洋上航行了数周时，遥远的俄国革命正在没有他指导的情况下自发进行，鬼晓得会走向何方。
更可怕的是，在温哥华，英国政府完全无视他的“伟大革命计划”，竟以“德国间谍”的罪名逮捕了他。载着其他流亡者的轮船继续前行，托洛茨基却滞留在原地。美国友人的多方奔走均无效果，直到（命运的残酷讽刺）米留科夫出面干预，情况才出现转机。在温哥华被关押数周、备受煎熬后，托洛茨基终于获准继续行程，此后再未遇到阻碍。
不难想见，这段经历让他对英国政府的仇恨又加深了几分。
而了解托洛茨基极度自我中心欲的人，又怎能断言：这一事件没有进一步加剧他的媚德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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