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传记·回忆·评论 -> 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1921）
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与布尔什维主义
七月暴动与公开转向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出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暴动筹备工作——十月政变——外交家托洛茨基——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夏斯特尼事件——托洛茨基大元帅与“革命帝国主义者”托洛茨基
1917年5月底，我启程返回俄国。刚一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最令我触目惊心的景象，便是愈演愈烈的激进极左风潮。这股思潮如蛛网般裹挟着革命，缚住它的手脚，令其行动彻底陷入瘫痪。
推翻沙皇的轻而易举，不仅冲昏了群众的头脑，更让一些领袖飘飘然。他们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非但不曾以积极支持巩固新生政权，反而对这个从被推翻的沙皇政府手中接过一堆烂摊子的政权，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苛求。在他们看来，自己不仅能对本国政府发号施令，甚至可以向协约国与德奥同盟的各国政府颐指气使。
布尔什维克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种情绪，并立刻开始了他们的破坏活动。当我乘火车前往彼得格勒时（约莫行至维亚特卡一带），便已从报纸上读到布尔什维克七月暴动的消息。抵达彼得格勒时，暴动虽已被镇压，整座城市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人人都能感受到，革命遭到了重创，此番或许再无翻身之力。布尔什维克惊慌失措，显然乱了阵脚。列宁仓皇逃跑，其余一众小喽啰则纷纷改称自己为“国际主义者”，一口咬定这场暴动是群氓自发的盲目举动，非但与布尔什维克毫无干系，从未得到过他们的同情，反而一直为其所谴责。
彼时的托洛茨基，尚未归附布尔什维克阵营。当他抵达俄国时，列宁、马尔托夫及其他“国际主义者”派系领袖早已捷足先登，各方势力的席位均已瓜分殆尽。他如同携着一把“折叠椅”的流浪者，始终觅不到一方可以安稳落座、大展拳脚的天地。他甚至一度试图创办一份报纸，标榜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最终却不了了之。
与布尔什维克一样，托洛茨基也矢口否认自己与七月暴动有关。然而他的嫌疑实在昭彰，临时政府遂决意将其逮捕。身陷囹圄的他，频频向报社投书，怒斥这个“社会主义”政府——竟将他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投入监狱，简直是自甘堕落、颜面扫地。也正是在狱中，他第一次公开向报界宣称：早在被捕之前，自己便已加入布尔什维克；至于此前迟迟未在布尔什维克机关中任职，纯粹是出于“个人原因”。
不久后，托洛茨基重获自由。彼时列宁与季诺维也夫纷纷逃命了，他顺势填补了权力真空，一跃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这一幕发生在八月，托洛茨基的发迹之路，亦自此正式开启。
同年九月，他取代齐赫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而为他奔走拉票的核心人物，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帕维尔·德孔斯基。此人在十月布尔什维克政变前夕，被揭发曾充当沙皇暗探局的奸细，干过挑拨离间的勾当。
托洛茨基领导的新一届苏维埃，首要举措便是组建“军事革命委员会”。自此，布尔什维克开始明目张胆地筹备武装夺权。
值此风雨飘摇之际，俄罗斯共和国预备议会于10月7日召开。布尔什维克在议会中居于少数，自然是无足轻重、无所作为。
在预备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身为布尔什维克党团领袖的托洛茨基登台发表声明，宣告布尔什维克将退出议会。他痛斥临时政府为“背叛人民的政府”，并严词指控道：
“临时政府公然推行饥荒的‘枯骨之手’的政策，妄图以此绞杀革命，首当其冲便是扼杀立宪会议……革命已危在旦夕。正当威廉的军队兵临彼得格勒城下，克伦斯基与科诺瓦洛夫政府却在暗中准备逃离，妄图将莫斯科打造成反革命的堡垒……唯有人民自身，方能拯救自己与祖国。我们向人民发出呼吁：拥护即刻缔结公正的民主和约！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土地归人民！立宪会议万岁！”（预备议会会议速记记录，1917年10月8日《言论报》）
十月底，因私事我再度前往彼得格勒。列车行至距彼得格勒尚有一日车程的博洛戈耶近郊时，我便从报纸上读到了布尔什维克发动政变的消息。车厢里顿时陷入一片恐慌，几乎所有乘客都惊慌失措地在博洛戈耶下了车，而我成了为数不多决意继续前往彼得格勒的人。
城中街头巷尾，处处张贴着巨幅标语，赫然昭示着这场政变的所谓目标：即刻缔结民主和约、火速召开立宪会议、废除死刑，云云。
托洛茨基很快便沉溺于独断专行的掌权滋味。10月29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上，他用行动诠释了自己对“废除死刑”的理解——公然宣称要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施以“无情的报复”与“毫不留情的枪决”。从此，“无情”一词便成了他口中的口头禅。
在新一届政府中，托洛茨基出任外交人民委员，“即刻缔结公正民主和约”的使命便落到了他的肩上。而在政变之前，布尔什维克曾反复鼓噪，称这份和约理当绕开交战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直接与各国人民缔结。因为在列宁看来，与那些政府开展和平谈判，本身就是彻头彻尾不可接受的“妥协行径”。
然而，一朝掌权之后，当布尔什维克不得不直面现实政治的种种掣肘，他们旋即从不负责任的街头演说云端，跌入了肮脏的“妥协”泥沼。
在掌权的第一天，列宁便给狂热的追随者泼了一盆冷水，直言所谓民主和约的缔结绝非指日可待。这番话引得士兵们怨声载道，如此反转，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
政变当天发布的《和平法令》里，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未直接向各国人民喊话，反而将对象改成了“各国政府与人民”。
与此同时，列宁向全军发布号召，告诫士兵切勿让“反革命将军们破坏伟大的和平事业”，并准许士兵自主选举“即刻有权与敌军展开正式谈判的代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授予你们这项权利”。
可不知是交战国政府刻意扣下了布尔什维克的《和平法令》，还是另有缘由，各国人民始终沉默不语，毫无反响。
至于各国政府的态度，协约国的立场毫不含糊：俄国若与德国单独媾和，便是对盟国的公然背叛，布尔什维克的任何此类企图，都必将遭到协约国的有力回击。
而德国政府则干脆一言不发，显然根本无意急于回应。他们在静观其变，等待着那个必然到来的时刻——在列宁上述号召的影响下，俄国军队彻底丧失作战能力。
当情况变得很清楚，俄国已经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时，德国政府才表示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面对这一出乎意料的外交结果，或者说，是其外交手腕的彻底落空，托洛茨基却强作振奋，辩白道：
“既然德意志皇帝不得不接见克雷连柯准尉的代表，与他们坐到谈判桌前，那就意味着，伟大的俄国革命已然以雷霆之势，沉重打击了欧洲所有的剥削阶级。”
他早已抛却“绕开资产阶级政府缔和”的誓言，反倒沾沾自喜地宣称“德国皇帝与我们平等对话”（1917年11月21日《真理报》）。
一切都在顺风顺水地推进：
“德国与奥匈帝国同意以苏维埃提出的原则为基础，开启停战谈判。”
在托洛茨基满怀憧憬的目光中，一幅志得意满的图景已然浮现。他曾如此畅想：“当我们与德奥两国政府的代表同坐一桌时，必将向他们提出不容置喙的要求，绝不容许任何敷衍推诿……在民众的压力之下，德奥两国政府已然被迫站上被告席！同志们请放心，以俄国革命代表团为代表的公诉方，必将坚守立场，履行使命！”（1917年11月19日《真理报》）
当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成员们，拂去德国人给他们蒙上的障眼迷雾，终于坐到那张摆着老练德国外交官的谈判桌前时，霍夫曼将军当即一声威严的军人断喝，将他们从托洛茨基华丽辞藻编织的迷梦震醒，直截了当地让他们认清现实：他们绝非什么平等的谈判方，而是彻头彻尾的战败者，必须无条件、无废话地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和约条款。
这些条款苛刻至极，屈辱到令人发指，就连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也不敢贸然落笔签字。可事到如今，又能如何？想要奋起反抗，早已为时太晚——一道道停战令与号召，早已把军队搅得人心涣散、彻底瓦解。
然而托洛茨基却毫无颓丧之色，抛出了一个他口中“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案”：“我们退出战争，但不得不拒绝签署这份和约。”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愿与德国人民为敌……决意从此偃旗息鼓”……“现下令俄军全线彻底复员”……“国家的安危，将托付给德国工人阶级”。
这场所谓“开天辟地”的政治表演粉墨登场。可话说回来，只要姿态足够漂亮，数百万条人命的牺牲、整个国家的覆灭，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讲求实际、冷酷无情的德国人，根本没给他把这场戏演到底的机会。他们撂下话来：停战期限已到，既然和约未能签署，德军将即刻重启攻势。德军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那些布尔什维克委员们，前脚刚把捍卫俄罗斯“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托付给“身着军装的德国工人”，后脚便溜之大吉，跑得比谁都快。
这场荒唐的政治秀草草收场，代表团只得狼狈折返。托洛茨基索性摆出一副姿态——连和约条款都不屑一读（又是一出哗众取宠的戏码！），径直签下了一份比先前更加苛刻、更加屈辱的和约。
托洛茨基的外交生涯就此画上句号。此后他曾短暂出任粮食委员，忙着对粮商们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没过多久便摇身一变，成了军事人民委员。
就在布尔什维克吞下这份列宁口中的“不堪忍受的和约”的同时，他们马不停蹄地着手组建“社会主义红军”。这支军队起初实行志愿兵路线，入伍选拔标准严苛。可随着战事规模不断扩大，它渐渐蜕变成一支与资产阶级军队别无二致的武装：强制征召所有适龄民众入伍，任何逃避兵役者，无论出身何种阶级，一律严惩不贷。
自托洛茨基就任军事人民委员起，这种蜕变的速度愈发加快。曾几何时，布尔什维克靠着士兵选举军官、士兵集会自由讨论作战方案与长官决策（更不用说什么“官兵平等”之类的口号），成功瓦解了临时政府的军队；如今这一切，通通被严令禁止。军中推行起铁腕纪律，对那些“立场不稳”的指挥官，一律安插政治委员，对其一举一动严加监视。前线军官的家属被当作人质扣押，一旦军官叛逃或抗命，其家人便会遭受严酷的连坐惩处。
当年克伦斯基虽在前线恢复了死刑，却从未签署过一份处决令。而托洛茨基呢？明明高喊着废除死刑，在动用“无情枪决”这一手段时，却表现出一种近乎病态的贪婪。他不仅将枪决用于惩处“背叛社会主义祖国”之人，更会挟私报复，将其当作泄愤的工具。
在这一点上，夏斯特尼上尉一案，堪称他政治生涯中最为黑暗的一页。彼时布尔什维克废除死刑的法令尚未撤销，托洛茨基却为了一己私怨，硬是将这位上尉送上了断头台。
夏斯特尼上尉本是布尔什维克亲自任命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当时舰队被困于赫尔辛基，危在旦夕，他历尽千难万险，率领舰队冲破冰封层，成功转移至喀琅施塔得与涅瓦河口，从德军铁蹄下保全了这支舰队。他在水兵中威望极高，又自认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功勋卓著，行事作风便多了几分托洛茨基无法容忍的桀骜不驯。于是，除掉他便成了托洛茨基的当务之急。
控方始终未能拿出任何确凿的罪名指控他，法庭甚至不允许辩方证人出庭作证，连缺席证人（还是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委员）的书面证词也被当庭驳回。整场审判中，唯一的“证人”便是控方证人托洛茨基。他当庭一番慷慨陈词，让同为控方的克雷连柯都哑口无言、无词可补。
“我认为，站在诸位面前的，是一名罪大恶极的国家罪犯，必须予以严惩不贷。”托洛茨基如是宣判。七位俯首帖耳的“法官”当即遵命执行。就连党内那些尚且残存一丝人性的高层，也为这场赤裸裸的政治谋杀感到震惊不已。这一判决在党内与水兵群体中，都引发了一片沮丧与愤慨。
执掌军权之后，托洛茨基终于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他的所有天赋与手腕都得以施展，发挥得淋漓尽致：那套不容置喙的“铁律逻辑”（披上了军纪的外衣）、雷厉风行的决断力、不为任何人道温情所动的冷酷意志；还有他那永无止境的野心、目空一切的自负，以及独树一帜的煽动性演说才能，凡此种种，尽数派上了用场。
很快，缔造“社会主义祖国”胜利的功劳，便被他独揽手中。在那些笃信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将开启全民幸福新纪元的人眼中，他俨然成了最炙手可热的英雄人物。
托洛茨基就此成了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大元帅”。即便是敌对阵营的军事行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天赋。
他乘着一列装潢奢华、设施考究到令人咋舌的专列，穿梭于俄国的东西南北。哪里战事吃紧，需要他亲自坐镇，专列便风驰电掣般驶向哪里。但凡有人胆敢耽误专列行程，哪怕只是片刻，都难逃他的雷霆之怒。
他的行事风格、演说腔调与手段做派，甚至成了邓尼金、弗兰格尔白军阵营里将军们竞相效仿的对象。
我在第一章便已指出，托洛茨基的性格核心，在于他那强烈的权力意志。如今，这股意志在军事领域找到了绝佳的宣泄口。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革命”，其全部意义便在于缔造一场场胜利——至于这些胜利终将导向何方，早已无关紧要。
当国内的敌人被肃清之后，他便将矛头转向了外部。他把手伸向了社会主义的格鲁吉亚，染指亚美尼亚，又将势力渗透到波斯，野心勃勃地觊觎着征服整个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狂妄的目标，他决意将整个俄国打造成一座巨大的军营。他先是推行铁路军事化；继而又企图通过在矿场与农村推行劳动军事化，将全国变为一个庞大的阿拉克切耶夫式军事屯田区，在严苛的军管制度下，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听命于指令：听信号起床，听信号吃饭，听信号上工，听信号就寝；听信号列队，为来访的外国权贵表演；听信号山呼海啸，赞颂这个所谓的“理想政府”。
当这种所谓的“幸福”，终于让忍饥挨饿的俄国人民忍无可忍之时；当被誉为“俄国革命的骄傲与荣光”的喀琅施塔得水兵们，挺身而出，高举反抗布尔什维克专制、恢复苏维埃真正权力的大旗发动起义之时，托洛茨基便被授予了独裁者的全权，奉命镇压这场“叛乱”。他调动起中国佬以及其他外籍军团，将这场起义淹没在了血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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